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共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党中央和毛主席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激情探索。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当时被人们称为“三面红旗”。

　　1958年前后，是中共党史和新中国史上一个极不寻常的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胸怀“落后就要挨打”的忧患意识、“开除球籍”的危机感和“尽早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强烈愿望，用“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豪迈气概，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接连干了几件震撼世界的大事：制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以及在它引领下发动的“大跃进”运动和在全国范围内大搞“人民公社”化运动。那时，辽阔的祖国大地到处是“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大干快变，超英赶美”的壮观场面。

　　党中央和毛主席试图通过“三面红旗”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快马加鞭地推动国家的经济建设，尽早挤入世界先进国家行列。这个愿望和决心是好的，毋庸置疑的。但由于决策本身的某些缺陷和实际施行中的巨大偏差，加之3年严重自然灾害和国际环境等因素的影响，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造成了工作中的曲折和困难。在党中央和毛主席意识到工作存在“左”倾错误之后，及时采取措施，努力进行纠正，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十分艰难的探索过程，需要经受实践检验。当时面临的主要问题:一是社会主义建设中的规模和速度问题；二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党的各级干部在处理这两大问题上都存在经验不足、头脑发热（激情有余、理性不够）的问题，因而犯了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为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中央和毛主席力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1957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40条纲要”）。会后，全国大部分省、自治区召开党的各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积极准备掀起工农业生产的高潮。1957年冬季，全国掀起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有效地提高了农业抗灾的能力。

　　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发动全民，讨论40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号召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第一次提出“大跃进”的口号。

　　在社会主义改造与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伟大胜利的情况下，1958年《人民日报》发表元旦社论指出：“不仅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进行各项建设工作，而且必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充分发挥革命的积极性创造性”。社论引起了人们的高度关注。1月上旬，毛泽东在同历史学家周谷城谈起这篇社论时，周谷城说社论的中心就是八个字——“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赞扬周谷城归纳得好。中共中央于1958年3月8日至26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在会上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时发了不少感慨，并将“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为“总路线”。1958年5月5日至23日，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召开，刘少奇在会上正式宣布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及其基本点。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会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同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举行，确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其中包括1958年钢产量要在1957年535万吨的基础上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作为1958年实现“大跃进”的主要步骤。会议还决定在农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要求全国各地尽快地将小社并大社，转为人民公社。

　　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积极探索，是个充满诗意、激情燃烧和高扬理想主义旗帜的时代。冷静反思，中央层面确实存在忽视客观规律和过度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加上地方各级党政组织和广大干部对上级意图的理解执行存在一定偏差，出现了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等脱离实际的“左”倾错误。党中央和毛主席觉察到这些错误之后，及时采取措施、努力进行了纠正。例如，毛主席在领导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错误时提出：不能剥夺农民，不能超越阶段，反对平均主义，强调发展商品生产、遵守价值规律和做好综合平衡，主张以农轻重为序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等观点。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了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第一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毛主席在会上领读了斯大林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并作了多次讲话。讲话的主要内容是：（1）明确提出要划清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两个界限。（2）批驳了在现阶段就废除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商品交换，实行商品调拨的错误主张。这次会议还针对当时全民大办钢铁、大兴水利、深翻耕地等连续苦战需要休整的实际情况，规定了要实行劳逸结合，既抓生产又抓生活的方针。（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年版。）

　　1958年11月21日至27日，党中央在湖北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即“武昌会议”，主要讨论人民公社问题、郑州会议起草的两个文件和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并着重讨论了高指标和浮夸风问题。这次会议沿着郑州会议的思路，继续批评一些干部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倾向以及工农业生产上的高指标和浮夸风。毛主席在武昌会议上讲话时，非常严厉地批评了弄虚作假之风，提议要在关于人民公社的文件里专门写一条反对作假的问题。他说：“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让人家骂，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他说：“现在有种空气，只讲成绩，不讲缺点，有缺点就脸上无光，讲实话就无人听。”“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大跃进”中弄虚作假的情况，包括许多违反常识、背离科学的东西，是在“破除迷信”的口号下发生的。毛主席指出：“破除迷信以来，效力极大，敢想敢说敢做，但有一小部分破得过分了，把科学真理也破了。”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凡迷信一定要破除，凡真理一定要保护。”“《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点。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在“大跃进”迅猛发展的同时，农村也掀起了人民公社化的高潮。1958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提出“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从这年夏季开始，只经过几个月的时间，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就合并成为2.6万多个人民公社。“大跃进”初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实行“政社合一”的体制，其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实际上就是“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无偿调拨生产队，包括社员的财物和劳动力，严重脱离实际，也损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年版，第225页。）

