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郑天挺：

梅校长富有修养，对人有礼貌。遇到问题，总是先问旁人：“你看怎样办好？”当得到回答，如果是同意，就会说：“我看就这样办吧！”如不同意，就会说再考虑考虑。他从无疾言愠色，所以大家愿意和他讨论。

吴泽霖：

梅月涵先生平素虽然沉默寡言，甚至给人以孤独自恃之感，但实际上他置身教育事业孜孜不倦，充满活力、希望和信念。

马约翰：

梅先生不但是一个真君子，而且是一个中西合璧的真君子，他一切的举措态度，是具备中西人的优美部分。

浦薛凤：

梅师之教育精神，在学问则诲人不倦，在事业则以身作则，在品德则潜移默化。尤其是在德育和美育方面，熏染陶冶，一出于“无言指教”，其收效至为宏大。

蒋廷黻：

到了抗战军兴之际，清华大学，在梅校长领导之下，毫无问题的，足够大学界的国际水准。

傅任敢：

联大之难，不仅在于国难，还在于“联”，清华、南开本来有“通家之好”，关系一直融洽，但是要让一直以“最高学府”自诩的北大没有意见，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而梅贻琦却能在八年的时间内，使西南联大能够“同不妨异，异不害同；五色交辉，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终和且平”，关键与奥妙是在于梅校长的“大”，他心中只有联大，没有清华了。他的确是蔡孑民先生而后最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位教育家。

蒋梦麟：

对日抗战期间，北京、清华、南开三大学联合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迁校昆明。……先生雍容中道，温恭谦让，择善固执两者兼有，当国势动荡之秋，学府思想复杂，内部冲突自所难免，而联大师生得以协调，校务因以日进者，先生之力居多。……凡可促进我国科学教育之发展者，无不竭诚以赴，一生尽瘁学术，垂五十年，对于国家服务之久，贡献之多，于此可见。其学养毅力，尤足为后生学子楷模。

梅夫人韩咏华：

那时清华的教授中获博士学位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却选中了他？我以为这是出于大家对他的人品的信任。月涵开始主持教务会议，即已显示了他的民主作风。在会上，他作为主席很少讲话，总是倾听大家的意见，集思广益，然后形成决议。从此，月涵开始了他操劳忙碌的大半生，整日在办公室埋头于工作之中。我每天下午四点钟给他送一些茶点，孩子没人带，就放在小车里推去推回。

编辑推荐

★梅贻琦先生在西南联大时期工作、生活全纪录，波澜壮阔。

★清华校史专家黄延复、王小宁先生的翔实注释，极便阅读。

★与《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堪称西南联大日记文献之双璧。

内容简介

梅贻琦先生字月涵，1931年至1948年任清华大学校长。1937年，抗日战争时，清华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为西南联合大学，梅贻琦任国立长沙临时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务委员，翌年任西南联合大学校务委员会常委兼主席，一直到抗战胜利。《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即收录了梅贻琦先生从1941年到1946年在昆明主持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校务时期的日记（其中有间断和不少缺失）。

日记所记录的时间正是西南联合大学从1941 年到1946年在昆明八年的关键时期，真实记录了梅贻琦先生的思考活动、经历见闻。

第一，物价飞涨，生活紧张，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

第二，经常跑警报，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日记中有炸毁联大财产、炸死联大职工的记录。

第三，校务繁重，梅贻琦先生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事务繁重可想而知。

第四，应酬频繁。为了维持联大，争取科研、教学经费，提高联大的声誉，一要和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打交道，二是要和金融界、银行界打交道，三是要和军界打交道，四是进行国际联系，接待外国使团、学者，等等。

可以说《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和《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一样，是了解、研究西南联大历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很高的价值。

出版说明

1937年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在庐山召开战局会议。8月28日，国民政府教育部分别授函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指定三校在长沙合并，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2月中旬，临时大学又迁徙昆明，4月2日改称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12月21日，西南联大第九十八次常委会议决：“自本学年起，本校常务委员会主席任期，定为一年，由清华、北大、南开三校校长按年轮值。本学年本会主席应请由梅贻琦先生担任。”后因张伯苓、蒋梦麟均在重庆任职，只有梅贻琦长期留在昆明，故实际没能实施轮值制度，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一直由梅贻琦担任，主持校务工作，直到1946年7月31日西南联大结束为止。

梅贻琦任西南联大常务委员会主席期间，于1941年至1946年留下部分日记，是我们了解、研究那段特殊岁月的珍贵史料，曾以《梅贻琦日记（1941—1946）》为名，由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将梅贻琦1956年至1960年的日记，作为《梅贻琦文集》的第一、第二两卷，也分别于2006年、2007年先后出版。

