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发展的主要阶段

　　传播学是一门与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产生广泛联系的社会科学。传播研究以多种途径对人类社会的传播行为、传播现象与传播过程进行科学而系统的研究，以理解人类社会使用不同传播媒介进行信息传递、交换的行为及其意义。

　　虽然人类传播研究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社会，但现代传播研究则产生于20世纪初的欧美国家，传播（或大众传播）被西方那些具有实用主义思想观念的哲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心理学家、政治学家等看作是推动社会广泛变革的重要力量。特别是二战之后，欧美社会快速向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转型，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传播研究者开始研究媒介与社会的相互作用，如媒介如何影响宣传与舆论；信息传递模式；电影对儿童与社会的影响；商业广告的效果以及传播对人的态度和动机的影响等。20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广播、电视、卫星、互联网等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使用，传播已经成为反映当代人类生活面貌的一个重要特征，传播与传播媒介也成为当代社会科学领域重要的研究对象。今天，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传播学已经成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学科之一。用传播学的概念与理论来解释社会现象、理解人类社会变革的本质、拓展社会科学的研究视域等，已经成为传播学主要的研究课题与学科发展的关键点。

　　对于中国传播研究者而言，传播学是一门从西方引入的学科；从传播学术研究的基本状态和学科发展的外部环境来看，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四个阶段：20世纪50、60年代是中国大陆传播研究的萌芽阶段。1978至1982年是传播学的引进与兴起阶段；1982年至1997年是传播学研究的学习与运用阶段；1997年至2008年是传播学确立学科地位、学术思想获得逐步开拓与多元发展的阶段，同时也是传播研究与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国家的传播事业发展不断结合的阶段。

　　（一）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传播学准备与萌芽阶段。在中国大陆最早介绍传播学是在20世纪50、60年代。这一时期也是中国传播研究的萌芽时期。1955年毛译东提出了艺术问题上要“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要“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为中国学术界的发展创造了生长的条件，但不久又强调社会矛盾和阶段斗争。当时以意识形态为中心的、不稳定的政治环境，对传播研究不可避免地构成了影响，成为中国传播学在萌芽时期的主要障碍。

　　1956年，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了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旨在为“批判西方资产阶段新闻学”提供认识的资料。刘同舜和郑北渭在该刊总第3辑上介绍了西方新闻传播，分别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作“群众思想”和“群众思想交通”。这是大陆第一次出现“mass communication”（大众传播）这个语词的汉译。第二年该刊获得公开出版，但因1957年的整风与反右政治运动而夭折。1960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印了6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学资料》。张隆栋在摘译威廉•爱琳的《大众传播研究》(1958)一文时，又将“Mass Communication”译为“公众通讯”。除了大众传播译名的不断出现之外，此类刊物还在内部编译了一批相关书籍和文章，介绍日本、美国、法国的新闻传播理论著作。其中主要有张隆栋翻译的施拉姆《报刊的四种理论》一书。当时这些刊物编辑刊登这些译文的目的是为着新闻界提供对资产阶级新闻理论进行批判的武器，因此在这一阶段，传播研究的萌芽主要反映在对“大众传播”（mass communication）概念译名的问题上。从“群众思想”、“群众思想交通”再到后来的“公众通讯”译名的变化，不断地反映了研究者早期接触传播学后认识上的变化。虽然译名的出现表明了传播研究已处于临界状态，但终因缺少真正适于传播学科与学术发展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外部环境，最终未能兴起有规模的发展。

　　（二）1978年-1982年是中国传播学引进与兴起阶段。中国传播学研究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中发展起来的。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在经济、科技与新闻等领域发生了重要变化。新闻机构改革、倡导科学技术革命和追赶西方信息社会，共同构成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社会基础。

　　在迈出改革开放步伐的政治环境里，全国第10次广播工作会议提出要加速发展电视，1978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开播，第二年北京电视台试播，由此带动了一大批地方电视台的出现。1981年，中共中央确定了报刊广播电视的宣传方针。该方针把广播电视看作是教育、鼓舞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的最强大的现代化工具。1982年，国务院机构改革宣布撤销中央广播事业局，成立了广播电视部。同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二大正式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发展纲领。科学技术的进步和信息社会的观念进一步推动了传播学研究的出现。在这一年，中国首次进行卫星通信和电视传播的试验取得了成功，新型的大众媒介作为科学技术的产物开始改变中国社会。在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和宽松的新闻研究学术环境中，主要以新闻学为学科背景的我国早期传播研究者获得了向西方学习，积极吸取来自西方社会的新思潮、新学科和新观念的社会条件。

　　1978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和新闻系成立，招收了文革后的第一批85名研究生。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复旦大学新闻系也在这一时期分别招收了8名和4名研究生，使中断了12年的新闻研究生教育得到恢复。复旦大学新闻系当年在高年级学生中开设了“西方新闻学说介绍”（后改名为“传播学概论”）的选修课，以早期传播学研究者郑北渭、张隆栋、陈韵昭、余也鲁等人翻译介绍的文章等为主要授课教材，向学生普及传播学的基本知识。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系也开设了大众传播学的研究生课程与讲座。20世纪 80年代初起，复旦大学新闻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等都有研究生以《美国传播理论研究》和《传播学初探》为主题撰写论文并通过答辩。主要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带有新闻学科与新闻研究背景的早期传播研究者陆续翻译发表了一批传播学文章。据统计，在这一阶段不断见诸各种新闻学术刊物介绍、评价西方传播学的文章多达四百篇。

　　1978年10月，在中日签署友好条约两个月后，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内川芳美教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新闻系进行访问，向中国新闻学者介绍了西方的大众传播学，并做了《日本公众传播的历史和现状》的讲座。 。中国学者也相继开始走出国门，进行学术交流活动。198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安岗访问了夏威夷，参加了美国东西方中心举办的亚洲太平洋地区关于国际政治和大众传播的研讨会。上海复旦大学的郑北渭等人也访问了由施拉姆创立的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

　　这一时期，与传播研究相关的学术组织和学术活动的开展对传播学在中国的兴起推动极大。1981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新闻学术研讨会。会上一些新闻学研究者开始借用西方传播学的基本概念与研究方法分析我国新闻理论与实践问题，发表了诸如《传播方式的探讨》、《控制原理在报刊通讯系统中的应用》等论文。1982年北京新闻学会成立（后改名为首都新闻学会）。该学会在成立后一年里多次召开学术会议，并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一起开展多项受众研究和社会调查。

　　在这一个阶段里，中国传播学界发生了三次重要的与新闻改革相关的学术事件。这些学术事件创造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初期发展里程碑式的历史。第一次值得记载的学术事件是，198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联合《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广播学院组成科研、教学和实践三结合的调查组对北京地区的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做综合调查，调查受众接触传媒的行为特点、兴趣偏好、对新闻报道的信任度等问题。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进行的受众调查，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1983年《新闻学会通讯》第5、6期上。1995年集结出版了《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一书。同一年，纽约SHARPE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丛书夏季号将北京调查的全部报告译成英文发表，在国外引起反响，被称作是“中国新闻事业一次突破性的行动。”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评价道：“北京受众调查是按照马克思哲学标准理论框架设计的，但它遵循传播研究的方法及西方和第三世界学者的实验理论方法，着重于注意这些方法与马列主义及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此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受众调查与媒介效果研究。

　　第二次载入中国传播学发展史的学术事件是，1982年4月，传播学的创始人韦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受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的邀请，在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系主任余也鲁教授的陪同下开始访华。他们先后在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的大学新闻系和新闻研究机构访问，举办讲座，介绍美国的传播学研究。余也鲁就"在中国有无进行传播研究的可能"做了学术报告。此时《新闻学会通讯》连续几期发表施拉姆的讲座文章。大陆学者也开始连篇发表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文章，如《美国大众传播学简述(上、下)》、《社会与传播漫谈》、《传学的若干研究课题——1980—1981年研究项目》、《记美国国际传播协会第32届年会》等。

