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留学生在美国遇害的新闻近两年接二连三传出，引发国人对美国治安状况的关注，“美国社会是否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成为一个争论热烈、却总是莫衷一是的话题。

11月上旬，美国主张司法改革的非政府组织——刑事司法委员会（CCJ）公布了一份委托研究报告，这份报告是基于对全美27座城市所收集数据进行分析而产生的结论。

该报告指出，2021年前三个季度美国凶杀案较前一年同期增加4%（增加126起），严重袭击案增加3%，涉枪袭击案增加0.4%，机动车盗窃案增加13%（增加12260起，24个城市有数据反馈），家庭暴力报案率和去年同期持平（仅13个城市有数据反馈），抢劫案减少2144起（6%），毒品犯罪率减少14%（减少了6151起）。

该报告执笔者——密苏里大学圣路易斯分校犯罪学和刑事司法专家罗森菲尔德（RichardRosenfeld）和该校司法专业博士生小洛佩斯（Ernesto Lopez Jr.，）就此得出结论，认为“2021年全美一般刑事犯罪率有所回落，而恶性犯罪率则小幅上升”。

不过这个“小幅上升”是基于此前一年空前犯罪率上升基础上的。

10月27日，美国皮尤民调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根据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和联邦调查局（FBI）相关数据，作出了一幅令人毛骨悚然的“美国2020谋杀犯罪报告”，该报告指出，2020年美国谋杀犯罪率同比剧增30%，创下有纪录以来最大单年涨幅。

根据CDC的数据，2020年美国每10万人中发生7.8起凶杀案，而前一年是10万人中6.0起，这一单年涨幅已超过本市及最高的2001年（20%，因为当年发生了“9.11”事件），CDC负责相关数据统计的安德森博士（Dr. Robert Anderson）认为，2020年凶杀案单年涨幅可能已超过历史最高的1905年，因为1905年提交数据的州数更多，凶杀案数量较2020年为多或许仅仅是基数更大所致。

根据FBI数据，2020年全美共发生谋杀案21570起，同比增长29%（2019年为16660起），创下1995年以来最高数据。

CDC数据显示，至少8个州谋杀率同比上升40%以上，其中蒙大拿州（84%）和南达科他州（81%）最高，特拉华州（62%）和肯塔基州（61%）紧随其后。常常给人“犯罪率高”刻板印象的纽约州和加利福尼亚州，这方面数据并不算十分突出，前者为47%，后者为36%，而拥有“暴力之都”芝加哥的伊利诺伊州，这一数据为38%。

FBI数据显示，2020年有数据可查的谋杀案中，77%涉枪，高于前一年的73%，其中绝大多数为用手枪犯案，步枪和猎枪犯案占比不高。

FBI数据显示，2020年全美命案破案率为54%（称为“清除率”clearance rate，指达到起诉或不起诉结案阶段），低于前一年的61%。

FBI数据同时显示，2020年严重袭击率同比增加近12%，整体暴力犯罪率同比增加约5%，但抢劫、强奸犯罪率同比有所减少。

两项数据来源中，CDC主要通过追踪死亡证明中所包含信息分析谋杀案，而FBI则通过搜集全美数千个执法机构汇总信息来统计，综合利用这两组不同来源的数据，有助于更全面、更直观认识美国凶杀等恶性犯罪的增长趋势。

芝加哥大学刑事司法专家罗曼（John Roman）和犯罪分析学专家阿舍( Jeff Asher)等认为，尽管许多论者将“新冠疫情及应对措施导致社会不安情绪增加”、“‘弗洛伊德事件’(George Floyd)令警察与社区关系恶化”、“枪支泛滥”等视作近两年美国恶性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但“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这种令人不安的状况出现，以及这一趋势究竟是暂时的还是中长期的，目前尚得不出明确结论”。

CCJ报告则指出，许多研究表明，近来谋杀案集中发生在都市地区中的“离散高危社区”，这里是帮派活动高发区域，表明恶性犯罪的增加和帮派活动日益猖獗有关，而“尽管缺乏足够证据”，但许多司法管辖区域进行的以量刑从宽、保释和假释门槛放低为趋势“司法改革”，让恶性犯罪成本降低，一系列警民冲突导致警察经费紧张、士气下降、积极性降低，也削弱了对恶性犯罪的打击力度。

该报告认为，近两年美国机动车盗窃案增加和新冠疫情有关，因为更多人不去上班，将车停在家里，而较少停在单位停车场，后者安保强度显然比前者强得多。相反，入室盗窃、贩毒等犯罪率下降也和疫情有关，因为疫情应对措施让毒贩很难在街头或娱乐场所“做买卖”，而激增的“家里蹲”也给“闯空门”增加了难度。

但上述“可怕数据”只是美国治安状况的一个侧面——另一个侧面则是，如果追溯较长一段历史则会发现，目前的美国治安其实还算相对差强人意的。

上世纪70-90年代，美国每年“每10万人中凶杀案发生起数”都在8.0以上，高于2020年的7.8其中3年在10以上（1974年10.5，1980年10.4，1991年10.0）。正如阿舍和罗曼等人所指出的，自1994年至2014年，美国经历了谋杀率和犯罪率逐年下降的“安全20年”，尽管期间发生了一系列校园枪击案和“9.11”这样的恶性暴恐事件，但美国公众的安全感较此前是大幅上升的。由于这种“社会治安的突然好转”来得毫无征兆，以至于在美国一度兴起了对这一成因的集中研究，并得出了诸如“电游为青少年提供更合法的暴力宣泄渠道”、“上网率和犯罪率成反比”、“自来水管不再含铅降低暴力因素”等匪夷所思的结论，但迄今仍莫衷一是。

