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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作者

沈迦，温州人，生于1969年，曾任《温州日报》副刊编辑。他总是想起小时候常去的教堂，顺藤摸瓜，才翻出了这段尘封旧事。他花了6年，走访苏慧廉生活过的所有城市，还到世界各地众多著名高校、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采访了五六十人，才慢慢收集到足够的资料把这本书写出来，成书之后，光注释就有上千条。功课做到如此地步，就算在专业的史家中也不多见。

关于本书

这本书是以苏慧廉的生平为主线展开的，但也不是一本刻板的传记，用作者的话说，它其实是一个混搭的产物，历史、游记、传记、评论，统统杂糅其中。作者是带着个人的感情去写的，因此这本书读起来很饱满、很亲近，可读性很强。但反过来，这也造成它的主题略显散漫，不能当做专业学术著作来读。我们读这本书，重要的是获得一个新的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

核心内容

这是一段跟传教士有关的历史。晚清时期，随着中国的被迫开放，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是血与火的帝国主义扩张，一方面是先进技术和理念的渗透，特殊的时代给了他们特殊的身份。

前言

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本期跟你分享的这本书，是一部非常精彩的非虚构作品，书名叫《寻找·苏慧廉》。这是一本人物传记，作者名叫沈迦。书名中的苏慧廉，慧是智慧的慧，廉是廉洁的廉。他是晚清时期来到中国的一名英国传教士，按我们今天的习惯，他的名字应该译成威廉·苏西尔。当时的欧洲传教士为了融入中国本土文化，会把自己的英文名，译成一个既很中国化，又具有美好含义的中文名字，而且按照中国人的姓名习惯，把姓氏提前，名字后置。这还是早在明朝就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开创的传统。

这本书是以苏慧廉的生平为主线展开的，但也不是一本刻板的传记。用作者的话说，它其实是一个混搭的产物，历史、游记、传记、评论，统统杂糅其中。作者是带着个人的感情去写的，因此这本书读起来很饱满、很亲近，可读性很强。

这本书的副标题是“传教士和近代中国”，封面上还有一行不大的英文字：A way of finding what’s true，意思是一种找寻真相的途径，但不知是出于谦虚还是谨慎，并没有翻译出来。这本书试图揭示一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具体点说，是一段跟传教士有关的历史。

晚清时期，随着中国的被迫开放，大批传教士来到中国，对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产生了很大影响。一方面是血与火的帝国主义扩张，一方面是先进技术和理念的渗透，特殊的时代给了他们特殊的身份。他们传播基督教，参与政治，同时也大力兴办新式学校，出版书籍报刊，创建新式医院，兴办慈善事业。如今全国各地所有著名的医院、高校，寻溯历史，几乎都与传教士有关。当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数以万计，他们所到之处不光是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还包括许多小城镇、小村庄，他们也因此接触到了当时中国老百姓最真实的生活。

苏慧廉就是这众多传教士中的一位。但和数以万计在那个时候来到中国的传教士一样，苏慧廉的身影早已湮没在历史中，在这片他们生活了几十年的土地上，只留下了蛛丝马迹。别说普通大众，即便对于许多文史学者来说，苏慧廉都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然而，在十九世纪晚期至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他却与许许多多的历史大事和历史名人密切相关。苏慧廉初来中国是在1882年，最后一次离开中国是在1926年。在这期间，他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甲午海战、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

苏慧廉还与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有或多或少的联系。举几个具体的例子：苏慧廉的老师叫理雅各，他是第一个系统研究、翻译中国古代经典的西方人。苏慧廉重译《论语》，就参考了老师的版本。苏慧廉有个学生，甚至比他的老师还出名，叫费正清，是中美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泰斗级人物，号称“头号中国通”。还有，胡适1926年去英国讲学，苏慧廉就是他的英国地陪，胡适和他家的友谊延续了几十年。苏慧廉是牛津的汉学教授，他退休后，牛津选了三年才选出一个可以接替他的位子的人，就是陈寅恪。

