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

西南三千里——重走湘黔滇旅行团一九三八年之路（杨潇）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迁到长沙，成立了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开始西迁之路，闻一多、黄钰生、袁复礼、李继侗、曾昭抡、穆旦、杨式德、任继愈、刘兆吉、林振述等师生300余人，历时68天横越中国西南腹地三千余里，抵达昆明。

2018年，80后媒体人杨潇从长沙出发，徒步为主，辅以乡村中巴、绿皮火车和顺风车，用40天时间重走了这条西迁之路。他凭依着散落于档案、口述、地方文史和民国报刊中的相关史料，实地探访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高张的勇气与壮丽。他发起了对当事人及后代的采访，试图还原一个一个的青年人在时代洪流中如何作出选择。历史与现实交织、互文、碰撞，组成双线叙事，构成当代知识分子的跨时空对话。

作者: 杨潇

出版社: 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年: 2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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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长篇小说2021春卷

《西南三千里》选读1

非虚构

西南三千里

——重走湘黔滇旅行团一九三八年之路

杨潇

引子：出发

这个四十二升的登山包比我想的要小，塞进一件冲锋衣，一条速干裤，两套贴身换洗衣物，一件防晒衬衫和一双拖鞋，就只剩下一小半空间。拖鞋不是非带不可，但不知为什么，当我想象接下来的公路徒步旅行时，眼前总会出现暴雨倾盆、溪河涨水，我卷起裤管，换上拖鞋，小心翼翼穿越被淹道路的画面。

我计划从长沙一路向西，以徒步为主的方式横穿湘西、贵州然后到达云南昆明。这是八十年前一支特殊的行军团的路线——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沦陷，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南下湖南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临大师生分三路再迁云南，其中，由近三百名男生和十一位教授及助教（包括清华的闻一多、李继侗、袁复礼，北大的曾昭抡，南开的黄钰生五位教授）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六十八天，徒步一千六百公里，最终抵达昆明，与另两路师生会合，组成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

如今西南联大早已成为不折不扣的传奇故事，人们熟知那些灿若星河的大师，熟知他们抱着讲义跑警报的轶事，甚至熟知他们的各种怪癖；同时人们也怀念着联大师生对学术自由的捍卫，怀念他们对知识和教养的尊重，怀念他们的理想主义——2018年1月上映的电影《无问西东》提醒着我们，八十年过去了，人们对传奇的热情并未消退，仍在借它找寻慰藉，或浇胸中块垒。关于西南联大在昆明的八年（1938—1945），不论大众叙事，还是学术研究，都已汗牛充栋，这很好理解，因为这八年太重要了，也太长了，长到足够一所大学变成一座“民主堡垒”。比较起来，为什么要关心八十年前一次仅仅持续了两个月余的行军？

很简单，因为那是传奇的起点。旅行作家保罗·索鲁曾经抱怨，为什么那么多书，从一开头就把读者放到异国他乡，却不负责带领他前往？Howdid you get there？没错，你是怎么抵达那儿的？当我面对“西南联大”这四个字时，问自己的正是这个问题：How did they get there？这所学校是如何在战乱中点滴成形的？迢迢长路，他们又是如何抵达昆明的？

由1938年回到2018年，线上线下，我们都生活在一个个的小圈子里，从热点事件、微信公号和抖音快手里观看一个支离破碎的奇观式的中国——是时候换一种观看方式，用脚丈量一下广袤真实的大地了。

这也是我的寻路之年，我迫不及待地要和八十年前那些最聪明的年轻人一同出发，激活曾经的简单、热忱与少年心气的同时，冀望着有一些若隐若现的银线能牵起1938与2018这两个看起来并无关联的年头——譬如，在不确定的时代，什么才是好的生活？思想和行动是什么关系？人生的意义又到底为何？

长沙—常德—桃源:

多少年来这里都是放逐者的故乡

我在长沙只停留了短短两天，但为它留下的笔墨比此后任何一座城镇都多，部分原因是如今知道“长沙临大”的人委实有限，而对它的遗忘在联大还未结束之际就开始了，1940年，一位参加了湘黔滇旅行团的学生就在报刊上提醒人们，虽然长沙临大“已经是历史的名词”，但大家有必要记住，西南联大的前身并不是清华、北大和南开，“而是大家已不注意了的长沙临时大学”【冯绳武《西南联大的前身和现况》，《陇铎月刊》1940年第六、七期，龙美光编《绝徼移栽桢干质：西南联大问学拉杂谭》，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p94。】。部分原因是长沙临大的“临时性”，“临时”二字意味着随时失去（想想西安临大和后来的西北联大），让我想起一个人在最终接受命运前可悲又可敬的挣扎，更重要的是，此时的长沙和汉口一样，是巨大的十字路口，十多年后许多人命运的分岔在此时已经埋下伏笔。

在长沙临大常委会第48次会议的内部记录上，最早出现了“湘黔滇旅行团”的字眼。会议于1938年2月4日上午10时举行，出席者梅贻琦、黄钰生（代张伯苓），列席者杨振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会议记录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p38。】。同日，校方贴出布告，提及湖南省政府“允派高级将官并由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沿途指导。本校教职员另组辅导团与学生同行”，同时要求“全体赴滇学生，除女生只注射伤寒预防针外，须受体格检验……其体格健好者由学校组为步行队，公布之。至女生及体弱者，仍以乘舟车为便”，乘舟车者，“学校除为办发护照外，仍予以川资津贴二十元”，而步行学生，“其沿途食宿之费用由学校担任”。此后，校方又贴出了步行赴滇路线的布告（布告六十七号，2月，未具具体日期），“湘黔滇旅行团”的名字第一次公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总览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10月，p63、64。】原本许多人建议叫“步行团”，但校方认为“旅行团”比较符合实情，虽然后方交通工具极度缺乏，而凡有舟车可以乘用时，仍尽量避免步行【蔡孝敏《旧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忆》，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p214。】。有人猜测，把步行迁校称作“旅行”，“似乎是想淡化途中的艰险，有意给‘小长征’增加一层相对轻松的色彩。”【闻黎明《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小长征”述论》，《抗日战争研究》，2005年第1期。】

