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历史学的性质和原则，革命的历史叙事与革命本身的历史过程是有区别的。革命的历史一般在关于革命的历史叙事中得以再现。要重新认识美国革命的历史，首先就要认识和把握美国革命历史叙事中所建构的历史过程和内容。《读本》中，李剑鸣的文章《意识形态与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可以帮助读者了解美国关于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建构过程和其深层原因。这篇文章讨论了近两百多年以来，美国革命历史写作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相关性，设计内容丰富，分析详尽，脉络清晰。特别是关于近年来美国史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介绍和分析，尤其值得关注。迈克尔·朱克曼（Michael Zucherman）在他的文章《美国革命时代的成年经历》中，围绕美国革命中曾流行的一种“成长的比喻”来考察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一个重要心理特征和叙事建构的特征。也就是说，这种比喻不仅反映了当时革命时期的一种较为流行的心态，也影响着从美国革命走过来的那一代人，不断地借助这一比喻来建构革命的叙事。与上述两篇文章不同，张光的文章《谁造就了华盛顿的不朽英明？》则讨论了美国革命中的一位核心领导人——华盛顿的神话建构过程。文章关注的是意识形态与革命历史叙事的相关性，论述了从“成长的比喻”到华盛顿神话建构的过程。通过这篇文章，读者可以了解到美国革命历史叙事在建构过程中的多元性和局限性。在中国的学术语境中，重新认识美国革命历史的一个关键步骤就是解构过去对“他者革命”的解读。盛嘉的文章《走出中国的美国革命历史叙述的困境》讨论了一种政治文化对认识他者革命历史的影响和制约。在过去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国对美国革命的误读主要表现在简单狭隘的格局、标签的滥用、公式化的生搬硬套和关键性议题的缺失。要走出这一困境的途径在于对历史学原则的敬重、对他者历史的审慎以及对自我政治文化的反思。

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与18世纪英帝国政治历史背景分不开。最初，革命似乎只是一场英帝国内部的抗税冲突，后来转变成了一场政治与社会革命，并超越了历史地理疆界，演变成一场国际性的历史大事件。这与北美殖民地在当时英帝国的地位和权重，以及英帝国当时的内部结构和外部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皮特·詹姆斯·马歇尔（Peter James Marshall）的《作为帝国的英国》一文可以帮助读者从军事、宗教、认同、情感和地缘政治等多重视角了解当时这个野心勃勃的帝国在膨胀过程中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美国革命爆发的一些结构性原因可以在英帝国所面临的这些困境和挑战中找到。埃德蒙·摩根夫妇（Edmund S. Morgan and Helen M. Morgan）的文章《英国议会对北美殖民地的控制的强化及其意义》则从英帝国政府的内部结构和运作的程序来讨论北美各项税法的制定及其遭遇失败的原因。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英国政府造就了美国革命。然而，仅仅根据政府管理的内部结构及其所出台的政策，还不能完全解释北美殖民地与英国冲突的各种复杂原因。

当然，外部条件的变化往往还不足以引起一场革命。杰克·格林（Jack P. Greene）的《革命的先决条件》则从殖民地内部的变化来讨论革命的起源。英国与殖民地民众并肩奋战了7年，在1763年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可仅仅十几年的光景，原来的共同体，至少“想象的共同体”的内部就出现了分裂，殖民地与英国爆发了多重冲突。格林认为，这其中的一些原因要从殖民地内部的社会与政治变化中去寻找。他列举的革命前发生在北美殖民地的五项变化，尤其值得注意。这五项变化既构成了革命的先决条件，也是革命爆发的原因。它们是：（1）一批坚定、有凝聚力、高效务实、得到承认的本地政治和社会精英的出现；（2）各种民间的或半官方的各类社会中心和机构得以建立；（3）殖民地高度弹性化和形式多样的政治体系的建立，逐渐形成的一种自治的社会机制；（4）各类社会经济、文化和宗教机构的兴起；（5）财富的增长、商业文化的形成和商业经济规模的扩大。

