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回放―――

　　据6月21日《京华时报》报道，“我必须收费，否则我宁愿不接受采访！”外交学院一位教授对采访的记者如是说。据悉，今年年后，外交学院的部分教授统一做法，接受媒体记者采访要收取采访费，否则拒绝接受采访。采访费的价格至少每小时200元。收费理由是：接受采访要花费很大精力，而且常常要涉及自己的研究成果。

　　据报道，外交学院一位部门负责人表示，教授接受采访要收费是个人行为，学院不便介入。而一些新闻传播学者则坚决反对这一做法，他们认为“这是一种腐败的表现”。

　　教授接受采访没有收费权利

　　教授有不接受记者采访的权利，但不等同于其有要求收费后再接受采访的权利。这不仅仅是说，教授收费后接受采访可能会使公信力降低。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公共政策实现的问题―――在某些领域，不能适用市场的规则，不容许金钱的介入。金钱渗入某些领域，不但可能形成强势集团把握话语权，损害弱势群体的利益，也让公众感觉金钱无所不能，缺少社会的形式正义，有悖于公众的伦理道德观念。新闻平台就是这么一个领域，这是一个公共领域，人人享有表达自由，但是这种自由不能与金钱挂钩。

　　如果教授仅仅是接受简单的采访，没有要求收费的权利；但如果是专访，记者大段地引用采访对象的话，那么这些变成铅字的话语，可以作为稿费付给教授，这是对教授劳动的一种补偿。（《青年报》6月22日杨涛/文）

　　索要采访费的教授回答一个问题

　　作为知识分子，是更看重自己的专业研究成果，还是更看重在公共媒体上对社会有启蒙价值的发言？

　　或许这两者同等重要，但是前者是体制内有报酬的劳动，后者是以专业为背景参与社会的行动，却没有人付给报酬，教授们只因为担当了道义而获得公众的道德奖赏，问题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更看重哪一个？

　　现代知识分子的安身立命之处，要么是有独立价值的专业空间和知识空间，要么是有开放宽容精神的公共空间。对一个有道义担当的现代知识分子来说，有时甚至更看重后者，因为在这个公共空间里，知识分子们可以通过发达的传媒和出版业，使自己的知识和观点进入社会的流通领域，和公众建立紧密的联系，发挥思想启蒙的巨大价值，进而推动社会的进步。从这个角度说，利用接受采访的机会发表有助于社会进步的言论，对一个现代知识分子来说，应该是求之不得的事。这种情况下如果只有给报酬才说话，那作为知识分子，其文化人格和世俗人格就离得太远了。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觉得人文科学研究中，存在着一种技术化的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一部分人的人文科学研究剥离了对精神价值的追求，变成了一种纯技术化的工匠式的劳作。技术化的人文科学研究，追求的不是精神价值，而是可以用来谋取职称、待遇的“学术成果”。这样的研究扭曲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人格。在这种技术化的趋势之下，一些人的人文科学研究，不再把对社会文化政治的巨大启蒙价值作为自觉的追求，因此，一个经济学者一边炒房一边发表为房市加温的“专家观点”，就不足为奇了。（《燕赵都市报》6月23日张金岭/文）

　　传播大众知识，教授怎能收费？

　　在这一讨论中，一个缺憾是对知识本身缺乏界定。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可以把知识分成两类：一类是私人的知识，比如专利，这类知识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能立即带来直接的经济收益，一般需要国家确认；另一类是公共的知识，大部分自然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属于这一类，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哲学、社会学理论等，它属于全人类所有。教授就这两类知识接受采访，都不应该向记者收取费用。

　　可以把媒体理解成一个公共论坛，教授只是其中的一个讨论者。通过发言，他也有所得。一是可以和更多的人交流知识，修正自己的看法，同时也促进了人类知识总量的增加。二是为社会所承认，获得了学术声誉。三是许多公共知识只有在传播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教授既然作为尖端知识的主要拥有者和社会的良心，在保证自身应得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多承担一些传播公共知识的任务。（《新京报》6月23日刘海龙/文）

　　采访教授是否付费该由市场决定

　　如果我们把媒体采访看做是一个市场，那么这个市场的供求关系是由采访者与被采访者组成的，采访者是这个市场的需求方，被采访者是这个市场供给方。这种供求关系可以是直接交易，也可以是间接交易。

　　采访与被采访的关系更表现在间接交易上，即个人通过媒体来显示个人能力与知识，以便市场其他需要这些知识与能力者能够低成本地识别与获得，这样，个人的知识与信息就容易推介出去并转化为货币。为什么很多权威媒体采访时都不大愿意付费？因为他们有一个假定，你接受采访就是个人“人力资本”的形成过程，把你的“人力资本”培养了还要付费是不合适的。正因为如此，不少人在“人力资本”形成之后就不愿意再轻易接受采访，而在“人力资本”形成之初是有求必应的。

　　我们每一个现代人都是社会公民教育的结果，没有其他人作为阶梯，教授们的知识与信息又从何而来呢？教授们在获得知识时，也是一次又一次地付费获得的吗？传播知识与教育是每一个知识分子最基本的道德良知，如果知识分子连这种最基本的内心底线都没有了，我们还能有什么呢？（《南方都市报》6月21日易宪容/文）

　　“说出思想”的劳动价值

　　知识分子学有余力，当然应该把自己的思想和判断力更多地贡献于社会。但是，如果劳动在绝大多数地方都能得到社会的酬报，而在另一个地方却不能得到酬报；如果一个人“写出思想”能够得到酬报，而对着记者“说出思想”却不能，这有什么确定的道理吗？采访对象收费，确实可能对新闻产生消极影响，但这还不是否定一种个人权利的充分理由；更不是在新闻实际运作中否定智力劳动价值的理由。（《新京报》6月20日马少华/文）

　　学术垄断造就“采访费”

　　在相关学术领域，比如在讨论有关国际关系话题时，外交学院的教授有学术上的优势。当这种优势在某种程度上形成垄断之后，学者们就有了“止此一家，别无分店”的话语霸权心态。一旦有了话语霸权，学者就敢于对媒体的采访提出收费要求，因为他知道，在这一领域，我是最牛的，不找我采访，你找谁去？

　　由于大部分中国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属于“事业单位”，在统一管理下，这些单位大到财政拨款，小到学术机构的设置、学科的划分调整，甚至细到某一个教授的调动，都有政府指挥棒的影子。正是在这种“等级学术”、“计划学术”等科研背景下，中国的学术机构和学术研究秩序形成了行业垄断、地域垄断甚至学院垄断。

　　教授向媒体收取“采访费”，小处看是少数教授们惟利是图的表现，大处看则是中国学术研究高度计划化和垄断化的必然结果。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的学术研究逐渐脱离政府控制和计划安排，走公平竞争之路，某一研究领域就会杜绝垄断，话语霸权也就没有了藏身之地，“索要采访费”也就没有了底气。（《中国青年报》6月21日陈杰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