一个我们完全没听过的人，竟然和这么多我们熟知的人有关，不能不说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那么他做过些什么事呢？他为温州留下了第一所西医院和西学堂；他出版了温州方言版《圣经》，并将《论语》翻译成英文，至今已印了三十多版，是牛津大学的权威版本之一；他曾担任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山西大学堂的校长；他还代表英国处理庚子赔款，在协商退款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苏慧廉的故事重见天日，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的偶然。这本书的作者沈迦是温州人，生于1969年，曾是《温州日报》的副刊编辑。他总是想起小时候常去的教堂，顺藤摸瓜，才翻出了这段尘封旧事。他花了6年时间，走访了苏慧廉生活过的所有城市，从温州到太原，从上海到北京，从香港到澳门，从牛津到剑桥，英伦半岛也去了两趟。他还到世界各地众多著名高校、图书馆、档案馆查阅资料，采访了五六十人，才慢慢收集到足够的资料把这本书写出来，成书之后，光注释就有上千条。功课做到如此地步，就算在专业的史家中也不多见。

我们刚才也说到，这本书是历史、游记、传记、评论的杂糅，有很强的可读性。但反过来，这也造成它的主题略显散漫，不能当做专业学术著作来读。还有一点，据沈迦说，他调查苏慧廉的时候，只在温州地方史料中找到了三百字的简介，此外国内就再查不到资料了，因此他写此书所用的一手书面材料大部分都是从国外获得的。涉及具体事件，只能依据苏慧廉当时和家人朋友的私人日记和信件来梳理，至于他在华时和中国人相处的真实细节，恐怕是很难还原了。我们读这本书，重要的是获得一个新的角度，如果想凭一本书判定所谓是非真假，那就把历史想得太简单了，这是我们在正式讲这本书之前需要说明的一点。

其实近年来，国内学界对基督教在华传播史的研究已经越来越多了，但大众对传教士这个群体还是很陌生的。然而他们对我们如今的生活所产生的影响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今天讲苏慧廉，就会从我们熟悉的这些东西说起，切入点则是苏慧廉的三个身份：“神医”——这里的神医要加上引号，教育家、汉学家。一方面，这三个关键词在苏慧廉的人生中有时间上的先后关系，恰好能依序引导我们看到他一生的重要侧面。另一方面，通过它们，我们也能一窥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

第一部分

首先来讲讲苏慧廉与温州医疗事业。

我们现在所熟悉的医院和医疗系统，是西医系统。挂号，找专科医生看门诊，有各种复杂的仪器给你检测、化验，有时还需要住院等等，这些都是中医里没有的。中医这个名词也是为了跟西医有分别才造出来的，而带来西医这个概念的，正是当年的传教士。每一个城市里面，如果一座医院号称有一百年的历史，几乎全都跟传教士有关。比如北京的协和医院，湖南的湘雅医院，山东的齐鲁医院，南京的鼓楼医院，上海第一人民医院等等，前身都是教会医院，它们到现在也都还是中国最有名的医院。

苏慧廉当年在温州创建的医院叫白累德医院，从晚清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它一直是浙南地区最好的医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家医院改名“温州市第二人民医院”，现在还在运行。这所医院建立于1897年，苏慧廉为什么要建这个医院？故事还要回到他刚来温州的时候。

其实苏慧廉一开始是不太想来中国的，他所在的教会循道公会发了招募通知，他报完名就有点后悔了。毕竟他也不是第一批去中国的传教士了，早在明末清初就有利玛窦和汤若望，19世纪初又有马礼逊等等，到苏慧廉时已经是19世纪末，也就是说，他对中国还是有点概念，不是一无所知的。但是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概念是怎样的呢？

第一，中国很落后，物质生活条件很差。一百年前的英国跟现在其实差不太多，虽然没电视没手机，但大家已经是过着那种能读书看报，出门坐地铁，在家有抽水马桶用的生活。但百年前的中国跟现在比，根本是另一个世界，没有医院，没有图书馆，没有公共厕所，人们还经常随处大小便。因为条件落后和水土不服，死在中国的传教士大有人在。第二点，也是更重要的一点，西方人觉得中国人非常现实，“上帝”这个概念看不见摸不着，又不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实在的利益，这么现实的民族，想感召他们是极其困难的。比他早半个世纪在广州传教的郭雷枢就曾写过：“中国人不能理解抽象的真理，却对世俗的身体和利益有超乎寻常的关注，既然如此，就可以首先通过改善他们的世俗境遇，然后再引导他们进入信仰的思考。”

