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芬兰基础教育的学制和我国类似，孩子六岁上学前班，七岁入学，接受九年基础教育后进入高中阶段学习。高中阶段包括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都是三年学制。新的教改把学前教育列为义务教育。与我国不同的是，芬兰小学和初中的教育多在同一所学校，这两个阶段的教师资源可实现共享。高中阶段，芬兰实行无班级授课，学生可以根据学习计划选择课程，自主安排学习进度。

第二，芬兰学校不仅免收学费，而且还提供免费的学习用品和午餐。如果学生的居住地距离学校较远，政府提供免费接送。

第三，芬兰教育有极强的平等理念。一方面，教育资源分配均衡，学校间的差距很小，家长基本上没有择校的想法。另一方面，芬兰教育的核心价值观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特别是对有学习障碍或困难的学生，学校会提供额外的帮助。

第四，虽然芬兰的教学大纲由国家教育委员会制定，但仅仅是一个粗线条框架，学校和教师在执行上有较大的自主权。而且，芬兰的出版社会根据大纲编印教材，完全是市场运作，选什么教材由任课教师做主。另外，学校会开设一定比例的选修课。

第五，芬兰有高质量的师范教育体系，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进入教师队伍。芬兰没有教师资格证书制度，取得中小学教师资格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大学教育学院学习，并取得硕士学位。报考师范专业的竞争非常激烈，如坦佩雷大学是芬兰最热门的大学之一，每年的录取率只有10%，而该校师范专业的录取率不到5%。芬兰的师范教育主要在研究型大学完成，核心理念是：基于研究，与实践紧密结合。第六，芬兰是一个不对学校考评、没有标准化课程、学生没有考试压力和无争强好胜心态的教育改革范例。

如果说以上属于教育体系的宏观范畴，对教师来说，可能更想知道如何从微观层面解释芬兰学生学习时间少却成绩高的现象。下述四个方面，可能有助于揭开这个秘密，反映出中芬两国学习环境的不同。

首先，我们看到的PISA 测评结果是对全体学生均值的比较，这正是芬兰教育的优势，即通过学校教育缩小学生之间的差距，而不是筛选少数精英。其次，虽然芬兰学生总体学习时间少于中国学生，学习难度也小于中国学生，但在单项技能（应试能力除外）的训练时间并不逊色。我们打开一本芬兰小学一年级的数学教科书，会发现是厚厚的一本需要一个学期完成的教材，从始至终，不外乎是十位的加减法。可细看内容，发现其特点是反复不断地强化加减法在实践中的应用。再次，由于芬兰学校的教师是在研究型大学培养的，他们善于不断通过研究、相互学习和合作，持续地改进教学方法。

由此，芬兰的教学方法也是多样的。同样的课程，不同的学校与教师可能会采用不同的方法。例如，数学课上教加减法，教师并不是告诉学生怎么运算，而是鼓励他们寻找各种方式找答案、总结，探讨最有效的算法。如果说这是典型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法，那么在其他课堂中也可能采用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

最后，芬兰学校的课程时间和作业安排灵活多样，充分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一般来说，芬兰学校没有统一到校时间，每个班级有自己的时间表，学生清楚哪天要八点到学校，哪天是九点到校。学生在课堂上常常有大量的时间完成各种练习，当他们完成教师布置的任务后，可以在不影响其他学生的情况下安排自己的活动。例如，他们通常会到教室的书架上找自己喜欢的书阅读。当然，学生每天的离校时间也不相同，他们从小就养成自己安排时间的习惯，一般会在课后参加一些兴趣课，或到图书馆选择自己有兴趣的图书阅读。

芬兰学生的家庭作业一般不超过30 分钟，但对有兴趣和能力的学生，教师会提供一些更有难度的题目，供学生自选完成。在这样的教学环境中，学校没有特意地训练学生的应试能力，而是帮助他们发现兴趣和特长，提高自我管理、做选择、实践、合作、自学和创新等方面的能力。毕竟，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参加PISA 或各种考试，而是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使他们能够在社会中最大程度地实现自身价值。也许正是因为芬兰学生具备这些技能和素质，恰恰能帮助他们提高在考试中灵活解决问题的能力。

