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2019年年末，日本NHK电视台放送了一部SP《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该片根据芥川龙之介的《上海游记》改编，虚构的小说世界和中国现实国情相互交织，讲述了芥川龙之介在上海的所见所闻。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写于1921年，彼时他作为《大阪每日新闻》报社的海外特派员前往中国，由海路自上海入境，周游江南一带后，溯江而上，到访芜湖、九江、武汉、长沙，再驱车北上，游历京津一带，回国后便创作了《中国游记》。事实上，明治末至大正时期，在日本形成了一股中国旅行热，也催生了大批中国游记。由于游记所具有的独特的互文性和亲历性文本特征，使其借助批量的文化叙述制造出了一种权威话语，充当对中国进行叙事的主力，进而影响了近代日本人中国观的形成与演变。[1]与此同时，通过中国反观日本，日本观也得以一窥。因此，以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为视角，本文试图对1920年代初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中国”与“日本”进行分析。

二、 1920年代初的中国与日本

（一）1920年代初的中国

1884年甲午战争中清朝的战败导致东亚传统地域秩序崩溃，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危机面前，国内变革之声高涨，国民意识逐渐加强。“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遭到清廷的镇压，使得清朝政府威信尽失，有志之士的呼声开始朝高举民族主义大旗的革命派倾斜。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得到了一批日本人的大力支持，这其中包括毕生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宫崎滔天和长崎的富豪梅屋庄吉。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长达2132年的清朝专制帝制终被推翻，民国初立，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夺权，国内又陷入军阀割据之中。1919年巴黎和会北洋政府的外交失败成了五四运动的导火索，从学生运动到工人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浪潮从北一直席卷到南。

1920年代初的中国可谓是内忧外患，从内至外的任何方面，都在一触即散的边缘。然而，堕落之中伴随着新生。1915年陈独秀《新青年》的创办以及新文化运动的推动，使得自由与革命思想，民主与科学精神，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李大钊以《新青年》为阵地，将俄国十月革命之火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带入了中国。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举行，一条新的道路在中国铺展开来。

（二）1920年代初的日本

对日本人而言，“大正”是一个浪漫又短暂的时代。明治末至大正时期，中日关系大为逆转，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对中国的态度由敬畏逐渐转为轻侮，战争的胜利让日本人重新书写’“自我”认识和“他者”认识，宣扬文明日本与野蛮清朝的“文明论”论调抬头，“国民意识”广泛渗透到日本社会中，日本开始转变为近代国民国家。1905年日俄战争的胜利更让日本人的民族自豪感空前膨胀，一个面向世界的日本就此诞生，一个独创、感化和文化输出的时代慢慢走来。而彼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经历着不伦不类的西化，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大众挣扎、堕落和麻木，更使日本感到自己的先进强大和中国的落后软弱，对中国的蔑视和嘲讽成为一种普遍的国民心理。[2]因此，不少研究认为，当时的日本文人也受西方的“东方主义”视点影响，将日本置于观察者的位置，将中国置于被观察的“他者”。

实际上，日本的近代文坛是伴随着日本“脱亚入欧”的欧化主义发展起来的，早期崇洋氛围浓厚，主要是翻译和介绍西方的文学作品。20世纪初，连年的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在法国自然主义的影响下，日本的知识分子转而诉诸内心，发展了强调自我忏悔和自我曝露的日本自然主义。到了大正时期，反自然主义的潮流开始出现。一个是倾向颓废、没落的“新浪漫派”，一个是以人道主义为理想主义的“白桦派”，最后在日本文坛登场的是“新思潮派”，他们反对自然主义的纯客观和“白桦派”的理想主义，主张用坚实的技巧理智地剖析现实，而芥川龙之介，正是“新思潮派”的代表作家之一。

三、 芥川龙之介眼中的“中国”与“日本”

