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用于核武器现代化的预算正呈爬坡状倾斜上升。预算包括开发两种新型导弹、一种新型核弹头以及新一代轰炸机和弹道导弹潜艇所需的首付款。大约有4500枚核武器的俄罗斯正在开发和/或部署一种能够携带超过10枚核弹头的新型洲际弹道导弹（ICBM）、一种高超音速滑翔弹、一种普京总统声称可直接把核武器投送至美国海岸的自动水下鱼雷，以及一种无限射程的核动力巡航导弹。同时，据美国国防情报局预测，中国“不足200件”（相对较小）的可操作核武库将在未来十年翻一番。1新一轮核军备竞赛并非不可能发生，特朗普总统特使马歇尔·比林斯利曾在2020年5月向俄罗斯和中国扬言称：“我们知道要如何赢得这些竞赛，我们也知道如何把对手拖垮。”2

几十年来，核国家对于政策的辩论一直围绕着这样一个问题：“多少才算足够？”3要达到何种核武库规模，拥有哪些类型的核武器，奉行何种战略，才足以令人信服地威慑特定敌人？如果仅以威慑理论作为指导，答案是永无止境——对于任何一个国家（和它的对手）而言，都是多多益善的。然而，在新一轮军备竞赛的风口浪尖上，最紧要的问题已变成：多少才算过量？

大多数国家表态，核武器储备量大于零已经意味着过量——2017年，122个国家达成了一项禁止核武器条约。4然而，《禁止核武器条约》（TPNW）对没有签署该条约的国家不具备约束力。这些国家包括9个核国家以及北约27个成员国，以及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这些国家的政府认为在不具备可以抵御军事强国侵略的核威慑的前提下，国家安全只是无稽之谈。尽管如此，一个仅拥有一枚核武器的国家与各自拥有约4000枚核武器的美国和俄罗斯相比，绝不仅仅只是数字上的差异。

即使核威慑是必要的，出于国家利益和常识，如果引爆核武库可能造成巨大的人道主义和环境灾害，以至于即使该国“赢得”战争本国人民亦将苦不堪言，或者这样做将构成战争罪，则意味着核武库过量。说得更积极点，本文认为，核国家及其联盟在确定其核态势时，应在边际威慑效果的基础上另外增加两项标准：首先，如果在战争中使用核武库，其数量、爆炸当量和武力目标等都不应对本国人民或非交战国家的人民造成环境和人道主义灾难。其次，核武库的使用需符合《武装冲突法》（LOAC）规定，例如，美国和英国曾就此作出承诺。核武库如不符合这些标准，则属于“过量”。

只要威慑起作用，核武器不被引爆，核危险就是可控的。但是，如果威慑失效，第一批核武器被发射，态势升级就会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险。没有人知道核战争升级是否会受到限制——没有相关数据。没有任何两个（或多个）核国家曾在战争中使用这些武器。

美俄和印巴是目前最有可能升级的两大冲突。（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且核武器储备低于300枚，而美国储备达到3800枚，考虑到这些因素，中国没有核战争升级计划5）。如果美俄、印巴间的威慑失效，首先可能发生非核武器的冲突。如果这些措施不能产生包括局势降级在内的预期效果，则核武器可能被使用——最初是有限使用，以避免引发大规模升级。6然而，如果对手在遭到有限核攻击后，并未停止冲突升级，则双方都有可能说服自己和对手继续交战，直至一方获胜或两败俱伤（甚至全世界一起陪葬）。

核武库规模越大，战略家和作战人员就越倾向于奉行升级原则（即使其公开宣称的目的是局势降级或恢复威慑）。并且，核武库规模（包括数量和爆炸当量）越大，升级可能引发的灾难就越严重。循环性经常在这种情况下得到验证：升级战略可能需要扩大核武库规模，这又反过来推动军事冲突的升级。2018年，时任美国战略司令部司令的约翰·海滕（John Hyten）上将在一次演讲中对当时的一场模拟核冲突进行了回顾：“每次都以同样的方式结束。没有一次例外，结局总是很糟。……这意味着它将以全球核战争告终。”7