相关布告贴出之后，临大同学之间互相打招呼的方式从“去不去昆明”变成了“是步行还是走海路”。4日那天晚上，长沙电闪雷鸣，还下了冰雹，“乒乓之声，不绝于耳。而同学皆于雷电雹雨之下，暗问旁人‘步行乎？海道乎？’”董奋日记。

学校负责全程费用，解决了经济困难学生求学的后顾之忧。大多数教员走的是海路，也有部分教授受广西省主席李宗仁邀请，借道广西桂林，再从镇南关（今友谊关）入越南，善于健行的北大中文系教授钱穆据说已经被推为旅行团队长，赶上广西方面派来接诸教授的车，他向往桂林至阳朔的山水，就辞去了队长一职，改步行为乘车【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9月，p202。】。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直到2月2日还在日记里写“计划步行”，最后也决定乘车经桂林去昆明。闻一多1月30日致信妻子，说马上要去照相，以备护照之用——此时他还计划走海路，两天之后的2月1日，他致信弟弟闻家骥，说决定改步行，“此间学生拟徒步入滇，教职员方面有杨金甫（杨振声）、黄子坚（黄钰生）、曾昭抡等五六人加入，弟亦拟加入，因一则可得经验，二则可以省钱”。到了2月11日，他致信父母，又说“复虑身体不支，故决定采第三线……借此得一游桂省山水”，而2月16日，他致信父亲，说前一封信说乘汽车经桂林赴滇，因费用过巨，仍改偕学生步行【《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p313—319。】——看起来是最后一刻才加入旅行团。

最终参加旅行团的有11位教师，校方由此组成辅导团，以南开大学教务长、教授黄钰生为主席，其余成员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闻一多、教员许维遹、助教李嘉言；清华大学生物系教授李继侗、助教吴征镒、毛应斗、郭海峰（后二人属农研所）；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曾昭抡；清华大学地学系教授袁复礼、助教王钟山。

五位教授中，黄钰生开学后一直作为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的代表出席常委会，又是教育学、心理学教授。曾昭抡酷爱旅行，亦组织过不止一次远行考察，他们分别成为南开与北大的最佳代表。李继侗专业生物，袁复礼专业地质，两人都有丰富户外经验。还在清华之时，李继侗的足迹就踏遍了北平附近山区，有一年去小五台山调查采集，中途遇到刘桂堂匪部流窜过境，师生便躲藏在山中寺庙内，和学校数日不通音信【殷宏章《怀念李继侗师》，《李继侗文集》，科学出版社，1986年3月，p410。】。到了长沙，李继侗又接受实业部邀请，经湘西前往贵州调查林业，同事浦薛凤一度以为他会借此脱身，一去不返，毕竟，当时谋得其他生路便离校而去的教员也有人在。不过李继侗还是在四周后返校【《浦薛凤回忆录·中·太空虚里一游尘》，黄山书社，2009年6月，p49。】，出发前，李继侗致书家人，“抗战连连失利，国家存亡未卜，倘若国破，则以身殉。”【原载《传记文学》第六十二卷第六期，转引自刘绍唐主编《民国人物小传·第19册》2017年，p134。】

袁复礼的野外考察经验就更为可观，从1927年到1932年，他作为中方代表之一，与斯文·赫定等谈判、合作组织了著名的中国瑞典西北科学考查团，整整五年时间都在内蒙、新疆一带风餐露宿。“我就记得他说在沙漠里见过海市蜃楼，骆驼在天上走。”他的女儿袁刚告诉我。她说，父亲不太讲以前的事情，考查团穿越巴丹吉林沙漠数度遇险，她还是看书知道的。如今了解西北科考的人很少了，媒体也不怎么提，但在当年，这是轰动全国乃至国际的大事儿。为期八年的科考发现了白云颚博大铁矿、居延汉简，考察了罗布泊，沿途测绘了许多地图，还带回大批恐龙化石及古生物标本。因其杰出发现，1934年，袁复礼获得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的“北极星”奖章。

不过，1938年2月从长沙出发西迁时，袁复礼的心情大概不会特别愉快：离开北平前，他曾将西北科考采集的十七箱标本南运，不幸全部遗失。临大学生回忆，袁复礼曾利用上课间歇，沿铁路线一站一站往前寻找【高文泰《学习袁老师的献身精神》，《桃李满天下：纪念袁复礼教授百年诞辰》，中国地质大学出版社，1993年12月，p22。】，均无下落。“斯文·赫定知道了，以自己的名义给当时的德国和日本驻中国的人，让他们帮忙在沦陷区查找……没找到……”袁刚说，“（丢）箱子在我们家是大事儿呀，我们从小就知道。因为他丢了箱子，工作就没法儿往下做了。反正小的时候，动不动就会有人来说到丢箱子的事情。一说这事儿他就挺伤心、挺无奈的。”

和黄、曾、李、袁四位教授比较起来，清瘦、身体不算好，又因额上几条深深皱纹很显苍老（其实还不到四十岁）的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看起来不像能走路的。好友杨振声听说闻一多加入旅行团后说：“一多加入旅行团，应该带一具棺材走。”【《致高孝贞》，《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p326。】中文系一些学生去劝他改走海路，闻一多答他们，我不是给你们讲《楚辞》吗？屈原所以能做出那些爱国爱民的诗篇，和他大半生都过流放生活、熟悉民间疾苦是分不开的。我们过去都在大城市生活，对于民间情况，很不熟悉。现在抗战了，提倡文章入伍，文章下乡。我们不能入伍，就下乡看看罢。我们读屈原的书，就要走屈原的路呀！【陈登亿《回忆闻一多师在湘黔滇路上》，《闻一多纪念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8月，p275。】