（一）古典中国与现实中国

芥川龙之介深受中日传统文化熏陶，汉学底蕴深厚，在闭关锁国和交通极为不便的时代，不少日本人心目中最初的“中国”同芥川一样，都是由古典文籍所构建的。唐诗宋词意境中的神秘国度，《水浒传》中侠士的快意恩仇，这就是诗意的中国和中国人，是他们对抗日益西化的日本的理想乡。然而，真正踏上现实中国的土地，芥川经历了“诗意的幻灭”，在他面前是满目疮痍、杂乱无序的中国和麻木不仁、面目可憎的中国人，因而有了这样的质问：“现代中国有什么？政治、学问、经济、艺术，不是全在堕落吗？”

芥川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上海。“不洁”的中国车夫叫嚷着包围他，“贪得无厌”的卖花老妇“乞丐似的伸着手”，在城隍庙湖心亭边留着发辫的男子悠然地向池中小便，芥川尖酸地评价道，“这不仅是一幅令人忧郁的可爱的风景画，同时也是我们老大国可怕且具有辛辣讽刺意味的象征”，这就是芥川眼中的“心灵昏聩”的中国人——政治冷漠、苟且营生，他愤愤地写道，“现代的中国，并非诗文里的中国，而是小说里的中国，猥亵、残酷、贪婪”。

如果只因为芥川过多地描绘了种种现实中国的堕落腐败之景，就评判其歧视和污蔑中国，似乎并不成立。与芥川同时期的鲁迅同样是以笔代刀，刀刀见血，剖析中国近代社会之愚昧病态毫不手软，为何我们就能称其是字字珠玑呢？或许是因为芥川的“异乡人”身份刺痛了我们的自尊心，又或许自动带入东方主义“自我”与“他者”身份的其实是我们自己。《中国游记》中处处流露出他对西方文明侵蚀下已然变质的中国古老文化的惋惜之情，以及对中国人沉湎于乱世而不自知的昏聩现状的痛斥[3]，在这一点上，作为异乡人的芥川，和中国有志之士的“怒其不幸，哀其不争”何其接近，当时的中国人，“怕是更要深感嫌恶的吧”。

虽然芥川一向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艺术高”的艺术至上主义者，但是竟然也被当时中国的政治气氛所感染，感叹“就连像我这样的人，在江南一带周游期间，谈论政治的热情居然都没有衰退”。《中国游记》中芥川记叙自己与政治家章炳麟、文人郑孝胥和青年李人杰的交谈，不断谈到中国停滞不前现状、对前路持悲观态度的章炳麟不是芥川想要谈论的对象，“能够代表年轻的中国”的青年李人杰让芥川感受到了中国的“活力”。目睹中国衰落现状却又感受到暗流涌动，他对李人杰为国积极奔走颇为赞赏，急于向李人杰表达对中国的不满，希冀像他这样的有志之士能找到不安和动乱的解答，找到“震撼全中国国民”之法。

（二）现实中国与现实日本

倘若芥川龙之介抱持着“日本式的东方主义”心态，将“现代日本与中国处于先进/落后，文明/野蛮，洁净/肮脏等一系列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之上”[4]，那我们当可以从芥川的笔下读出他对作为文明国家的现代日本的自豪之情，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苏明认为落后凋敝的中国激发了芥川的民族认同和怀乡意识，使他不由自主地发出慨叹：“在南江水汹涌奔流的前方尽头，便是像小泉八云所梦到的蓬莱一样的魂牵梦绕的日本岛山。啊，真想回日本！”但是日本不过是芥川在“不满”和“极度不满”中所作的次差选择，在《中国游记》中即使他只在只言片语中提及日本，也丝毫不留情面，用语颇为辛辣讽刺。

