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刚 李雨婕

疫情以来全球供应链的持续失序使得“安全”超过“效率”成为各国的重要考量，即便这意味着可能的冗余投资和成本增加。美国作为传统的消费国和进口国，近期投资支出逆势攀升，其主导的全球新的产业链联盟尝试也引发广泛关注。那么，美国是否在开启新一轮再工业化进程？其尝试引导的产业链重构对全球和中国有会带来什么影响？本文中，我们将从投资视角出发（美国本土宏观、企业、以及全球外商投资多个维度）探讨上述问题。

摘要

从“效率”到“安全”，美国积极推动制造业回流和产业链重构

金融危机后美国三届政府持续推动美国从去工业化到再工业化，从广泛支持到重点聚焦，更重视高新技术产业。90年代中后期开始，更高的国内成本、海外工业化加速与全球化进程深化都促使美国工业呈外流态势，但长期外流也导致美国经济结构失衡，尤其是金融危机敲响了“脱实向虚”的警钟。这一背景下，奥巴马政府时期就推动促进美国制造业，但从初期更多以经济内生因素主导，到特朗普政府时期逐渐加入了更多逆全球化思潮，以及拜登政府时期供应链安全的影响，支持力度不断加码，对内补贴，对外结盟等方式试图重构全球产业链格局。相应的，产业政策从一开始的广泛支持到重点聚焦，尤其是拜登政府对高新技术产业（半导体、电动车、清洁能源）的大力支持。2021年以来，拜登总统通过签署多项法案与刺激等方式已经推动美国私人部门在半导体、电动车与电池、清洁能源等领域超过5000亿美元的投资（相当于2021年制造业私人固定资产投资的83.5%）。

美国的再工业化：初步阶段，受政策驱动，高度结构化；半导体、电子电气、机械景气度高

我们从四个维度（宏观投资、企业资本支出、外资流向与就业市场）观察美国自身的再工业化进程，得出结论：整体投资支出与趋缓的美国经济一样都在放缓，但局部行业如电子电气、半导体、机械等逆势上行，表明美国再工业化有处于初步阶段，受政策驱动，且高度结构化的三个特征。

1) 宏观固定资产投资：整体趋弱，电子电气相关建筑支出大增。相比整体投资的趋弱，建筑相关投资一枝独秀，也是被市场用来显示美国投资激增的主要证据。但细拆后可以看出，建筑投资的上升也主要源自电子和电气等景气行业的支出，今年以来同比增速高达222.6%，且已经连续18个月增速超过100%，远高于整体和其他行业投资。

2) 微观企业资本开支：整体趋缓，半导体增速高。与宏观数据一致，美国非金融企业capex自2022年三季度起回落。但不同行业分化大，除了低基数的能源和交运外，半导体板块capex增速最高，与拜登政府的政策支持密不可分。

3) 外商直接投资：疫情后加速流入，从流入行业特征看，与美国再工业化聚焦的行业更为相关，如机械、金属、信息技术和电气等行业，相比疫情前快速流入阶段（2015~2019年）的年均流入规模都增长了50%以上。

4) 就业市场的线索：制造业就业尚未明显抬升。投资数据的变化尚未反映到就业市场上，也表明可能还处于初步阶段。

全球产业链的重构：格局变化已初显端倪，拉美、亚洲成为近两年主要投资流入地，中国2022年后外资流入放缓

除自身再工业化进程外，美国近几年也在围绕全球产业链重构做出一些尝试。这一变化，尽管短期可能造成冗余投资和成本增加，但中长期可能对现有产业链国，以及产业链承接国都有可能带来深远影响。从全球投资流向数据，我们发现已经有一些产业链重构的端倪，还处在早期阶段，但其所代表的可能变化也值得我们重视。

1) 美国对外投资：对拉美、部分欧洲和日本的投资增速较高，且疫情后加速。美国对外投资2021年后再度加速，主要投向拉美和部分欧洲，如秘鲁、德国、巴西等，对亚洲的投资中日本增速最高，且相比疫情前进一步加速。美国对中国大陆的投资在疫情后也有增加（6.2%），但相比整体增速（24.2%）和对上述国家平均增速（375.4%），明显偏低。

2) 全球外商投资：亚洲国家依然领先，但中国大陆2022年趋缓。相比疫情与中美贸易摩擦前（2016~2017年），疫情后外商直接投资增速最高的10个国家中，亚洲占到4个，新加坡（77%）、菲律宾（56%）、印度（47%）、日本（41%），依然是全球投资亮点。此外，以色列、美国和加拿大也有明显增长。对比之下，中国的外商投资增速2015年后被印度和新加坡超越；疫情后一度修复，2022年再度放缓。

对中国的启示：短期影响有限，但中长期结构性变化值得重视

短期内，美国再工业化和全球产业链重构对我国的影响性对有限，原因有三：1）我国外商投资体量和增速都依然较高，且政策对于外资的鼓励和支持态度明确；2）单纯美国制造业回流的直接冲击相对可控。美国在华直接投资占比2002年后进入长期下行通道；3）美国再工业化和重构全球产业链的努力也并非朝夕之事。中国依然具有非常广阔的终端消费市场，也有大而全的产业链，以及工程师红利，因此对全球跨国企业依然具有吸引力。

不过，中长期结构变化趋势值得重视，影响可能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键产业的投资和升级可能会受到影响，如半导体、汽车、新能源等；二是若美国引导的产业链重构成形，也可能影响一部分出口需求、甚至导致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潜在的解决路径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对内继续做大内需，扩大开放程度与深度。中国的大内需、大市场是外资来华增加投资的主要动力。二是加强产业链上的合作与整合，尽可能的避免或者减少产业链的重构的冲击，如中国申请加入CPTPP以及与东南亚和带路国家的合作。三是强化产业升级和技术升级，解决关键产业和技术的“卡脖子”问题，这也是应对外部限制对华影响关键的手段。

来源：券商研报精选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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