2月14日是湘黔滇旅行团编队的日子。参加旅行团的近三百名男生，文学院、法商学院、理学院、工学院各占四分之一。学生被分成两个大队，由临大军事教官邹镇华、卓超分任大队长，每大队下分三中队，每中队分三小队，共十八小队，南开哲教系大三学生刘兆吉被分在第一大队一中队一分队，清华机械系大二学生吴大昌和查良铮、蔡孝敏等被分在第二大队一中队一分队，吴大昌一开始只认识同属清华工学院的洪朝生等几个人，后来在路上慢慢彼此熟了，八十年后接受我采访时还能记起小分队里绝大多数人。

旅行团团长是湖南省主席张治中专门指派的陆军中将黄师岳，这位五十多岁的安徽人在东北军多年，身材魁梧，和蔼可亲，【蔡孝敏《归来行处好追寻：湘黔滇步行杂记》，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p214。】参谋长是临大军事教官毛鸿，一个讲话带着湖南口音、表情严肃的陆军中校，总是牵着他那头漂亮的德国狼犬【易社强《从长沙到昆明：西南联大的长征是历史也是神话》，张寄谦编《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次创举：西南联合大学湘黔滇旅行团记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12月，p497。】。虽然反对临大迁校，张治中还是给予旅行团慷慨支持，提供了行军用具如水壶、干粮袋、草鞋、裹腿等数百份，猪五只，教育厅长朱经农也赠猪两只——旅行团配有两辆装运行李和物资的卡车，还有专门的厨师和医护人员【《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p318。】。编队当天，黄师岳发表了鼓舞性的讲话，称这次迁校是为保存国粹，保存文化，并且把学生们的徒步之旅比作继张骞通西域、唐三藏取经、郑和下西洋之后第四次文化大迁徙。最后黄师岳又叮嘱一番徒步旅行的经验，说走路要打绑腿，走完要用冷水洗脚，在吃早饭前喝开水一杯，可一天不渴【《见闻》1938年第三、四、五期，收入龙美光编《八千里路云和月：长沙临时大学播迁记》，云南人民出版社，2018年，p56。】。

常德-桃源：沅水旁开始有了起伏的山峦2018年

桃花源2018年

我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到了桃源县城，但回想起来却并不真切。我的确到了那里，有携程订单和我拍的一张满是污渍的酒店地毯为证，可是我一点都记不起那里的模样了，当我在冷雨里沿着主街找一家茶馆时，头脑里的时间是1938年，黄昏，电光下，人们来来往往，街头巷口不少异乡口音，“大多是避难来此的‘雅士’，可是，所谓‘桃源’，已非是世人心目中的‘世外’的了。”【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商务印书馆，1939年。】而当我穿过一个停车场，进入到那个昏暗的，满是烟味和瓜子壳的茶馆时，我又一下子跳到了——谁知道呢，也许是1998年吧？

我要见的是一位“很厉害”（常德史志办工作人员语）的人。他披着黑夹克，说话有点结巴，三颗门牙被虫蛀掉了大半，一见面就告诉我，清代时，这里是桃源县的考棚，宋教仁在这里参加过科举，中了秀才。到了民国，这里建了一个体育场，抗战时又建了一个“七七”事变纪念牌坊。1949年12月，刚刚成立两个多月的桃源县八区人民政府遭土匪袭击，书记、区长、宣传部长等十六人遇害，一些人就被葬在这里。后来，纪念牌坊拆了。再后来，转轨了，政府开始鼓励私营客运，这里就成了社会车辆的停车场。

挺有意思，就好像那些来来往往各式各样的灵魂都降了下来，落在我们脏兮兮的“雅座包厢”里，分享我们的两壶茶和一大盘瓜子。他叫彭亮，1981年出生，1996年初中毕业后去长沙读粮食中专，直到现在一吃饭就知道用的是什么米，当然了，他说自己业务还不够精，更厉害的人不用煮，抓起闻一下就行。毕业后他先是北漂，后来粤漂，是最早上网的那一批人——他上网的时候，搜狐的域名还是模仿雅虎的Sohoo。中国互联网早期是各种BBS的天下，那时候非常混乱，也非常有生气。他从小就喜欢读杂书，上网后整天灌水发帖，对各种问题发表看法，2004年他干脆自己弄了一个桃源热线，在里头认识了不少喜欢历史的网友，气氛颇似天涯社区当年的“煮酒论史”，不过三年后因为合伙人出了问题，服务器没续费，就给关了。后来博客、微博、微信渐次崛起，老式的BBS像稀有物种一样慢慢退缩到了互联网的边缘地带，他也慢慢回到一个“不求发表，自己把感兴趣的问题弄清楚就行了”的个人世界，只有他的微信名“采菱公子”还残留着那个时代的影子。

时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王玉哲收藏的老照片集中的一页，为旅行团行军之初的状态。由王玉哲之女王兰珍提供

他现在是桃源县史志办外聘的专家，在县委大院里有一间办公室，因为曾经常年泡在网上，他的信息检索能力极强，我甚至怀疑当地史志办把所有琐碎的案头工作都甩给了他。他最近在搜集有关桃源的各种诗文，穆旦的组诗《三千里步行》也被囊括在内。因为研究过桃源的维吾尔族，他把桃源翦姓的百度百科也承包了，“所有的人物介绍都是当年我一个字一个字打进去的”。前一阵，有一个枫树乡的老人家老跟他争论历史问题，动不动就让他百度去，他回：“百度这个词条都是我写的！”说起来不无得意。

我们从翦伯赞聊到移民，从移民聊到族谱，又从族谱聊到中原文明中心观，我俩都发现对方头脑里有一幅地图，并且分辨率还不低。他六岁时就在他父亲的地图册上涂鸦，画“三峡省”，那是1980年代中国政府决定筹建但后来夭折了的一个省份。我是小学上课时不听讲，在课本上画长江水系，从沱沱河、当曲和楚玛尔河一路画到大江入海。我的长江流到他的三峡省时，北有嘉陵江注入，我们从嘉陵江的两条主要支流，聊到合川，聊到钓鱼城，聊到投石机，聊到阿拉伯人的武器，聊到元代对世界的征服，再聊回元代对南方的开发——从桃源以下直到沅陵，一系列以“驿”为名的乡镇，就是元代通往西南最主要驿道留下的痕迹。八十年前的湘黔滇旅行团和八十年后的我仍然沿着这条驿道的大致线路在前进。