社会精英或许可以进行革命的鼓动，但往往无法成就一场全面的社会革命。任何革命的动员和展开都必须落实到社会民众的层面上。比较而言，美国革命作为一场成功的革命的标志之一，就是这场革命有着不同社会阶层民众的多重参与。而民众政治的出现则是这一变化的基础和重要标志。理查德·毕曼（Richard R. Beeman）的文章《民众政治的出现》从革命前的政治语言修辞与社会实际情形，以及政治领袖与民众之间的互动等多个视角讨论当时殖民地民众政治文化的形成和特征。18世纪后半叶的北美殖民地是一个地处世界政治版图边缘的宗教社会，但民众政治意识被唤醒了，政治变成了“对各种利益集团的公开的、积极的保护、宣传和动员”的一个资源。值得注意的是，在民众政治出现的过程中，各个殖民地政治文化一开始就呈现出多元化特征。换言之，讨论殖民地民众政治文化，必须要关注不同殖民地的政治文化特征。其实，这也是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颇具挑战性的部分。

最初，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的冲突集中表现在殖民地民众对英国一系列税法的抵抗，这是武装冲突爆发之前最为激进的行为。托马斯·道尔弗林格（Thomas M. Doerflinger）的文章《商人革命者的复杂动机》则考察了一个特定的群体，即商人革命者参与美国革命的复杂动机。根据他的观察，殖民地商人对革命所持的态度是谨慎和温和的。尽管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都不满于英国的殖民地政策，但他们并没有在革命中担任重要领导。像在波士顿的约翰·汉考克（John Hancock）那样激进的商人并不多见。在宾夕法尼亚，革命的政治领袖“一般是由一些富有的律师、神职人员和拥有土地的绅士担任，而不是商人”。经济上的利己主义、与英国的个人与商业的联系、地方性政治的多变性，加上宗教的取向等，这些都是影响商人对待革命态度的因素。尽管商人对革命大多采取了谨慎和温和的态度，但他们还是以各种方式参与了对英国各项政策的抵抗运动。进一步讲，当时各种政治势力常借助民众对英国当局的忿恨，获得更多的地方政治权力和势力范围。所有的反抗都被政治化了，商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自然也不例外。

美国革命中的民族认同感，最初主要源于外部的威胁，而非单纯的内部凝聚力。一场对抗英国税收政策的联合抵抗行动竟演变成了一场政治意义上的革命，这是美国革命的一个不可预测性。许多参与当时抵抗运动的人中有相当一些人不仅不愿意与英帝国决裂，而且也没有想到这一抵抗运动竟会变成一场彻底改变他们命运的革命。蒂莫西·毕林（Timothy Hall Breen）的文章《联合抵制使美国革命激进》一文为人们了解这一转变提供了一些线索。在当时的多种反抗势力和模式中，他着重分析了当时北美商业文化在最初的抗税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他认为，北美殖民地流行的商业文化是一个促进抵抗运动向激进的革命转变的重要因素，甚至是造成英国与殖民地“文化误解的深刻渊源”。根据他的观察，当时北美大众意识的一些重要变化往往是围绕他们的商业经验而产生的。他认为，“消费市场中的民众政治动员彻底地改变了人们对共同体的认知，以致到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民众的实践将它们引向一个独立的、强大的商业帝国的想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想象强化了殖民地民众追求自由的动机，也界定了革命的最初目的。这或许是美国革命与其他革命的一个重要区别。纵观世界近代史上的其他几场革命，还没有哪一场革命像美国革命这样，革命的动员和反抗最初是以消费者为中心而组织起来的。革命最初的许多政治主张和诉求往往是在商业的公共语境中提出来的。具体地说，在激烈的抗税和抵制英国货的运动中，商业和市场行为与大众的政治紧密地结合了起来。这既是美国革命的特征之一，也是革命那一代人的现代性的一种表现。

