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北者（韓語：탈북자）又稱逃北者[1]:4、脱北民，前稱歸順者（귀순자），大韩民国官方稱呼其為北韓離脫住民（북한이탈주민）、北韓流亡人士。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当局一般称其为越南者（朝鲜语：월남자），在台灣以外的部分華語地區稱為北韓難民或者朝鮮難民，是指通過非正常渠道离开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到达其他國家的朝鲜国民[1]:4。本來專指從朝鲜离开到韩国的人，現在泛指所有透过非正常渠道离开朝鲜的人。在朝鮮脫北是重罪，而且該國有法律向來有連坐法的傳統，即家人都要連累受罰，因此在朝鮮光是不服從命令就可以說是十分不易[2]。

韩国主张拥有朝鲜半岛的主权（参见：朝鮮半島南北關係、国籍法 (韩国)）。《大韩民国宪法》第三条规定：

此条法令将朝鲜半岛及其附属岛屿均视为大韩民国领土。包括脱北者在内的全体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民在法理上也是大韩民国公民。1997年，韩国制定《保护并支持北韩居民法案》。设立脱离北者营地，按一定程序审查、接纳脱北者[1]:5。极少数的中国籍脱北者（朝鲜华侨），韩国政府认定为無國籍人士[3]。

朝鲜、韩国在1991年同时加入联合国，但与韩国相比，朝鲜外交更为“孤立”。各国对脱北者国籍、难民身份认定、是否遣返可能大相径庭。国籍或认定为朝鲜公民，或认定为韩国公民。以泰国为例，泰国政府因没有签署《難民地位公約》而无法认定脱北者为难民，依照与韩国政府的协议，以「非法入境者」身份遣返韩国[4]。

签署《難民地位公約》的国家中，难民身份、是否遣返亦有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朝鲜在1986年签订边境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脱北者视为非法入境的朝鲜公民，一般情况下不抓，如果抓到的才以遣返朝鲜政策为主。少数从人道主义角度出發，准予前往第三国定居，但很少送往韓國。美国政府允许脱北者申请难民身份。2004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签署《朝鲜人权法案》，给予脱北者帮助。同时，该法案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遣返脱北者[1]:5—6。2013年5月，韩国被添加进加拿大国会为减少难民审批而设置的安全国家名单。是为防范从韩国移至加拿大的朝鲜难民（脱北者）。同年，加拿大移民部难民申诉部门处理的个案中，认为经由韩国抵达加拿大的脱北者为韩国公民，不应视为难民。加拿大难民上诉法庭支持移民部观点，裁定剥夺案件中脱北者的难民资格[5]。

脱北者始于1994年开始的朝鲜饥荒。而与亚洲鄰国相比，朝鲜被认为是高度威权体制国家，政府在国内实行严密的政治控制[1]:6。普通民众合法的跨国移民几乎没有，而脱北者是指因为朝鲜境内生活困苦或渴望自由等理由而逃离朝鲜的人。近年來亦有不少朝鲜政府官员与士兵脱北。2012年以来，随着朝鲜国内经济状况改善和中朝两国管理日渐严格，脱北者数量总体上在减少[6]。

1987年朝鲜刑法第47条规定，“背叛祖国及人民，叛逃至其他国家/地区或逃往敌对国家者，……处七年有期徒刑或加重劳动改造。情节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第117条规定，“非法越境者，处三年有期徒刑或轻微劳动改造”。在普通民众生存困难、脱北人数上升的背景下，1999年增加了区分“非法越境”和“企图颠覆政权的越境”的处罚的规定。2004年，又增加了对“越境”和“多次越境”的区分。整體来说，朝鲜政府对普通脱北者的处罚是逐渐减轻的[1]:6。

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學者指出，由于朝鲜政治控制的现实，境外媒体、人权组织对脱北者遣返回国将受到酷刑和不人道待遇的多有渲染。这亦成为第三国指责中国大陸遣返脱北者政策的原因之一[1]:6。

历年来，在第三国处于定居状态的脱北者总人数无确切数据。由朝鲜边境的地理特点，中朝之间漫长的陆地边境线、三八线的严密封锁和海上逃亡的风险，脱北者通常选择陆地边境离开朝鲜。最先进入中国东北地区。一般认为，脱北者大都滞留在中国境内[1]:4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2011年末，英国、德国、加拿大是脱北者最多的三个西方国家。2012年，在加拿大申请难民身份的朝鲜人（脱北者）为718人[5]。