我很久没有经历这样单纯交换知识、漫无边际的谈话了，这更像是学生时代的事儿。多数时候，我羞于抛出或者接住那些知识，在这几年的流行语境里，这些知识要么“无用”，就是说，没人会为之付费，要么只有“使用价值”，主要功能是让被包装之物显得有一点文化。大概是包装别人包装久了（借用一个前同事的话，就像在青楼里弹钢琴弹久了），自己也没了底气，不和那个被包装的虚浮之物捆绑出场，就自觉是炫耀或者空谈——在买椟还珠的楚人地界想起这个命题还真有点命中注定——霍布斯鲍姆在《传统的发明》里写：“那些表面看来或者声称是古老的‘传统’，其起源的时间往往是相当晚近的，而且有时是被发明出来的。”人们的记忆力如此之短暂，谁又能保证若干年后，买椟还珠不会作为一个“善于营销”的正面词汇被植入更年轻一代的头脑呢？

我们讨论的另一个起源非常晚近的传统与槟榔有关——从长沙到常德，从火车到公交，我一路都在接受这种刺激性气味的洗礼。槟榔最早流行于两广、福建一带，清代实行海禁，乾隆规定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交易，通达岭南的水陆码头湘潭由此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转站，外国货物在广州上岸后，先汇集到湘潭，再分运至内地，来自广东的嚼槟榔习俗随着各种进口货很快在湘潭蔚然成风。鸦片战争后，中国门户渐开，长沙开埠后，湘潭失去交通枢纽位置，日渐衰落，与此同时，在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槟榔被烟酒等现代消费品取代，嚼槟榔的习俗除了在台湾得以保留，便是退缩到了湖南中部湘潭这块飞地【叶鹤洲《湖南人为什么爱嚼槟榔》，大象公会。】，到1930年代，造访湘潭的外地人，已经以一种新鲜之眼光来描绘这种习俗：“湘人善食辣椒，湘潭尤嗜槟榔。槟榔系以粤产草果子之皮，久浸于石灰水中，外壳加以五香糖质等，然后以烟熏干，其色漆黑，人皆喜食之。故途中所遇之人，莫不口中嚼嚼有物，其渣吐地，触目皆是。其实槟榔之味，咸辣无比，不易进口，但该处土人称，有嗜癖者，无此物则牙痒多痰，食物且难消化云。”【陈赓雅《赣皖湘鄂视察记》，申报月刊社，1936年。】

但从那时一直到1990年代中期——按照彭亮的说法，湘潭地区之外的湖南人还没有养成对槟榔的依赖，1996年彭亮初到长沙读书时，省城街头有一些散卖湿槟榔的店铺，但不成风气，到1997、1998年，卖槟榔的慢慢开始多了起来，到后来几年呈爆发之势席卷全省。他对此的解释是，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改制，大批工人下岗，湘潭作为国企重镇，有许多四五十岁、无事可干的中年人离开家乡去省城摆摊谋生，槟榔由此走向长沙并开始辐射全省——彭亮的描述与我的记忆颇为一致：2000年离开湖南去大学读书之前，我对槟榔并无深刻印象，但是一两年后，寒暑假回老家时，发现槟榔已和香烟一样，成了男人们的随身物品，甚至见面时也要像散烟一样散一袋槟榔。槟榔的味道嚼起来很重很冲，符合湖南人对“霸蛮”性格的自我想象，最后潇洒地啪一口吐掉大约也颇有男子气概，俨然已成新的身份认同。我从未喜欢过槟榔，甚至闻起来就有点头晕，但这并不妨碍我在开学时把它们作为（我并不知道的）湖南特产带到北方，分享给室友（他们并不喜欢）。

彭亮的眼睛有亮光，说话时总给人一种含着火柴棍的感觉，黑夹克里头穿着一件写着“I believe”的白T恤。他说，和湘潭槟榔有同样经历的还有常德津市米粉，也是1990年代后期，也是下岗潮，也是四五十岁的外出打工者，汤味更鲜更重的常德米粉在世纪末攻陷了长沙，取代了老长沙米粉，并大有走向全国的趋势。彭亮告诉我，常德米粉店那句最经典的问话“气圆滴气扁滴”（吃圆的粉还是吃扁的粉），从发音到语法都是常德话，但它是一句在常德听不到的常德话，因为对常德人来说，米粉的默认形态是圆的，也有扁的，但常德人叫它米面。长沙人不识米面，常德人去那里开米粉店，只好发明这句话，来解决称呼的冲突，帮助长沙人选择。

沅陵（上）：颇疑心有翠翠这种的人物在

看完族谱和老街，告别了万家主人，沿河边回到马底驿正街，已是下午2点多，白花花的太阳烤得地面蒸腾起来，随便在一家小店吃了碗不过不失的排骨粉，就去马底驿车站询问去沅陵的班车。车站是一栋贴着白瓷砖的三层建筑，里头板报上写着，“马底驿车站历史悠久，民国时就是加木炭停靠站”——1937年京滇公路周览团中就有一辆木炭车和一辆植物油代柴油车跟随队伍走完全程，不知抵达沅陵前是否在此补充燃料？抗战爆发后，汽油短缺，许多汽车“油改炭”，当年《文汇报》总主笔徐铸成在回忆录里写过，“当时，一般公路车用木炭做燃料，独邮车用酒精，行驶有定时，亦卖票搭客，取费较昂。”【《民国记事：徐铸成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6月。】