三、我们能学到的芬兰教改经验

微观层面的表象是由宏观环境导致的，芬兰教育的特点是由芬兰的社会环境决定的。我们也许会说，中国的环境与芬兰存在较大的差距，它的经验很难在中国应用。可是在三四十年前，芬兰的教育体系确实是既传统又平庸：国家对课程体系有较强的控制；课堂教育完全是以教师为中心，形式单一；学校间也有“优劣”之分，这与我国的教育极其相似。甚至到20世纪90年代初，按照国际标准，芬兰教育并无突出之处。所有的芬兰年轻人正常接受学校教育，学校网络分布广泛、稠密，都有机会接受中等教育，越来越多的高中毕业生能够选择进入高等教育阶段。在国际评比中，芬兰学生除了在阅读能力方面领先多数参加评比的国家外，总体表现是平均水平。那么，芬兰是如何一跃成为世界教育的成功典范呢？芬兰的教育改革过程发生了什么？

芬兰的教改之路是漫长的，主要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始于20 世纪70 年代末到80 年代初的对教育理论和基本方法的再思考。这期间，主要是对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方法进行批判，提出“为了教育具备批判能力且能独立思考的公民”的新的办学理念，提倡多元化教学方法，相信学校和教师能找到提升学生学习质量的最佳教学方法。第二阶段是20 世纪90 年代，改革强化地方政府在课程设计和实施中的积极作用，加强校际间及学校与其他部门的合作，开展以学校为中心的教育创新活动。第三阶段开始于21 世纪，改革的特点是提高教育体系和管理效率，最重要的改革包括全纳教育的推广和去除小学与初中的管理分界等。

芬兰改革的道路说明：改革没有捷径，必须得有耐心。在这个对什么都期待有立竿见影效果的时代，教育需要不同的思维方式。学校改革是一个复杂和缓慢的过程，急于求成，只能事倍功半。芬兰的教育改革明确说明这一点。芬兰改革起于理念，对“教育是什么”及“为什么教育”等问题达成社会共识后，才逐渐进入行动，而且改革的每一步计划和实施都有基于学者、决策者、校长和教师的共同参与。

芬兰在改革之初，借鉴他国经验，也受到国际组织的影响。虽然芬兰的教育体系主要基于瑞典福利制度模式，许多教育理念和教育创新最初是从北美和英国等国家与地区引进的，例如，英国、加利福尼亚和安大略的课程模式，美国和以色列的合作学习，美国的组合评估，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科学和数学教学及加拿大的同行互助式领导。但芬兰人最终还是开创出自己的教育体系，沿用至今，成为“芬兰之路”。芬兰的教育改革既保留了最好的传统，又有效利用了他国的创新成果。在学习外国经验的同时，芬兰的教育之梦却是地地道道的“芬兰制造”，是芬兰人创造的，而不是舶来品。

我们不一定能把今天看到的芬兰教育的做法直接拿到中国应用，但我们应该学，也能学的，正是芬兰是怎么学习他国经验并为“我”所用的。芬兰教育成功的秘密正是它懂得如何处理好来自外部的改革建议和自身教育改革传统的关系。作为中国教育决策者和工作者，学习芬兰经验的同时，必须寻找适合中国的道路，做好长期改革的准备，特别是要从教育基本理念的讨论和达成共识开始。

可喜的是，这些已经在中国教育界进行得如火如荼。当新的模式和理念遭遇长期形成的传统时，冲突和阻力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既要有长期应对挑战的决心和心理准备，同时也要寻找有效和巧妙的方法。改革高考和中考的考试内容，可能会是一个改革中国教育的有效抓手。如果我们的考试不再注重题目的高难度，不再强调学生对可以轻松查阅到的信息的死记硬背，不再期待标准化的答案，而是侧重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创新能力和灵活应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我们的学生也可以从繁重的机械性学习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养成健康的人格，发掘人生价值。

（全文请移步《中国教师》总第242期）

（ 蔡瑜琢芬兰坦佩雷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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