一年一度的西安城墙灯会又恢复了，看着灯火灿烂的西安城墙，不禁想起西安城墙“死而复生”的往事以及为保护西安城墙做出历史性贡献的习仲勋、武伯纶和张铁民。

西安古城墙，是明代洪武年间（1370）在原隋唐长安城皇城墙的遗存上扩建而成的，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是目前我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城垣建筑。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是闻名世界的历史古都和国际旅游城市，世界各国的政要和大批游客来到西安，一看到保存完整、规模宏大的古城墙，无不为之惊叹。但在改革开放前，西安城墙却千疮百孔，惨不忍睹，历代战乱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跃进刮起拆城风等，西安城墙许多垛墙、敌台、墩楼、角楼和城砖被拆。不少居民在城墙根建房挖窑，造成墙体坍塌。四门瓮城被一些单位和居民占用，地基下沉，墙面裂缝，城楼檐柱脱榫走动。城河淤塞不通，一遇阴雨，城河水漫溢，平时则成了滋生蚊蝇的臭水沟和污染源。这种情形，严重损害了古城的风貌，给人民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和困难。西安城墙已经到了非维修不可的地步。

在与恩师武复兴先生交谈时，得知其父亲武伯纶先生在西安古城墙的保护问题上，曾向习仲勋写信请求勿拆，而起到了特别作用。对此《人民日报》陕西记者站原站长孟西安也有记载，堪为佐证。1982年，孟西安在西安晚报社任记者，曾有幸访问了历史学家、原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兼陕西省历史博物馆馆长武伯纶先生。武伯纶先生不仅满腹经纶，而且是位慈祥的老革命，他早年曾结识习仲勋，关系密切。武老谈西安的历史如数家珍。突然，他谈起了西安城墙，他告诉记者：西安城墙像北京城墙一样，差一点遭到被拆掉的厄运！1958年大跃进时，北京为了扩大城市规模并发展交通，把明城墙拆除，只留下了几个城楼。西安当时也仿效北京，准备把西安城墙拆除。“当时我急了，西安城墙怎能轻易拆除呢？如果拆除了，西安还能成为古城吗？”武伯纶先生思之再三，连夜疾书，给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的习仲勋写信，请求保存西安古城墙，不要拆除（后来知道，这封信是通过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赵伯平转交给习仲勋的）。“习仲勋是陕西人，他对陕西和西安的历史是熟悉的，也是很有感情的。”武老兴奋地说：“习仲勋同志接到信后，当即批示，大意是西安城墙是重要的文物古迹，应当保护，不能拆除。”之后，在习仲勋的支持下，西安城墙被确定为全国第一批文物保护单位，使西安城墙依法得到保护。20年后，我曾问时任西安环城建委主任史凡，史凡说有此事，但当年习仲勋的批示，因文档辗转多年，现在很难找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时任省委书记马文瑞的主持下，西安市委、市政府发动市民义务劳动，对西安城墙和护城河进行修补和清污，在城墙上修复了文昌楼和敌楼，城墙更加完整和雄伟了，护城河也变清了，成为市民休闲和晨练的环城公园。1989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我到西安人民大厦采访，碰见省委书记张勃兴。张书记说：“习老春节回陕过年，现在大厦住，要不要一起去看望一下？”我说：“好呀！”就随张书记一起来到大厦习老下榻的房间。当时，习老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但他仍然是那么平易近人和慈祥，他操着浓郁的秦腔普通话与大家攀谈。他说在西安会见了老战友刘志丹的夫人同桂荣及女儿刘力贞等老同志，还问起在人民日报社工作的秦川、胡绩伟、丁济沧等曾在陕西工作过的老同志。当时，我感激地问习老：“听武伯纶说您批示不要拆除西安城墙，有此事吗？您为保护西安城墙可立了大功了！”习老笑着说：“有这么回事。对祖国文物一定要爱护，西安城墙是重点文物，应当保护！”

