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蔡元培从德国回到国内。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1912年1月31日蔡元培就任第一任教育总长，由他主持通过了国家教育宗旨与各种教育法令。1916年3月，蔡元培在巴黎组织华法教育会，推动培养中国留学生。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他积极支持新文化运动，提倡重视科学与美育，亦接纳辜鸿铭等代表的守旧派，营造北大“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学风。在蔡元培的领导下，北大在教育和学术领域进行了破旧立新的改革，成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发源地。1921年至1925年间，蔡元培赴欧美考察、研究并就所思所想著述，还参与了要求英、法等国退还庚子赔款兴办中国教育的活动。1927年，蔡元培就任管理全国学术及教育的最高机关大学院的院长和司法部长、监察院长等职，后于1928年8月辞去各项职务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专注于中国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在关注国家民族的教育和科技事业的同时，蔡元培还为中国的文化事业发展做了大量具有导向性的工作。1933年，蔡元培倡议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他亦同时兼任了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上海市图书馆董事长、故宫博物院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理事长等职务，这些馆、院的大政方针和重要事项均由蔡元培主持和决策。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蔡元培多次领衔各界人士呼吁制裁日本对华侵略及对我国文化教育事业的破坏，为抗日救亡事业奔波操劳。1940年3月5日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举国唁悼，社会各界均对蔡元培毕生为发展中国教育文化事业所做出的卓著贡献表达了高度赞誉。〔2〕

二、蔡元培的博物馆思想

蔡元培先生很早就开始关注博物馆。1902年，他曾在上海参观由法国神父韩伯禄于1868年创建的徐家汇博物院。1907年，蔡元培赴德国，经莱比锡大学的汉学教授孔好古介绍，他进入莱比锡大学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学习，受到兰普来西教授的影响开始关注人类文明发展；蔡元培又向莱比锡民俗博物馆馆长符莱学习民族学，并帮助馆员解说中国物品。〔3〕在听课之余，他参观德国各地的美术馆、博物馆，对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在外国学习和对博物馆直观接触的经历，启发了蔡元培先生博物馆思想的产生，他由此充分认识到博物馆的人文价值和在中国建设博物馆的必要性。

回到国内后蔡元培开始他中国博物馆建设的实践之路。1912年蔡元培出任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一职，他发起设立社会教育司，管理全国图书博物和通俗教育，从而确立了博物馆的社会教育机关属性。蔡元培聘请鲁迅为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具体主管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文艺、音乐、演剧等事宜，并关注搜集历史文物。〔4〕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到任的第二天，他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上提议：政府应大力开办博物馆、美术馆、展览馆等科学场所，以满足大众学习知识的愿望，促进科学文化的普及和道德教育水平的提高。〔5〕1920年11月，蔡元培受派遣赴欧美等国考察大学教育，临行前他在湖南长沙一次题为《何谓文化》的学术演讲中，论述了科学博物院、自然历史博物院、历史博物院、人类学博物院、美术博物院等不同类型博物馆的陈列内容，揭示它们不同的教育功能，传输给社会大众关于博物馆的认识。〔6〕此后蔡元培在历时九个月的国外考察中，重点关注了大学、研究所、博物馆等研究机构，并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本国建设博物馆的思考，这些思考成为他推进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基础和方向。此后，蔡元培在多种场合发表演讲，论述博物馆的意义和价值，引导政府和社会的关注。他认为博物馆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关、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参考部门、是学校教育的有力助手，从多个角度对中国的博物馆建设进行了深入的理论阐述。〔7〕蔡元培在20年代的文章著述和多次演讲，如著于1922年的《美育实施的方法》一文和同年12月在京师市民会上的演说、1924年3月在伦敦留英学生退款兴学会欢迎会上的演说中，多次提及建设博物馆的意义。他的博物馆观与他的美育、科学、社会教育等思考密切结合，体现出他作为教育学家和学术领袖的前瞻视野和文化担当。从1912年到1933年间， 蔡元培先生先后倡议、推动建立了历史博物馆筹备处（1912年）、故宫博物院（1925年）和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