于是他们就想办法“曲线传教”，首先就是给人治病。这本书有一个小节的小标题叫“神医苏慧廉”。实际上别说“神医”，苏慧廉根本就不是专业医生，只是在准备做传教士时接受过简单的医学训练。这是传教士必修的功课，因为当时东西方环境差异很大，西方传教士患病的概率很高，学点医学知识起码必要时可以自救。他们会随身带点奎宁、阿司匹林等常用药。苏慧廉就靠这些药物以及微薄的医学知识，为当地人治疗疟疾、感冒等常见病。西药比中药见效快，因此就显得特别神奇。

苏慧廉头几年在温州街头的布道并不成功，显然，这个工作跟想象中一样困难。但自从他“神医”的名头传开，来找他的人就多了。病人来拿药，要先听他讲讲道，慢慢的，事情有了好转，他还发展出了几位本地的传教人。西方传教士的工作，有很多都是这样开始的。因为他们的目的是传教，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收费，尤其不收穷人的钱。中国人是很讲恩情的，接受了治疗的人往往很感激。那些传教士医生有句标准用语：“是上帝派我来，把你的病治好的。”他们听多了也有点感谢上帝，虽然刚开始也不知道上帝是什么。病人们拿号候诊时，会有人在旁讲道，带他们一起唱赞美诗。中国人想法很朴素，既然免费，那就得认真听，听完了多少有点概念，再加上病又治好了，那个时代，很多中国人就这样走上了信仰之路。

1885年，苏慧廉建了城西教堂，这个教堂今天还能看到。后来教会派了新的牧师来，就在这间教堂坐诊，最多的时候一天能接待100多个病人。十年后，城西诊所人满为患，于是苏慧廉着手筹建了温州第一家现代医院，名为定理医院。接下来的九年里，定理医院共接诊七万余人次，接待住院病人四千余人次，在当地有了相当的名望。到1905年，定理医院也不够用了，苏慧廉又代表他所在的教会开始筹建一所规模更大的新医院，定名“白累德医院”。定理医院也并入白累德医院运行。定理和白累德都是捐款人的名字，但至今已查不到什么资料了。西方教会有点像现在的NGO组织，跟政府没有关系，资金来自教徒捐赠，这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来中国，甚至有的连名字也不愿留下。但如果我们站得足够近，看得足够仔细，就会看到一个个具体的、真实的人，这就是历史的复杂之处。

话说回来，医院建好了，很多人第一次接触到现代医学，但这种接触也往往充满了尴尬。看病第一步是问诊，方言、口音这种问题且不说，当时外国医生感到最头疼的是病人们的观念。比如一个人形容自己的病情，老说风啊，气啊，邪啊，医生听了完全摸不着头脑，但最后知道原来是风湿。还有人说自己胃里得了感冒，但其实是消化不良。想想当时，再想想如今，这100年来的变化还是很惊人的。

与此同时，不只是民间，政府也开始认识到西医的作用。清末的第一所官办外语学校京师同文馆，邀请伦敦会传教士德贞开设生理学和医学讲座；而另一位英国传教士医生马根济，在成功为李鸿章进行手术之后，由李鸿章的北洋水师出资为其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官办的西医学堂——北洋医学堂；英国医师科克伦在替慈禧和李莲英治疗成功后，也帮助协和医学院拿到了慈禧赐予的万两白银捐赠。中国的健康和卫生事业明显在进步，而且速度很快。

苏慧廉1907年离开了温州，但白累德医院一直开放，还培养出了温州第一代西医。以上这些，就是苏慧廉对温州医疗事业做出的贡献。

第二部分

接下来，我们来讲讲作为教育家的苏慧廉。

除了办医院，苏慧廉在温州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办学校。苏慧廉说，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就像一个三条腿的板凳，教会是一条腿，另外两条腿是医疗和教育。温州的第一家新式学堂建立于1897年，这个时间点非同寻常，这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这场战争的惨败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局势，整个国家被巨大的耻辱感笼罩，政府开始“全盘西化”，举国维新，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出国，确实进行了一些新的改革。各地的教会学校作为西学的传播者，由此迎来第一次发展良机。