　　第三次是1982年1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主持，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西方传播学的座谈会。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座谈会后来被称为“第一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与会者认为 “既然传播学是一门新科学，就应当了解、介绍、分析、研究”。会议讨论的最终成果后来由一个被称为“16字方针”的研究纲领所概括：“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和自主创造”。

　　这一阶段的传播研究主要集中在探索和认识西方传播研究的学术、思想与社会价值方面，同时也开始了应用传播概念与理论对新闻机构的受众与传播效果进行研究。但是在引进传播学的过程中，传播学开始时还只能被当作“资产阶级新闻学”加以批判性的介绍。继而被作为一个研究视角，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而加以使用。在这一阶段，传播学的引进与兴起以及对西方传播研究的认识成果主要反映在与西方传播学之间的关系方面。“16字方针”作为主要的认识成果，确立了当时中国传播研究者对待西方传播学研究的态度，表达了一些传播学者有关传播学本土化发展的早期意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82年。在这一年里，中国传播学界在引进与兴起传播研究中发生了三次重要的，与传播学引进与新闻改革密切相关的学术事件。这些学术事件创造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初期发展里程碑式的历史。1982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发起，联合《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青年报》和北京广播学院组成科研、教学和实践三结合的调查组对北京地区的报纸、广播、电视的传播效果做综合调查，调查受众接触传媒的行为特点、兴趣偏好、对新闻报道的信任度等问题。这是建国后第一次大规模以科学方法为指导进行的受众调查， 这项研究结果发表在1983年《新闻学会通讯》第5、6期上。1995年集结出版了《北京读者、听众、观众调查》一书。同一年，纽约SHARPE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丛书夏季号将北京调查的全部报告译成英文发表，在国外引起反响，被称作是“中国新闻事业一次突破性的行动。” 美国著名传播学者罗杰斯评价道：“北京受众调查是按照马克思哲学标准理论框架设计的，但它遵循传播研究的方法及西方和第三世界学者的实验理论方法，着重于注意这些方法与马列主义及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 此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受众调查与媒介效果研究。

　　（三）1982至1997年是中国传播学研究进入学习与运用阶段。在这一历史时期，国家制定了“七五”计划，提出完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目标。当时一些传播学者得到国家资助的最大科研项目“新闻事业与四个现代化调查”被列入国家“七五”重点科研规划当中。传播作为推动中国社会、文化与经济发展的动力而受到世界关注。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通过该组织在中国的分支委员会设立了一项“电视对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生活的影响”课题，并委托给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进行研究。在此期间，中宣部副部长滕藤在《中国记者》等单位举行的“现代知识与新闻工作”研修班结业典礼上，提出了“要形成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学”的目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共十三大提出要建立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十四大确定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1992年中国进入市场经济以来，新闻传播业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始调整自己与社会的关系，以适应在信息社会的生存与发展。1993年初，美国政府提出建设信息高速公路，年底中国国务院决定成立由20多个部委和企业代表组成“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同年启动了以“金桥工程”（国家公用信息通讯网）为核心的“三金工程”。从而以大众传媒为基础的新闻传播业开始考虑如何适应新的产业发展和市场环境。由于在中国，新闻或信息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越来越拥有强大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特殊影响力，大众媒介发展的力量使新闻管理部门和新闻学者看到了新闻学研究在视野和环境上具有的局限性，同时也使他们注意到了西方大众媒介研究中的各种理论，如社会责任理论、把关人理论等可以成为中国新闻机构重新认识自身责任和伦理问题的依据。在某种程度上，我国新闻学界对大众媒介理论的研究也推动了传播学研究的发展。在此期间，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还经历了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天安门政治风波的影响。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讲话，史称“第二次解放思想”，中国的传播学研究开始走出低谷，进一步向前发展。

　　（1）受众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据统计表明，从1980年至1988年，在各类新闻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受众研究的论文共计有226篇。 从1983-1998年，《中国新闻年鉴》共统计到了131次受众调查。在这一阶段，比较重要的受众研究有1983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境外听众做了不同规模的调查；1984年底，英文《中国日报》北美版的问卷调查发现有85.4%的读者对“中国重要的政治经济变化”最感兴趣； 1987年中宣部与广播电影电视部合作开展的“中国不发达地区农村广播电视调查”；1991年的亚运宣传广播电视效果调查；同年，中央电视台联合各省市自治区电视台共同进行的全国电视观众抽样调查。这个调查结果发现全国电视观众有6亿人，居世界之冠。这是我国电视史上第一次全国性观众调查。同一年受众调研的视角还扩展到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从1991年开始，还有连续三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主持的，在全国各地进行的大规模的受众研究。1994年的全国报纸读者调查分析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些研究均表明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即从单纯地关注宣传效果转到也要关注大众媒介的使用者和提升受众在传播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等问题。

　　在这一阶段，中国大陆受众研究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提出了“受众本位”的概念。研究者根据亚运宣传调查结果提出了“亚运宣传广播电视传播效果模型”；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者发展出“传—受互动方格”模型；还有些学者提出了传播学要重视和开展受众权益及视听者权益的研究问题。 在受众研究的带动下，全国出现了2000多家市场调查研究公司，境外的一些有如盖洛普、尼尔逊等著名调查公司也已进入了中国市场。受众调研已从传媒自己组织调查转向交由专业的调查公司。1995年6月全国最大的受众调查咨询机构—央视调查咨询中心成立（简称CVSC）。随着受众研究不断深入，受众的含义也变得越来越丰富了。一种新的受众研究理论视角认为，对受众问题的研究需要采取不同的理论取向。因为在不同的理论框架内其受众的含义是不同的。受众可以是信息接受者，传媒产品的消费者。有研究者指出，受众研究由分门别类的关注延伸到了全方位的把握，由对应用的强调上升到对理论来源的重视，是受众学说自我意识不断成熟的体现。

　　（2）关切“传播学研究本土化”问题。从传播学的引进与兴起开始，中国传播学研究者就开始思考传播学研究向何处去的问题。实质上，继1982年第一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之后，对西方传播学进入中国，大陆的早期传播研究者提出了“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的“16字方针”。此后几乎每次全国性的传播学研讨会都会提出传播本土化的问题。以1986年全国第二次传播学研讨会为例。在这次会议上，除了回顾与总结过去几年的研究成果，评价与分析国外传播学理论的新进展，与会学者还讨论了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发展的前景问题。会议提出传播学研究一定要和中国现实的新闻改革相结合才能有更强的生命力，要开展具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传播学研究。这一研究方针还得到了中宣部的认可，由此提出要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学”。自此，不仅大众传播研究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中心，而且建设中国特色的传播学及传播学本土化观点和讨论也日渐兴盛。在2008年召开的第10次全国传播学大会上，也探讨了与此相关的问题。

　　1993年，经海峡两岸三地学者共同合作和积极推动，“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在厦门大学举行。新闻学、传播学、历史学、人类学、经济学、社会学、民俗学、语言等学者共同探讨研究一个主题，又提出“传播学中国化”问题。后来这一提法被纳入到传播学研究本土化之中。研究者在辨析历史上提出的传播研究本土化概念时指出，“传播学研究本土化”实际包括了“传播学研究的中国化”和“传播学研究的中国特色”两种说法。” 自1986年，中国大陆第二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明确提出“从我国的传播实践出发,逐步形成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传播学理论和方法,则是我国传播学研究者当前的主要任务。” 进入21世纪以来，本土化问题还是被看作是“传播学在中国发展命运的最根本性的问题”。