　　与“武昌会议”相衔接，1958年11月28日～12月10日，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湖北武昌举行，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由毛主席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确认人民公社基本上仍是集体所有制的经济组织，刹住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势头。在会议期间的12月６日，毛泽东还同有关同志谈了宣传工作问题。他提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风。

　　1959年2月27日至3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在郑州召开。先后出席会议的有中央领导人20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27人。毛泽东主持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解决人民公社所有制问题和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问题，以及继续压低1959年经济指标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就所有制、劳动力分配、消费资料的分配和干部下放当社员等问题作了五次讲话。根据毛泽东讲话的思想，会议确定了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遏制“共产风”的基本政策：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会议还制定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明确规定生产队（或管理区）的所有制目前还是公社的主要基础，是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这些规定中，最重要的是队为基础、等价交换、按劳分配。这是会议纠正“左”倾错误的重要成果，是对原先设想的“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中共党史学会编《中国共产党历史系列辞典》，中共党史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2019版。）

　　1959年4月29日，毛主席还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写了一份《党内通信》，内容是针对当时存在不实事求是的作风，用“我想和同志们商量”的口气说：“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去年亩产300斤的，今年增产100斤、200斤，也就很好了。吹上800斤、1000斤、1200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经过七年八年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有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飯是第一件大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毛主席在信的最后十分风趣地说：“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960年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努力坚决纠正“共产风” 。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这两件事为标志，“大跃进”运动实际上已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自1960年6月，中共中央在上海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初步总结几年来经济工作的经验教训开始 ，随着党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大跃进”运动也被停止。1962年1月召开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初步总结了“大跃进”中的经验教训，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会议前后还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此外，还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

　　人民公社制度的形成有个探索过程，直到1962年2月中央颁布《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简称农村《六十条》）以后才基本定型。从上世纪60年代初开始，比较定型的人民公社制度存在了20多年。在看待人民公社的问题上，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不能采取片面的、主观臆断的方法，而应该用历史地、全面地、辩证的方法来看待。

　　在纠正了探索初期“一大二公”“共产风”等错误之后形成的人民公社，是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结构中工农商学兵相结合的基层单位，是和县属局平级的基层政府机构（属科级）；公社设书记、社长（“文革”中改为主任）以及武装部、税务所、粮站、农机站、水保站、广播站等县派出机构（或特派人员，即干事和“八大员”）；每个公社下面设若干个生产大队（简称“大队”），每个生产大队下面设若干个生产小队（简称“小队”），大队和小队的劳动人口称为“社员”。

　　1983年以后，与广大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土地的改革同步，在“人民公社”的基础上重建起了“乡镇体制”。很多人民公社按原有行政区划范围直接改为乡镇组织，也有一些进行了撤销或合并；人民公社下面的大队改为村委会；原来大队所管辖的小队，改名为村民小组。从形式上看，乡镇体制与人民公社体制并无大的变化，只是更换了名称而已。就其本质变化而言，主要是将以“生产小队”为单位的集体化生产方式，改变成了以“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化生产方式。随着最近几十年的发展，尤其是农业机械化、公司化的普及，以及大量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农村家庭制生产单位已经越来越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新要求，这也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受到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严重困难的教训，全党逐步清醒过来。决心认真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和国家开始采取调整措施。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十二条》），明确提出要纠正“共产风”。迈出了克服严重经济困难的重要一步。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毛主席的倡导和督促下，全党上下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主要领导人深入到各地农村进行调查。在广泛深度调查的基础上，中共中央先后制定了若干重要条例，包括：“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手工业三十五条”；“商业四十条”。1962年1、2月间，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即“七千人大会”)召开。会议初步总结了三年“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开展了党内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次会议对全面贯彻“八字方针”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1962年5月，中共中央会议通过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1962年调整计划的报告》，内容包括：精减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对工业实行关、停、并、转；从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强农业。由此，大规模的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经过1961年至1965年的艰苦努力，工农业生产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发展，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胜利完成。1964年12月，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科学技术、现代国防的“四个现代化”战略目标。

　　回顾上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期，即“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无论取得的成绩，还是存在的问题，包括所犯的“左”倾错误，都应该归于集体，而不应该归于个人。如果以各种方式造成“某人一贯错误，某人一贯正确”的印象，那就违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原则和正确思想路线。正如1981年6月27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这十年中的一切成就，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集体领导下取得的。这个期间工作中的错误，责任同样也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

「 支持乌有之乡！」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