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反映在普通人的精打细算中。对务实的家长而言，不以科举为目标的教会学校膳宿免费，还能开辟去外企就业的途径，这样一来，不光是长期以来并不指望考科举进入仕途的基督徒，连非基督徒都开始觉得有吸引力。那个时候，中国人开始发现，除了科举，似乎还有一条路可以通往成功。

艺文学堂和此时各地兴起的其他学校一样，设立班级，分科教学，星期天放假，这些管理方式一直沿用到今天。艺文开设的课程有中国古典文学、伦理学、历史、数理化、英国文学、体操等等。艺文追求的不仅是知识，苏慧廉当时说：“我们希望能通过我们的教育把他们塑造成心智健全的人，尽量让他们离开学校后，与一般的当地学生相比，有更加高尚的品德。重要的是要头脑清晰、心胸坦荡，对人生有精神上的追寻。”

后来，苏慧廉的夫人路熙又创办了艺文女校，免费招收来自贫困家庭的女孩。女校开设的课程有识字、音乐、女红及简单的数学。此外，女孩们还要学习唱歌和体操。女校的学生不缠足，并且从小开始接触男女平等、自尊自强等先进思想，这对她们后来的人生影响很大。中共温州独立支部的首任支部书记，就是从艺文毕业的。

1907年，已在温州生活了20多年的苏慧廉接到了一封电报，邀请他到太原去担任山西大学堂的校长。发电报的人叫李提摩太，也是一名传教士，他比苏慧廉早来中国十几年，主要在北方传教，此时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戊戌变法时，他与康有为、梁启超私交很好，被维新派奉为精神导师。

苏慧廉要去的山西大学堂，就是李提摩太建立的。山西大学堂，是如今山西大学的前身。山西大学现在看只是一所算不上多么突出的一本高校，但在一百多年前，它的地位非同一般。山西大学堂是中国最早的三所国立大学堂之一，和北洋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天津大学）、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的北大）一道开启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新纪元。

山西大学堂的创立，源于1900年7月发生在太原的一场惊天血案，而这场血案的大背景就是著名的义和团运动。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被仇视的对象，义和团运动1900年达到顶峰，全国各地教案频发。山西巡抚毓贤发信通知各地教会，召集各地传教士到太原，谎称可以保护他们的安全，结果人来齐后，将他们一举屠杀。这件事震惊中外，由于闹得太大无法收场，所以当各国联合声讨时，清政府需要提出一个解决方案。这时，他们请来了李提摩太出面做协调工作。除惩治凶手毓贤外，赔偿的事如何解决？最后达成的方案是中国赔偿50万两白银，但这笔钱所有的家庭和教会都不拿，而是用来在山西办一所学校，启迪民智，避免这样暴虐的事情再次发生。

苏慧廉于1907年抵达太原，正式担任山西大学堂西斋总教习，此外，他也兼任世界历史与世界宗教等课的教师。据他的夫人路熙回忆，苏慧廉的新职务并不清闲，大学堂里不少中国学生的中文典籍基础很好，他为了和学生们保持同步，也为了维护师长的尊严，花了许多时间奋力苦读，像学生时期那样拼命学习。大学堂的各类校务工作也有很多事情需要他操心，因此他几乎都没有时间休假。

当时山西大学堂分中学和西学专斋，中斋由清政府设置，西学专斋按照英国的学制设计，预科三年，相当于高中，专科四年，相当于现在的本科。学科分五门：文学、法律学、格致学（其实就是理学）、工程学和医学，其下再设更细的分支。这个科系设置最厉害的一点，是根据山西作为资源大省的特点，开设工程、矿路、地质等学科。其实这就是英国大学教育的模式。现在大家对英国模式的了解，可能多停留在导师制、学院制、寄宿制等上，其实其精髓之一就是课程设置面向工业需要，让大学成为本地区工业研究的重要中心。

然而在这里，我们又再次看到那个时代复杂的力量纠缠。在发展矿业的问题上，李提摩太、苏慧廉等传教士和教育家当然希望一切以温和、有益的方式推进，但他们显然处在一种更大、更复杂的力量和利益关系中。随着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项条约的签订，山西已经把部分地区的开矿权转让给了外国公司，随后便爆发了争矿运动。争矿运动是本地矿业公司同外国公司的经济纠纷，但很快也很自然地上升到民族纷争，进而引发了学生运动。在学生思想方面，西斋是明确禁止学生干预国事的，但事情上升到这个高度，已经完全超出了校方可以控制的范围。山西大学堂的学生结队示威，甚至引发了流血事件。