独立战争为美国的立国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开启了革命后续发展的多种可能性。登·西金波坦（Don Higginbotham）的文章《北美民兵的优势与劣势》为读者观察这场战争提供了一个内在的视角。如果不考虑国际上的外援因素，美国革命战争是近代世界战争史上一个以弱胜强的典例。北美爱国者所对抗的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这一弱势的武装力量曾几度崩溃，但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要从这支军队的内部去寻找。华盛顿所领导的大陆军的内部结构和官兵的心理动机，都是这支军队能够经历艰难险阻并取得最终胜利的关键。同时，还必须认识到，大陆军并不是一个单纯军事意义上的组织，它还是将十三个分散的殖民地维系在一起的一个特殊的社会与政治组织，是北美民众争取独立革命的统一符合和民族情感的载体。只要这支军队没有溃散，革命的希望就不会泯灭。除了大陆军之外，各地民兵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毕竟在美国革命中，对英军的第一枪是由他们打响的。他们除了与英军作战之外，有的还与印第安人和效忠派的军队作战。

这场革命战争是英帝国内部的一场全面的、格局复杂的武装冲突，同时，由于外国势力的不同程度的参与，这场内战又演绎成一场18世纪的国际战争。当时几乎欧洲的主要强国都参与其中。而这场战争的结束，不仅改变了北美的政治版图，也改变了当时世界的政治格局，甚至对遥远的中国以后的命运也有间接的影响。试想一下，如果当时不是英国的国会决定放弃北美的战争，英国和法国的海军这两个宿敌就免不了要在大西洋的北美海域有一场恶战。若英国的海军被法国海军重创，就可能导致英国国力的式微，那么40多年后，英国就不见得会派出一只耀武扬威的舰队与中国进行那场彻底改变中国古老帝国命运的鸦片战争。

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的发表是美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也是美国革命的一个高潮。梅尔的《独立宣言》一文从一个内部的视角来考察《独立宣言》发表前的社会政治背景。它使读者可以从殖民地内部、殖民地与英国之间的关系来了解《独立宣言》产生和发表所要克服的心理障碍和政治阻力。梅尔特别介绍了《独立宣言》发表前的一系列历史事件，使人们得以了解这一文献产生的实际过程。同时人们还要注意到，作为美国革命的一部重要的政治经典，《独立宣言》的公布标志着美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和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登上了世界历史的舞台，这也使当年约翰·亚当斯坚持尽早发表《独立宣言》的考虑。正是借助于《独立宣言》，美国“在国际上有了平等的一席之地”。而这一步是获取其他欧洲国家，如法国和荷兰，支持美国革命的关键。《独立宣言》的世界性意义还体现在它对以后世界其他一些地方社会转型和革命实践所产生的影响。以跨国（transnational）的视域，在世界语境中重新审视《独立宣言》的历史与政治意义，实际上开启了一种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新方向。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大多围绕着所谓的“种子居民”，即白人中的男性而展开，呈现出一种明显明显的精英和种族的偏向。而作为构成革命民众中的其他群体，如妇女、黑人和印第安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他）们对革命的贡献（不论是正面还是负面），常常不是被忽略，就是被空泛、笼统、抽象地提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受美国多元文化的影响，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逐渐形成了一个“从下向上审视”的倾向。愈来愈多的历史学者开始关注革命中普通民众和边缘群体。他（她）们的研究丰富了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维度、张力和可信度。“人民”在美国革命的历史叙事中不再是一个可以滥用的概念，也不再局限于白人男性精英的狭小范围。只有在更为具体和细致的层面上讨论“人民”，这种革命叙事才具有意义，这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但这还不够，即使是在一个特定的社会群体之中，也还有更为细微，且重要的区分。例如，妇女作为一个群体，从社会经济地位上，有上层、中层和下层之分；在革命立场和态度上，有爱国者、效忠派和中立派之分；在种族上，有白人妇女、黑人妇女、印第安人妇女和混血妇女之分；在地域上，有北方妇女、南方妇女和中部妇女之分；甚至还有宗教信仰和教育程度之分等。