马底驿车站每天都有发往上海、深圳、温州和晋江的长途班车，看来是一个劳务输出大镇。开往沅陵的中巴五十分钟一趟，里程四十公里，票价十五元。向角落里打牌的司机打听，得知全程走高速，居然有点失望。接近下午3点，上了车，阳光很烈，车厢闷热，迟缓了一下才想起可以开窗，风吹了进来，不知道为什么那一瞬间有罪恶感，好像不应享受这一丝清凉似的。中巴在镇上兜了一圈，又折返回来，从前面的入口上了杭瑞高速。

这一段高速应该叫青山大道——目之所及只有青山，暮春时分，各种绿色，包括爆炸式的新绿，非常耀眼。偶尔在比较高的路段才能看到远处高高低低的村庄，其实是沿着高高低低的国道一字排开。第一个隧道恰叫青山岗隧道，当年林振述和团长的小分队与绿林朋友交换信号，得以放行的地方。中巴车开得挺快，车里的警报系统一直在提醒：“您已接近超速，请减速慢行！”这种加足马力往前加速行驶的感觉有时也挺棒的，尤其当你的目标只是目的地时，不过问题在于，当你的目标只是目的地时，无论多快也是嫌慢的。

晒着太阳闻着飘进车窗的槐花香，有点昏昏欲睡。高速公路不停钻洞，把最好的风景一一省略，也只好睡觉了。一觉醒来已下了高速，马上到沅陵了。这个湘西重镇的郊外有非常宽阔而萧条的马路，路边广告牌高高立着汪涵的头像：“上网本该如此。”

到酒店办好入住，稍微歇息一下，去快递点取行李。在乡野里徒步若干天，回到城市里只觉得丰盛，看到蛋糕店觉得丰盛，看到卤味店觉得丰盛，看到水果店觉得简直了，杨梅和橘子个个色泽诱人，要大吃一顿才好，其实一点儿都不饿。野樱桃也上市了，二十五元一斤，满街都是扁担挑着的小摊，我尝了一颗，软塌塌的，甜和酸都不到位，“这是野的吗？”随口问了一句，那位大姐立刻不高兴了，她深吸了口气，好像在消化我的冒犯，然后反问：“那不是野的是啥呢！那不是野的是啥呢！”往前没走几步，看到两位算命的老先生在辰州大道人寿保险门口（真是位置绝佳）和两个警察激烈地争吵，我听不太懂，好像是说这里不能摆摊，但算命先生不愿意撤，总之两位老先生的音量和气势（我听到他们还引用了国家领导的什么话）压倒了警察，最后警察摇摇头，撤了。继续往前走，前面是一个穿着斑马纹衣服的微胖女子，推着个小车，上面写着“装修楼房漏水”几个字，但主要是卖老鼠药，小车上的喇叭循环播放狠话：“不怕你老鼠多，就怕你没有老鼠，老鼠闻到死光光。老鼠吃到死光光，老鼠就死在旁边。老鼠死得快，老鼠死得多，老鼠走过当场死。1分零6秒，120都救不了。”一直走到路口，她继续直行，我穿过斑马线，拐进另一条街，迎面走来一个年轻壮汉，牵着一只猴子找沿街商铺挨个讨钱，理直气壮的样子，铺主们也见怪不怪，一个个摆摆手把他赶走——这一连串的画面和声音让我感到奇妙，我知道它们在激起我的某种刻板印象，我需要和它保持距离，于是试着把它们一锅烩地进行某种转化：心里默念了一句，壮哉我大湘西！

八十年前沈从文也遇到过类似刻板印象——更不加掩饰的那种，途经沅陵前往西南大后方的经济学者高叔康在《中央日报》文艺副刊的一篇文章声称湘西“匪就是民，民就是匪”【重庆《中央日报》，《西行杂记》，1938年9月25日—10月30日。】，在这类舆论的刺激下，沈从文专门写了一本名为《湘西》的小书，向外地读者介绍自己的家乡，他在引子里写道：

战事一延长，不知不觉间增加了许多人地理知识。……有些地方，或因为敌我两军用炮火血肉争夺，或因为个人需从那里过身，都必然重新加以注意。例如丰台、台儿庄、富阳、嘉善、南京或长沙，这里或那里，我们好像全部都十分熟习。……所以当前一个北方人，一个长江下游人，一个广东人（假定他是读书的），从不到过湖南，如今拟由长沙，经湘西，过贵州，入云南，人到长沙前后，自然从一般记载和传说，对湘西有如下几种片断印象或想象：

一、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

二、公路极坏，地极险，人极蛮……

三、 ……有人会“赶尸”。若眼福好，必有机会见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

四、地方文化水准极低，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

这种想法似乎十分可笑，可是有许多人就那么心怀不安与好奇经过湘西。经过后一定还有人相信传说，不大相信眼睛。这从稍前许多过路人和新闻记者的游记或通信就可看出。【沈从文《湘西》引子，《沈从文全集·第11卷·散文》，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p333。】

湘西原本有一个封闭自足的政治经济环境，1934年，贺龙率领的红军占据桑植、大庸一带，并一度包围沅陵城，在红军和它的追剿者（主要是刘健绪率领的国军二十八军）的双重冲击下，陈渠珍地方自治政权走向了崩解。湘西纳入国家“统一化”的进程，标志便是湘黔公路的修筑。但与此同时，几千名长期服务于陈渠珍的湘西士兵被遣散回家，政府又未为这帮人安排生计，许多人就此沦为土匪，时任省主席何健及其派驻湘西的军官对当地也缺乏同情，1935年，湘西陷入混乱【金介甫《沈从文笔下的中国社会与文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7月。】，局面在1937年龙云飞领导的苗民起义时达到高潮——值得一提的是，是时恰逢京滇周览团离湘赴黔，《大公报》在“京滇周览团已入黔境”的大标题下又加了一个不无讽刺的小标题：“何健昨亲送至晃县 湘西苗民发生暴动”【《大公报》天津版1937年4月20日。】。湘西乱局令何健被迫下台，由更忠于南京的张治中取而代之——就是反对迁校，痛骂临大学生“过着不生不死的生活”的那位。到任以后，张反思之前“清剿收编”只是治标，清明政治才是匪患的治本之策，决定设沅陵行署，请陈渠珍出山，“治理一个……信仰与感情非常发达的地区，首先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个诚意的问题。”【《张治中回忆录》，华文出版社，2007年2月，p95—96。】