在《寻找·苏慧廉》这本书中，作者是同意当时李提摩太等人的立场的，李氏多次教导学生，完成学业前，不要参与政治活动。提到山西大学堂的学运时，文中引用了一位美国学者的话：当爱国主义成为一种职业时，知识分子的成长就受到了阻碍。山西大学堂内部有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温和进步，一条是革命。我们之前提到中斋和西斋，跟这种分歧也有莫大的关系。西斋由英国人承办，因此派遣留学生必然是去英国，他们大多是去学习铁路和矿山工程。而中斋的学生赴日本留学，正赶上孙中山在那边组建同盟会，受此影响，他们大多走上了革命道路。

作者写到留英学生，说他们归国后成为业界精英，做出了一番成就，反对“他们成为英人在中国的高级代理人”这种说法。写留日学生，则说他们成为了山西的革命骨干。但他们背后显然是两股对立的力量，后来的一切，究竟是历史的选择还是混乱斗争的结果，我们恐怕无法从这本书里找到答案，它给我们呈现的是一个个人的视角，从那个视角看来，一切都是无序的，充满了偶然性。

1911年，苏慧廉代表英方正式将西斋移交给山西政府，他离开后三个月，武昌起义便爆发了，局势更加混乱，教授和学生零落四方。但那时山西大学堂的学生已经遍布整个山西的林业、矿业等等各行各业，无论是对当时还是后来的社会都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第三部分

有关苏慧廉在教育方面做出的成绩，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我们来讲苏慧廉的最后一个重要身份——汉学家。

苏慧廉回到英国后，在牛津大学做了十五年的汉学教授。他是牛津的第三任汉学教授。英式大学的设制，一个学科只有一个正教授，并且是终身制。正教授如果还在世，后面的人再厉害也只能等着。苏慧廉去世后，牛津大学花了三年时间才找到他的接班人，就是陈寅恪，而陈的受聘，在当时积弱的中国，成为振奋人心的大消息，原因也在这里：牛津的汉学教授之位竞争是极其激烈，筛选是极其严格的。

苏慧廉的学术生涯当然不可能是从到了牛津才开始的，在此之前，他已经做过相当多的工作，出了许多书。苏慧廉刚到温州的时候，就开始做一件重要的事，翻译《圣经》。大家知道，温州方言是一种很难的语言，和当时的官话基本不通。而苏慧廉到温州仅半年，就开始用温州话讲道了。他的温州话学习得非常快，接下来的二十年里，他陆陆续续把整本《新约》都翻译成了温州方言。这些书在欧美的一些图书馆还能看到，是用拉丁字母注出温州话的发音，这样一来，连那些不识字的底层穷人都能够把《圣经》读出来了。

1899年，苏慧廉还出版了一本字典，叫做《四千常用汉字学生袖珍字典》，除了4300个常用汉字的注音和解释之外，附录中还简单介绍了中国朝代、省份、节气、天干地支等内容，以便读者对中国文化有个粗略了解。这本字典在西方汉学界影响很大，是当时汉语学习者的重要工具书。到1952年，它已经出了20版，后来欧洲其他语言学家、汉学家再出其他的相关书籍，好多仍以苏慧廉这本字典为底本。

苏慧廉在山西大学堂期间，花费了相当的精力研读中文典籍，他参考了他的老师里雅各，以及辜鸿铭等人的《论语》英译本，又做了一个更现代、更好读的译本。他的译法是逐句翻译，并附上详细的注释。这本书是1910年在日本出版的，后收入牛津“世界经典丛书”。因为这个译本非常好，一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牛津的“世界经典丛书”里的《论语》还用这个译本。苏慧廉的女儿讲，她爸爸非常喜欢《论语》，最喜欢的一句话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1920年，苏慧廉开始担任牛津汉学教授的时候，已经快六十岁，他在中国待了近40年，结交了大批中国精英，会讲流利的中文，并且熟读中国典籍，已经是一个有名的中国通。到牛津以后，他有了更好的客观条件进行研究和写作，1920到1935的十五年间，他写了大量的书。1924年，他出版了《李提摩太在中国》，至今仍是研究李氏最权威的著作。接下来，他陆续出版了《中国与西方》《中国简史》《中国与英国》，这几本主要是研究中国外交关系方面的著作，并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宗教、文化、政治、经济等内容。他还出版过英译《妙法莲华经》《中英佛学词典》等宗教方面的书籍。