从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就开始有脱北者陆续从朝鲜进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内，但真正引起关注是从1990年代中期朝鲜饥荒后才开始[8][1]:6。截至2012年，在中国大陸大多数居住在东北，这些人进入中国大陸后，即成为非法移民。部分未能前往韩国的在华脱北者，女性常會遭到人口販子販賣給當地鄉下的農民作為妻子，不過由於是非法移民，被抓到仍會被遣返，且其生的中朝混血小孩亦不具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身分，而男性就會在朝鮮族人聚居的地方打工[8]，然而中國朝鮮族大多數都會說普通话，因此脫北者很容易被識破。受非法身份限制，他们多从事体力劳动。亦有参与偷窃、抢劫、勒索、走私和黑市交易等非法活动[9]。2000年代激增的脫北者也給中國東北地區治安和經濟帶著巨大壓力。中朝两国对脱北者采取严厉的措施后，亦产生了大量的多次脱北者。1990年代末至2000年代初，韩国非政府组织亦开始介入脱北者问题，使之成为国际外交问题[7]:5。

部分人试图逃進韓國驻沈阳的领事馆以求被送至韓國，但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近年來加强了对韓國驻沈阳领事馆的安保。因此脱北者也开辟逃往韓國的新途径：其中之一是去往蒙古国边境[8]，因為雖然蒙古政府试图保持与朝韓的关系，但較同情脱北者。然而，这条路径需要穿越戈壁沙漠，因此选择的人不多；还有人前往东南亚国家，例如泰国，脱北者在那被官方认定为非法移民，并以此罪名在监狱中服刑完畢后被送往韓國，但实际上他们往往在进入泰国之后就立即向警方自首[4]。此外也有脫北者選擇逃往日本，雖然日本政府對待脱北者較為友善，也比起其他國家來要安全得許多，但日本與朝鮮半島之間相隔著日本海，最近距離至少約500公里，因此选择的人数也是一樣不多。

韩国庆熙大学的一份研究表明：粗略估计有10,000名朝鲜人居住在俄罗斯远东地区。

截止2011年，在韩国一共生活着2.3万名脱北者，约有70%的脱北者曾向朝鲜的家人输送过钱财，以帮助生活困难的家人，而这些汇款资金大多经中国大陸流入朝鲜[10]。事实上，韩国并非全数接纳每一名脱北者，至今仍有很多脱北者滞留在中國大陸、泰国、俄罗斯等地[11]。

北韓變節官員中，最高級是曾任最高人民會議議長、朝鮮勞動黨書記與金日成綜合大學校長的黃長燁。2010年4月，韩国表示其破获了朝鲜计划刺杀黄长烨的阴谋，并逮捕了两名冒充“脫北者”的朝鲜间谍。[13]

2008年，泰国政府敦促韩国政府安排数百名脫北者前往韩国[11]。泰國移民局數據，2016年有535名朝鮮人抵達泰國。2017年頭半年，已經有385人抵達泰國，每週抵達人數呈现上升级趋势。《路透社》引述泰國移民局官員指出，單計泰國北部，平均每周有20至30名脫北者抵達[4]。

2007年，4名脫北者由海路漂往青森縣深浦町後被救起送往韓國。

2011年，9名從咸鏡北道經海路逃往韓國的脫北者因遇上暴風雨而決定逃向日本，在石川縣能登半島前海被救起後交到韓國。[14]

2016年，山口縣警方於長門市發現一名游上岸的外國男子，疑似為逃離北韓的脫北者。[15]

有的脫北者潛逃到英國，他們的居住地點多為倫敦的西南區[16]。

2016年，朝鮮駐英國外交官太永浩逃往韓國。

2016年，一名年約18歲的朝鮮青年鍾耀利(音譯 Jong Yol-Ri)，利用到香港參加第57屆國際數學奧林匹克競賽的機會悄悄脫隊，向韓國駐香港總領事館尋求政治庇護[17]。