对此，《陕西日报》也曾有详细报道，不妨摘引如下：1950年，西安在恢复城市建设时，为了加快工业建设，修理水路，就曾经提出拆除古城墙的计划。当时，由于长期战乱，西安古城墙遭到严重破坏，多处坍塌，城砖被人随意搬走。4月7日，习仲勋主持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三次集体办公会议，把拆除城墙问题列为议题。讨论时，在听取了大家的意见后，他认为当时并没有大的工业建设，仅仅为了修理水路，没有必要拆除城墙，强调指出：“一动就会乱。”大家赞同他的意见，最后形成决定，不但不能拆除城墙，而且要予以保护。随之，西北军政委员会以彭德怀、习仲勋、张治中的名义发出了《禁止拆运城墙砖石的通令》。这一决定，使西安古城墙逃过一劫。

习仲勋到中央工作后，又先后两次指示保护西安古城墙。第一次是再次制止了对西安古城墙的拆除。1958年，“大跃进”运动席卷中国大地，狂热的“左”倾冒进之风愈演愈烈。北京的明城墙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拆除的。这股风也刮到西安，不少人向政府建议拆除西安古城墙。6月中旬，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召集由市委文教部、市政协、文史馆、参事室、文化局、公安局、教育局、房地局、历史博物馆、西北工业设计院等单位的负责人和相关专家学者参加的座谈会，讨论城墙拆除问题。在讨论会上，大家议论纷纷，各抒己见，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一种主张拆，一种主张保留。“拆除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城堡，主要起防卫作用，现在进入原子时代，国防价值已经不大，没有继续保留的必要，并且城墙古老，缺乏排水设备，遇雨水冲刷，很多地方容易发生危险，直接威胁着人民的生命安全。如果要作为古迹长期保存，势必还需要一大笔维修费用。反之，如果将城墙拆除，不但可以节约大量资金，而且拆下的城砖、城土还可以加以利用。此外，城墙拆除后，可以扩大建设用地。也可以清除城乡界限，便利交通。如果从保存文物古迹着想，只需要把城楼留下来就行了。“保留派”认为西安城墙是闻名的古建筑之一，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央规定有300年历史的古迹都应该保留。西安城墙目前及将来对城市建设并无多大妨碍，保留下来，还可研究和观赏。两派中，拆除的意见占多数。

1958年9月24日，中共西安市委向中共陕西省委报送了拆除西安城墙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经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党组研究，并经市委常委会会议讨论，认为西安城墙可以不予保留，今后总的方向是拆。为了便于人们以后瞻仰，只保存几个城门楼。但目前可将需要拆除的地方和危险的地方先予以拆除，暂不组织大量的人力全面集中搞。今后将按照城市发展的需要结合义务劳动，逐步予以拆除。”10月25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批复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原则同意你会关于拆除西安城墙的意见。拆除工作应该作出计划，逐步进行。目前首先拆除建设发展需要和有倒塌危险的部分。对城门楼阁应严加保护，不予拆除。”12月25日，西安市人委根据西安市建设局拆除城墙的计划意见书，作出了拆除城墙的决定。之后，城墙垛口的砖几乎被拆尽，南城墙西段外包砖全部被拆走。拆除西安古城墙，引起了很多人特别是一些文物工作者和部分专家学者的关注和不满。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陕西省文化局副局长武伯纶先生，陕西省文物工作者王翰章、贺梓城、范绍武、王世昌等5人，即向西安市领导反映，要求停止拆除城墙，但没有得到回应。于是，他们以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名义，直接发电报给国务院反映情况，恳请国务院领导予以干预。