苏慧廉先后在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都作了有关中国问题的系列演讲和讲座，有学者后来研究他，说他字里行间其实还是有作为英国人的优越感，但即使有，这种优越感并没有让他产生疏离。他对中国的感情很深，并且在不同场合表达过，我们国家对中国损害的已经够多了，我们应该为他们做一些好事。

苏慧廉在牛津时，就做了一件好事，协助退还庚子赔款。1900年我们和英美法德等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随之而来的就是高达四亿两白银的庚子赔款，约定清政府分39年赔付。但39年里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清政府一灭亡，这笔钱民国政府是不认的。再后来一战德意战败，我们是战胜国，也不必赔款。局势变化太快，其他国家出于外交考量，也陆续退款。美国退回来的钱，用于办了清华大学，送中国人去美国留学。中国老一辈的两院院士中，百分之七八十的人拿过这笔钱。而英国议会后来经过很多磨合，也决定退回赔款。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委员会有三个中国人、三个外国人，一起商量这笔钱的用途。具体办事得找一个懂中国、懂中文的人，英方找来的就是苏慧廉，跟他工作搭档的中方委员，就是胡适。英国以及其他各国的退款，后来基本用于中国的各项事业，比如教育、铁路建设、河道疏浚等等。苏慧廉及胡适从此结成了朋友，友谊维系了多年。

1935年，苏慧廉在牛津去世，据一位中国留学生回忆，他在病榻上最后嘱咐他说：“国家是不会亡的，一个人可以死去，一个民族绝不会消灭。短时期的受外国压迫，在长久的历史中，不算什么事，你们不要太悲观。努力，努力向前去。”直到去世，他还惦记着遥远的东方。

总结

到这里，苏慧廉的故事就算讲完了。我们再来简单回顾一下他与中国近代史深刻交织的一生。

苏慧廉初来中国是在1882年，最后一次离开中国是在1926年，经历了一系列惊心动魄的事件：甲午海战、百日维新、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苏慧廉来时，鸦片战争结束已经有40年，被迫打开国门的晚清政府，GDP已跃居亚洲第一位。这是一个集权的时代，但也是一个走向多元化的时代。1898年，苏慧廉去北方度假，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火车莫名延误，后来才知道是因为满城搜捕康有为。随后的中国陷入革命和改良的斗争，局势瞬息万变。1935年苏慧廉去世，那年南方的中国有遵义会议，北方有热火朝天的一二·九运动，乱世还没有结束。

苏慧廉虽然是一个传教士，但他所做的事情远远超过了传教。我们前面重点讲了他在医疗、教育、文化交流方面所做的工作，因为这三个方面非常具有代表性，像苏慧廉这样的传教士还有很多。第一，他在温州建了第一家现代医院，截至1949年，共接待病人30多万人次，对当地医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是大的方面。而从小的方面来讲，苏慧廉等外国传教士在从小诊所到大医院的行医过程中，与当地人产生了最真切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他以这种方式了解到了他们的风俗习惯、思想和感情，这种直观的、感性的认识也是双方真正产生深刻理解的第一步。

第二，苏慧廉是一个教育家，他在温州办了第一所新式学校，后又在山西大学堂担任了十年的校长。在那个充满了动荡和混乱的年代，有一批像他这样的人相信，教育才是解决问题的核心。不论出于怎样的初衷，站在怎样的立场，当年传教士建立的教会大学的确成为了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一批高校，并且影响持续至今。

第三，苏慧廉余生都在做有关中西方交流的研究，站在现在的世界回望过去，他的工作像是一个重要的桥梁。

读史使人明智，我们有时看到波澜壮阔，却忽略了许多生动的细节，我们容易接受简单、明确的结论，而忽略了真实世界的复杂性。明智的人，应该是一个能尽量掌握更多材料，并努力做出选择和判断的人。

撰稿：苗炜工作室

脑图：刘艳

转述：徐惟杰

来源：https://dedao.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