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夜，“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我们的祖辈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场战争中，有一群女性经历了可怕的非人待遇。她们被叫作“慰安妇”，是战争中最弱势的人群之一。有关她们的故事，在很多电影、纪录片中都可以看到。

毫无疑问地，作为战争的受害者，我们一般是从历史的、反战的、民族的，以及情感的角度上，去理解和铭记这段历史。而在阅读了《厌女》这本书后，我开始意识到，这也是父权制的问题。就连“慰安妇”这一名字，也是从男人的角度去说的，“慰男人之安”，掩盖得是这件事的本质——战时强奸。而在战时强奸之外，还有掩藏更深的，将女人之性视为男人的战利品的离谱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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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性无关，与身份和权力有关

从小看着抗日剧长大的我们一定都能明白一点，那就是在这场战争中，被日军强奸的女性并不只有慰安妇。事实上，不仅是中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所有的参战国都有女性遭到强奸。而且这一行为古已有之，秦律当中就有关于“战时强奸妇女者处斩”的规定，足以证明这一行为在当时的严重。

为什么在战争这样流血的极端冲突中，强奸问题会如此严重呢？因为在战争中的强奸行为，虽然是通过性来实施，但目的却是展示身份和权力。联合国在2008年通过的决议，承认了强奸能被作为战争武器，战时强奸可以构成战争罪、危害人类罪和种族灭绝罪。但可惜，这样的决议并没能起到遏制暴行的作用。

战胜一方会强奸战败一方的女性，来庆祝自己的胜利，展示自己的权力，并羞辱战败的男人。对战时强奸现象的研究表明，绝大多数的武装冲突都伴随对女性的强奸。这种现象不分国籍、民族，有存在的普遍性，受害的女性从幼童到老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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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厌女》一书中，上野千鹤子说，“战时强奸，实质是日常和平时期的轮尖的延伸形式”。在集体和战争等外在条件的加持下，男性平日所受到的约束被抹掉了。他们在这样的集体罪行中获得的并非性快感，而是一种同为男人的强烈认同感和权力感。强奸成为了一种仪式，实施了，就证明你是个男人，你被同伴认可了。不实施，你就会被排除在男性同伴外，被认为是软弱的非男人，甚至是要被消灭的敌人。

我记得有一部以慰安妇为题材的韩国电影，就拍出了这种强奸对男性也存在的强迫性。电影中，一名被迫参战的男性，对战争怀有恐惧和痛恨，因为被绑来的女孩很像自己家乡的妹妹而不愿实施强奸，却受到了来自同伴的霸凌。

发动战争一方的女性也不能幸免

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讲到，慰安妇中，也有日本女性。虽然她们受到的待遇与非日本籍的女性不同，但她们也会为士兵提供暧昧和性。而士兵留在家乡的妻子，即“后方的妻子”，同样是受到压迫的。因为能否保证这些女性的“贞操”，决定着前方打仗士兵的士气，所以监视这些女性的私人生活，就成了隐秘的“国家课题”。二战期间，德国为了生育人口，还有人献策，让纳粹党卫军与后方的妻子“偷情”，但最终没有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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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无论胜败，战争之中，女性所面临的性伤害是毫无疑问的。而究其根本，是性的双重标准，将性从女性的身上剥离，变为用来证明男性能力和权力的战利品。战争为这种双重标准创造了一种更宽松、混乱、缺乏道德与约束的环境，女性就在这样的环境中，被物化为彻底的战利品。

女性也是伙伴，而非战利品

小时候看周星驰版的《鹿鼎记》时，对里面的一句台词印象深刻，说天地会造反其实不是为了反清复明，而是为了钱和女人。这样的说法，不仅物化了女性，还把女性在战争中提供的价值完全否定了，仿佛女性并不会参与到战争当中。

在以往的视频中，不管我是在谈什么样的女性问题，都会看到类似的评论，说那让女人去打仗，让女人去铺路啊？以前我并未对这样的话进行回应，因为女兵和女工并不罕见，而且回应这样的提问，很容易掉入女性和男性谁的贡献更大的陷阱，把两性的利益至于对立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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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作为人类，男性和女性在人权方面的利益不应当有所区别。二战期间，从纯粹的数量上看，男兵多于女兵，但战场上存在着大量为士兵提供服务的护士和军技。而且打仗不是独立于社会的。作为后方的支援、补给，女性承担了超负荷的繁重劳动。

有记者记录了当时军工厂的工作环境：炮弹每枚重7公斤，正常情况下，一名女工一天要处理2500枚炮弹。每枚炮弹要搬两次，一名女工一天要搬运重量达35000公斤。这些女工站着上班，每天10-14个小时，不分白天黑夜，没有休息日。她们呼吸着有毒的烟雾，没有防护措施。不只军工厂，所有工厂的女工都在加班加点工作，因为打仗需要物资，国家需要经济。（《妇女之声》）

她们已经用自己的努力证明了，女性不是可以被赢得的战利品，而是共同作战的伙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