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5月22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所和上海大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文本变迁与思想新诠：《老子》研究高端学术沙龙”在浙江杭州举行。本次沙龙主要讨论《老子》的文本变迁与思想诠释，旨在反映学界在《老子》研究中的最新动态和工作进展。沙龙以线上和线下结合的方式进行，召集人分别为华东师范大学方旭东教授（线上）、上海大学宁镇疆教授（线下）。与会专家有：北京大学郑开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王志平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李锐教授、复旦大学林志鹏教授、济南大学何家兴教授、清华大学程浩副教授、四川大学吴毅强副研究员以及上海大学赵争博士、东华大学成富磊博士等。与会学者来自语言学、历史学、哲学、文献学等不同研究领域，从多个角度对《老子》文本和哲学思想的研究进行了深入交流和讨论。沙龙气氛热烈，论辩充分，在《老子》研究的问题与方法上都有不同程度的涉及。

林志鹏教授关注《老子》文本流传中衍生的“经解”类内容，认为这可能是早期的注疏体式。他以今本《老子》第十章的“载营魄抱一”为例，怀疑“营”字或为“载”的旁注字，原本应作“载魄抱一”。他指出“载”字有“持守”的意思，《荀子·富国》“以国载之”“以国持之”互见，王念孙指出“载”训为“持守”。“载魄”即持守形魄，“一”就是指“道”，或者直接理解为“精气”也是可行的。“抱一”就是让道（精气）驻止于身，使其不离散。传习者或许是认为“载”的“持守”义不明朗，又因“营”有“营卫”的意味，因此在“载”下旁注“营”字。传抄者不知“营”为旁注字，直接混入正文，便将二者混淆不分了。林志鹏教授通过分析认为所谓这种“旁注”的现象与竹简的形制有关。他指出，早期竹简作为书写载体，其简的宽度无法作双行夹注，故传习者多用旁记或者补叙作解。他还指出，新见文献也有一处例证，清华简《四告》首篇周公告皐陶末段（简11）中的“兹德用心”之“德”下有小字“天德”，抄手特别注明该处的“德”为“天德”，可能就是一种旁注。

王志平教授主要从语言学、方法论的角度谈了《老子》研究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他提到钱锺书先生曾回应海外汉学家关于自己不重视出土文献的问题：马王堆帛书本《老子》对研究形上学有何贡献？指出我们不能对出土文本有过高期待。我们今日研究《老子》，随着相关出土文献的数量日益增多，学者容易对这些古本产生某种依赖性，对此要有清醒认识。与钱锺书《老子》有关的另一例子则是与语言学有关的。比如传世龙兴观碑本《道德经》删去了很多语气虚词，钱大昕、严可均等均奉碑本为不刊，钱先生却很不认同，形象地讥之为“发电报”。朱谦之的《老子校释》虽号称以龙兴观碑本为底本，但他在标点《老子》第十章时却仍然使用了诘问语气（“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专气致柔，能如婴儿？”），说明其理解的出发点还是基于王弼本的。这一则说明朱谦之其实只是貌从碑本，二则也说明王弼本的巨大影响。今天即便有这么出土《老子》古本，但传世本仍然是我们的知识背景和理解的前提。

李锐教授介绍了他正在做的《老子会笺》的工作，并提到继续用其提出的“族本”说来看待诸本间的异文问题。在此过程中，他发现《道》、《德》篇有一些历时性差异现象。从马王堆帛书、北大汉简等来看，《老子》的章节编排虽微有不同，但大体上早已固定，内部有逻辑关联。由《德》篇的第六十七章“天下皆谓我道大，似不肖”以及《德》篇对《道》篇某些问题的补充来看，李锐教授推测《德》篇可能比《道》篇晚，甚至《德》篇六十七章之后的某些内容，又是《德》篇内部更晚形成的文本。郭店简未见六十七章之后的内容。这种历时性现象，对研究《老子》文本特别是结构形态比如《道》、《德》二篇的上下、先后问题或有一定启示。

郑开教授谈了三个问题。第一，从思想史的角度讨论了《庄子》中的“老子注”，提出文献学、历史学研究不能忽视思想史的规律及其内在逻辑，一些文献学的问题如从哲学的角度来思考可能会获得新的启发。如《老子》中的“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有物混成”等，从哲学“既是又不是”的角度来讲，“道”“物”不能割裂开来分别讨论，而是应该在“道物关系”的张力中予以把握，所谓“恍惚”“混成”正是在“道”既不是“物”同时又离不开“物”的意义上出现的。第二，《老子》所谓“道”兼具“可言”（言语）而“不可名”（隐含了逻辑结构的日常语言）的矛盾性质。《老子》所说的“言”和“名”两者有着微妙的区别：“言”指“言语”，“名”则隐含了分类系统和逻辑分析等要素（这一点人们往往习焉不察）。《老子》第一章“道可道，非常道”命题中的第二个“道”即为“言、说”，即道如果绝对不可说，就永远不会出现“道可道”这样的说法。《老子》第二十五章“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字”可理解为比日常语言更弱化的形式，可以作为进入思想世界的标记。但同时理论语言和日常语言之间有明显差别，“道”的复杂性超出我们日常语言所要表达的范畴，即“道不可言，言而非也”，《老子》中的“道”既是可道，又非常道的矛盾关系正是对理论语言的思考。这也提示我们可以反过来用哲学、用思想的规律来研究文本。第三，还讨论了老庄哲学“无为”“无名”概念之外的“无穷”的意涵，认为《老子》中的“恒”“常”“反”“无极”等语词均有“无穷”“无限”的含义；而庄子等古代哲人讲论“无限”“无穷”观念的一个基本规律是：通过循环往复、无休无止来诠释“无穷”“无限”，其中涉及到天文、律历等内容（古所谓天道），进而通过“无穷”观念进一步讨论宇宙、进一步诠释“道”。因此，我们在理解《老子》《庄子》这样的哲学文本时，应以诉诸哲学和哲学史的内在规律予以解读，这有助于更恰切、更深刻地理解古代思想经典。