如同弗雷德·卡普兰（Fred Kaplan）在其最新著作《核弹》（The Bomb）中所述，8自艾森豪威尔政府以来，几乎每一届美国政府都试图寻找一种方式，既能使用核武器抵御侵犯，又不引发两败俱伤的全面核战争。在海滕上将之前，美国核项目的文职与军队领导人都曾声称成功降低了升级风险，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在1962年，詹姆斯·施莱辛格（James Schlesinger）在1974年，富兰克林·米勒（Franklin Miller）和李·巴特勒（Lee Butler）在20世纪80年代，吉姆·米勒（Jim Miller）和罗伯特·凯勒（Robert Kehler）在2013年都曾作出这种声明。9然而，几乎每一任即将入主白宫的总统都发现，行动计划仍然要求向更多目标使用更多武器，并造成承受能力之外的更大破坏。

美国总统在改变核态势和核战略方面遇到的困难为我们提供了警示，卡普兰在其著作中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文职与军队领导人最近一次是在2013年表示，美国部署1000枚战略核武器就能满足威慑需求，比2010年《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允许的数量少550枚。巴拉克·奥巴马曾面对一些要求对井基洲际弹道导弹进行投资的建议，这些建议是受国会鹰派支持的耗资1.3万亿美元核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对此，奥巴马要求分析美国是否可以合理地将井基洲际弹道导弹从450枚减少至300枚、150枚乃至更少。这些只能存放在固定位置的武器最易受到俄罗斯的攻击，这导致它们更有可能迫于压力而在几分钟内被发射，以至于难以确切评估即将到来的攻击的现实情况和波及范围。据卡普兰称，国防部长没有理会这一请求，在国家安全顾问的敦促下，国防部长表示，这是在浪费时间。国防机构及其所在州的参议员将为此大闹一场。最后，奥巴马的结论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和政治资本来应对作出这些改变将面临的所有阻力来源。10

美俄和（程度相较小一点的）印巴关于核战争升级的理论、武力态势和计划，都遗漏了一个要点：尽管核打击能够摧毁或至少大幅限制对手的报复能力，它本身也会引发气候效应，产生放射性物质，对本国农业和全球粮食生产造成持续多年的严重损害，更不用说辐射对本国人民的影响，这样做无异于自掘坟墓。破坏性较小的威慑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核冬天的潜在效应不仅会对交战国人民造成严重伤害，还将严重波及与冲突毫不相关的国家的人民。正如《美国国防部战争法手册》所宣称的：“国家诉诸战争的总体目标不应大于战争可能造成的伤害。”11

自关于核冬天的预测于20世纪80年代首次出现以来，用于评估各种核战争情景对气候潜在效应的数据与模型已有了显著改进。例如，阿兰·龙伯克（Alan Robock）等人和欧文·图恩（Owen B. Toon）等人分别于2007年发表的研究都曾计算出，印巴如果发生核冲突，在两国城市地区分别引爆50枚广岛当量的武器，所产生大火的规模和强度足以造成全球冬季效应。12全球平均气温下降将使生长季节大大缩短，而降水减少将损害粮食作物的生长。其他研究人员的后续模拟预测显示，美国中西部地区大豆和玉米产量以及中国水稻产量将在数年内减少20%，在10年内减少10%。13农业产量下降会对全世界的粮食生产者和消费者，尤其是那些无法承受因产品稀缺导致高价的人，造成巨大的伤害。14如果美国和俄罗斯交战并使用毁灭性更大的武器，战争的潜在后果可能会更糟。

核政策制定者通常会忽视这些问题。许多人担心，对核冬天等后果的顾虑可能会导致威慑遭到削弱。长期担任美国核政策制定者的富兰克林·米勒（Franklin Miller）就曾说过：“没有人对可能造成核冬天的数量、当量和目标给出明确阈值。而且普京有可能摆出流氓姿态，说‘你们尽管放手去做，去制造核冬天吧’，然后我们就会自食其果。”15