从旅行团宿营的凉水井到沅陵只有二十里，风雨第二天并未止息，旅行团冒雨出发，上午11时抵达沅陵汽车站。车站在沅水南岸，沅水风浪很大，小划子在江心飘荡，四周山色阴暗，这让钱能欣觉得像是身处暴风雨中的海峡【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北大经济系大三学生余道南注意到码头上成群的中青年妇女用背篓从船上车上驮运各种货物，“即如三四百斤重的盐包抬起来也健步如飞，原来她们都是正式的码头工人。”询问客栈主人，说是当地一般妇女多从事体力劳动，在家也不穿红戴绿，“无论城乡，凡男人们能干的活她们也都能干，即使是重劳力如码头搬运她们也能把男工们逐渐排挤出去。至于一般男人们，有的衣冠楚楚，终日无所事事，有的则在家烧饭、带孩子。”【余道南日记。】

沈从文在《湘西》里也提及，“一切事几几乎都由女子来办，如《镜花缘》一书上的女儿国现象了。”他还由此针对时局发了几句议论，“女权运动者在中国二十年来的运动，到如今在社会上露面时，还是得用‘夫人’名义来号召，并不以为可羞。而且大家都集中在大都市，过着一种腐败生活。比较起这种女劳动者把流汗和吃饭打成一片的情形，不由得我们不对这种人充满尊敬与同情。”那么，本地男子都去了哪里呢？“男子大部分都当兵去了。因兵役法的缺陷，和执行兵役法的中间层保甲制度人选不完善，逃避兵役的也多，这些壮丁抛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当匪。匪多的原因，外来官吏苛索实为主因。”【沈从文《湘西》引子，《沈从文全集·第11卷·散文》，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p333。】

这一周轮到杨式德值周，主要工作是负责采购第二大队的各种食品和用品，大部队从凉水井步行出发后，他和北大中文系大二学生王鸿图登上行李车先行，不一会儿就到了沅陵。安排好住处，下午1点，又和清华化学系大四学生陈四箴一起过沅水，到县城里买本队的食材。寒风夹着雨点吹着江水，浪有二尺高，他们坐的小划子在江中左右摇荡，这让他感到非常不安。沅陵的食材不贵，米五角六分一斗，猪肉一元四斤，牛肉和鱼肉都是二角一斤杨式德日记。。考虑到中午“打尖”吃的多是随身携带的干粮和咸菜（有时也有煮鸡蛋），每天的晚餐就成了大家补充体力的主餐，旅行团每人每日伙食费原本是两角，黄钰生将其提高到四角，南开化学系大二学生，后来成为中科院院士的申泮文回忆说，旅行团行军路线经过的多为贫困地区，“但至少无论大小地方，总会有养猪的，旅行团有钱，就可以买到猪肉，让团员每晚都能吃到猪肉和下水（内脏）。旅行团伙食班煮的红烧肉最享盛名，色香味俱佳，参加过旅行团的人大概都终身难忘……”【申泮文《长沙临时大学湘黔滇旅行团的故事》，《联大岁月与边疆人文》，南开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p197。】

旅行团抵达沅陵第二天，天气更坏了，雨水变成冰粒，砸得屋顶砰砰直响，余道南住在一间还未竣工的客栈小楼里，一早被这响声惊醒，气温很低，他只能穿上学校发的棉大衣御寒余道南日记。。钱能欣住的小旅舍也好不了多少，冰粒夹着雪花从瓦缝间落进屋里，他和同学生了火，围坐着取暖闲谈，忽然听到了庄严抑扬的合唱声，“旗正飘飘，马正啸啸……”原来临近房间住着国立艺专的学生。国立艺专由西迁的杭州艺专和北平艺专合并而成，“自从故都和西子湖，我们的两个南北大艺术城沦陷后，北平艺专和杭州艺专从火线下挣扎了出来，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的三千年来的文化种子。”他在当天日记里写道，“我们抗战的第一个收获，便是我们的文化种子散播各地，本来无人问津的穷乡僻壤，山谷乡村，今日却遍地是春了。”【钱能欣《西南三千五百里》。】

这一天是1938年3月7日，沈从文设宴款待旅行团的闻一多、李继侗、黄钰生等教授，地点在他的大哥沈芸麓新盖的、唤作“芸庐”的新房里。雪大天寒，众人用毯子围住双腿，以酒暖身，“老友相会在穷乡僻壤，自有一番热闹。”四十多年后，沈从文回忆起这次聚会时说：“我请一多吃狗肉，他高兴得不得了，直呼：‘好吃！好吃！’”【闻黎明、侯菊坤《闻一多年谱长编·上·修订版》，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12月，p462。】

沈从文是1月中旬回到湘西的。1937年8月12日，淞沪会战爆发前夜，他和部分北大清华教授接到教育部密令，离开北平，南下南京，“三天后挤上了一条英国客船向武汉集中。我既买不到票，更挤不上船，亏得南开大学林同济先生，不顾一切，勉强推我上了跳板。”【沈从文《湘行散记》序，《沈从文全集·第16卷·文论》，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p387。】9月4日，到达武汉，同行的高校人员转车去长沙，组织临时大学，沈从文和几个朋友暂留武昌，借武汉大学图书馆继续他与杨振声在北平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编写工作。后来加入他们的还有萧乾。后者原本在天津《大公报》编文艺副刊，战事起后被报社遣散失业，经香港辗转流浪到武汉，被杨振声收留，以临时雇员身份加入编写组，每月五十元零用钱，由杨振声自掏腰包。萧乾后来在《逃难记》里回忆说，从平津沦陷区里来的知识分子陆续汇聚到武汉，“汉口的交通路就宛如北京的金鱼胡同，不时地会碰上熟人。对许多知识分子，那时的武汉成为一个大的十字路口。有的从这里去了延安，有的，在这里加入了国民党。”【萧乾《逃难记》，《萧乾文集·5·散文卷》，浙江文艺出版社，1998年，p253。】