芥川批判了中国的“庸俗西洋化”，但也并未说日本的“西洋化”什么好话。日本对西方文艺的盲目崇拜和模仿早已引起了当时许多日本文人的反感，深爱古典之美的芥川也是其中一个。在《中国游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芥川对南北评价的差异，他厌恶充斥着西湖两岸乃至所有江南古迹的西洋楼房，将这看作是美人“令人垂死的病根”，而北京却让他“涌起一种难以言表的感怀”，甚至当他走在天津的西式街道上，感到“一种莫可名状”的乡愁，不是思念故土而是想回北京。[5]因此，这是芥川面对日本现代社会全盘西化，理想乐土早已消逝，渴望在中国寻找心灵寄托而不得的纪行。他的故土不是西化的日本，不是西化的中国南方，而是尚存古典东方韵味的中国北方。借对中国西化的批判，芥川也同样在批判日本西化的现实，他恰恰不是“日本式的东方主义”，而是深爱着东方，认同着东方。

芥川对现实中国的失望也更不是东方主义中“东方想象”的“幻灭”，芥川曾明确写道，“当目睹中国全国性的腐败之后，仍能爱上中国的人，恐怕要么是荒唐至极沉迷于犬马声色之徒，要么是憧憬中国趣味的浅薄之人”，我们始终不应当忘记芥川作为“新思潮派”的现实立场。当时日本文人崇尚一种“中国趣味”，将具有异国风情的中国视为时髦流行而追捧，他刻薄的言论，来源于向沉醉于“中国趣味”的日本人传递中国社会沉重现实的迫切之情，以此打破日本人的“中国想象”。[6]而且，芥川在“幻灭”的同时，也在思考中国未来的道路，章太炎的思想对他影响很深，他判断“中国的国民性原本不喜欢走极端，只要这一特性存在一日，中国的赤化便不可能”，可见芥川并不是单纯地只从自己理想中的中国来看当时的中国，也结合了当代中国的现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中国观。

四、 结论

与其说芥川龙之介的《中国游记》“不仅以近代日本为依据，还以‘伟大的古代’来排斥、边缘化近代中国”，倒不如说他是因为“古典中国”与“现实中国”的巨大落差，而有夸大、片面之嫌，并不至于上升到东方主义的高度。事实上，正是因为他对于古典东方太过迷恋，反而体现出较为保守的一面。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的现实观照，亦同样是对日本的现实关照，他始终批判的是对西洋的盲目崇拜，而对在西方近代文明裹挟下失去自身方向的日本和中国文化进行反省，并期待能在中国看到一个全新的社会变革。

距离芥川龙之介到访中国已近百年，在开头提及的《异乡人：上海的芥川龙之介》一片中，我们或许可以从中一窥现代日本人对芥川龙之介的中国观和日本观如何作解。令我印象颇深的一幕是，松田龙平饰演的芥川龙之介在路边摊吃着油条看《新青年》，手上沾了油只是随意抹在西装上，依然捧读不辍，是否他也同彼时中国万千有志青年一样，想在这本小小的刊物里，摸索动荡的中国社会将会走向何方呢？无论如何，混沌之中的至暗时刻，仍有新希望正在萌芽。

参考文献

[1] 苏明.“诗意”的幻灭：中国游记与近代日本人中国观之建立[J].学术月刊,2008(08):109-115.

[2] 陈天然,黄海燕,陈琦.由赞美至蔑视——从《中国游记》看20世纪初日本人的中国观[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13(01):47-53.

[3] 赵杨.芥川龙之介的近代批判与反思——对《中国游记》的反东方主义解读[J].东北亚外语研究,2018,6(01):72-76.

[4] 孙立春.从《中国游记》试论芥川龙之介的东方主义话语[J].世界文学评论,2006(01):147-150.

[5] 熊悦妍.芥川龙之介《中国游记》中南北“中国想象”之异[J].文学教育(下),2015(02):28-29.

[6] 高洁.“疾首蹙额”的旅行者——对《中国游记》中芥川龙之介批评中国之辞的另一种解读[J].中国比较文学,2007(03):88-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