禁核主义者不太可能反对关于核战争气候效应的国际科学研究和讨论。但他们会忍不住辩称，寻求对环境威胁较小的核态势，将错误地维持对核威慑的依赖。禁止所有核武器是他们的第一要务。然而，即使真的致力于废除核武器，也需要持续多年（可能几十年）的谈判、实施和核查。与此同时，美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将继续拥有核武库。为什么不设法减少它们的潜在破坏性呢？

可以肯定的是，关于核战争气候效应的科学模拟是充满不确定性和争议的。2018年，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一组研究人员在技术层面挑战了龙伯克和图恩对印巴核冲突气候效应的研究。16更准确地说，核战争可能——而非将会——导致核冬天。但是，科学的不确定性并不能否定我们有必要了解核力量和目标的变化如何提高或降低气候灾难的可能性。2019年一项有关该课题的研究指出，在计算核战争后的气候条件时，“最大的不确定性”是“将使用多少武器、多大当量，以及将选择哪些目标”。17因此，新的研究应特别考虑在不同目标燃料装载量下，核爆炸的数目、地点和规模的相应变化情况。

这类研究可以由一个核国家单独发起，也可由多个核国家联合发起。《不扩散核武器条约》2021年审议大会或联合国大会都可以要求进行此类研究。如果核国家不愿提供关于其核武库或可能对手的合理情景，联合国裁军研究办公室或联合国裁军研究所可以招募国际专家，根据可公开获得的对美国/北约-俄罗斯、美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朝鲜-美国核武库和核战略的描述，提出可行的设想。其他政府或慈善基金会可以委托有资格的独立科学家进行平行研究和/或对核国家的研究进行同行评议。

在每一场假定的核冲突中，根据所使用武器的数量和当量、以及爆炸环境中可能产生的火势程度，情景应分为低、中、高不等。无论研究的是何种情景，至少应提供一些有关结果的版本供公众审查与分析。这类评估可以作为参考，用来判断核武器的使用水平（即数量和爆炸当量）和打击目标计划是否过度，以至于核战争的“胜方”都无法承受。

如果根据可信的核战争情景计算出的气候效应模型表明，发生农业灾害或其它灾难的风险很小，那么核国家就有更充分的理由继续保留能够引发这些情景的武器和政策，当然，关于减少数量和当量的其他讨论仍然是合法的。相反，如果经过政府和独立科学家公开辩论的多项科学研究发现，某些爆炸情景可能对不限于交战国人口的环境和农业造成严重损害，那么，防止（或尽量减少）核气候灾难应成为衡量多少才算过量的物理标准。

几十年来，美国文职与军队的核作战规划者一直宣称这些武器并不针对“民众本身”，或声称核行动已经能够“在可行的程度上”避开城市。18谈到瞄准定位问题时的语焉不详显示出对《武装冲突法》这一国际人道主义法重要且崇高的忠诚。该法核心原则包括：武力用量不得超过击败敌人所需的最低必要限度；行动人员须避开平民，仅瞄准参战人员和军事目标（区别）；攻击不得对平民造成与攻击所寻求的军事利益不成比例的伤害（比例）；武器使用不得造成不必要的痛苦。特朗普政府《2018年核态势评估》报告证实，美国承诺“在发起和实施核行动时遵守《武装冲突法》”，但并未解释具体做法，这与之前奥巴马政府的表现如出一辙。19英国的立场与美国相似，而另外7个核国家的态度则更为含糊。20

禁核主义者则采取不同的做法，他们像《禁止核武器条约》那样宣称，“核武器的任何使用形式均违反适用于武装冲突的国际法规则，特别是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原则和规则。”21然而，围绕核武器潜在使用形式的法律和政治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国际法院1996年的咨询意见无法就“一个国家生死存亡关头实行自卫的极端情况下使用此类武器是否合法的问题做出结论。”22（国际法院的法官承认，他们缺乏评估仅涉及“战术性”核武器使用情况的专业知识）。23