为了使读者了解妇女在美国革命中的状态以及革命带给她们命运的变化，本书选择了女性历史学者琳达·科博（Linda K. Kerber）的《革命与女性的权利》一文。科博从美国革命对家庭的冲击，特别是对夫妻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变化来考察革命对妇女的影响。她指出，在早期与英国的抗税斗争中，妇女不得不与政治发生联系。前所未遇的社会与政治变化使殖民地的妇女有机会设计自己参与公共活动的仪式。不仅如此，妇女参与革命战争的程度比人们所了解的要大得多，尽管当时的爱国者对是否允许妇女正式随军犹豫不决。在革命后期，社会对共和国女性公民角色的提倡也为妇女社会地位的提高营造了氛围。美国革命中，妇女自我意识觉醒的同时，男性对女性的期许和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这些变化不仅改变了革命后妇女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也改变了美国社会的性别关系。这或许是美国革命激进性的一个具体表现。美国革命中妇女的社会与政治存在还表现在后来宪法中与妇女命运相关的政治概念的涵义及相关文本的语言特征。制宪的那一代人，特别是其中的几位核心人物，如詹姆斯·威尔逊（James Wilson）和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对待妇女的态度。当他们建构新的、共和性质的“想象的共同体”时，并没有将妇女完全地排斥在外。制定宪法时，他们常常是在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思考国家”，因而妇女的有些权利已经包含在宪法的条款和意义中。当后人在指责革命的那一代人没有给妇女选择权时，不应忽视这一历史过程。

在废除奴隶制和给予黑人奴隶以平等和自由上，美国革命常常遭受批评。但实际上，若将黑人的状况置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下，人们就可发现这场革命在许多方面改变了当时美国黑人的命运。伊拉·柏林（Ira Berlin）的文章《黑人与美国革命》论述了美国革命在三个具体的层面上改变了当时黑人的生存状态：（1）北方的一些殖民地通过颁布一些法令，基本上废除了奴隶制。在南方的一些地方，不论是黑人奴隶的逃跑，还是奴隶主的仁慈，有相当数量的黑人奴隶获得了自由。（2）美国革命爆发时，北美殖民地已有相当数量的本土生长的黑人。他们不同于刚刚被贩运过来的黑人奴隶，这些在美国生长的奴隶的自由思想意识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有了明显的增强。（3）革命期间，白人对待黑人的态度出现了分化。若从长时段的历史来看，美国革命为后来的南北战争埋下了伏笔。南北战争甚至可以视为美国革命的延续。至少在阿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思想深处可以看到这一痕迹。这也是为什么在领导解放黑人奴隶制的斗争中，林肯不断从美国革命历史中汲取道德的勇气和精神力量的深层原因之一。他实际上是在完成美国革命未竟的一项事业。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为殖民地黑人奴隶的解放做出最初推动的恰是那些反对和镇压美国革命的英国人。相比较而言，与北美殖民者不同，英国在北美奴隶制上并没有显示出多少直接的利益。真正使英国人介入北美奴隶制的是当时军事冲突的需要。1775年11月，英国弗吉尼亚总督邓莫尔（Lord Dunmore）率先提出参与英军的黑人奴隶可以获得自由身份。这一举动不仅使许多黑人奴隶逃离了奴隶主的控制而投入到英国阵营，而且也给北美的白人殖民者，特别是南方奴隶主造成极大冲击。大批的黑人奴隶直接参与英军阵营行动，也迫使华盛顿的大陆军改变政策，允许黑人参加大陆军。这就是为什么柏林认为，美国革命的战争“几乎在每一方面都为黑人赢得自由增加了机会和可能性”。试想如果当时英方没有出台这样的政策，美国的独立战争恐怕就可能完全是一场白人之间的战争。英国的这一政策还使得原来一些对革命犹豫不决的白人殖民者投入到爱国者的阵营。当然，英国国会对此深感不妙，很快就终止了这一政策的实施。