　　（3）建立起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1979年，《国际新闻界》在第1期发表了美国批判学派代表人物席勒的“新闻工具与美帝国”的文章。 揭开了早期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的历史。研究者发现，此后从1979-1989年的10年间，在《国际新闻界》上发表了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文章共有19篇，占该刊全年发表传播学文章总数的65.5%。 自1988年以来，《欧洲批判学派与美国传统学派的分析》、《大众传播学研究的一支新军——欧洲批判学派评介》《略论批判学派的产生与发展》、《从“西方的没落”到批判学派──兼论批判学派的思想渊源》、《政治、经济、文化——一种关于批判学派之理论探究的辨析》和《传统学派与批判学派的比较研究》、《资本主义媒介神话批判———兼评席勒的〈媒介管理者〉》，《批判视野中的传播理论发展》、《谈谈传播学批判学派》、《西方新闻与大众传播理论表述活动的历史与逻辑》、《传播学’引进中的‘失踪者’：从1978年—1989年批判学派的引介看中国早期的传播学观念》、《双重学术标准的形成：对批判学派“夭折”的反思》等文章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源流、研究、方法及其与经验学派进行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和介绍。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社科基金专门立项，资助了批判学派的研究项目。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对于推动中国传播学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在传播学引进与介绍初期，成为中国传播学者对于西方传播学研究持有批判意识的象征；改变了大陆传播研究一度只关注美国传播学经验学派而忽视来自欧洲传统的批判性研究；扩展了传播学研究的知识结构；丰富了传播研究的方法和视野。

　　传播学在这一阶段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1989至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连续4年停招研究生，传播学界的著名刊物《新闻学刊》与《广播电视新闻研究》相继停刊。据研究显示，从1990年开始到1992年期间，《新闻大学》上没有出现过一篇传播理论研究的论文。 另一份研究也表明，1989年至1992年期间，在国内主要新闻学杂志上发表的研究文章处于低谷期。 与此相反，传播学著作与译作的出版却未受到影响。从1989年到1992年，传播学著作与译作4年中的出版数量与此前年份相比都是很高的，总数达到66本，而1989年以前总数只有12本。

　　纵观这一时段的传播研究与理论实践，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主要经历五个方面的历炼。一，建立了以大众传播研究为中心的传播学研究主导体系，此阶段的受众研究与传播效果研究比较突出；二，进一步探讨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前景，主要提出了传播研究要本土化的问题，如明确提出要建立“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众传播学”等目标；三，传播学研究开始参与国家发展与经济建设的应用与实践研究；四，兴起对西方传播学批判学派的研究；五，中国传播学研究开始显露寻求独立思考的学术意识；六，受政治风波影响，传播研究在学术论文及学术活动展开方面曾一度处于低潮状态。

　　（四）1997-2008年是传播学在中国传播学确立学科地位、传播研究与中国实践不断结合，研究者对中国传播研究现状与未来发展进行深刻反思与探索的阶段。1997年对于中国大陆传播学而言是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年代。在这一年里，传播学的学科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传播学教育开始获得重要发展；在学术环境方面，传播研究又经历了三个国家发展五年计划。特别是“十一五”的奋斗目标确定在消除贫困现象，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维护稳定、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等。在这样一个长时段里，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经历了更多的国内外重大事件。对此，中国社会科学界敏锐地提出，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针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更为切实有效的宏观性、前瞻性、战略性的跨学科、综合性的研究，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与应对全球化挑战提供理论支撑。

　　继1981年国家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之后，1996年国家设立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主要任务是组织制定、评议和审核有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的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及其学科与专业。199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1997年颁布)中规定：新闻传播学为国家一级学科（学科代码为0503）；传播学的学科层级为二级（学科代码为050302）。200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将传播学提升至与新闻学并列的一级学科。20世纪80年代，我国只有十几家院校讲授传播学。随着传播学科地位获得确立，2000年，全国有500多所大学设立新闻传播专业教学点。到2005年时，在教育部备案的新闻学类专业点已有661个，其中设有传播学专业点的有24个。博士生点11个。 。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还被批准为具有一级授予权的新闻传播学博士点，建立了新闻传播学博士后流动站。2005年，国内已有15家新闻传播学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据预测这个数字还要继续增长。

　　传播学科地位的确立使得该学科在我国迅速发展起来。由于受到国家的重视，传播学进入异常繁荣的阶段，其面貌焕然一新。在这一时期，传播学研究的蓬勃开展主要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传播学成为国内出版市场的热点领域。随着传播学科在高校的快速发展，高校还不断增加传播学专业及开设传播学课程。1999年底已出现传播学教材出版热。一些冠以传播学导论、引论、概论、总论传播书籍不断获得出版。为了与学科设置和发展相配套，传播学被教育部列为国家级重点规划教材。传播学也成为新闻出版总署“九五”、“十五”、“十一五”期间的国家重点规划图书。2000年，教育部设立了三个新闻传播研究基地后，教育部社政司又加强了对这些基地的科研指导与经费投入，相关院校也给予相应的经费设施投入。进入21世纪以来，国家高等教育出版社，国家一级出版社及十几家高校出版社纷纷出版传播学系列教材，并冠以21世纪传播学教材等名称。 各类以本科生和研究生为对象的传播学教材已经出现几百种之多。人大、清华、北大出版社先后还出版了英文版传播学影印版教材和论著。大陆研究者撰写的传播学著作也得到大量出版。据有关资料显示，2002年，我国出版的传播学著作已达430余种。一些传播研究杂志和研究报告还在国外获得注册与翻译出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30年来，有关西方传播研究经典的引进和译介已经颇具规模，已有上百种之多。

　　2、国家根据发展的需要，设立传播研究项目，并提供研究经费上的资助。在传播学发展的中后期，传播学课题得到立项并受到经费上的资助。自1999年开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指南里出现了传播学本土化研究、大众传播伦理学研究、对外广播电视功能与效果研究和网络传播等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的传播研究课题。进入新世纪，有关农村大众传播研究，对外传播效果研究、传播学批判学派研究、大众传媒发展研究、传播技术发展史研究、互联网研究等项目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的资助。除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之外，还有教育部、中宣部、广电总局等部委资助的传播学研究级课题，以及高校、科研院所和地方社科政府资助的课题等项目。资助额度从万元到几十万元不等。

　　3、传播学受到社会科学界的广泛关注。200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把“传播学”确定为院“重点学科建设工程”项目。许多院校也把传播学科及专业领域的发展作为重点学科加以扶持。一些传播学术会议的主题与国家发展密切相关。新世纪以来，中国传播学术活动向举办各种传播学术会议和参加国际会议方面发展，其会议主题与国家发展问题密切相关。中国传播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复旦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深圳大学、兰州大学等一些科研机构与高校都积极承办和主办过各种国际与国内传播学术会议。传播学术会议及时地反映了传播研究的问题与社会现实需要之间的紧密结合。除了全国传播学研究的常规性学术会议之外，一些专题研讨会如“WTO背景下的中国传播业未来发展研讨会”、亚洲媒介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AMIC）第14届年会——“亚洲的媒介与社会：过渡与变迁”、“中美媒介生态与媒介改革”国际学术研讨会、“两岸传播媒体迈向21世纪学术研讨会”、“和谐社会，公民社会与大众媒介”、“中国传播学论坛”、“首届中国文明传播论坛”、“传播研究在中国：反思与展望”、“三十而立：中国传播研究之未来”学术圆桌会议”、“首届中国人际传播论坛”等也不断展开相关主题的研究。随着传播研究的发展，中国大陆传播学者开始走向国际传播舞台。1999年，中国学者在加拿大传播学国际研讨会上发表《中国现代化的传播学反思》一文， 分别从传播思想与社会转型、社会结构的功能分化、社会转型中的传播互动、社会转型中的传播诉求、社会转型中的传播空间、传播是社会再生产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2002年7月，中国大陆传播学者出席了在韩国首尔举行的国际传播学会((ICA)第52届年会。这次学术交流活动被认为中国(大陆)学者首次以专题报告小组的形式，参加海外著名的国际传播学大会，使中国的传播研究成果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展示。