10月中旬，沈从文去了一趟长沙，与朱自清、杨振声商谈编写教科书的事，拜会曾经的“湘西王”、时任水利委员的老上司陈渠珍，当然，少不了也要和在长沙的老友梁思成夫妇、张奚若、金岳霖相聚，同登“天心阁”【转引自张新颖《沈从文的前半生》，上海三联书店，2018年2月。。在这之前，林徽因曾经写信告诉沈从文他们一家南下及在长沙生活的情形，“个人生活已甚苦，但尚不到苦到‘不堪’。我是女人，当然立刻变成纯净的‘糟糠’的典型，租到两间屋子烹调，课子，洗衣，铺床，每日如在走马灯中过去。中间来几次空袭警报，生活也就饱满到万分……文艺，理想，都像在北海五龙亭看虹那么样，是过去中一种偶然的遭遇，现实只有一堆矛盾的现实抓在手里。”【林徽因1937年10月致沈从文信，《林徽因书信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p32、33。

10月29日，沈从文从长沙给在沅陵的大哥沈云麓写信，请大哥在沅陵接待梁思成一家。“梁思成林徽因二先生带了孩子、老太太，不久也许从沅陵向上行，到昆明作事。他们作的是古代建筑研究调查，听我说辰州龙兴寺值得一看，所以如其可能，他们或者会来沅陵住十天半月。”他让大哥设法托关系让他们好好看看龙兴寺这座大庙，又询问家中房子是不是空着，“我相信他们若住在我们的房子大楼上，看看你种的花，吃吃你作的拿手好菜（只是辣子得少放些），住十天或半个月，上路一定好得多。到上路时并望你见告路上种种，什么地方值得看，什么地方出产什么东西，最好是到大站上停车处有熟人，代为介绍一下，上车下车得到些方便。我知道你一定有办法。”第二天回了武昌，11月1日又去信大哥，请他帮梁思成夫妇询问，“由沅陵上昆明坐长途车要多少钱，多少日子，如果买的票是由长沙到昆明的，又是否可以在沅陵停一两天再上车？勿忘你询问一下，快信见告。”同时还给大哥汇去二十元，事无巨细地嘱咐：“请为购廿斤猪肉作暴腌肉，切成条熏，熏得越快越好。作好后，就将肉一半付邮，寄至长沙韭菜园圣经学校交梁思成、杨今甫同收。余留下他们过路时带走。若思成等过路太匆忙，不能住，就望为购二三元溆浦大开刀橘，送他们解渴。另外还预备点可以在路上吃的菜，譬如保靖的皮蛋，龙山的大头菜，安江的柚子，家作的卤鸡。”【致沈云麓，《沈从文全集·第18卷·书信1927—1948》，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p257、259。】

沈从文在长沙时，这里虽有过警报，但并未发生真正的空袭，1937年11月24日的空袭改变了这座城市的一切，梁思成林徽因租的房子在这次空袭中变成一片瓦砾，此前林徽因给沈从文写信时还提及在长沙过冬的可能性，也许是空袭敦促他们下定了西去昆明的决心，12月8日早晨，梁一家乘坐汽车沿湘黔公路出发，第二天中午到了沅陵，林徽因在那里给沈从文写信：

昨晚里住在官庄的。沿途景物又秀丽又雄壮时就使我们想到你二哥对这些苍翠的，天排布的深浅山头，碧绿的水和其间稍稍带点天真的人为的点缀，如何的亲切爱好，感到一种愉快。天气是好到不能再好，我说如果不是在这战期中时时心里负着一种悲伤哀愁的话，这旅行真是不知几世修来。

昨晚有人说或许这带有匪，倒弄得我们心有点慌慌的，住在小旅店里灯火荧荧如豆，外边微风撼树，不由得不有一种特别情绪，其实我们很平安的到达很安静的地带。

今天来到沅陵，风景愈来愈妙，有时颇疑心有翠翠这种的人物在！【林徽因1937年12月9日致沈从文信，《林徽因书信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p38。】

这是“匪区”印象之外的另一个湘西：富有诗意的边地。它由沈从文在1930年代的一系列书写——尤其是《边城》与《湘行散记》——建构而成，哪怕时至今日，只需比较一下“湘西”与“鄂西”“黔西”或者“川西”在文化内涵上的差别，你就能体会文学在塑造风景中的力量。旅行团中不乏沈从文的忠实读者，北大外文系大四学生林振述就是其中一位。他1912年出生于福建，中小学念书时爱好新文艺，被沈从文“笔端所带的感情吸引”，“图书馆借的到的，书局买得到的，无不尽量借，尽量买，直到无可再借，无钱再买了，还是把已买的书看了又看。大约因为自己来自农村，让沈先生在其作品中所表达的那份浓郁的乡土气息熏陶同化了。他的作品有形无形对我起了镜子的作用，因为有它，才正确地了解自己。”后来在西南联大，林振述成了沈从文的学生，也是昆明文林街20号沈从文家的常客，“什么事，和沈先生谈起来，真像一句老话所说，如沐春风，只要具有生机的，莫不有欣欣向荣的机会。”【林蒲《沈从文先生散记》，《我所认识的沈从文》，岳麓书社，1986年7月，p169。】

沅陵迎接梁家的是“不能再好”的天气，迎接湘黔滇旅行团的则是长达一周的暴雨雪，3月8日中午，杨式德与同学及厨役一同过江买菜，一路全是积雪，清澈的沅江被冲进河里的泥土染了黄色。想到过桃源的时候天气还很热，他很是费解。