除了战争因素之外，美国革命时期宗教对奴隶制的冲击也值得关注。从历史的连续性上看，18世纪中叶发生的宗教觉醒运动所产生的基督教平等主义，补充和强化了革命中的平等观念。各类新教教会在南方的兴起，如卫理公会和浸信会，使相当数量的黑人皈依这些宣传平等的教会。“在神的面前人人平等”变成了新教反对奴隶制相当富有革命性的口号。一些教会甚至成了反对奴隶制运动重要的领导势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北美的奴隶制最初是在教会里被瓦解的。

革命期间北美社会和经济结构的一些变化也给奴隶制带来了冲击，其中，农业生产结构性的变化、商业市场模式的转型、城镇化的扩大等导致了对奴隶人数需求的减少，加上黑人社会内部结构性的变化，这些都导致白人对待黑人和奴隶制的态度的转变。当时出现的一些释放奴隶和禁止诱拐奴隶的法规法令都与白人态度是转变有关。柏林文章中另一个有价值的部分是他在考察外部社会变化，如战争、宗教和经济因素给黑人命运带来冲击的同时，还能从黑人本身的生存状态和黑人内部的社会结构来分析革命对黑人的冲击。这种内外相结合的方法，为读者了解黑人在美国革命中的命运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美国革命凸显了南方奴隶制在道德上的荒谬性。这个问题其实反映了美国革命在黑人奴隶制上所面临的多重困境。这些困境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在一个有奴隶制存在的社会里，白人在为反抗英国统治而提出自由和平等口号的同时，也会唤起黑人奴隶们的自由意识；（2）在联合南方白人奴隶主形成抗英联合阵营的时候，又不得不对奴隶制采取一种妥协，这种妥协显然又与革命的原则相违背；（3）这种既宣扬平等自由、又护守丑陋奴隶制的行为，不可避免地给美国革命的道德原则，及革命形象造成尴尬，甚至负面的情境。同时也必须看到，北美奴隶制其实不单是一个北美殖民地的内部问题，它也是一个18世纪的一个特殊的国际问题。英国朝野对奴隶制的态度也影响了白人爱国者和南方奴隶主对奴隶制的态度，甚至还坚定了他们参与革命的决心。

要认识美国革命的整体性，人们还有必要关注效忠派这一特殊的群体。在革命的早期抗税阶段，曾有相当数量的效忠派是站在爱国者一边反抗英国各项税收政策的。战争爆发后，又有近二万名的效忠派拿起武器站到了英军一方，这说明革命中的效忠派是一个难以简单界定的复杂群体。罗伯特·卡尔霍恩（Robert M. Calhoon）的《内战、革命战争和党派之争视角下的效忠派》是一篇很有观察力度的文章，他以效忠派参与战争的方式和程度来甄别他们的各类动机和行为，进而评价这场革命对他们命运的影响。他将革命中的冲突分为三个层次，即内战、革命战争和党派之争，并分别考察了效忠派在这三种不同冲突中的状态与作用。与以往一些讨论效忠派的做法不同，卡尔霍恩特别关注效忠派在不同地区的差异性及其内部社会构成的不同，他的分析使人们对效忠派这一特殊的社会与政治群体的认知得以进入新的层次。