另一组数据也值得关注：谋杀迄今为止仍然是最不常见的暴力犯罪形式，在暴力犯罪中占比不到2%；2020年全美每10万人中有13.5人死于自杀，较死于谋杀者高出42%；仅2020年前三季度全美每10万人中有27.1人死于药物过量，较2020年全年死于谋杀者高出71%。

就此一些分析家，如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家夏基（PatrickSharkey）等认为，尽管过去两三年美国暴力恶性犯罪的激增毫无疑义，但应该看到这种激增是基于此前较低基数上的，因此“当前仍是美国历史上一个非常安全的时代”。当然，循同样逻辑，2021年前3季度恶性犯罪率上升曲线的走缓也殊不足喜——因为这是建立在前一年陡峭上升曲线基础上的。

美国过去两年恶性暴力刑事案件发生率呈严重地域不平衡分布。根据美国城市数据中心的数据，南部各州凶杀案发生率畸高，排名凶杀案发案率前50的城市中，仅路易斯安纳州就有5个之多。其中凶杀案发案率最高的5座美国城市分别是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每10万人中发生88.1起谋杀案，2020年全年谋杀案报案263起在1289座城市中列第7，每10万人发生暴力犯罪2016.3起在1287座城市中列第5），弗吉尼亚州圣彼得堡市（每10万人中发生76.9起谋杀案和631.5起暴力犯罪），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市（每10万人中发生56.5起谋杀案和1832.1起暴力犯罪），路易斯安纳州新奥尔良市（每10万人中发生51.0起谋杀案和1324.3起暴力犯罪，2020年谋杀案报案201起列第10），密歇根州萨吉诺市（每10万人中发生50.2起谋杀案和2154.2起暴力犯罪，后者在全美列第4）。就谋杀率而言，最高城市这一数值是最低城市的3.5倍。

有最危险的就有最安全的：2020年全美最安全的城市和社区依次为缅因州班戈市（每10万人发生57.7起暴力犯罪，全年仅发生88起暴力犯罪，为290座统计城市中最低，全年仅发生6起谋杀案），缅因州波特兰-南波特兰都会区（每10万人发生95.0起暴力犯罪，2020年全年仅发生1起谋杀案），肯塔基州伊丽莎白镇-诺克斯堡（每10万人发生100.5起暴力犯罪，全年发生谋杀案5起），华盛顿州韦纳奇市（每10万人发生116.2起暴力犯罪，2020年全年仅发生1起谋杀案），犹他州洛根市（每10万人发生118.2起暴力犯罪，2020年仅发生1起谋杀案）。这些最安全都市大多在美国北部或东北部，且贫困率较低（最高的洛根14.7%，最低的波特兰-南波特兰仅7.7%。

耐人寻味的是，和媒体、网络上给人的普遍感觉相反，美国公众对增加警察和治安开支的支持率近来是在稳步提高的：皮尤2020年9月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6月有47%的美国成年受访者表示，他们赞成增加对所在社区警察的投资，远高于一年前的31%，而赞成减少投资的比率则从一年前的25%降至15%。这表明了公众对治安持续恶化的不安在增加。

鉴于此，美国拜登（Joe Biden）政府顶住了“弗洛伊德事件”和“黑命贵”（Black LivesMatter）运动兴起后“减少对警察拨款”的压力，相反，要求国会增拨3亿美元社区警务资金，并指示为联邦调查局和酒精、烟草、枪支和爆炸物管理局（ATF）提供7.5亿美元的额外资金。他还多次试图推动加强枪支管制，但囿于在“禁枪”问题上社会意见两极分化，且党争深度介入其中，加上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持“治安越恶化就越要买枪防身”的观点，人们普遍对拜登政府禁枪努力的效果不抱乐观态度。

由此可见，美国社会是否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其实是个复杂的、一言难尽的命题：如果单看近两三年的数据，这种“不安全”是一目了然、毫无疑义的，但放在整个美国历史、至少二战后美国史的长河看，认为“美国社会仍处在相对最安全区间”，似乎也不能算“粉饰太平”；由于部分州解除了大麻禁令（但必须注意到在联邦范畴大麻仍然是违禁品，因此联邦警察照样可以在弛禁州对大麻执法），加上枪支管制宽松，初到美国的外国人会非常不适应，但正如一些研究所指出的，美国枪支管制是否严格和暴力案件发案率之间似乎并不存在严格对应关系，枪支管制最严的纽约州，暴力案件发案率照样高于全美平均水平。此外，地域和贫富的严重不平衡也值得高度关注，且不说前述“最安全的5座城市”和“最不安全的五座城市”间贫富悬殊宛然，号称全美“暴力之都”的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明亮光鲜的市中心CBD，治安情况与不到5英里外贫民窟密布的南郊、西南郊，可谓天渊之别。值得特别警惕的是，由于阶层分化日趋严重，底层“仇富”和对前途绝望情绪日渐升高，发生在贫富社区交界地带、道路上的恶性暴力事件，近年来有明显增多趋势。

对于在当前形势下仍想赴美完成学业、研究等“刚需工作”的国人及其家属而言，做足功课、趋利避害，是增加自身安全系数的不二法门——毕竟，这世界上并没有“绝对安全”，而“相对安全”的前提，正是对危险信息的充分掌握，和基于这种充分掌握前提下的预判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