2016年，兩名北韓勞工在馬爾他當地乘船逃至南韓，另外據報還有一名北韓勞工在當地下落不明。

在金日成时期，跨过中朝邊境的鸭绿江逃往中國大陸的脫北者在过了江之後，朝方士兵就依照国际惯例不再对他们开枪。但金正日繼位后，就改变策略强化管制，无论脱北者过不过江一律开枪射杀。在中朝边界上看到脱北者的尸体很常见，这些尸体都是顺水漂流到中国大陸一方，如2003年10月3日至4日，在吉林某地的鸭绿江中，中国大陸警察打捞出朝鲜人尸体男性36具、女性20具，其中有5名男孩和2名女孩共7名儿童[18]。如今脱北者的亲属会受到监视，但除非脱北者本身在朝鲜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否则一般亲属并不会遭受惩罚。[19]

2012年7月31日，朝鲜统一战线部对前越北者韩国人权运动家金永焕和脱北者出身的新国家党议员赵明哲、自由朝鮮放送代表金成民、自由北韓運動聯盟代表朴相學发表声明威胁称，「即便翻遍整个地球，也不会放过他们。『变节者』是『极其恶劣的民族叛徒』。」[20]

2015年8月，Daily NK发表报道称朝方在两江道的鸭绿江和图们江流域建立铁丝网和石墙以阻止脱北者过江，同时保安人员加强了巡逻。[21]12月底报道称两江道国家安全保卫部以协助80多名脱北者的罪名于9月中旬处决了惠山市5名居民。[22]

2016年，Daily NK发表报道称朝方在1月核试验之后向负责朝中边境沿线警戒的部队下达了“彻底切断非法渡江和电话通话的指示”，针对边境地区流动人口和跟中国大陸的电话通话加强了严控[23]，并于6月以叛国罪论处[24]。2月派遣了三名国家保卫部专员到中国大陸逮捕和遣送脱北干部。[25]4月为整顿边境地区下令搬迁临近鸭绿江的两江道惠山市惠江洞的300户居民。[26]8月国家安全保卫部针对脱北家庭加强了监视和跟随活动。[27]咸镜北道发生水灾后，又于10月组织会宁市的道保卫部化学处、电波管理局，以及清津市和茂山郡的无线电专家搜捕使用中国大陸手机的用户来防范脱北事件。[28]

根據Daily NK的報道，如果住在平壤的北韓民衆家庭親屬經國家保衛省查核發現有脫北者，則這個被查出脫北者的家庭會無條件舉家被驅逐出平壤。[29]

与朝鲜官方的强硬态度相比，边境的平民和基层边防部队士兵对待脱北者态度模糊。有脱北者表示，在饥荒时期只需要贿赂士兵就可以被偷偷放行，原因可能是基层士兵和平民也深受饥荒威胁，对于舍生逃难的难民也会有同理心和同情。

韩国於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9届会议關於朝鲜“脱北者”的问题讨论上，“敦促所有直接有关国家秉承不驱回的原则，从而避免使这些（「脱北者」）处于绝望的境地，这样的后果很严重。” [30]。

韓國民间团体曾於首爾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韓大使館前集會，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国停止遣返朝鲜难民[31]。

出于政治上的考慮，2012年以前，對於逃到中國大陸的脫北者，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将其看做非法入境者，乃是出於經濟目的（认为他们是“经济移民”）進入中國大陸，否認他們是難民，并不顾韩国的反对多次遣返脱北者[32][33][34]。中国大陸研究者认为，在外国非政府组织和相关国家操作下，中国大陸境内的脱北者问题已演变成“危及中国大陸治安、影响中国大陸与周边国家关系及中国大陸际形象的国际问题，成为中国大陸外交面临的一个新挑战”[7]:3。

2001年4月，韩国非政府组织策划脱北者张吉洙七人闯入联合国难民署驻华代表处，要求前往韩国。经过协调，张吉洙七人前往韩国。中国大陸研究者将这一事件视为韩国非政府组织将脱北者问题国际化的“试水之作”。此后至2012年，在中国大陸境内发生数十起脱北者冲闯韩国、日本和西方国家驻华使领馆和各地国际学校的事件。欧盟和美国政府将之作为人权问题的典型案例向朝鲜和中華人民共和国施压[7]:6。