　　传播学在这一阶段发展的主要特点是：确立了传播学科的地位与学科制度；传播学教育进一步获得发展；传播与社会发展问题相关的各种学术会议及学术活动极剧增加；传播研究领域被拓宽，研究呈现多样化的趋势；传播学界兴起反思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学术思潮。

　　二、传播学科分支及主要研究领域的成果

　　30年来，中国传播学科及各分支领域的研究得到不断发展和拓展。由于传播学是一门外来学科，目前传播学在分支学科的划分上仍然较多地参照了西方的研究成果。西方传播学划分分支学科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按照个体参与传播的程度不断得到增长和扩大来划分的传播学科领域；按照传播发生的语境来划分；按照公共讲演在西方发展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来划分。无论依据哪种方式都有一些基本的分支学科出现。这些分支学科的建立都极大地推动了传播学研究。虽然西方学者对于传播学科的理解是多元的，但是按照一些传播学教材的基本结构和分类，主要分支学科有：人类传播、人际传播、团体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公共传播、跨文化传播等。如果按照国际传播学会（ICA）对传播研究的划分，研究领域有了更为多样而细致的划分：大众传播、信息科技、电信政策、政治传播、新闻研究、传播哲学、跨文化传播、大众文化等。但是实际上，国际传播学研究已有的和不断兴起的传播研究领域还有：新媒介传播，教育与发展传播、健康传播、性别与传播、流行传播、公共关系、传播法规与政策、语言与社会互动、视觉传播、同性恋、跨性传播等。而美国全国传播学会（NCA）所认定的传播学分支学科则有28个。

　　中国大陆对传播学及其分支学科基本上是按照自己的研究能力和社会需求进行选择和设立的。目前构成大陆传播学主要分支学科及研究领域有：人际传播、大众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公共传播、国际传播、新媒体传播等。另一种趋向是不按照学科及其分支领域来划分，而是按照传播研究的主题或研究问题进行分类。按照这样两种不同的认识与选择，30年来，中国传播研究除了上述学科分支领域之外，主要的研究领域还包括：媒介研究、传播与社会发展研究、健康传播研究、传播法规与政策研究、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发展传播研究、广告研究、农村传播研究、传播教育研究、危机传播研究、对外传播研究、文明传播研究等领域。

　　（一）大众传播研究。从传播学引进与诞生之日起，大众传播研究就一直作为中国传播研究的重要领域，甚至一度成为传播研究的“代名词”。这与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密切相关。大众传播研究以媒介与信息的生产、传递与流通为中心，并成为社会与公众透视外部世界的窗口，成为政府政策传递、社会发生变革与发展信息的重要平台。随着新闻传播机构的日益增加，广播、电视等大众传播媒介在中国社会的普及程度，大众传播对个人与社会的影响也日益增大。在这一领域，传播研究者主要研究媒介的使用、媒介的效果、媒介给社会、经济及文化带来影响及媒介在社会变革及人的价值观念变革中的重要作用等问题。

　　大众传播研究已经形成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的中心。在这一研究领域成果最为充分。特别表现在借助西方传播理论与方法，运用统计概率、样本抽样和问卷调查等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开展受众调查，结合本国的实证调查数据，进行受众研究和传播效果研究，以及运用大众媒介促进国家发展中的应用性研究等方面。在一些研究者看来，中国大陆受众研究的经验性成果最先为中国新闻体制改革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一些中国的学者分析了该时期中国新闻传播体制中存在的问题。我国新闻传媒机构的党政不分；人治而非法治；集权过多、统得过死、干涉过宽；有些方面不按新闻规律办事；报酬上的平均主义和“大锅饭”问题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受众研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研究的焦点转向新闻传媒与社会发展、新闻传媒与人的现代化、大众传播的效果及其理论研究等课题。如媒介与儿童观念的现代化、媒介与妇女儿童权利的保护、妇女儿童的媒介等研究。同时还出现了对于大众媒介所形成的文化现象、传媒事件所形成的热点、媒介议程、传播全球化或传媒全球化、全球传播舆论格局等问题进行了研究。进入新世纪以来，加强了对大众传播不同学派思想谱系，文化分析与批判理论、媒介批评、媒介经济、大众传播与互联网等领域的研究。

　　（二）人际传播研究。在现有的中国传播学科体系里，人际传播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时常被社会所关注。目前，人际传播与新媒体和大众媒体关系的研究是大陆研究的主要热点领域。人际传播基础理论、人际传播与大众传播、人际传播艺术与技巧、人际传播与健康传播、人际传播与商业传播、人际传播与言语传播、人际传播与社会心理等则成为大陆人际传播研究逐步开发的研究主题。虽然该研究领域的成果不断增加，研究领域得到拓展，但仍然缺少有深度的研究成果。2008年4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传播学会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上海大学影视艺术技术学院、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主办，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网络传播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媒介策划与文化传播研究中心、温州医学院组织传播研究所、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发起的“首届中国人际传播论坛”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这次会议也是从多学科多视角推动人际传播研究在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重要历史开端和标志性事件。

　　（三）组织传播研究。作为传播学科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组织传播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生长阶段。上世纪70年代末，美国的组织传播研究引入中国。我国组织传播研究经历了蕴酿、理论引介、阐释和应用三个发展阶段，近年来呈现稳步上升与发展的趋势。目前，组织传播的教学活动正在各地高校陆续展开，教材出版取得一定的成绩，各种研究活动也从无到有，引起了传播学界的广泛关注。2001年以后，厦门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众多学校陆续开设了本科生或者研究生的组织传播选修课程。

　　有研究者运用文献分析方法，从梳理美国组织传播研究源流开始，分别研究了台湾、香港和大陆组织传播研究的路径、发表的主要文献、刊登文献的主要载体、出版的著作（译著）、承担的资助项目以及学科建设的基本情况。并对大陆组织传播研究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研究者认为，30年来我国组织传播领域不仅文献数量少，研究队伍力量弱，更重要的是研究方法方面还比较单一，尚未建立自己的言说方式、话语特点和思维路向，缺乏对自身领域的深度思考，更缺乏对相关学科研究方法、研究范式和思维方式的整合和内化。组织传播研究基本上还处于理论转述阶段中国组织传播研究者必须加强对组织传播多学科复杂性的认识，要参与实际的传播流程，研究本土组织传播经验，在重视文献积累的同时，更加关注研究者自身被建构的过程。组织传播研究在中国急需大力发展。在发展中需要注重中国经验、创建理论视角，加强概念分析，建立解释系统，揭示组织传播的过程与机制，从整体上把握组织传播研究活动，对于中国组织传播研究与推动社会进步是十分重要的。

　　（四）跨文化传播研究。跨文化传播研究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西方社会。以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霍尔1955年首次将 intercultural和communication并置在一起，从人类学视角奠定了今天被称为“跨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基础。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90年代。大陆对这一学科的介绍始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其中代表作有《跨文化交际与英语学习》（英文），《对外传播学初探》（汉英合编本），等。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跨文化交流学——体构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 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 等对跨文化传播领域进行了较为深入研究和介绍。

　　在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起源与发展进行总体概括上，有研究者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在中国，发端于语言学，奠基于文化研究、人类学、哲学和国际关系研究，甚至是经济学、政治学等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拓展和落脚于传播学，起势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构建和谐社会的国内政策和中国文化走向国际的抱负。 由于全球化、全球市场、传播科技、人口流动等的作用，传播被用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相互的理解，在文化与文化间进行传播。在这一研究环境里，跨文化传播具有了更多的发展需求。2006年，中国外文局主办了 “2006跨文化传播论坛” 近年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为推进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与交流活动，在世界各地举办了一系列中国文化年、文化月、文化周、“感知中国”等颇具规模的文化交流活动，以扩大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增进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与理解。中国2008年奥运会和2010年世博会将是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大规模传播的良好契机，也为跨文化传播的研究提供很好的实例。

