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刘克明、金挥主编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七十年》(以下简称《七十年》)一书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系国家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的最终成果。

　　该书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苏联东欧研究所的12名科研人员，此外，中央党校的姜长斌同志、中国人民大学的王正泉、金泉源同志也参加了部分编、章的写作。该书的写作是严肃认真的，为了保证书稿质量，曾经召开数次中型学术讨论会，对每编书稿进行专题讨论，广泛征求专家、学者的意见，反复修改，最后成书。

　　全书共58万字，它将苏联70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划分为5个阶段，即苏联政治经济体 制的创建阶段、形成阶段、探索革新阶段、改革徘徊和停滞阶段、以及全面改革的新阶段。与这5个阶段相对应，全书分5编25章。

　　第一编论述苏维埃俄国早期的政治经济体制(1917一1924)。在这一编中，作者介绍了列宁关于俄国未来政治体制的设想：革命政府不应当是议会式的，而应当是同时兼管立法和行政工作的机关，即“立行合一”的政权机构，对公职人员实行全面的选举制和撤换制原则。但是十月革命后，由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现实以及历史传统的影响，不仅把这两项原则结合在一起予以贯彻非常困难，而且两项原则本身也都发生了实际上的 变化。在经济体制方面，该书论述了战时共产主义体制的形成过程和本质特征，以及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的转变。作者指出，战时共产主义之所以能得到不少共产党人的赞许，这不仅同当时流行的社会主义观念有关，而且同1918年开始实行的一系列非常措施在战争过程中特别生效有关。由于实行了一系列非常措施，使红军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战胜了一批批国内外的强敌。既然能用非常措施取得战争的胜利，那么也可以用这些措施来从事经济建设，挽救灾难深重的俄国。但实践证明，这种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办法，不仅 没有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而且引起了农民的不满，使工农联盟达到了破裂的边缘。一切都证明，战时共产主义直接过渡理论，必然导向革命的失败。经过一番充分的调查、思考、酝酿和讨论，在1921年春，布尔什维克党放弃了“战时共产主义”，改行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引起了经济体制的一系列改革，使一度陷入深重危机的苏维埃俄国经济，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威望，使国民经济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景象。

　　目前，无论在苏联，还是在国际上，都十分重视对列宁最后思想的研究，认为深入 了解列宁最后思想的内涵，是系统认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一环。为此，作者专辟一章，分析了列宁晚年的思想。作者认为，列宁的晚年思想构成了一个轮廓粗略的、新鲜而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可以分为三个方面：(1)关于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管理体制的思想;(2)关于完善“小农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的思想;(3)关于俄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列宁的这些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是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政治、经济改革的重要理论源泉。

　　第二编论述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1924一1953)。该书把这一时期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24年斯大林开始执政到30年代初。这是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初步形成阶段。这一阶段在政治上充满了频繁而激烈的党内斗争，在经济上继续执行了列宁制定的新经济政策。第二阶段是从30年代初到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前。这是苏联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经济济体制进一步发展和巩固的阶段。在这一阶段进一步加强了中央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加速了以党代政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形成。第三阶段是从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这是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稳定和凝固 化阶段。这一阶段的后期苏联的历史条件曾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但它的政治经济体制仍处于稳定和僵化状态，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该书认为，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在历史上起过积极作用，在政治上，它保证了30年代至40年代苏联政局的稳定，在经济上，它创造了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奇迹”，在军事上，它“打败了希特勒德国”，燕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还应看到间题的另一个方面，而且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看，是更为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高度集中体制的严重弊病。这种体制导致权力过分集中，民主太少，产生官僚主义、个人专断和个人素拜这类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现象。在经济上统得太死，地方的经济自主权太小，企业缺乏独立自主经营的积极性，在地方、企业和职工内部缺少发展经济的强大动力。总之，经济上缺少活力，政治上缺乏民主，这是斯大林时期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根本弊病。这些弊病是严重的，因为从长远看，它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妨碍人民积极性和主动精神的发挥，同时，这些弊病也是顽固的，因为它们 与高度集权体制密切相联，形影相随，是从高度集权体制的特点本身产生的。因此，一当历史条件改变，根本革新这种体制，就成为一项重大的历史任务。