此次我们再版梅贻琦1941年至1946年的日记，为彰显其与西南联大之特殊意义，经与整理者黄延复家属以及整理者王小宁商议，改名《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以作为对西南联大创建八十周年之纪念，更作为对清华大学“永远的校长”之崇敬。

（中华书局编辑部）

链接

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人生实录与独白

西南联大常委会会议记录

日记作为一种灵活、自由的文体，活跃在五四以来的文坛，涌现出不少名篇佳作，如《鲁迅日记》《胡适日记》。这种毫无掩饰的本色文字，每读一次就如同经历一次人格的净化。手中的这部《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是教育家梅贻琦先生的人生实录与独白，更是这位“寡言君子”的心灵秘史。

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的联大处在一个相当困苦的境地。物价飞涨，生活紧张，不少教工兼职增加收入，而学校领导到处筹款，设法增加教职员工补助。实在是让人慨叹薪火相传，弦歌不辍的困难。

日记中可以看到，一方面要忍受抗战岁月里的物质痛苦，另一方面还要躲避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经常跑警报，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当时敌机经常来轰炸昆明。一次日军轰炸之后，联大本部唯一的图书馆被日军飞机炸为平地，图书资料损失殆尽。蒋梦麟先生当时恰逢由重庆至昆明，视察校务。看到如此情景，蒋梦麟先生一言不发，呆坐于图书馆地基之上。梅先生几欲垂泪，然仍劝说蒋先生，好在人员没有损失，还有办法可想云云。

日记中可以看到，校务繁重，应酬频繁。梅贻琦先生同时掌西南联大和清华大学，事务繁重可想而知。为了维持联大，争取科研、教学经费，提高联大的声誉，一要和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打交道，二是要和金融界、银行界打交道，三是要和军界打交道，四是进行国际联系，接待外国使团、学者，等等。

日记中可以看到，西南联大有不少学生积极投笔从戎，梅贻琦对学生离开学校感到十分惋惜。但在国家存亡之时，身为校长对他们这种爱国举动也不好出面阻止，尤其是也在西南联大念书的儿子梅祖彦面临是否从军的选择时，梅贻琦对儿子说：“你想去我支持，你不想去我也不反对，你自己做决定吧。”后来，梅祖彦应征入伍做翻译官，他的二姐梅祖彤也参加了英国人组织的战地志愿医疗队，是西南联大唯一参军的女生。一方面说明他是校长对自己的子女不搞特殊，也不强行为孩子做主；另一方面折射出他对抗战时期青年从军的基本态度。

日记中可以看到，梅贻琦被圈内好友称为“酒圣”，可见梅对于酒的爱好之深和酒量之大。日记中可知，他平均一周至少喝五次酒，但多与他人一起，似乎从不独饮。因贵为校长，常有各种酒局，除教育界外，还涉及军政界和工商界，包括英美驻滇领事馆等，所以他的日记里经常出现“饭约”一词，其后便是饮酒数杯等语。每次酒后，他在当天的日记里都要对所喝之酒做一番品评：好的夸赞，坏的讨厌。他最爱贵州茅台和绍兴黄酒，似乎很讨厌地方大曲。昆明当地最好的下酒菜似乎是“炮牛肉”。他的酒品很好，据好友李济言，从不“闹酒”。梅贻琦性格沉稳，务实而寡言，酒桌上话也不多。

日记中可以看到，梅贻琦办学的颠沛流离之痛。如1941年7月21日，“住小店，住房为一院后草房，三床之外，别无他物，而尿臭潮湿之气与他处小店相同。十点初意因畏室中蚊、虱、臭虫，拟不入睡，但打开铺盖倒头就睡，顾不得许多矣。”7月28日好不容易到了成都，“七点半食稀饭未罢又有警报……男女老幼甚为拥挤，道旁近是稻田，无可疏散……”8月2日“到资中西门码头，摸黑上岸，泥水没胫。十二小时尚未得饮食也。”最后三位联大掌门、教授竟连川资也不够了，至8月3日，“到内江西门外码头，勉强凑合付清船资”。不得不在4日“借款五百元回旅馆，否则同人将无所得食也。”这足令后人窥见国难当头之际砥砺办学之志。

日记中可以看到，梅贻琦个性沉静，寡言、慎言。陈寅恪曾说：“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说话那样谨严，那样少，那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西南联大在战乱之中能够独立支撑，还能办得如此优秀，梅贻琦功不可没。人们避而不谈的是，在战乱结束之后，没有哪一家大学能够再现西南联大的辉煌，个中缘故，令人长叹。《梅贻琦西南联大日记》则体现了一代学人在艰苦卓绝的条件下的精神风貌，传承着一种历久弥坚的大学精神。这种精神，直到现在，仍值得我们学习！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