三、推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建的实践

1926年考察欧美归来后，蔡元培先生设想创办一座国家级的博物院，并由李济、翁文灏等十人联名致信，向英庚款会调查团申请在北京资助建设一座“执行统一组织职能、作为国立机构、有独立之行政部门”的博物馆，但未能获得支持。〔8〕1928年，蔡元培在南京创立了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中央研究院，亲任院长（任期1928年至1940年逝世时），并再次提出创办“中华民族博物馆”的设想。1929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北平，接收了国立历史博物馆（1912年创办）；1930年，在南京成立了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两馆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筹建开启了前奏。1933年4月，蔡元培正式提出建设国家级博物馆，并将这一既收藏、研究、展示古代文明遗存又传播现代智识、开展公众教育的博物馆选址定于南京：“南京为国民政府建都所在，施政中枢，人文荟萃，中外士宾观瞻所系。政府及各学术团体渴望有一完善之博物馆，汇集数千年先民遗留之文物及灌输现代智识应备之资料，为系统之展览，永久之保存，藉以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9〕同月，在蔡元培倡议下，教育部在南京设立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拟建自然、人文、工艺三馆，暂借北极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在地办公，傅斯年担任筹备处主任，翁文灏、李济、周仁分别担任三馆筹备主任。1933年6月，筹备处拟定《设置国立中央博物院计划书草案》，草案鲜明地体现了蔡元培的理念，明确建院之宗旨“为提倡科学研究，辅助公众教育，以适当之陈列展览，图智识之增进”，在思想上奠定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发展基础。之前蔡元培即提出，相较西方，中国的历史人文之学发达而自然科学不够发达，因此历史应以科学为凭借，应随时代而进步。〔10〕作为中国现代教育思想的推动者，蔡元培把博物馆当作对国民进行科学教育和美学教育的重要场所，并在1934年7月公布的《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暂行规则》第九条中提出：“国立中央研究院分担国立中央博物院部分建筑费与日常经费；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研究事业科目与国立中央研究院商定设置，中央研究院人员担任部分研究工作；国立中央研究院所有之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材料及现代工艺品，酌量赠与中央博物院陈列使用。”

自1933年确定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筹备由中央研究院担任后，作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理事会的理事长，各项筹建工作便在蔡元培的直接指导下启动，而在人事任命、资金支持、藏品征集等一系列重要环节中蔡元培都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创建提供了坚实的保障。

1. 蔡元培所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对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筹备提供了人员与资源的鼎力支持，并开展了大量合作。《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中“组织设备及经费”一章开篇便提“本处行政系统，隶属于教育部，为谋学术研究、业务发展起见，又与中央研究院有特深之关联”。经由蔡元培先生推荐，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担任第一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筹备处主任，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李济兼任第二任筹备处主任，理事会理事也由教育部与中央研究院协商后聘任，从而为国立中央博物院汇聚了一批高素质专业人才。〔11〕蔡元培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理事会第一次会议上致辞：“承各位推举，自应勉力担任。甚愿乘此机会，一述博物院之重要。欧美各国之博物院，规模均极宏大，本院虽系暂设三馆，将来自当努力发展扩充。中央研究院今后当与博物院密切合作，以宏成绩。”〔12〕从1935年到抗战爆发西迁时期，中央研究院同时承担了国立中央博物院大部分研究工作及购地费用和部分日常经费，两院合作共同开展了多项考古发掘和田野调查活动。1936年11月12日，国立中央博物院理事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合作暂行办法》，明确订定了两院的合作原则，对两院在科研分工、学术合作、陈列品征集等方面做出了明确部署，开创了博物馆与科研机构联合从事科学文化教育的范例。〔13〕（图1）

图1 1933年3月23日，蔡元培致北平古物陈列所公函

2. 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建设经费方面，蔡元培先生也是亲力亲为多方筹措。民国初年时美、英、法等国陆续向中国政府表示退还庚子赔款的意向，蔡元培主张把各国退还的款项用于发展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1924年他专程赴英国伦敦发表演说，提出：“英国政府应支持中国利用退还的庚款，以其中的大部分创办一个科学博物院，使之不仅担负进行高等教育、鼓励科学发展的任务，而且成为资料与研究的中心。”〔14〕1926年3月他又致函英国庚款委员会称：“中国教育上目前所最需要者，为科学的教育，故主张以庚款全部办一科学博物院。”〔15〕1931年英国政府向中国退还庚款，蔡元培以中央研究院院长的身份，向中英庚款董事会正式提出提案，申请补助国立中央博物院和中央图书馆的建设费用。〔16〕同年，中英庚款管理董事会拨款150万元用于修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建筑，这笔资金后来被用于建设人文馆，即现在的南京博物院老大殿。