　　在这一研究领域，一些有代表性研究和论文更多的关注于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沟通与理解问题。如《谈传播学的分支——跨文化交流学”》 、《跨文化传播的研究领域与现实关切》 、《从学术前沿回到学理基础：跨文化传播研究对象初探》 等都较为深入地列举和反思了跨文化传播中的问题。也有研究者运用跨文化传播的经验，通过“习性”、“资本”、“场域”等概念和资本相互之间转化的理论，建立了习性传播分析模式。这个模式的创立可以用于分析传受双方的传播目的、内容和可能的传受效果等。

　　（五）新媒体传播研究。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信息社会的主要概念和信息理论在欧美兴起。80年代传入中国后，90年代有了更大的发展，随着美国倡导开创信息高速公路，中国互联网开通。在这一期间，清华大学的传播学者开展了对大众媒介在信息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出版了院重点课题《大众传播与信息高速公路》一书 。这是传播学界率先关注互联网对中国社会及其大众传播产生可能性影响进行学术探索的成果。

　　进入新世纪，随着网络媒体的大量涌现，报刊电视等大众媒介不断受到新传播技术具有受众自由而分散，无法操控等特性的威胁与影响。研究者认为，面对新媒介的出现，大众媒介正在调整、扩展，并形成媒介融合，以应对新媒介的挑战如公众如何从互联网等新媒体上获取与制作公共信息，新媒介的社会影响及传播伦理等问题。研究者认为，网络传播目前有几个研究热点：1、传播新技术为网络传播带来的可能性；2、网络媒体的发展演化；3、网络媒体社会影响力的形成；4、网络传播所引发的相应革新。

　　传播学是一门实践性和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因此传播研究的价值也在于实践和应用方面。我国传播学在应用的过程中开发了一些前沿性的研究课题。进入21世纪以来，传播学主要应用于传播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媒介素养研究、健康传播研究、公共关系研究、危机传播研究、国家形象传播研究、农村传播研究、媒介全球化研究等热点领域。以下简单介绍一些相关领域的研究状况。

　　1、公共关系研究。传播学较早地应用在对公共关系的研究方面。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主持的一个公共关系课题组以建立中国的社会主义公共关系学为目标，在进行了全国范围的调研基础上，该课题组编写了《公共关系学概论》一书。这是我国第一部公共关系学著作。1986年出版后重印多次，发行达十几万册。这一研究带动了全国各种公共关系著作的相继出版。现在公共关系学特别是政府公关、企业公关、危机公关等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实践和传播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 中国公关研究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西方的公关理念引入中国大陆，主要是对西方公共关系学科理论知识的引介与阐解阶段；80年代至90年代是公关研究得到普及与专业实践阶段，进入21世纪后，公共关系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中国公共关系研究有自己的学术组织。1987年中国公共关系协会成立，1991年，中国国际公共关系协会（CIPRA）在北京成立.目前，•全国专业公关公司总数超过300家，公共关系公司从业人数超过3000人。

　　2、媒介素养研究。媒介素养是现代社会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中外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热点话题之一。近年来中国大陆逐步兴起媒介素养教育研究。1997年以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卜卫率先论述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蔡骐在研究中称之为“媒介认知能力” 。从目前的研究与理解来看，媒介素养的含义主要是指人们获取、分析、评价和传播各种媒介信息的能力以及使用各种媒介信息服务于个人的工作和生活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主要是在学生、公众和社会中展开，目 的在于正确使用和有效利用各种媒介。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在2007年召开“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研讨会。围绕“媒介素养的国际发展与本土经验”、“中国媒介素养教育课程研究”“媒介素养与公众参与”“媒介素养教材编撰及教学成效评估”等议题展开研讨。一些中国高校相继成立了媒介素养研究中心，如复旦大学的媒介素养研究中心、东北师范大学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等。2004年，中国传媒大学召开了首届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国际研讨会。

　　3、农村传播研究。农村传播研究兴起于二战后的美国。这一研究领域与创新扩散与发展传播研究的视野关系密切。中国农村传播研究也是与社会转型与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联系在一起。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农村传播研究已经展开。中国传播研究者开始关注农村传播网络及信息传播等问题，以及传播技术的不均衡使用与影响在城市与农村社会的发展中，呈现出明显的差异问题等。这些问题又被认为是制约中国发展与实现现代化进程中的突出问题。这一年，中宣部和广电部出版了《广播电视与农村发展》调查报告。在此之前，已有传播学研究者在江苏农村开始进行实证研究。《我国农村新闻传播现状研究》、《江苏农村新闻传播状况的调查》 进入新时期之后，农村传播研究通过国家支持和学界研讨会形式不断得到推动和发展。2002年10月“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媒介传播”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师范大学召开。2005年，国家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和任务，进一步推动了农村传播研究的发展。中国农业大学以农村传播研究为中心分别在2005年和2007年出版有《中国乡村传播学》和《乡村传播与农村发展》研究成果，从传播学研究的视角积极地推动了中国农村传播研究。一些以 “农村变革与大众媒介发展的互动关系”、“当代中国乡村传播关系的现状与特征”、“传媒在西部大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等专题研究也不断出现。在运用媒介技术促进农村发展的案例中，国家级贫困县黄羊川的个案研究表明，网络传播技术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中间变量。但是要想利用媒介技术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和进步，必须与当地的社会制度、经济环境、文化心理因素等相协调。

　　中国乡村传播研究者利用传播研究的多学科视角和知识结构，研究中国乡村社会的传播系统以及与之相关的城乡传播问题，通过对中国乡村社会传播系统的剖析和阐释，寻找乡村传播学在我国的规律和特点，并将转型期的中国乡村社会的特点及其相关学科影响研究贯串其中。

　　5、媒介与性别研究。20世纪后期，媒介与性别研究在我国兴起。1995年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举办后，推动了中国的媒介与性别研究。参加媒介与性别研究者主要来自专业研究机构、全国妇联、妇女传媒监测网络、社会性别与发展协作者小组、妇女活动家、性别研究者等。1995年以来，我国已经出现了数百篇有关媒介与性别的论文。这一研究领域主要与媒介批评和媒介监测密切相关。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2001年出版的《谁是霸王谁是姬》汇集了数十篇媒介批评论文和文章，内容涉及广告、电视剧、卡拉OK、电影、新闻报道等。试图从社会性别视角进行媒介批评。2003年，妇女传媒监测网络在《中国妇女报》开设监测专栏“传媒守望”，至2004底年已发表300多篇媒介监测文章。2005年，媒介监测项目的主要成果有“2005年全球媒介监测项目中国报告”、“1995年-2005年中国大陆电视广告中的两性形象及变迁”、“《中国妇女报》家庭暴力报道的内容分析”、“法制类报纸中强奸案件报道的‘强暴迷思’”、“我国电视女性栏目的生存状况与发展障碍”和“传播法规与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等。1995年-2005年中国大陆电视广告中的两性形象及变迁”、“我国电视女性栏目的生存状况与发展障碍”、“传播法规与政策中的社会性别意识”分别是对有关妇女媒介内容、媒介发展、媒介政策的研究。

　　有研究者指出，2000年以来，多家民间妇女组织开展了反对针对妇女的家庭暴力运动或活动，该领域的研究者对针对妇女的暴力的报道进行了监测，产生了两篇重要报告，即“《中国妇女报》家庭暴力报道的内容分析”和“法制类报纸中强奸案件报道的‘强暴迷思’”。在6篇监测报告中，有三篇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新闻系的学生们完成的。该领域也进行大众媒介、新媒介和替代性媒介在媒介与性别研究领域运用的研究等。媒介不仅仅指的是大众媒介如广播、电视和报纸等，还包括草根组织或底层妇女可能使用和利用的所有传播媒介如传统歌舞、地方戏剧、黑板报等。在媒介与性别研究领域，有2001年出版的《媒介与性别》一书。