由于北美大地上生存着印第安土著人，美国革命还成为了世界近代史上较为罕见的一场复杂的、多维度的种族冲突。革命前，北美的印第安人已经同来自欧洲各国的殖民者打了一个半世纪的交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大多处于弱势和危势。革命带给印第安人的是一个毁灭性的效应。他们在革命中的遭遇是对美国革命的反讽。格雷戈里·伊凡斯·唐德（Gregory Evans Dowd）在他的文章《注定失败的印第安人》中，从五个具体的层面来讨论了美国革命对印第安人的冲击：（1）从与科肖克顿部落的和解看革命者在争取印第安人支持上的努力；（2）英国人和爱国者如何各自利用物质的补给这一关键性筹码来争取印第安人部落的支持；（3）革命期间殖民者并没有停止对印第安人土地的侵占，这导致了一些印第安人放弃了中立的立场；（4）战争是如何导致印第安人群体内部的两极分化的；（5）革命并没有消除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敌意和对他们土地的掠夺，印第安人也没有放弃抵抗。可见，革命并没有终结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血腥冲突。了解美国革命中印第安人的命运的转变，还需要在一个更为开阔的背景下讨论美国革命的冲击，以及印第安人命运的改变及其文明的式微是如何改变北美人文形态的。革命前，北美殖民地至少有三种文明，印第安人的土著文明、殖民者带来的欧洲文明和黑人奴隶带来的非洲文明。美国革命无疑加速了印第安文明的消亡过程，这是美国革命给人类文明史造成的一个永久性的遗憾，北美的人文形态也被永久性地改变了。

最能反映美国革命与世界近代史上其他几场革命的不同之处的，就是宗教在革命中的作用。近年来，愈来愈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宗教对于美国革命的重要性。从社会文化的视角观之，美国革命爆发时，北美殖民地处于一个宗教文化流行的时期。宗教为美国革命时期的民众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凝聚力。要了解宗教对美国革命的作用，首先要了解18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即革命前发生在北美的那场宗教大觉醒运动。大觉醒运动中所产生的一些变化，如强有力的福音传播、反正统教会权威的倾向、蔑视传统教区的势力范围、改革和摈弃教会的一些繁文缛节，以及跨越不同殖民地地理疆界的新教组织的建立和发展等，为后来革命的发生奠定了基础，并创造了机遇。威廉·麦克洛克林（William Gerald Mcloughlin）甚至认为，大觉醒运动是美国革命的起点。这是一个很有历史眼光的判断。在他的文章《宗教在美国革命中的作用》中，麦克洛克林指出，革命前期的许多变化首先是在宗教内部策动的，例如，废除国教，抵制设置主教，教会的多元化和提倡信仰自由。宗教内部的这些变化使英国国王和主教的权力逐渐转移到民众的手中。宗教变革与革命中一些政治的变化结合起来。“革命使不同教派剥去了它们非政治性的虔诚主义的外壳，走入了政治权力的新领域。”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北美殖民地的宗教在革命前就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格局，革命则加剧了多元分立的过程。这其实也是宗教自由被写进许多州的宪法和联邦权利法案的深层原因之一。美国革命最终能够实现政教分离，这是18世纪社会政治革命最为重要的一项业绩。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美国革命前，在北美社会上流行着“千禧年即将现世”的说法。作为一场社会革命，尽管美国革命在本质上是一个世俗事件，但这一基于基督教教义而源发的千禧年之说，不论对于当时北美基督教的发展，还是革命事业的发展，都曾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革命的动员和对革命目标的塑造中，“千禧年即将现世”的说法甚至变成了当时革命民众反抗英国统治的一种心理要素和道德基础。乔恩·巴特勒（Jon Butler）的文章《存在一个革命的千禧年吗？》将引导读者从宗教内部来观察“千禧年现世说”与美国革命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他特别关注当时流行的千禧年主义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和促进革命转变的动力。巴特勒认为，不能简单地将美国革命视为一个完全世俗性的历史事件。上至《独立宣言》，下到一般教会里牧师的布道，基督教的影响的痕迹处处可见。同时还要注意神职人员的布道对当时政治辩论的影响，还要看到革命给宗教带来的困境和教会在革命中的分化与重组。