3. 国立中央博物院的藏品征集工作同样得到了蔡元培及其领导的中央研究院的积极支持和多方争取。1933年10月，按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接收内政部所属的古物陈列所；1934年，根据教育部法令，中央研究院将院内历年所搜集适于陈列之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及工艺品赠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此外，国立中央博物院通过政府划拨和向个人购买等方式不断充实院藏，从1933年起，先后有古物保管委员会、国立历史博物馆、中央研究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研究院动植物研究所、实业部地质调查所等公立机构提供的藏品转归国立中央博物院；也有在蔡元培、叶恭绰、李济先生的争取下向何遂个人购买的绘园古物两千余件等，“购置费当时向交通部借垫，经两载撙节，陆续归还”。〔17〕1933年3月，北平历史博物馆请古代文物陈列所代运的南迁文物共计两批37箱，曾受到蔡元培的特别关心，这批文物后也都归入国立中央博物院收藏。1936年7月原属中央研究院的北平国立历史博物馆连同其收藏的文物一同并入国立中央博物院，其21万件藏品的纳入使国立中央博物院的收藏体系已初具规模。1937年上半年，教育部又以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票价余款之半九千余英镑拨付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令组织专家委员会选购西方艺术品，时任理事长蔡元培指定理事王世杰、朱家骅、李济为专款保管人，选购西方艺术品，这批艺术品成为了中央博物院工艺馆藏品的基础。〔18〕

四、关心支持艰辛而坚定的筹建过程

1933年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成立后便进行了建筑选址、征选设计方案、营造工程招标等事项。首先征购了中山门内旧旗地为院址，再选定兴业建筑事务所建筑师徐敬直的建筑设计方案，并通过招标确定江裕记为建筑建设方。

1935年9月，《国立中央博物院暂行组织规程》经国民政府备案公布，确认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理事会制度，并将中央博物院从教育部下属机构晋升为国民政府下属机构，属当时的国家级博物院。〔19〕同年11月，教育部商同中央研究院聘请蔡元培、王世杰、胡适等十三位专家学者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理事会理事（图2）。1936年4月15日，理事会成立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公推蔡元培为理事长，傅斯年为秘书，会上议定通过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理事会议事细则》，明确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工作方针，并提出欢迎与全国各研究机关开展合作。

图2 1935年11月，教育部聘请蔡元培等人为国立中央博物院理事公函

1936年5月13日，建筑工程开始动工；11月12日，蔡元培到南京，在工地现场主持了国立中央博物院的奠基典礼及理事会第二次会议，〔20〕会议通过了《中央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合作暂行办法》。至1937年8月底，第一期工程完成75%，按原工程计划再有半年即可完工，却因为抗战爆发而被迫停止，11月下旬，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随同其他文化机构一起开始了历时数年艰难而坎坷的迁徙历程，筹备处以及所藏文物离宁先后迁往武汉、重庆沙坪坝、昆明最后到达四川南溪李庄镇。

在此期间，筹备处的工作并未中断，文物护运、考古发掘、民俗调查等活动持续开展，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北平研究院、中国营造学社合作开展了多项研究工作。这种学术合作的优良风气保持了蔡元培在建院之初订立的工作方针。在动荡的历史时期，李济、吴金鼎、曾昭燏等筹备处的前辈学人面对紧张的经费和艰苦的工作环境，凭一腔热情做出了重要的文化贡献。在云南苍洱、四川彭山崖墓、河南安阳殷墟等遗迹发掘和西北科学考察等活动中，都有国立中央博物院人员的参与，并整理出版了相应的调查研究和发掘报告，其中有些研究为有关中国本土历史、文化的新发现，有的研究对安特生等外国人在中国开展的考古发掘错误结论进行了纠正，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全面抗战爆发后，蔡元培已年逾七旬，他作为文化教育界人士也以实际行动投身到抗日宣传活动中。1937年7月，他与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积极组织发动文化界人士及民众投入抗日救亡运动。晚年的蔡元培先生身体状况不佳，主要居住在香港，但他在病中仍尽力处理中央研究院的具体工作，并与傅斯年、翁文灏、朱家骅等国立中央博物院理事会成员保持函件联系，关心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筹建工作。1940年3月，蔡元培因病在香港去世，筹备处专门开会追悼蔡元培为推动建立国立中央博物院和为中国博物馆事业做出的贡献。随后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理事长由理事会推举王世杰接任，在陪都重庆召开了第三次会议，决议筹备处在抗战期间的工作方针等要案。〔21〕中央博物院的筹建人员们也继续完成着蔡元培未竟的事业。