由于核国家坚称它们是这些武器负责任的保管者，且仅仅出于合法的防御目的而保留这些武器，因此要求这些政府就是否计划在可能的核行动中遵守《武装冲突法》及其具体做法作出解释是合理的。对这个包含两部分内容的问题作出的解答不应过于异想天开——这些国家及其盟友应明确解释，爆炸当量和武器及其目标数量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增加或减少核武器使用符合《武装冲突法》（即国际人道主义法）规定的可能性。例如，尽管美国声称它没有（也不会）针对“民众本身”，但在1990年的核行动计划中，689枚核武器瞄准了位于莫斯科方圆25英里内的目标，其中很多都是当量超百万吨。24

这类对话及后续的国际辩论可以以多种方式展开。作为透明度调查的一部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可要求核国家就这方面问题做出回应，并在《条约》筹备委员会会议和审议会议期间进行后续讨论。如果核国家利用共识原则——任何国家提出异议均可阻止行动——来阻止在《条约》的相关进程中或在联合国裁军会议上进行此类讨论，相关国家可组成联盟，公开要求对这些问题作出解答。各大陆的议会可以单独或集体向所有核国家的议会致公开信，征求它们对这些法律问题的意见。民间社会组织和记者也可以这样做。不回应几乎和回应同样能说明问题。无论采取何种方式，这些意义极其重大的问题都将在国际政治中得到重视。

对不同类型的核武器与核行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武装冲突法》规定作出明确解释，有如下几点好处。首先，在当前国际环境中，有影响力的国家提醒自己和世界国际人道主义法的重要性，对和平与安全事业是有助益的。之所以要建立这一法律体系，其原因在于战争总是惨绝人寰的。更狭义而言，被命令进行核攻击的军事人员——以及他们的家人——如果生还，也不想继续活在对战争行动的悔恨之中。对于全面战争的预期会引发广泛的焦虑并带来资源的再分配，导致每个人都遭受心理、道德、经济和政治上的损害。因此，各国——特别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已经决定，最好制定一些可以限制破坏性的规范、规则或法律，即使这样做的代价是令对手不再心存忌惮。让领导人和有影响力的公民了解《武装冲突法》重要性的最佳时机是在该国陷入战争升级之前，否则将无暇深思熟虑。

当然，确保国际规范和法律能够被遵守和执行始终是一项挑战。追究冲突中胜方的责任是尤其困难的。然而，即使不太可能有效地起诉和执行判决，在明显有可能升级为核战争的冲突最初阶段之前和期间持续表达法律方面的顾虑，依然可以对核政策辩论产生影响。这种抑制作用，无论多么有限，仍是应当积极采取行动的第二个理由。

例如，想象一下，拥有核威慑力量的两个国家就无人居住的岛屿展开日益激烈的主权争端。一天晚上，两艘船相撞，造成一艘沉没，人员伤亡。双方都向该地区派遣了更多的海空部队，并爆发了枪战。全世界，或许还有这些国家的媒体和民众，开始渲染关于冲突升级、可能使用核武器的威胁和恐惧。如果交战双方的政府（以及有关盟友）曾就是否遵守《武装冲突法》作出过明确表态，不是对各方都有利吗？如果其中一方或双方拒绝遵守，世界其它国家就会保持警觉，施加更大压力，要求交战国承诺不非法升级军事行动。相反，如果其中一方或双方曾承诺遵守《武装冲突法》，则可以提醒它们这一点，并就在这场冲突中使用核武器是否合理作出质询。无论哪种情况，法律顾虑的抑制作用都是有限的，但仍是值得尝试的。

当然，一些有关政府不允许国内在相关议题上的动员和辩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政府不会受到国际压力在国内溢出效应的影响。国际社会对这些问题给予的关注越多，就会促使媒体和其它力量就官员威胁使用核武器作出更强烈、更有见地的回应。这类辩论能够对尚未意识到国际法要求及其背后原理的现任或未来领导人起到教育作用。