美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所追寻的问题一般不是谁创造了美国，而是何种思想意识、以什么形式、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革命的起源、走向与结果。美国革命意识形态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下产生的特殊混合体系。同世界近代史上的其他几场革命不同，美国革命不是在一个单一的或某种权威性意识形态的指导下完成的，也始终没有统一思想的格局，而是在多元甚至矛盾的意识形态的糅合发酵下促成的。美国革命的一些重要历史特征就体现在革命意识形态的多样复杂性，这种意识形态成分的多元性既反映了美国革命的复杂性，又说明这场革命是当时近代世界上智识程度较高的一场革命。

美国革命不仅是一场利益集团（包括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所展开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斗争，还是一场意识形态的竞争与冲突。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甚至认为，美国革命“是一场在思想意识、宪政以及政治领域所展开的斗争”。比较革命的研究显示，近代世界上的任何一场革命都不是一种自我封闭的行为，革命往往不能自行孕育和产生一个全然内部的思想意识。与外部世界（特别是欧洲）有着多元联系的北美殖民地所发生的美国革命，更是如此。美国革命的政治内涵要比人们想象的丰富得多，复杂得多。讲到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与欧洲的紧密联系，美国革命的思想文化史，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欧洲思想文化史的一部分。发动和领导美国革命的那一代人中，有相当一批人知识丰富，心胸开阔，视域宽广，有些人甚至就是欧洲大学培养出来的，他们有着跨地域和跨文化的学习与生活经历，这是美国革命的那一代人之所以能够在政治思想领域做出原创性革新的深层原因之一。也正是这些人，将当时原本处于世界边缘地带的北美变成了18世纪后半叶思想文化的活跃之地。这就是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曾在英国国会呼吁不要低估北美造反的那些人的智识能力的原因。

伯纳德·贝林1967年发表的《美国革命的思想意识的渊源》是一部开创性的经典。为了分析美国革命思想意识的多元复杂性及其对革命本身的影响，伯纳德·贝林提出了两个值得注意到问题。即，是什么因素将那些看似完全全然不同的思想汇聚在一起？又是什么因素促使殖民地人士把所接触和掌握的多种知识塑造成一个相对连贯的整体？这里所选的《美国革命中激进主义的转变》是该书中几个节选的汇编。希望读者能够了解贝林所讨论的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在革命的过程中，革命的领袖们所读、所说、所写、所想和所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他们思想观念的渊源可以追寻到何处，繁杂的思想观念是如何被连贯起来的，以及一些外来的思想观念是如何被用来解释革命所遇到的困境和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他所采取的方法是后来新史学所提出的文本与语境相结合的方法，即在分析解读文本的基础上，再分析文本产生的历史与社会语境的考察方法。他认为，对那个时代而言，美国革命中所出现的思想意识是当时极端激进的各种思想观念与信仰的结合。思想观念、信仰和态度的转变确切并及时地影响了革命的过程和走向。综合近年来一些学者关于美国革命思想意识的论述，人们大概可以窥见美国革命思想意识的谱系的一些重要成分，其中包括：英国自由主义的传统、清教主义传统、司法权利观念、共和主义理论、英国政治上的反政府和权威的理论、启蒙思想和18世纪苏格兰学派等，对其中每一项的研究都会丰富对美国革命思想意识的认知。