蔡元培倡立的研究平台和荐任的研究人才在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充分践行着建院之初的宗旨。1942年开始，筹备处在李庄、重庆举办了多个展览，并选送文物照片参加国际文物艺术展，将中国历史文物的人文价值和国际影响充分发扬出来。至抗战胜利还都南京后，国立中央博物院的院舍续建工程和展览、研究等活动进一步走向完备，成为中国博物馆走向现代化的重要代表。

结语

倡导创建国立中央博物院并担任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的蔡元培先生是中国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虽然国立中央博物院的筹建因抗战爆发一度停滞，但是蔡元培以开展现代人文教育为目的而建立国家级现代博物馆的理想已经实现，他通过建设博物馆进行科学、美育教育，开展民族文化传播的理念也引领着中国博物馆的建设实践，蔡元培先生的人文教育思想在今天仍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蔡元培先生美育教育（含博物馆学思想）主要著述目录：

1.《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第13号。

2.《美术的价值》，《大公报》1920年11月5日。

3.《何谓文化》，《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第806号。

4.《美术与科学的关系》，《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第814号。

5.《美育的实施方法》，《教育杂志》1922年第14卷第6号。

6.《处理退还庚款的备忘录》，伦敦中国教育推进会1924年编印。

7.《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创刊号。

8.《蔡元培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9.《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0.《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蔡元培先生美育教育（含博物馆学思想）主要著述目录：

1.《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临时政府公报》1912年第13号。

2.《美术的价值》，《大公报》1920年11月5日。

3.《何谓文化》，《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第806号。

4.《美术与科学的关系》，《北京大学日刊》1921年第814号。

5.《美育的实施方法》，《教育杂志》1922年第14卷第6号。

6.《处理退还庚款的备忘录》，伦敦中国教育推进会1924年编印。

7.《吾国文化运动之过去与将来》，《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1934年创刊号。

8.《蔡元培自述》，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67年版。

9.《蔡元培美学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

10.《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注释:

〔1〕蒋梦麟《西潮》，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3〕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页。

〔4〕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5〕《蔡孑民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4号。

〔6〕同〔2〕，第290页。

〔7〕宋伯胤《博物馆：学校以外的教育机构——蔡元培的博物馆观》，《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8〕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9〕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编印《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1942年版，第3页。

〔10〕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第298、395页。

〔11〕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134页。

〔1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13〕南京博物院编《南京博物院八十年院史》，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39页。

〔1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8页。

〔15〕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述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31页。

〔16〕谭旦囧《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经过（序）》，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台北）1960年版，第3—4页。

〔17〕刘鼎铭《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

〔18〕谭旦囧《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经过》，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台北）1960年版，第27—28 页。

〔19〕中华民国教育部《教育法令汇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页。

〔20〕同〔2〕，第132页。

〔21〕同〔18〕，第204页。

注释:

〔1〕蒋梦麟《西潮》，云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2〕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选著》，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1—6页。

〔3〕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4页。

〔4〕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年谱》（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3页。

〔5〕《蔡孑民在北京通俗教育研究会演说词》，东方杂志1917年第14卷第4号。

〔6〕同〔2〕，第290页。

〔7〕宋伯胤《博物馆：学校以外的教育机构——蔡元培的博物馆观》，《东南文化》2010年第6期。

〔8〕李光谟编《李济与清华》，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9〕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编印《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概况》，1942年版，第3页。

〔10〕蔡尚思《蔡元培学术思想传记》，棠棣出版社1950年版，第298、395页。

〔11〕史全生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史》，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130—134页。

〔12〕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八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页。

〔13〕南京博物院编《南京博物院八十年院史》，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39页。

〔14〕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四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08页。

〔15〕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述选》，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531页。

〔16〕谭旦囧《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经过（序）》，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台北）1960年版，第3—4页。

〔17〕刘鼎铭《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1933年4月—1941年8月筹备经过报告》，《民国档案》2008年第2期。

〔18〕谭旦囧《中央博物院廿五年之经过》，中华丛书编审委员会（台北）1960年版，第27—28 页。

〔19〕中华民国教育部《教育法令汇编》，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4页。

〔20〕同〔2〕，第132页。

〔21〕同〔18〕，第204页。

张丹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南京博物院馆员

邱雪峰 南京博物院馆员

（本文原载《美术观察》2022年第2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