一些国家认为《武装冲突法》与核战争无关，这种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原因在于，如果局势已经严重到必须使用这类武器，文明（包括法律）的限制作用已不复存在。然而，认清这种可能性能够促使人们明白，防范可能引发核升级的侵略，并加强对此类侵略的非核防御，是有其必要性的。在关于核政策和裁军的辩论中，这种必要性往往被忽视。

最后，更加符合《武装冲突法》规定的核武库与政策也能提供更可信因此也更有效的威慑。一个对武器数量与种类进行过慎重考虑，并对其各种用法的合法性作出细致调查和公开说明的国家，其面临的自我威慑效力恐怕要比一个没有做过这方面考虑的国家更低，因为后者肆无忌惮的态度可能引发其它国家无克制的反应。对手在采取升级行动之前，以及在核交火期间，都需要考虑到这一点。如果威慑失败，了解核武器数量、当量和目标的变化是否以及如何改变核行动可能造成的人道主义和环境效应，将能够拯救生命。

有些人可能认为，缩小核武库规模并降低武器当量会以两种相反的方式削弱威慑。降低自身核武器当量可能会削弱对手发动战争或使用核武器的约束力。但这种说法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使是“低当量”核武器在城市地区爆炸，其巨大的破坏力也足以约束任何一位清醒、明智的领导人。（美国目前部署在20枚核潜艇弹道导弹上的“低当量”W76-2弹头，其破坏力约是摧毁贝鲁特港口的爆炸化学品的10倍，且还会产生放射性沉降物25）。低当量武器削弱威慑的另一种方式是，如前所述，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可能认为，这种防御能力更加合法、破坏力更小的武器不太可能促使对手回击升级，这导致该国在使用核武器上的约束力变小。但这就是无法回避的威慑悖论：它越可信，人们就认为它越有效；但是，使用核武器的可信度越高，对手就越有可能寻找反制升级和规避威慑的办法。

这类升级问题正是在对核武库破坏力设限时需要将法律与环境方面的考虑相结合的原因之一。如果不考虑其它因素，威慑逻辑本身会滋长无穷无尽的需求。在战略上和法律上，“实际使用核武器的理智上限”26与触发战争的侵略相比，将会造成更大的破坏。

将国际人道主义法或《武装冲突法》置于最显著地位的真正危险之处在于，各国政府都可能宣称对其忠诚，却拒绝就如何执行作出详细说明。正是由于缺乏真正的问责制，核国家必须接受国际专家的质询，以了解其核武力与核战略在合理情景下对国际法规定的遵从情况。可以合理地假定，拒绝这类对话的国家不会承诺其核武器使用情况符合国际法规定。这一做法的影响，包括对已经承诺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潜在对手的影响，也值得在国际讨论中受到关注。

认真对待核冬天和严重违背《武装冲突法》等可能出现的情况，可以提供一种摆脱危险和矛盾，避免武力破坏性过大、行动计划升级的方法。如果研究者更认真地考虑限制升级的难度，也许会找到更多理由来约束升级引发的影响。通过大幅削减武器数量和爆炸当量，明确阐述俄、美、印、巴等国行动计划的目标选择，可以实现约束，降低风险。这两种必要条件都可能改变核战争策划者摧毁目标所需的确定性水平。要求“近乎确定”往往促使军事策划者增加武器数量和爆炸当量，尽管一般威慑的有效性已获得充分证实并不会对冗余或过度杀伤有较高要求。27

当今核武库中许多武器的破坏力都超过实际需要，因为它们都是在发射系统精度改良之前被生产和部署的。可以肯定的是，取代它们会引发成本和政治方面的争议。许多人会空泛地辩称，武器当量降低会导致其使用门槛随之下降，从而增大核战争发生的可能性。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事实：即使是“低当量”核武器，比如5000吨核武器，也会对城市环境造成即时的、巨大的破坏，其破坏力是人们自1945年以来再未经历过的。低当量武器有可能使核威慑及其潜在用途更加可信，但这并不是反对用低当量武器取代高当量弹头的理由。