　　5、媒介与价值观变迁研究。近30年，中国大陆传播学界出现了很多关于在社会变迁过程中，媒介与社会观念变化的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大陆传播研究围绕媒介与价值观变迁主题进行了研究。例如1991年传播学者开始针对中国的西北、西部地区媒体的发展、传播怎样引起人的价值观的变化进行研究，并尝试将定量研究的方法引入到传播研究中来。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人员通过文献分析总结出围绕这个主题进行研究的主要内容，如媒介和婚恋观变迁的研究、媒介和文化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媒介和现代化研究、媒介帝国主义及外来文化影响的研究、关于典型报道中的典型人物的价值观变迁的研究等。她们在《价值观框架分析——研究媒介和价值观变迁的可能途径》一文中进一步对价值观构建进行了研究，并探讨了在中国社会里价值观变迁和媒介的关系问题。 该项研究对媒介和价值观变迁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和价值观框架研究理论的基础。

　　6、健康传播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介绍西方健康传播研究的主要内容。有关艾滋病的媒体报道一直是健康传播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1981年美国CDC报道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以来，人们特别注意到艾滋病在人类社会的快速蔓延。随之疾病与媒介这一研究课题也成为人类健康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健康传播研究在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媒体艾滋病报道内容分析：一个健康传播的视角》、《媒体自杀新闻的内容分析：一个精神健康传播的视角》、《“非典”危机与健康传播》、《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道中的媒体策略》等。健康传播的另一项重要研究内容是医患交流关系研究。这一研究从90年代中期开始的。研究者主要来自医学院及对此领域感兴趣的研究者。此外，我国青年传播学者张自力在2008年出版的《健康传播与社会：百年中国疫病防治话语的变迁》一书是这一领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该书以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发生的若干次重大疫病流行事件为样本、以社会事件和健康运动为研究对象，通过与近代中国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轨迹相结合、以话语分析方法为手段，对清末民初1894年的粤港鼠疫、1910年的东北鼠疫；民国时期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霍乱、30年代的新生活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之后50年代初的反对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爱国卫生运动、1988年的上海甲肝、以及2003年的“非典”等事件，进行了不同于以往公共卫生视角的全新解读。2007年6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中国健康教育协会传播分会、全球华人公共卫生协会、香港健康教育疾病预防中心联合发起主办了中国首届“华语健康传播论坛”。

　　7、政府形象与危机事件传播研究。政府形象与危机事件处理之间的关系问题是近来的传播研究领域热点研究之一。进入21世纪以来，传播研究开始涉及政府如何在新闻发布、防范与化解危机等方面如何发挥主导作用，如何保持与提升政府形象等问题的研究。特别是在经过SARS禽流感、数次重大矿难、水污染等危机事件后，政府危机新闻发布与形象问题已经为传播研究者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2006年以来，这类研究主要集中于政府新闻发布与民众知情权、话语权之间的关系与利益协调问题；危机的处理方式方法等问题上。研究发现，国家在处理与报道危机事件时，离不开政府、民众、媒体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媒体是公众与政府之间沟通的平台，民众是危机事件的利益相关者，三者如果实现良性互动，共同发生作用，则有利于控制与解决危机和塑造政府的良好形象。在危机事件处理方面，有研究者建立了政府形象研究模式，提出了在危机情境下，“认知度”和“美誉度”可以作为研究政府形象传播的两个科学指标。

　　8、媒介化社会的批判。对媒介化社会的界定与对媒介化生存的理解，在继地理、政治、资本等概念之后，已经成为深度影响人类社会的重要语境。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传播技术和飞速发展，今天的地球村或媒介化生存状态并未把人们带入不同文化的相互融和，平等交流的语境之中。面对这种不如人意的状态，传播的基础理论研究较多地关注于媒介技术对人与社会时空观念的改变，关注于人们对传播概念的理解问题等。一批传播学专业的硕博研究生，作为研究的新生力量，通过整理与挖掘西方传播研究有关政治与社会伦理与道德问题相关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带着批判的视角关注这类问题。他们探讨这些问题的前提是，媒介技术的发展与影响重塑了当代人类社会对时空认知和对意义的理解。然而，正是那些塑造时空的技术如：计算机、互联网、移动电话、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其媒介作用并非单一，而是与各种因素如社会制度、环境、文化等发生着互动。此外，对媒介时空问题研究的价值还在于，这种研究可以帮助人们摆脱传播是信息传递的简单化理解，认识到媒体通过对内容的类型、文本和叙事形态及其意义等的运作，对传受双方都可能产生更为广泛的效果和影响等。

　　9、文明传播研究。2005年底，中共中央提出“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纲领。由于和谐社会的目标，带动出了我国传播研究一个新的主题，即出现传播、文化与文明相互关系的研究领域。在媒介与文明传播层面，研究者提出，文明代表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生活方式，象征着人类社会的秩序、公正、责任等。大众媒介作为现代文明的重要成果，离不开与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现实关系和社会结构。因此，在和谐社会的目标下，我国的传播实践与研究必须要大力张扬文明理念。2005年，《文明传播的秩序-中国人的智慧》一书中首次提出文明传播的理念。针对国家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发展大目标，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传播学研究室成立文明传播研究课题组，“文明传播”也在2007年被列为中国社科院重点研究课题。2006年底，该课题组在中国首届文明论坛上，从传播研究的视角，发表了研究报告《关于文明传播基本认识》 ，2007年和2008年，文明传播课题组又相继发表了《传播学反思与中国学派的传播哲学》、《中华文明传播与商业文明传播的历史反思》、《文明的发展传播、组织传播与战略理性》等研究报告。该课题组在历史哲学和传播哲学的层次上，提出了“文明传播”的主要思想，认为“文明传播”这一范畴，涉及人文社会科学众多学科的宽广论域；传播是一种文明或一个社会能否保持均衡、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传播学研究的核心对象与内容，不仅仅是表层现象的大众传媒或新闻传播，还要深入大众传播现象后面深层的社会传播机制，即探究文明发展的内在的传播秩序、价值等文明传播规律，尤其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和持续力的特质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的内在机理与外化特征、价值模式以及当代启迪和悖论形态。其中，《关于文明传播基本认识》论证了“文明传播”与“和谐传播”概念，并提出在和谐传播这个新的“文明传播”理念下，传播研究可以从人类的文明发展中寻找当今诸多传播问题的根源，从对话与交流的角度对人类的未来发展做出思考，为建构文明传播理论奠定了基础。

　　三、传播学研究主要成果

　　30年来，传播学研究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可以分为五类：一是传播学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研究；二是传播学研究的跨学科领域与多样化发展；三是传播学史与理论方法的研究；四是大量的传播学译作和教材获得出版；五是传播学对促进社会发展与变革而产生的积极影响。

　　（一）传播学基础理论研究。自传播学创立以来，在认识层面上，大陆传播研究者比较重视基本概念与基础理论的研究，把基础研究看作是学科建设的重要方面。基础研究包括对传播学的研究对象、性质、原理、功能与作用、研究方法，模式、理论问题与范式创新等的研究，贯穿这一研究领域的主要成果是对西方传播理论和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思想的梳理等。传播理论体系在中国的建设与创新应该还是未来的发展目标。