2012年中国大陸国内主流媒体首次披露一个朝鲜家庭成功脱北的经历。在此之前，其中一张图片曾作为在华脱北者的典型在网络上广为流传[35]。同年2月17日，韓國部分政府人士和团体举行示威活动以抗议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遣返在东北地区逮捕的几十名朝鲜脱北者，要求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中断遣返[36]。2月22日，韩国总统李明博就脱北者问题向中国大陸喊话，引发舆论关切。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韓國领导人提到的朝鮮人不是难民，而是因经济原因进入中国大陸境内，是非法入境者。中方一贯根据国内法、国际法和人道主义原则，谨慎、妥善处理非法入境朝鮮人问题，符合各方利益和国际惯例。人权理事会不是讨论上述问题的场合。我们反对将这一问题难民化、国际化、政治化。”[37]23日，中國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发表社评称，韩国仅“口头上欢迎所有‘脱北者’”；皆是因为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在华‘脱北者’进入韩国”，首尔才敢这样大张旗鼓地做道义上的好人。中韩政府在脱北者问题上本已达成谅解，但韩国一些激进人士出来搅局，韩国政府完全放弃说服国内的责任，将难处一股脑推给中国大陸；而韩国舆论以为中国大陸可以“随时伺候韩国的每一个要求”，中国大陸真的做不到。[38]

2012年4月18日，据日本《读卖新闻》的报道，为报复朝鲜不顾国际社会反对、且未先征询中国大陸方面意见而擅自发射卫星的行为，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已停止了对脱北者的遣返行为。一名中国大陸官员表示，停止遣返脱北者是由于北京当局已经“被自己麻烦的这个邻居惹火了”，因为朝鲜“对其盟友并未给予必要的关注”。[39]4月19日中華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向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提问，要求证实并介绍中国大陸对待“脱北者”问题政策的改变，刘为民表示“不知情”。[40]

2013年9月25日，据Daily NK的报道，为防止朝鲜百姓入境犯罪行为，中華人民共和国当局在中朝边境地区更换铁丝网，并且建设高达5米的河坝。[41]

2014年8月12日，据英国天空新闻报道，中国大陸边防武警在中国大陸和老挝边境逮捕了11名脱北者后并没有将他们遣返回朝鲜，而是罕见地将他们全部释放，交给了韩国政府[42][43]。虽然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不曾公开承认此事，但这一举动被视作中国大陸调整对脱北者政策的一个标志[42]。这些脱北者大多为二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包括一名4岁儿童。[44]

2016年4月，中国大陸一家朝鲜驻外餐厅的13名朝鲜人集体投奔韩国。对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发言人陆慷于4月11日的例行记者会上称：“经过调查，13名朝鲜籍人员于6日凌晨持有效护照正常出境。需要特別强调的是，这些人持有的都是有效身份证件，合法出入中華人民共和国国境。”这意味着该批脱北者是被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合法放行。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这一举动也被视为中朝关系不如以往的表现[45]。10月，中国大陸吉林龙井市开山屯镇修复被洪水冲垮的用来阻止脱北者入境的铁丝网，并对资助、收留、安置非法入境的脱北者的行为予以500元罚款。[46]12月，据Daily NK的报道，中国辽宁省沈阳市公安部门于11月底先后逮捕了38名脱北者，并押送到中朝边境地区，而朝鲜国家安全保卫部也向中国大陸公安部门支付黄金要求协助逮捕脱北者。[47][48]

據Daily NK的報道，中華人民共和国公安機關自2024年3月中旬開始，對列於管理名單上並居住在遼寧省瀋陽市的脫北者釋放「如果脫北者在試圖逃往南韓的途中被拘捕，則會被無條件遣返回北韓境內，而一旦被遣返回北韓境內則是槍決」的訊號，並要求這些列於管理名單上的脫北者在中國境內安分守己地生活。而針對曾經執行過逃往南韓行爲且被拘留的脫北者，中華人民共和国公安機關在致電中使用的警告措辭會更爲嚴厲。[49]

除中華人民共和国政府的处理外，对普通民众是否愿意接纳脱北者有相反的观点。中国大陸研究者指，2000年代初，在脱北者激增、犯罪增加的背景下，中国大陸边境民众对脱北者的态度由同情、主动救助，转为强烈抵制。要求公安机关抓捕、遣返、杜绝脱北者[7]:6。根据2016年4月《美国之音》对脱北者相关事件的报道，在对延边州居民的个人采访中，其个人表达了对脱北者的同情，但作为受脱北者深刻影响的边境居民，“‘不深入接触，不举报’是我们的基本准则，而政府主导的容留脱北者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9]”同年5月，大赦国际发布“难民受欢迎指数”，称中国大陸民众是最欢迎难民的人，愿意接纳逃离战争和迫害的人士。对于这一调查，大多数中国大陸网民对此表示质疑[50]，而在第二年發生的姚晨难民事件即表达了中国大陸民众反对接纳难民的情绪。