宁镇疆教授主要从历史学角度谈了《老子》一书的文本性质及年代学定位，试图将其还原为一“历史性”文本。他指出，虽然《老子》文本不像《论语》等书有具体人物、事件来考证并准确定位时代，但我们还是可以通过一些能够反映特定时代的事类做一些推进。另外，借助历史语言学的方法，《老子》年代学的研究同样可以有所作为。宁教授并介绍了他最近完成的国家课题主要就是措意于《老子》一书的“历史性”痕迹以及由此反映的年代学特征。他的结论大致与郭店简发现后学者的主流意见基本一致：《老子》应该与老聃本人关系密切，其书最迟在战国早期应该就基本形成了。与此相关，他还指出大量新出简帛古书证明当年罗根泽所谓“战国前无私家著作”的观点已站不住脚，从古书体例看，“战国前”能有《老子》这样的书是并不稀奇的。当然，对于《老子》之成书，他也结合晚近学者讨论比较多的“经典化”问题，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经典化过程中，“思想”与“文本”可能也并非同步。在《老子》研究的方法问题上，宁教授表示自己对材料的“共时”和“异时”有较为严格的区分：在缺乏“共时”性材料的情况下，对“异时”性材料宁可不用，哪怕这些“异时”性材料是《庄子》、《淮南子》等道家著作。宁教授最后提到，在根据出土文献进行新的研究时要全面考察，不能被新材料“带节奏”，偶有所见便率尔“立异”，很多时候是站不住脚的。

程浩副教授主要讨论《老子》首章中的“妙”和“徼”，他认为这是解读《老子》首章的关键，在第一章中“妙”和“徼”作为一种相对的范畴来阐释“无欲”和“有欲”。此前学者多将“妙”理解为“深奥玄妙”一类的哲学概念，但在《老子》的古注中，“妙”一般训为“微眇”，而在目前已知的先秦古文字资料中，尚未见从“女”从“少”的“妙”字用例，即便是晚至东汉的《说文》，也未收录此字。“妙”字的出现及其被赋予“玄妙”的意义，时代应较晚。认定今本《老子》的“妙”是“眇”的假借字，最直接的证据是北大汉简以及帛书甲乙本《老子》中所有对应今本《老子》“妙”字之处，无一例外均写作“眇”。郭店简《老子》“非溺玄达”对应今本第十五章“微妙玄通”，“溺”用作“弱”，训为“小”，可与“眇”换读。“徼”则应视为“要”的音近通假字，在第一章与第二十七章中都用为与“眇”对立的概念，可解释为贪求。“故常无欲，以观其眇；常有欲，以观其要”，“眇”即清心寡欲，“要”即贪求不止，是“无欲”与“有欲”两种状态下的终极追求。将此理解代入北大简《老子》首章，可以看出此章是围绕“道”与“名”进行的“总—分—总”式的阐发。第一段抛出“道”与“名”两个重要概念；第二段解释“名”，从“无名”与“有名”两个对立的方面概括性地阐释了其生成哲学；第三段则描述如何观察“道”，提出“无欲”与“有欲”可以分别洞悉世间的淡薄与贪求，即本文所讨论的“眇”与“要”。第四段“此两者同出，异名同谓”的“两者”，所指应即开篇所说的“道”与“名”以及其衍生出的“无名”与“有名”、“无欲”与“有欲”、“眇”与“要”等二元对立的哲学范畴。

方旭东教授以宋明理学《大学》“古本”与“改本”的关系为例，探讨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问题。方教授提出，考察《大学》“古本”与“改本”之争，对当下讨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复杂关系可能不无裨益。从思想世界和文字表达的角度看，朱子的“改本”明显有其合理之处，这提示一个问题：最初的文本可能并非“最优”的文本。另外，文本的优劣评价也与传习者的思想追求有关，是否一定表现为“合理”，也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四川大学吴毅强副研究员结合自己研读郭店简本、北大简本《老子》的经历，强调在解读《老子》字词、文句时，首先应从宏观上把握其内涵。他指出，因文字本身有多种可能的通假，以及同义换读等因素，因此我们在研读时应充分尊重《老子》的古注，以做出综合性的判断。同时他还强调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都是重要的材料，其本身没有优劣之分。此外他认为，我们在解读《老子》时，文字、语言、思想及哲学等学科之间应加强对话与交流。

赵争博士从古书成书的角度出发，提出应当审慎处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间的关系。赵争博士指出，对于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间优劣关系的判断，包括宁镇疆先生在内的论者已经明确区分了版本学和文章学两种意义上的优劣概念：版本学意义上的“优”对应流传序列中的“早”与“初”，文章学意义上的“优”则更多关涉文本内容的逻辑圆通、意义丰满、文句整饬等。他还指出，《老子》研究是有关中国早期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这一研究领域正在经历一场范式转换：由基于真伪二元概念的“古书辨伪学”转向基于长时段动态成书观的“古书成书理论”。他认为，这给予我们对包括《老子》在内的古书成书研究有重要启示：应当基于长时段、动态的古书成书观考察包括《老子》在内的古书形成与流传，对古书成书的相关情形及规律应有较为科学的整体性理解。另外，对古书形成及流传的复杂性要有充分的估计和认知，在考察先秦秦汉古书时有必要持一种“古书佚失观”，为可能的古书文本留有空间，同时要辩证理解学术研究中“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与“古书佚失观”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