　　第三编论述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1953一1964)。该书认为，50一60年代中期，是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开始全面变革的时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顺应了社会发展的需要，冲破了多年的教条主义和僵化思想的束缚，对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改革。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赫各晓夫大张旗鼓地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专权，采取了党政最高职务分开，定期召开政治局、党代表大会和党中央全会，实 行集体领导，一切重大问题由集体讨论决定。但是，这些措施并没有形成制度以坚持到底。赫鲁晓夫创建了千部更新制度，规定了干部的任期制和轮换制，打破了领导职务的终身制。它的方向是正确的，是国际共运史上的创举。这样做，有利于防止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有利于防止个人祟拜的重演。但是干部更新制度没有得到彻底贯彻，一些例外规定为赫鲁晓夫这样的大权在握者留下了终身任职的“后路”，未能在中央制止个人集权和个人专权。此外，赫鲁晓夫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政治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改组监察机构、变革政府机构以扩大地方 权限，整顿国家安全机关，加强法制建设，改进苏维埃制度，以及提高社会团体的地位和作用等等。这些对苏联政治局势的稳定，加速苏联社会和党内民主的进程，促使社会政治生活健康发展，都有重要意义。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1957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公布了《关于进一步改进工业和建筑业管理组织》的法令，决定对工业和建筑业进行彻底改组，将工业和建筑业的业务管理重心转移到地方。这次改组根本上废除了部门管理体制，实行经济行政区管理体制。这次改组对发挥加盟共和国和地方的积极性，促进地区经济的综合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总的来说，赫鲁晓夫的大改组是不成功的，虽然在后期采取了不少补救措施，但仍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握乱，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权失。为了扭转经济工作的被动局面，苏联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摸索管理方面的新形式，于60年代初期开展了利别尔曼建议的大讨论，这不仅为苏联以后的改革作了舆论准备，同时对东欧各国60年代中期先后进行的改革起了重要的作用，并大大推动了经济理论的发展。赫鲁晓夫还在农业方面作了全面大胆的改革，其中包括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鼓励农庄庄员和职工发展个人副业，扩大农业企业制订计划的自主权，合并集体农庄，改组机器拖拉机站，实行统一的农产品采购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改变了过去国家对农业企业和农民控制过死，经济效益很差的状况，总的方向是符合农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但是，赫鲁晓夫的农业体制改革也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和矛盾性。在整个改革过程中，许多改革措施没有经过理论上的科学论证和试验，即使是正确的措施和政策，执行时不是阻力重重，就是朝令夕改，不能贯彻到底。或者贯彻时不能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结果没有收到应有的效果。正因为这样，赫鲁晓夫的农业改革尽管名目繁多，但事与愿违，成效很差，并没有为后来苏联农业的大发展打下基础。

　　第四编论述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曲折和停滞(1964一1982)。该书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对政治体制主要是采取局部完善的措施，而不是采取改革的办法。这一时期，在党政组织方面基本上恢复了赫鲁晓夫改组前的中央集权体制，党内民主，首先是领导层内部的民主流子形式，在这种高度中央集权而个人权力又过份集中的领导体制下，党政不分，以党代政，苏维埃组织难于发挥作用，党组织直接干予经济活动等现象没有得到解决。勃列日涅夫执政后，与强化中央集权的同时，对赫鲁晓夫时期的干部政策进行了调整，取消了干部轮换制，加强了干部的地方化，注意起用年老但有实际经验的老干部，改进领导干部制，这些作法稳定了政局，对促进经济发展起了有益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干部队伍长期稳定中，一些消极倾向也随之而来，领导层老化，一些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使机构臃肿庞大，官僚主义、地方主义、本位主义滋长，甚至出现结党营私，贪污盗窃现象。勃列日涅夫时期，在经济体制方面，从开始主张改革，到后来转为修补与“完善”原有体制，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这个时期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期，主要是克服经济棍乱局面，恢复部门管理原则，全面推行计划工作和经济刺激新体制。第二阶段，70年代初期到70年代末期，对工业管理休制的完善。第三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的完善计划管理体制。贯穿这三个阶段的一条主线是对旧体制进行修修补补，而不是采取改革的态度。因此，到勃列日涅夫逝世时，苏联的经济体制仍然没有突破旧体制的大框框，经济决策权依然过分集中在国家，企业的权限很小，领导经济的方法依然以行政方法为主，经济方法作用有限，国家管理经济的主要办法仍然是靠大量的指令性指标，排斥市场的调节作用，价格、物资分配基本上仍由国家统管，企业自主经营的权限十分有限，劳动群众管理企业的民主权利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等等。因此，旧体制的一些弊病并没有得到彻底克服，所形成的新体制只不过是一种“改良型”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勃列日涅夫的“完善”管理体制之所以不成功，主要原因是理论僵化，回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缺乏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紧迫感，延误了改革的时机，其后果是，导致苏联从70年代起到80年代初出现了经济停滞不前的局面，国家处于危机前的状态。