2024年6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在中国不存在所谓“脱北者”一说，因经济原因、通过非法入境方式来华的人员不是难民。对于这些人，中方一贯坚持根据国内法、国际法和人道主义相结合的原则立场进行处理”[51]。

日本政府對於脫北者的態度要較為友善，雖然日本與韓國政府間常就歷史問題相互指責，但一些逃入日本的脫北者通常都會受到妥善的照顧，並都會被遣送至韓國當地，曾有想從海路逃至韓國的脫北者，因為海象不佳而決定逃往日本避難的案例。

對脫北者來說相較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日本政府通常會將脫北者交予韓國政府，因而在人身自由和風險方面日本都要比中國大陸安全許多，然而北韓與日本間隔著相對寬廣的日本海，對脫北者來說不論財力還是體力要逃去日本列島都是非常嚴峻的考驗。

相較於中國大陸和東南亞各國政府，蒙古和日本一樣，對於脫北者態度是表示同情的，通常少數逃往蒙古國的脫北者最後有都會被遣送至韓國當地，但由於地理條件限制加上中蒙邊界都是以沙漠氣候為主，對脫北者來說逃往蒙古除了要躲避中國大陸軍警的追捕外，要如何穿越蒙古國廣大的沙漠尋求庇護也不是一件簡單的任務。

根据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三条第二款：“人人有权离开任何国家，包括其本国在内，并有权返回他的国家”[52]，朝鲜自由联盟代表苏珊·索尔蒂（Suzanne K Scholte）致函联合国，呼吁采取措施让朝鲜居民了解《世界人权宣言》的内容[53]。

有部分朝鮮人民軍士兵透過在南北邊境三八線的衛兵暗中幫助下，直接逃到韩国，但也有部分人員越境失敗。為防避士兵潛逃，朝鲜當局在緩衝區实控一侧埋下大量地雷和電網以起到威懾作用。然而，更多人是透過前往中華人民共和國，再投奔韩国大使館或其他外國機構的辦事處而得以到達韩国或第三國。另一方面，偶爾也有脫北者直接經由海路前往日本或是其他國家後逃向韓國。

很多从朝鲜逃往韩国的人员（脱北者）在韩国的生活并不像他们当初想象的那么顺利。由於長期居住在计划经济體制下，有相当多脱北者仍无法适应市场化的生活。他们不但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还经常受到韩国人排挤。而且他們所說的韓語雖尚能與韓国人交談，但都是帶著明顯的朝鲜口音。兩地的人都可以看懂對方的文字內容，但未必可以明白對方意思；同時由於朝韓長期對立，兩國都不允許自己的國民與另一方的國民進行文化交流，脫北者多數只會寫朝鲜文化語，與韓国人使用的標準語有不少的差異，例如後者比前者有更多的外來語，同時韓国也並沒有像朝鲜那麼徹底廢除漢字。因此很多脫北者為了不被韓国人歧視和標籤化，必須要學習韓国標準語及其拼寫標準（甚至於必須學習一些簡單的漢字），才可能進一步融入韓国人生活圈中。更令他们烦躁的是，在抵达韩国后，为了防止朝鲜间谍渗入，还要经过韩国相关部门反复严格的审查，而在此期间不能与家人相互见面，对待“脱北者”有较高的警惕性。[來源請求]

另一方面，很多脫北者在韓國也受到一定程度的文化衝擊，例如使用智慧型手機或是信用卡付款，發達的網路和西化的生活方式，年輕人的潮流打扮乃至於韓国情侶當眾的親密舉動（甚至當眾接吻）等無不讓來自較保守和落後的朝鲜的脫北者感到驚訝和尷尬。[來源請求]

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指出“韩国统计数字显示，朝鲜脱北者的自杀死亡率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倍以上”。在韓國的脫北者“除了下等工作以外没有更多的机会”。並指出“五成的脱北者描述自己在朝鲜时的社会地位是上层或者中产，但是，只有不到二成的人说他们在韩国是这种地位，绝大部分——超過七成的脫北者——描述自己是下层” 。[55]

基于上述原因，在韓國也有因不適應南韓生活而尋求越北返回的朝鮮逃脫者。[56][57][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