正如核不扩散专家杰弗里·刘易斯（Jeffrey Lewis）和斯科特·萨根（Scott Sagan）曾提醒的那样，常规武器应当作为首要选项。28但如果常规武器还不够，那么从道德、法律、环境和战略角度上讲，核武器的数量和当量应当维持在最低的必要限度，促使敌方领导人断定，如果他们（敌方）发起或维持侵略，目标就可能被摧毁。

其它核国家的政策和武力表明了在维持核威慑的同时大幅降低其风险的其他可能性。而目前俄罗斯和美国的核武器存量分别为4315枚和3800枚，世界第三大核武库法国的核武器存量不足300枚，中国紧随其后。29七个核武库规模远小于美国和俄罗斯的核国家尚未面临规模和危险程度足以使用核武器的侵略。除了巴基斯坦，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还有印度，其它国家尚未设想过发动核战争升级并“获胜”。

今时今日，幻想美、俄、中、印、巴、英、法出于环境和法律方面的考虑，就削减军事力量、实现相互制衡展开条约谈判，已经是不切实际。（以色列不承认拥有核武器；此外，目前还不清楚谁将成为它的谈判对手。出于各种原因，朝鲜又是完全不同的情况。）对于美国、俄罗斯和中国而言，精确巡航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网络、反卫星和反导系统等新兴非核武器，都在困扰着以促进和维护稳定为目的的制衡巩固工作和军备控制机制设计工作。这些政府同意大幅削减核武器（中国的情况是放弃扩张）的前提是，它们能够确定对手不会利用新型武器抵消它们较小核武库的作用。

在当前的政治环境下，树立这一信心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但是，这并不代表不能从现在开始进行必要的分析和辩论，将这种大幅降低威慑力量的集体转变概念化。如果规模更小、破坏当量更低、目标不再增加（除去现有核战争计划中的目标）的核武库能够更好地将核威慑与各方防范战争犯罪、切实限制核战争破坏性的利益相协调，这一结果不应当被树立为国际目标吗？实现这一目标将有助于动员国际政治支持，加强核不扩散体系，巩固目前正遭受侵蚀的全球核秩序。

要向更负责任的核威慑行动努力，就需要包括欧洲和东亚在内众多有影响力的国家和民间社会组织明白，维护法律和环境利益与约束核武库的破坏力、减少乃至杜绝过度杀伤有着必要的联系。这样一来，这一集团的领导人才能设法说服一个或多个核国家参与进来。逐渐地，支持方的国家和民间社会组织的数量将超过一味追求核优势或禁止核武器的人口大国。在实现了这一数量优势后（至少包括一个核国家），就可以开始推进本文提议的研究和辩论了。

中国可能是关键。中国领导人一直回避就核稳定和军备控制问题进行对话，更遑论谈判。中国政府在核事务方面的军事、技术和外交专家骨干无法与美国和俄罗斯比肩。但中国确实拥有核克制方面的特殊记录。在亚洲和欧洲的中等大国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表示忧虑之际，许多国家的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也应欢迎中国在切实限制核战争破坏性方面对国际社会做出贡献。30这种压力将进一步推动其它国家为中国领导层创造类似机会，促使中国能够抓住机会。

在电视纪录片《世界秩序2018》的一段采访中，俄罗斯总统普京称，如果俄罗斯预警系统检测到敌方核导弹攻击，他将下令进行“对等的”核打击。普京说：“如果对方决定摧毁俄罗斯，那么我们有合法权利作出反应。毫无疑问，这将是全球人类的灾难，但我，身为一名俄罗斯公民和俄国国家领导人，想要问问你们——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俄罗斯，它的存在还有什么意义？”31

拥有摧毁世界的力量，这对任何一个人或一个国家而言都是不可承受之重。在可预见的未来，核威慑仍然是必要的（至少对一些国家来说是这样），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文明本身构成威胁的武库与打击目标计划的存在是合理的或必需的。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可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应当相互合作，杜绝过度杀伤。

本文英文版最初发表于《华盛顿季刊》。

1.   Department of Defense, 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d Republic of China 2020 (Washington, DC: DOD, 2020), 86, https://media.defense.gov/2020/Sep/01/ 2002488689A1A1/1/2020-DOD-CHINA-MILITARY-POWER-REPORT-FINALPDF.

