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是在缺乏民主、高度中央集权的斯大林模式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特权阶层制度则是斯大林模式政治体制的组成部分。特权阶层制度不仅仅限于生活待遇的特权，与这个制度相联系的同样还有斯大林本人对领导干部的委任制、领导干部的终身制、高级干部保卫制以及干部问题上的保密制等一系列保证领导干部层的特权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形成的官僚特权阶层，是斯大林模式的支持者，同时斯大林模式反过来又成为这个阶层利益的维护者。直到赫鲁晓夫时期，特权阶层的某些物质方面的待遇曾受到一些限制，但领导层拥有特权的基本制度未改变。勃列日涅夫时期，废除了干部轮换制，领导层的特权待遇不仅得到恢复，而且有新的扩大。特权阶层制度中的干部委任制、领导干部终身制有了新的发展。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特权阶层显露了他们贪婪的本性，利用他们的权势地位和关系，一下子变成了千万、亿万富翁。成为了颠覆和瓦解了苏联的主要力量。

官员等级录名制（俄语：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又称“在册权贵”制度。苏联的职官等级录名制度和斯大林模式的形成与建立同步，也与苏联政治生活权力逐渐集中的历史走向相符。作为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该制度有如下特点：

1.宅第权。从斯大林本人到苏联的地方各级官员均有一处或几处别墅。凡是名胜古迹、风景区、海滨、避暑圣地，几乎全部被苏联的各级大小官员的别墅所占据；

2.特供权。苏联的各级政府机关均有特设的内部商店、餐厅、冷库等供应网络，按照官职的大小、地位的高低享受不同的特殊供应；

3.特教权。凡是苏联高级官员的子女，从幼儿园到大学均有专门培养他们的学校或保送入学的制度。高级军官的儿子则直接送往军事院校培养；

4.特继权。苏联的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可以免费为自己的子女留下豪华的住房或别墅，供他们终身享用；

5.特卫权。花费在斯大林及高官要员身上的安保费用，达到了无法核算的程度；

6.特支权。位居金字塔顶端的苏联官员们在国家银行有敞开的户头，即户主可以不受限制地随意提取任意数目款项的银行账户。

在苏联的平民百姓们忍饥挨饿的1930年代，苏联的对外商店里却仍然可以购买到高档的奢侈品、来自外国的商品和其他制作精良的食物。

我想要说的是，“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即“在册权贵”们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对他们来说，苏维埃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他们总是在享受着一份特殊的权力，而苏联本身的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手工业从事者却没有这样的一份特权。对于“在册权贵”们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排队。他们可以获得良好的医疗药品与良好的教育。一旦成为“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就像是进入了另外一个国家，与主流分离。那是一群特殊阶层的人。

 В СССР на словах компартия через пропаганду внушала людям,что вce равны, a наделе koe -кто всегда был  ровнее остальных смертных.Партийная номеннлатура жила иначе чемпростой народ.Зачем они обманывали людей o равенстве,ведь равенства небыло.Это было обычное классовое толпоэлита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kak иво всëм остальном Мире,где есть богатые,средние и бедные.

苏联社会的不平等

在苏联，统治者们通过宣传让人们相信每个人生而平等。但是事实上，总有的人比其他人“更加平等”。斯大林和他身旁的权贵们与普通群众的生活方式大相径庭。他们为什么要欺骗俄罗斯人民社会是平等的？根本不存在平等，存在的只有一个特权阶级社会。这里就像是世界上的其它地方那样，存在着富人、中产阶级与穷苦大众。

有人说，斯大林时期的住房、教育和医疗基本上是免费的。

我们暂且不谈及斯大林先生的四栋私人别墅（可能不止四栋），仅以斯大林时期极具苏联建筑风格的“Stalinkas”——“斯大林式构建风格”建筑物为例，先来谈谈住房:

“七姐妹”（ 俄语: Сталинские высотки）是位于莫斯科市的典型的斯大林式高层建筑。它们大都建造于1947年-1954年。而其中的的重工业部红门大楼（俄语:Административно-жилое здание возле Красных ворот）、艺术家公寓（俄语:Жилой дом на Котельнической набережной）和列宁格勒希尔顿酒店（俄语:Гостиниц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等高档居所都属于那些“在册权贵”们。所有的这些居所都需要斯大林亲自同意才能入住，可谓是一项“殊荣”。而留给苏联群众们的，更多的是红砖砌墙水泥抹灰的平民公寓。虽然外表尚可，但内里还是列宁时代简陋的筒子楼，在可能20平方米不到的房间里，需要生活一家子人。

“七姐妹”（俄语:Сталинские высотки）是位于俄罗斯莫斯科市的一系列斯大林式建筑，结合了巴洛克式和哥特式的建筑风格与美国1930年代摩天楼的建筑技术，其建造于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十年间，主要目的则是为了宣扬国威。

有人说，苏联是全世界第一个实现了全民范围内医疗免费的国家。在苏联，公民们看病、治病和住院都是不需要花费任何费用的。仅仅是政府按照预算拨款为公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这一点在当时的世界上就是极其先进的存在。

或许吧，但是在接下来的介绍开始之前，请允许我向您明确一条客观事实:那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存在没有任何花费的医疗服务。也就是说,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的、真正意义上的免费医疗制度根本不存在。纵观世界各国的做法,无非不是由税收支持、或个人和企业支付，通过共同或单独缴费的医疗保险或社会保险解决医疗费用的问题。患者在看病和治疗时或许是免费的,但是实际上医疗费用已经在个人和企业的各种税收或者缴纳的保险中体现了。

而且，先不说患者们还需要按医生开出的处方在药房自费购买药品，就政府拨款建设公立医院为百姓们提供免费医疗服务这一点，之于上个世纪30-50年代的世界来说仍算不得什么“羡煞旁人”的发展成就和社会福利。至少这样的公立医院我国早在1905年的清朝末年就出现了，它们便是京师内、外城官医院。

官医院的部门设置、聘用的医生以及诊断程序，已与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基本相同。内、外城官医院分别设有如下部门：诊治室、手术室、敷药室、药房、发药处、普通养病房、特别养病房、传染病房等。官医院诊治程序为：病人看病须挂号依次应诊，“号分男女，男红女绿”。医官诊视后给以药方，患者持药方至发药处取药。官医院还设有住院部。除病伤不能沐浴、剃发外，住院病人必须沐浴、剃发后方能住院。住院病人不能任意出入，如有亲友来院探视，须禀明管理员或稽查员许可，方准晤谈；如馈送食物，须经医官许可，病人方可食用；一律不准馈送药品。此外，官医院雇佣的医生既有毕业于日本医学校的西医，也有传统的中医。

而在如此庞大的苏联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甚至给古拉格劳改营当中的囚犯们进行“免费”医疗，以及给那些居住在穷乡僻壤处的农民和孩童们带去救助与保障。在上个世纪30-50年代的苏联，其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实际上，根据莫斯科财政学院经济学博士陆南泉先生的研究，从1965年起苏联的社会保障与社会保险制度才覆盖到集体农庄，名义上实现了“免费医疗”——医疗服务免费，但是药费还需患者自付。

直到1970年前，免费医疗保障服务才覆盖了整个苏联地区。其中的免费医疗服务包括急救、门诊、住院等。治疗的范围也涵盖了从轻微感冒到严重癌症。因此，在当时的苏联，民众完全不用担心因为缴不起医药费而被赶出医院。这成为苏联引以为傲的一项福利制度。但由于苏联制药业落后，因此，实际上除了疫苗免疫制度十分有效之外，很多药物的治疗效果都不理想。

但是，美好的免费医疗背后是苏联公立医疗机构的全面落后。上世纪80年代，在苏联解体前的医疗系统当中，20%的医院没有热水供应、17%的医院缺乏卫生消毒设备、人均医疗费用是欧洲的八分之一，是美国的二十六分之一。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医疗费用匮乏、机构基础条件差、设备落后、医护人员缺乏工作热情，导致了普通的苏联百姓到医院后并没有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而医疗设备的落后和整体环境的不堪，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则更为捉襟见肘:

 A hospital for the Gulag prisoners working a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hite Sea - Baltic Canal( Belomorkanal ). The canal was constructed between 1931 and 1933 by forced labor of Gulag inmates . According to ofhcial records and accounts in the works of Aleksandr Solzhenitsyn , between 12,000 and 240,000 laborers died dur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anal , Russia ,1933.( Photo by Laski Diffusion / Getty Images）

这是为修筑白海至波罗的海运河的、来自古拉格集中营的劳工囚犯们提供的医院（名为贝洛莫卡纳尔）。这条运河是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由古拉格的劳改囚犯们强迫劳动修建的。根据俄罗斯联邦档案局在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俄语: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цын）作品中的记载，1933年，在所有位于俄罗斯境内的运河建设期间，共计有12000至240000名工人死亡。（拉斯基拍摄）

农村儿童流动诊所医生们在美国的救助列车中检查营养不良的苏联儿童。（照片由霍尔顿拍摄——德国收集）

声称苏联时代不存在疗养院的说法是错误的。这不仅仅是因为有遗留下来的建筑旧址作为它们曾经存在过的证明，更是因为大量的历史照片还原了前苏联时代疗养院的真实面貌。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工人和农民们很少去过疗养院这样的社会福利机构，我们可以自信地猜测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从来都没有听说过“疗养院”这种东西。那么疗养院到底是为哪些人或群体建设的呢？答案就是那些获得斯大林喜爱和赏识的“艺术家”们——他们或许并不属于“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当中的一员，可是他们也真真切切地享受到了普通的苏联群众们从未体会过的生活。

基洛夫疗养院，皮亚提戈尔斯克，苏联，1940年的艺术家们：这里是基洛夫疗养院，位于苏联的皮亚提戈尔斯，1940年。皮亚提戈尔斯克是高加索北部的一座城市。自19世纪初以来，它一直是一个温泉度假胜地。照片来自于私人收藏。（“Anon”有“匿名”之意，这里可能是指并不清楚具体的拍摄者是谁——译者注）

而在我们开始讨论前苏联时代的免费教育之前，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一位苏联科学家，他就是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俄罗斯语：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

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俄语：Трофим Денисович Лысенко）是一位来自乌克兰的苏联生物及农业科学家，他在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业学院。

李森科是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时代苏联的首席科学家。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超过3000多名反对李森科主义的主流生物学家受到斯大林的压制，遭到解雇或监禁，乃至被处决。其中曾指导李森科的农业学院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俄语: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Вавилов）就死在古拉格中，而苏联的遗传学研究则完全陷入停滞。神经生理学、细胞生物学等其他生物学科的研究及教学受到影响，乃至被完全禁止。

1934年到1940年间，在李森科的告诫及斯大林的批准下，大批遗传学家被处决，包括所罗门·莱维特（俄语：Солом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евит）、格奥尔基·卡尔佩琴科（俄语：Карпеченко Георг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和乔治·哈德森（俄语：Джордж Надсон)，也有一些被送进劳改营。1940年，前苏联遗传学家、农业科学院主席尼古拉·伊万诺维奇·瓦维洛夫被捕，1943年在古拉格中去世。

李森科主义（俄语：Лысенковщина）告诉了我们，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不存在学术自由，则苏联的教育水平如何也就可想而知。

至于苏联所谓的“免费教育”，欢迎参考1975年11月发表于《红旗》杂志上的《请看苏修的一种新行业》一文:

苏联成立的一个道德号召就是铲除俄罗斯帝国时代的腐败与特权制度，但是苏联自身也没有在俄罗斯建立起清明的政治。苏联的腐败与特权是成体制的、自上而下的腐败。约瑟夫.斯大林以腐败为手段谋求个人统治地位的稳定，因此他也成为了官员等级录名制（俄语：Номенклатура）的中心人物。即使少量的腐败行为遭受了制裁，也只是为了安抚苏联群众的象征性举措。如果我们把苏联的官员等级录名制制度视为最典型不过的传统皇家特权阶层，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套特权制度将苏联的统治者和平民百姓们严格区分开来，并最终成为了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