1959年春夏之交，已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习仲勋看到来自西安的电报，认为这5位文物工作者的意见是正确的，保留保护西安古城墙意义重大，让办公室致电陕西省和西安市，要求立即停止拆除城墙。此举对保留西安古城墙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之后，习仲勋又指示文化部研究保护西安古城墙的问题。1959年7月1日，文化部向国务院提交了《关于建议保护西安城墙的建议》。建议指出：“据我部了解，在西安城市建设过程中，西安城墙已有部分拆除。西安城墙具有悠久的历史，宋、金、元各代均因隋唐旧城故址筑城，据志书记载：‘隆庆二年巡抚张祉甃以砖’‘崇祯末巡抚孙传庭筑四郭城’。城墙东西长七里余，南北长五里，周二十五里，高三丈四尺，基厚六丈，顶宽三丈，旧有四门，并保存有城楼、箭楼、角楼等。建筑雄伟，规模宏大，是我国现存保存最完整而规模较大的一座封建社会城市的城墙，也是研究封建社会城市规划，军事历史的实物例证和研究古代建筑工程、建筑艺术的重要参考资料。据了解，西安城墙在现在都市规划中，可以不妨碍工业建设的发展。因此我部认为应该保存，并加以保护。”

1959年7月22日，国务院发出《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知》：“国务院同意文化部的意见，请陕西省人民委员会研究办理。”9月26日，陕西省人民委员会把国务院的通知转发给西安市人民委员会，希望根据通知精神研究具体办法，对西安城墙妥为保护。中共西安市委和西安市人民委员会经过认真研究，开始采取有效措施保护西安城墙，并于12月28日发布公告：“自即日起严禁拆取城砖、挖取城土以及其他破坏城墙行为。”1961年3月4日，经国务院批准，西安古城墙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二次是进一步保护西安古城墙。1981年11月22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2852期刊载了新华社记者卜昭文撰写的《我国唯一的一座完整的封建古城垣遇到严重破坏》一文，反映西安古城墙遭受破坏的情况。文中在列举了西安古城墙遭破坏的情况后，从两个方面指出存在的问题：一、没有把保护文物古迹作为“保护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的重要内容。如四个城门的瓮城被机关单位和居民长期占用的事，已经喊了十几年，迟迟得不到解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曾投资数十万元修缮的南城门，被市人防办占用；现在对外宾开放的西门瓮城被市消防队占用，并在瓮城内盖了一座三层楼房，与古建筑风格极不协调。城门洞成了车库，瓮城内有消防车辆的停车场。这里还修建了各种生活和工作用房，瓮城几乎没有空间，而且卫生情况极糟。更为严重的是，消防队修建了与城墙等高的两处烟囱，彩绘一新的城楼，被黑烟日夜熏蚀，变得非常陈旧。到西城门的国内外游客无不惊讶和叹息。西安市人民政府早就作出了搬迁的决定，但占用的状况长期没有改变。二、与管理城墙有关的单位相互扯皮、制约，各行其是，使保护城墙的工作不能落实。环城公园的建设由市园林局负责；环城路的建设由市政建设局负责；护城河的管理由市环保局负责；城墙内侧的违章建筑由市城建局管理；沿城墙的土地所有权由市房地产管理局负责登记。由于没有统一协调的机构，城墙管理所无法管理，上述单位各搞各的，侵占城墙内外的空地。有关部门建议，西安市城墙管理所应该成为一个协调机构，成为一个有实权的单位。城墙应由文物部门统一管理。

习仲勋仔细阅读了这篇文章，非常着急，立即让秘书给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打电话，让他们查证。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按照习仲勋的批示，于1981年12月31日形成了《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致函陕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项措施：一是希望按照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规定的精神，责成西安市人民政府切实做好保管工作。要划出必要的保护范围，树立保护标志与说明，并且建立科学记录档案，设置专门的文物保管机构。二是应有一个统一的规划方案，制定维修保护办法。所有的占用单位要限期迁出。今后城墙的保护由专门机构负责管理，并将保护维修纳入城市规划建设之中。三是以政府名义公布保护城墙的命令或条例。自命令公布之日起，严禁乱拆城砖，乱挖墙脚的破坏行为。如有故犯者，不论大小机关、公私人等，均应依法惩处，为首者应予严惩。1982年1月20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的《请加强西安城墙保护工作的意见》以送阅文件下发。1982年8月20日，西安市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保护西安城墙的通告》。1983年2月，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成立，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工作从此走上正轨。