　　第五编论述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全面改革的新时期(从1983年开始)。该书认为，勃列口涅夫以后时期，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执政后，苏联进入了一个继往开来和不断延伸的新时期。赋予这一时期的厉史使命是，清理过去的遗产，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进行政治经济体制的全面改革，推动苏联社会经济的加速发展。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改善党的领导，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领导作用，完善苏维埃制度，扩大地方苏维埃的权限，精简党政机构，取消多余环节，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改革干部制度，大幅度更新干部，民主选拔干部，加强干部的马列主义理论素养和思想品德锻炼，广泛吸收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等。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推动下，苏联社会的政治生活正在发生重要的变化。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在80年代中期，苏联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也迈出了实际步子。在工业管理体制方面，从在原有旧体制的基础上扩大企业自主权，发展到企业自筹资金的试验，这对旧体制是一个重大突破，经济改革试验有了实质性的发展。试验分为两个步骤进行：(1)以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中心的试验。试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使集中计划与企业扩大自主权相结合，提高企业对满足国民经济需要的责任心，使劳动报酬、福利设施与劳动最终成果挂钩，加速科技进步，实现经济集约化。这一试验仅仅是第一步，只是在局部上的试验，也暴露出一些缺点。但通过这些试验，仍然摸索了一些经验，为第二步试验创造了条件。(2)企业自筹资金的试验。实行自筹资金原则是苏联企业经济核算制发展的新阶段，它要求企业完全以收抵支，即用自己的收入不仅要抵补简单再生产开支，而且要抵补扩大再生产开支，不仅抵补生产性耗费，而且抵补社会性耗费。实行这一原则，大大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自主权，提高了生产效率。在农业管理体制方面，主要是推广集体承包和发展 家庭承包形式，改革农产品收购制度，扩大商品生产者支配部分农产品的权利;建立新的农工综合体管理体系，加强农工一体化。此外，还在商业管理、对外经济关系、工资制度等方面，进行了广泛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本书的时间跨度仅限于苏联社会主义70年的发展史，事物在不断发展变化，目前苏联的社会政治矛盾错综复杂，政局正经历着转折性变化，评述1987年以后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演变已超出本书的范围，故未涉及。

　　纵观全书，脉络清晰，内容丰富，评论恰当，体系设一计和结构安排合理，是一部可读性很强的力作。全面评论这部专著，笔者尚感力址单薄，作为一个苏联问题的爱好者，读完此书，通过比较分析，觉得有以下两大特点。

　　(1)开拓性。开拓性研究的意义主要不在于其学术的沫刻性和论证的准确性，而在于其研究的首创性和学科的奠基性。《七十年》在这方面迈出了可喜的步子。正如该书序言所述，苏联几十年的体制发展的历程中埋藏着许多对当前改革事业有价值的东西，需要人们不断地去‘研究、发掘。本书仅仅是个开头，一块铺路之石。苏联社会主义70年的历史是复杂的，有成绩，也有缺点，有前进，也有回潮，有革新，也 有守旧，千秋功过，如何评说，诸子百家，各持己见。苏联20年代曾出版过几种苏共历史，但自1930年出现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儿种不同版本的苏共历史均遭批判。1938年《联共党史》出版后，垄断了对苏共党史的解释权。该书虽然处处粘附着马思和列宁思想的外壳，但其灵魂更多的是斯大林模式。如何肃清《联共党史》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歪曲，按历史的本来面日重新评价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十分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近十年来，从某一个角度，或某一个问题研究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论文、著作，在我国陆续出现，有的还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和研究深度，但如果从系统性和完整性的角度来考虑，与《七十年》相比，就略逊一筹了。该书的作者敢于解放思想，不囿旧说，对于一些重要的历史现象的看法不因存在分歧而隐瞒自己的观点，而是大胆提出自己的见解。例如，在评论30年代形成的政冶经济体制时，有的人比较强调领导人的个人意志的影响，《一七十年》认为这种体制不是某个个人的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当时苏联国内外各种特殊的历史条件决定的，有其历史必然性。

　　(2)学术性。写一部好的学术著作，必须作到有史有论，史论结合，有述有评，评述交织。《七十年》在这方面作出了很大 的努力。该书的作者，都是研究苏联问题的专业工作者，从理论修养、专业知识及外文资料的运用方面，都有较好的基础，这就为他们顺利开展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一方面，他们详细地占有资料，阅读了大量书报文献及国内外新近的研究成果，全书在史料的选用上，有提炼后的宏观概述，有突出重点的微观特写，在一些地方对某些传统提法进行了考证和核实，并且注重材料的准确性。比如书中第五章第三节引用了列宁的一段语录：“大工业虽然转到国家手里。我们还是无法使它供给农民产品。既然这一点办不到，那么在农民 和工人之间，……除了交换，除了商业之外，就不可能有别的经济联系。”作者究读了俄文原著，认为这里的“既然这一点办不到”，其准确含义应是“既然这一尝试没有成功”。由此可见，书中应用资料是经过一番推敲的，史料是翔实的，但又不是史料堆积，而是应用辩证唯物论的方法，对大量的史料进行筛选，去粗取精，去伪存真，钩沉索隐，纵横比较，从中找出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的轨迹。在行文上。避免了平辅直叙，一般介绍情况，而是运用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去统帅材料，进行实事求是的科学分析和理论概括，既肯定成绩，又指出缺点和 错误，并进而论述产生缺点和错误的主客观条件和思想理论根源，对苏联七十年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系统总结。尽管书中一些论点还不一定很成熟，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但在成书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积极探索精神是可取的。

　　无庸置疑，《七十年》作为对一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发展的较早的探索性著作，不足之处也是存在的。比如全书对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演变的经验教训除了在结束语中作了简要论述外，其他章节涉及不多，分析不够充分，还没有找出更多带规律性的东西以资借鉴。此外，由于作者较多，思路各异，所以全 书在体例上显得不够协调，有的编、章写得详细，有的编、章又显得粗略。虽然如此，毕竟瑕不掩瑜。作为国内第一部比较系统地研究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著作，它的理论和社会价值还是应该肯定的。

　　(1991年5月稿)〔责任编辑刘庆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