2.   “U.S. Prepared to Spend Russia, China ‘into Oblivion’ to Win Nuclear Arms Race: U.S. Envoy,” Reuters, May 21, 2020,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k-usa-armscontrol- idUSKBN22X2LS.

3.   See, for example, Keir Lieber and Daryl Press, “How Much Is Enough? Testing Theories of Nuclear Deterrence,” draft manuscript, 2015, https://politics.virginia.edu/wp-content/ uploads/2015/ll/Lieber-Press-VISC.pdf; Keith B. Payne, “Future of Deterrence: The Art of Defining How Much Is Enough,” Comparative Strategy 29 (2010): 217-22, https://www.nipp.org/wp-content/uploads/2014/ll/Future-of-Deterrence.pdf; William Burr, ed., “How Much Is Enough?”: The U.S. Navy and ‘Finite Deterrence,’” National Security Archive Electronic Briefing Book no. 275, May 1, 2009, https://nsarchive2. gwu.edu/nuke vault/ebb2 75/index.htm.

4.   Treaty on the Prohibition of Nuclear Weapons, opened for signature September 20, 2017, C.N.475.2017.TREATIES-XXVI.9, https：//treaties.un.org/Pages/ViewDetails.aspx?src= TREATY&mtdsg_no=XXVI-9&chapter=26&clang=_en.

5.   Department of Defense, hi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85.

6.   Yevgeny Akmerov，Marat Valeev, and Dmitry Akhmerov, “The Balloon Is a Friend of ‘Sarmat,’” Military - Industrial Courier, October 12, 2016, https//vpk. name/news/ 165525_aerostat_drug-sarmata.htm; for translation, see Alexei Arbatov, “Nuclear Deterrence: A Guarantee or Threat to Strategic Stability,” Carnegie Moscow Center, March 22, 2019, https://carnegie.ru/2019/03/22/nuclear-deterrence-guarantee-or-threat-to-strategic-stability-pub-78663. For US approaches, see US Department of State, “Strengthening Deterrence and Reducing Nuclear Risks: The Supplemental Low-Yield U.S. Submarine-Launched Warhead,” Arms Control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apers 1, no. 4 (April 22, 2020), https://www.state.gov/wp-content/uploads/2020/08/T-Paper- Series-W76-Final-508.pdf; Fred Kaplan, The Bomb: Presidents, Generals,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Nuclear War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20).

7.   John Hyten, “The Mitchell Institute Triad Conference,” speech, Naval Submarine Base Kings Bay, Georgia, US Strategic Command, July 17, 2018, http://www.stratcom.mil/ Media/Speeches/Article/1577239/the-mitchell-institute-triad-conference/.

8.   Kaplan, The Bomb; see also the discussion by former Commander of US Strategic Forces, Gen. (ret) C. Robert Kehler, “Nuclear Weapons and Nuclear Use,” Daedalus 145, no. 4 (Fall 2016)： 50-61, https://doi.org/10.1162/DAED_a_00411.

9.   Daniel Ellsberg, The Doomsday Machine: Confessions of a Nuclear War Planner (New York: Bloomsbury, 2017); George Lee Butler, Uncommon Cause - Volume II: A Life at Odds with Convention - The Transformative Years (Outskirts Press, 2016).

10. Kaplan, The Bomb, 248—52.

11. US Dept of Defense, Law of War Manual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General Counsel, June 2015, updated December 2016), sect. 3.5.1, p. 86, https://d0d.defense.g0v/P0rtals/l/ Documents/pubs/DoD%20Law%20of%20War%20Manual%20-%20June%202015%20 Updated%20Dec%202016.pdf?ver=20164243472036490.

12. A. Robock et 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