1983年以后，按照时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马文瑞和历届省市主要领导的要求，陕西省和西安市人民政府对西安古城墙进行大规模修缮，清理了占用瓮城的单位和居民，修复了东门、北门箭楼，补建了南门闸楼、吊桥，并建成环城公园，从而使这座当今世界上保留最完整的古城墙重放光彩，和护城河、环城公园、环城路四位一体，成为西安一大旅游景观。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的负责人先后两次看望习仲勋，向他汇报西安古城墙的保护和建设情况。当时西安古城墙除了西安火车站广场处没有修补连接外，其余全部整修完毕。习仲勋非常高兴，要看望他的负责人代他向战斗在一线的文物工作者问好，鼓励文物工作者继续做好城墙的保护工作。他说，城市的历史要延续下去，应该留下一些历史符号，没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就是空的。中国是文明古国，一定要把老祖先留下的东西保护好，不然人家外国人不相信你是文明古国，因为你没有实物。把这个事情做好了，也可以对人民群众进行历史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给子孙们留下教育的实物。要把剩下的那些豁口都连起来，不连起来就不算完整，连起来才能叫完整的城墙，再过两百年也是文物嘛！2004年12月，西安古城墙最后一个豁口即西安火车站广场处通过桥型城墙连接起来，习仲勋的心愿得以实现。

在西安城墙的保护中，西安市原市长张铁民也起了重要作用。上个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张铁民市长就任西安市市长可以说就任于危难之中，挽狂澜（城墙）于既倒，面临着脏、乱、差的恶劣环境。很多现在的西安人是不知道的，特别是年轻人不可想象的到，1980年代初期的西安，街道上尘土飞扬，风吹垃圾飞，下雨污水流；有人在马路上筛沙子堆土和稀泥，胡乱堆放建筑材料；市区内竟有60多座垃圾山。千年古城的城墙损坏严重，残缺不全。1982年2月22日《陕西日报》刊登了封外宾来信：“你们把这么一个古老的城市管理成这个样子，简直不可思议！”当时，西安是全国第二大旅游城市，也是国家门面城市，如此脏乱差，岂不丢“国脸”？

适逢改革开放的形势，张铁民大声疾呼道：“作为市政府、市长来说，我只有一个愿望，在离休之前，把西安整治成一个文明、整洁的城市，使它成为四季常青，春、夏、秋三季鲜花盛开的城市，给全市人民创造一个良好的工作、学习、休息环境。”张铁民市长说到做到，知行合一，他亲自担任市容卫生整顿指挥部总指挥，发出了先搬掉市内六十多座垃圾山的动员令。1983年2月24日，由省、市党政主要领导牵头组成的西安环城建设委员会正式成立。4月1日，古城墙六百年来的第三次大规模的维修、也是西安市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文物保护工程，周长40华里的环城公园建设，在礼炮声中拉开了战幕。工程由专业队伍施工和群众义务劳动相结合，按区域划给城郊各区，分段包干。百余万人参加义务劳动的环城建设，是前所未有的。当时正在城墙西南角的西北大学上大学的笔者也参加了护城河西南角的修复劳动，至今记忆犹新。经过一年多的修复，西安城墙这座世界上最大的古城墙被完整的保存下来，成为中外游人游览西安必去之处，亦成为西安靓丽的名片和最美的风景线。

众志成城，西安城墙的修复离不开千千万万市民的辛勤劳动，离不开城建部门的组织规划，离不开驻陕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的大力帮助，以及人民艺术家贠恩凤和各界的慰问鼓励，但习仲勋、武伯纶、马文瑞和张铁民的鼎力支持和护佑却起到挽城墙之既倒的至关重要作用，堪称西安城墙的保护神，可谓功莫大焉！

（本文作者：王新民，作者单位：陕西省委组织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