这一次初春的寒潮很可能席卷了整个南中国，同一时间，英国作家奥登与衣修伍德坐火车从广州北上，去报道发生在中国的战争——对他们来说，武汉如同一年前的马德里一样，是抵御法西斯势力、保卫自由世界的理想堡垒。两人3月7日抵达汉口，当他们蹒跚着走出车站时，发现迎接他们的是一场暴风雪，“通往渡口的人行道和铺石台阶结了冰，走着溜滑溜滑的……扬子江翻滚的浊浪与狂风暴雪竞相肆虐，我们仿佛已来到了真正的世界末日之境。”【［英］奥登、衣修伍德《战地行纪》，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11月。】而同样在汉口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则用镜头记录下了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降温：也是3月7日，无忧无虑的孩子们在临时首都一片空地上打起了雪仗。【《珍藏卡帕：罗伯特·卡帕终极收藏》，中国摄影出版社，2011年6月。】

杨式德和同学买了六斗米，米店雇了一位老妇人背过河去，老人说她六十一岁了，杨式德问她背得动不，她说能背，“但是看她的步子有些笨重，路又滑。我实在不忍让她作这种劳苦的工作，但又想到她是贫穷的，一角钱的劳力费也许对她的帮助不小。无论如何，我总应该助她一点力量的。正想着，一个三十岁上下的男子走来了，叫了声妈，替她背到宿营地了。”

余道南约了同学去游银壶山和伏波宫，下午，忽然天黑如墨，豆大的冰雹倾泻而下，他们只好匆匆回到住处。晚饭时，杨式德拿出白天在城里买的松花蛋，和着酱油吃，觉得味道很好，饭后去校医处注射预防霍乱伤寒的第三针疫苗，同学们纷纷传说从沅江溯水而上的运行李民船被土匪劫去了，因为从常德走水路到沅陵通常八天可到，今天已经是第九天。杨式德很担心，因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助教李嘉言先生也在船上，而且他自己的箱子里还有帮同学带的《材料力学》和《最小二乘方》。

闻一多在沅陵给父母修书一封，报告离开常德后的情形：“每日六时起床（实则无床可起），时天未甚亮，草草盥漱，即进早餐，在不能下咽之情况下必须吞干饭两碗，因在晚七时晚餐时间前，终日无饭吃，仅中途约正午前后打尖一次而已……六日来惟今日至沅陵有旅馆可住，前五日皆在农舍地上铺稻草过宿，往往与鸡鸭犬豕同堂而卧”，好在头几日的疲乏过后，步行渐成习惯，“以尔等体力，在平时实不堪想象，然而竟能完成，今而后乃知‘事非经过不知易’矣。”【致父母亲，《闻一多全集·12：书信·日记·附录》，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p322。】

在沅陵的雪夜，刘兆吉和在旅行团中结识的诗友、北大中文系大二学生向长清一同拜访了闻一多，向他提出了到达昆明后请他指导组织诗社的想法——这便是西南联大蒙自分校著名的南湖诗社的缘起。闻一多说，这些年他“改行”教了古书，不作新诗了，又说他与新诗并未绝缘，有时读读青年人写的诗，觉得比自己的旧作《红烛》《死水》还要好。天气很冷，闻一多用被子盖着膝盖，对年轻人侃侃而谈，刘兆吉做了详细的笔记，可惜日记本在文革中被抄走了。【刘兆吉《南湖诗社始末》，《刘兆吉诗文选》，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4月，p62。】

7号这一天，余道南曾听说贵阳有多辆运货车来沅陵，旅行团计划搭乘其放空的车辆入黔，团部已去电与贵州当局商量，到了9号，贵阳来车一事又没了消息。这天早晨大雪纷纷，10点多日光微露，下午两三点，天又阴了。坐在江边的楼上，远眺对岸的山峰，余道南有点心焦，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成行呢？他想起了杜甫的诗句，“千家山郭静朝晖，日日江楼坐翠微”，只是沅陵满布松杉的青翠山峰在雪后已是银针素叶，一片琉璃世界，“祖国何处没有美丽富饶的河山，回顾我们虽然数千里徒步跋涉，总算还有个求学机会，这样一想，又觉得羁旅颓丧之气全都消除了。”【余道南日记。】

雪后的群山让林振述想起的是沦陷的北平：

雪盖沅陵，雪盖伏波宫。天低垂着，天沉重地压着山，压着水。水从奇峰峭壁中拔出，流过迥互的溪涧，流过江，摇撼如叶的帆船……

银壶山上伏波宫，那短墙垣围着的三级楼，上升，上升，“聚观海岳”，迎面打入眼来的对岸万千人家，打入记忆里的，那层层高上的雪瓦，不是古城宫阙？穷千里目，怀念带你上景山,雪枝下,那该是北海圆顶的白塔了。大漠风吹冻一池托船水，那弯弯的船坞呀，留着昨夜游人兴阑的倦姿。上岭来的岭脚，有有罪上锁的树枝。笔直红色宫墙，挥界御河……

就像他说的，“故都在雪里。”【林蒲《湘西行·15》，《大公报》香港版1940年5月15日。】

**本文原载于公众号收获

杨潇，记者、非虚构作家。

80后，湖南人，厂矿子弟，背包客。

200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2004-2008年供职于新华社，2008-2014年任南方人物周刊特稿记者、高级主笔，2012年中德媒体使者，2013-2014年哈佛大学尼曼学者。2014-2016年任《时尚先生Esquire》副主编，主管专题与特稿。2017年后独立写作，2019年起任腾讯新闻出品的谷雨非虚构创作奖评委。

热爱《纽约客》和《国家地理》杂志，从2010年起周游列国，尝试一种融合时事、思想和人文地理的叙事文体。作品两次获得南方周末年度传媒致敬，三次获腾讯华语传媒年度盛典单项奖（含特稿写作奖）。曾出版个人作品集（国内题材）《子弟》。

原标题：《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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