　　对西方传播学研究的早期代表性成果是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所传播学室集体编写了《传播学简介》和来自复旦大学、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等高校的一些介绍与评价西方传播学基础理论的文章。纵观传播研究30年，在不同阶段的主要代表性成果有：《传播学简介》、《信息•沟通•传播》、《传播学原理与应用》、《传播学原理与应用》、《大众传播学总论》、《传播学--以人为主体的图像之谜》、《中国传播效果透视》、《舆论传播学》、《经济传播学》、《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精神交往论——马克思恩格斯的传播观》、《西方新闻理论评析》、《公共关系总论》、《无形的网络：从传播学角度看中国传统文化》、《传播学教程》、《传播学原理》、《传播学引论》、《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说服学》、《华夏传播论》、《传播学研究理论与方法》、《传播的观念》、《组织传播》、《文明传播的秩序》、《媒介消费的法律保障》、《中国电视史》、《媒介与性别研究》、《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传播学：危机与范式革命》、《再度发言：论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大众传播理论：范式与流派》、《大众传播法论》等。

　　（二）传播学研究的跨学科领域与多样化发展。传播学具有跨学科性质。这在传播学引入中国大陆不久，研究者认识到传播学知识构成的广延性。“传播学名称四十年代源出美国。它是研究人际讯息和思想传播的一种新兴知识,也是与西方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和语义学关系密切的一门边缘学科。” 传播学是一门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上的新兴的知识领域。社会科学研究所关注的法律、语义、心理、媒介、政治和伦理等领域都与传播问题有关。从另一个方面看，传播学科要发展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或学术研究领域，也不可能被一种理论流派或一种体系所统辖。实质上，传播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寻求创建与多学科对话的知识共同体。可以说，传播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是一种连带的，相通相融的关系。

　　目前，传播学在中国跨学科发展中有两个主要特点，（一）跨出传播学圈，在学术活动上开展多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二）传播学不断有跨地区进行的港台大陆三地交流与合作。（三）多学科视角开拓了传播研究相关领域。在30年里，几乎每10年间都有一次规模较大的传播学跨学科的学术活动。1985年，复旦大学和上海市委联合召开了传播学科的研讨会，有50多名来自各地和不同学科的代表参加。这是第一次对传播学多学科性质问题的讨论。会后成立了复旦大学文化与传播研究中心。作为我国第一所设立在高校中的传播学研究机构，其成员带有多学科的学术背景。1997年，在大陆出版了一本标志性的本土化研究著作《华夏传播论》。这本书的27名作者分别来自多个高校、研究机构，其专业背景主要为文学、历史、新闻学和传播学等。1993年，由于得到海峡两岸三地学者支持，传播学界在厦门大学举办了“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来自新闻传播学、历史、人类、经济、社会、民俗、语言等学者共同探讨研究“传播学中国化”的问题。会议论文集《从零开始：首届海峡两岸中国传统文化中传的探索座谈会论文集》1994年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2006年底，传播学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行中国首届文明论坛。有来自十几个学科的100多位研究者参加。来自哲学、社会学、文学、考古学、宗教学、传播学界以及新闻媒体的数十位知名专家学者围绕文明与文化的传播形式与内容进行了主题研讨。此论坛的交流扩大和深化了传播学界与其他学科的对话和交流。

　　传播学研究的跨学科视角不断开拓传播研究的新领域。从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已经出现与传播研究相关的领域，这些领域冠以“文化传播学”、“历史传播学”、“教育传播学”、“社会传播学”、“体育传播学”、“商业传播学”、“文艺传播学”等。由于人类的传播实践具有多样性特点，因此传播研究可以吸收各学科的最新知识。研究者指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转型中的传播实践及其层出不穷的传播现象，尤其是由此产生的众多的文化、道德、法规和日常生活等与传播相关的新问题，早已不能为我们所熟知的西方传播理论和方法所包容，更难于做出完全有效的阐释。而现今中国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问题与视域的深度、广度，仍然落后于国际传播学跨学科研究的进程与发展潮流。跨学科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中国传播学摆脱仅限于在新闻学或传播学学科范围内进行学术探索的羁绊，以更开放的思想理性和更宽广的学术襟怀，扩展思维和方法视角，展开跨学科的对话交流，乃至吸纳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成果，与之交叉融合，同聚共生，这应该是一条推进我国传播学跨学科研究是中国传播学发展与创新的必由之路。

　　（三）传播学史与理论研究的主要方法。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广泛吸收了哲学、历史学、现象学、语言符号学、社会学、社会心理学、人类学、统计学、经济学、行为科学、管理科学和一些工程学的观念和方法，尤其是借鉴了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混沌理论、博弈论等自然科学理论与方法等。经过30年的发展和进步，中国传播学在研究方法上已经比较重视研究过程中文献资料的使用、学术研究的规范、经验研究和实证方法的使用等。

　　1985年，当时复旦大学在《新闻大学》发表介绍传播研究的实地调查、内容分析和实验控制的三种方法。这是国内早期阶段系统介绍这些研究方法的代表性文章。 1994 以来，《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上也发表了多篇关于研究方法的文章 。2000年，有研究者在深入中国西北地区进行传播研究的基础上，与国外学者合作，用两年的时间研究中国西北、西部地区大众媒体的发展、关注于传播怎样引起价值观的变化等问题，将定量研究的方法有规模地引入到了该领域的传播研究中来，出版有《大众传播学的定量研究方法》一书等。

　　在各种方法和视角的促进下，学习运用传播研究方法，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中国传播学研究运用过修辞方法对政府发言人，国家形象等进行研究；运用过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研究媒体经营与管理、媒体的社会结构与信息的生产传递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进行研究；运用统计学、符号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方法或视角，对受众研究、传播效果、新媒体与传播、传播与全球化、媒介话语等进行研究；运用哲学、文化研究与思辩方法和视角对媒介批评、媒介素养、文明传播等课题进行研究。

　　中国学术思想有注重历史研究的传统。中国传播学也比较重视学科史的积累。目前已经有一些著作问世。早期有《中国明代传播史》《中国电视史》、《中国传播史论》、《唐代文明与新闻传播》、《全球新闻传播史》、《再度发言：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传播思想》等。这些著作可以被看作是对学科发展的基本建设。2008年《中外传播思想史》课题在研究过程中提出了一种新的研究中国传播理论的方法。研究者认为，通过梳理观念史、中国思想史、社会史、修辞学史等学科的研究经验，借鉴观念史研究的方法来进行中国传播观念史的研究。如从历史的角度考察中国传播核心观念的形成、意义、功能和演变、人们的传播行为、传播制度与传播观念的内在联系等。

　　（四）大量传播学译作和教材获得出版。有关国外新的传播研究论著、理论与方法还在不断地引进介绍之中。在传播学译介方面主要有教材、经典论著和专论专题文集。部分译者还在中国传播研究发展的不同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报刊四种理论》、《传播学概论》、《传播学的起源、研究和应用》、《大众传播模式论》、《权力的媒介》、《大众传播通论》、《思想管理者》、《传播理论：起源、方法与应用》、《传播学史》、《作为文化的传播》等。特别值得记录的是，何道宽对麦克卢汉等人多本传播经典著作的翻译如《理解媒介》、《交流的无奈 传播思想史》，《媒介环境学》等使之成为我国麦克卢汉和媒介研究著作的翻译专家。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中国大陆已有大量的传播学著译作获得翻译出版。北京著名的三联书店、风入松书店、万圣书园等都辟有传播学著译作销售专柜。

　　（五）传播学术组织、研讨会和学术刊物在促进传播学知识生产与研究实践的进步方面发挥有重要作用。自1978年起，上海、北京、厦门等地成为中国传播学兴起与研究的中心地带。1957年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创办了《新闻学译丛》，1978年创办了《外国新闻事业资料》等。80年代初，中国社会学科院新闻所、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相继都有登载传播研究的专业刊物问世。1982年《中国新闻年鉴》创刊，此后逐年记载了传播学在中国发展的踪迹。厦门大学则是国内最早创办以“新闻传播”命名院系的学校。

　　最早涉及传播学相关研究领域的专业学术组织是80年代初成立的“北京新闻学会”，该会与中国社科院新闻所合作，成为我国受众研究的一个摇篮。该会所创办的《新闻学会通讯》连续刊发施拉姆和余也鲁来华讲学的文章。目前，传播学界发表研究成果的主要刊物有《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等。此外，在香港注册的传播学刊物《中国传媒报告》、《传播与社会学刊》等刊物也刊发了大陆传播学研究成果。除此之外，刊发传播研究成果还有众多的新闻学类刊物及各种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及专题文集等。除了纸质刊物之外，互联网上的传播学术网站也成为传播学术成果交流的重要之地。

　　2005年2月，在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界的多年呼吁和大力支持下，中国传播学会在北京成立。它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经中国社会科学院批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登记注册的全国性传播学学术团体。学会全称是“中国新闻文化促进会传播学分会”，简称“中国传播学会”（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of China，CAC）。现任会长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所长尹韵公研究员。中国传播学会的成立成为我国交流传播研究成果的一个学术平台。该会积极开展学术活动，已在国内外传播学界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自成立以来，中国传播学会已经主办和组织了第九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传播学研究：和谐与发展”、“2007中国传播学高端学术研讨会“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反思与展望”、“中国首届文明论坛”、“世界华人传播学学术研讨会：西部与全球化”、“从历史到未来：传播 对话 共享---第十届中国传播学大会”，“新媒体•多元文化•全球传播：挑战与应变---第十一届中国传播学大会”，以及特别支持了“2007奥运与体育新闻传播史研讨会”、中国第二届文明论坛、中国首届人际传播论坛，中国首届组织传播论坛等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此外，我国现在的全国性传播学学术团体还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学与传播学专业委员会传播学分会（亦简称为“中国传播学会”）、中国广播电视学会受众研究分会等。截止在2006年，国家教育部在高校中设立了4个新闻传播学重点研究基地，分别有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复旦大学信息与传播研究中心，中国传媒大学广播电视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这些学术组织不断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及方法培训班等，对中国传播研究有大的推动。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自1982年以来，联合一些高校共同主办与召开了10次全国传播学研讨会。中国传播学会成立之后，该会议已从第10次开始使用“中国传播学大会”的名称。这一在我国传播研究历史上最久的学术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传播学科在中国从建立以来的发展历程。

　　有研究表明，我国传播学研讨会的主要特点可以概括为（1）我国大陆传播学术会议已呈现规模化、系列化发展的趋势。（2）以传播为主题的学术会议主办方多为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等单位。（3）研讨主题经历了由单一向多元扩展的过程。但是在此过程中，同质化、重复现象较为明显、研讨形式和参与者的学科背景也相对单一。 在30年的发展期间，中国社会科学院、复旦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深圳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已经成为国际国内传播学研讨会的会议中心。

　　（六）传播学对社会发展与变革的积极影响。传播研究对社会的影响力正日益增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传播学的一些关键概念与术语已经在传播学发展近30年中不胫而走，不断地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和日常生活之中。如今人们对诸如“传播”、“沟通”、“交流”、“传媒”、“媒体”、“大众传播媒介”、“反馈”、“传播效果”等词语耳熟能详。这些词语不再只是学术用语和新概念，人们对这些词语已不再陌生，而且正在运用传播的词语来理解和定义当下的时代与生活的特征。一些传播学术语还成为国家政治、法治和社会选择表述的话语。1981年，“新闻媒介”一词首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出现。1993年，在我国出台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基本法律文件中，首次使用“大众传播媒介”一词。2001年10月，“信息网络传播权”正式列入九届人大修订的《著作权法》。2006年7月1日，国务院公布的《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条例”）开始实施。2008年5月中国又开始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劳动争议仲裁法”。在近期公布的政府发言人制度与应急预案中，都使用了传播学的一些术语，如“大众媒介”与“媒体”等词语。

　　二:传播学研究者还不断参与国家政策与文化发展战略的讨论与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决策活动中，为国家发展和形象建设出谋划策。9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所最早从信息传播与国家发展战略关系的视角，敏锐地认识到发展信息高速公路的重大意义，及时向我国政府提出了我国应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同步建设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议，受到了国家有关决策机构的高度重视。2008年5月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不仅从传播的理论视角向政府部门提出了对策性建议，而且依照宪法的有关条款，提出对四川汶川死难者举行全国哀悼日的建议也获得采纳。

　　四、传播学的未来发展趋势

　　2006年，国家在制订社科基金课题项目时提出，我国社会科学发展的方向与目标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注重理论创新，（2）推进对社会改革、社会转型，以及对现代化建设有战略性影响的、有前瞻性的重大理论与实际问题的研究，（3）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推动学术观点，学科体系和科研方法的创新发展。推出一些能代表国家水平的科研成果。 在这样大的学术发展目标下，中国传播研究应该为我国社会科学的总体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传播学在五个方面具有发展的潜质。

　　（一）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目前，传播学的去学科化趋势日益明显。由于几乎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都蕴含有相关的传播思想、理论与方法。因此会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在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下，利用传播研究的视角，以各自研究领域出发研究传播现象和传播问题；运用传播学的独特视角、思想和方法，研究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传播问题的成果也会变得越来越多。

　　（二）形成传播学术圈的合作与竞争机制方面。从传播学科的各个专业与分支领域的构成来看，从传播研究者寻求充分体现研究成果的共享，相互砥砺的交流方面来看，传播学科内部将不仅在未来会形成必要的学术张力与竞争机制，还会向着一个充满合作与对话机制发展。保证这种发展的必要条件是传播研究者需要持有理性的批判精神，形成批判性的交流规范，相互之间进行真正的学术批评与对话，提高专业层面的学术交流水准。

　　（三）在传播学教育方面。传播学在高等教育中的推广与运用将获得大的发展。虽然30年来，传播学教育是最显著的成就之一，但从未来发展上看，传播学专业课教育会在扩展现有高校的本科生课程，研究生课程、博士后传播专业课程方面继续有所扩大。除了大众传播研究之外的课程，如人际传播、组织传播、跨文化传播、新媒体传播、国际传播、科学传播等方面有所发展。

　　（四）在传播学基础研究方面，研究者会不断学习与借鉴西方的传播理论、流派、方法与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从研究本土问题中，发现适合于建设和开创中国传播理论的契机，注重运用传播视角去解决和回应现实社会中的重大问题。对国内外重大社会事件、社会现象背后的传播方式、渠道、传播效果进行分析。

　　（五）传播理论研究有望出现创新性研究成果。由于传播学术发展中的多元价值取向、传播学研究的问题资源的丰富性、以及传播研究能够体现当代中国人复杂的生活体验、以多学科的视角与方法洞察社会科学在某一领域里的理论建设的可能方向等，传播学在理论与方法上创新的可能性更大。

　　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研究者更加关注传播学研究的现状与发展、传播理论与传播哲学、西方传播学与媒介理论研究、传播与文化研究、新世纪的传播学理论、传播学基础概念的界定与创新，一些青年传播学者正在深入中国一些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传播学研究。

　　在社会科学发展史上，传播学研究已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中国传播学在未来发展的道路上仍需要努力求索；在推动中国社会文明进步的道路上，依然任重而道远。今天，尽管中国传播学科的建立还处在发展时期，传播研究正面对许多全新的领域和课题，但是随着传播正在成为影响人类的生活方式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尤其在当今处于变动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人们更加需要对可能影响社会构成的传播以及广泛存在的传播现象的认识，并且中国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正呈现日趋多元与开放，作为跨学科研究领域的传播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必然充满希望！

　　（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集刊》第2卷《改革开放 繁荣发展》，社科文献出版社2009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