如果将18世纪发生在欧洲的启蒙运动与美国革命联系起来做历史性的考察，人们不难看出，在很大程度上，美国革命是启蒙运动真正的政治与社会成就。美国革命是发生在北美的一场特殊的启蒙运动，是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延续和拓展。这场“启蒙运动”不仅改变了北美的政治和人文景观，甚至还对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单是一个地方性的历史事件，而是一场发生在18世纪的跨越大西洋地理和文化疆界的思想文化运动，是一场至今仍没有被完全认识的启蒙运动。《读本》所选的戈登·伍德（Gordon S. Wood）的《作为一场启蒙运动的美国革命》，就是要帮助读者理解启蒙运动与美国革命之间的联系，以及美国革命作为启蒙运动的一些特征。伍德对多年来对美国建国者持续的批评、解构，甚至诽谤提出了质疑。他认为许多批评、解构和诽谤都对建国的那一代人所生活的社会和所处的文化语境缺乏设身处地的考虑，其实是陷入了一种“时代错置”。伍德认为，建国者们“是基于功绩和才能而自创的贵族阶层，而非18世纪英国社会的世袭贵族”，他们是北美社会所产生的特殊的“绅士”阶层。人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现美国启蒙运动的文化精神和实践策略。美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变成18世纪北美的一场特殊的社会启蒙运动与这批人的素质直接相关。

不仅如此，伍德还指出，在革命的那一代人的观念中，他们坚信自己是处在一个可塑性很强的新世界中的年轻民族。与那些身陷旧世界陋习和偏见的欧洲人相比，他们有可能变得更为文雅和有教养。当时，北美人的识字率是世界最高的。在北美，白人成年人的识字率接近80%，而英国白人成年人的识字率只有65%。在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推动下，北美殖民地还建立了当时世界最早的邮政系统，这不仅促进了当时的书信文化的发展，而且还使报纸的发行量剧增。革命前后，费城（Philadelphia）已经变成了北美启蒙运动的一个中心。革命前的北美殖民地还有近十所风格各异的学院，它们分布在不同的地区，这些学院以各自的方式为美国革命培养了各类精英和领袖人物。没有这批精英阶层，美国革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与欧洲的贵族阶层不同，北美精英阶层还注重和推动大众教育，他们在不同的层面推动美式英语的教育与普及就是成功的例子。甚至当时就有人预言，美国英语将会成为“下一个世界语言”，现在看来这一预言似乎得到了某种应验。

如果要从整体史的角度来认识美国革命，人们就必须关注和了解当时十三个殖民地革命的实际发生过程。约翰·亚当斯在革命的动员中曾将北美的十三个殖民地比喻为十三口钟，并呼吁这十三口钟要同时敲响。其实这十三口钟大小不一，材质不同，甚至奏鸣的节奏和音量也不尽相同。了解这十三个殖民地在革命前后的状况，是认识美国革命的关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各个殖民地各自制宪的过程，以及后来关于批准联邦宪法的辩论，这是了解美国宪政革命的关键点。考察革命的地方性经验和地方政治文化应成为重新认识美国革命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中国学界关于美国革命历史叙事的一个令人遗憾之处，就是常常将这场革命置于一个独立战争的格局之中。战争的胜利无疑是殖民地最终获得独立的关键，但并不是革命的全部内容，它其实只是伟大戏剧的第一幕。作为一场以追求自由为目的的美国革命，它的核心内容其实是制宪。美国革命的历史经验说明，仅凭枪杆子是不能出政权的。制宪是美国革命伟大戏剧中最为精彩的重头戏。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曾指出，革命的那一代人需要一部宪法来界定新政治领域的边界，确定政治领域内部的规则。在这个新的政治制度中，“追求公共自由的激情”和“追求公共幸福”将得到自由发挥，代代相传。在这个过程中，革命的那一代人不仅讨论了自由的定义，也提出了维护自由的方式和规则，更以建构独特的宪政，去实施维护自由的原则。无论任何革命，如果没有完成这一步，就不能称之为是一场成功的革命。

美国革命的制宪是一个自下而上，先部分后整体的过程。早在《独立宣言》发表之前，约翰·亚当斯就向大陆会议提出，各个殖民地要通过制宪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并以宪政为基础组建政府，这一建议很快就得到了一些殖民地的响应。截至1787年费城的制宪会议召开，各个殖民地已经通过制宪转变为政治上独立的州。各个殖民地的制宪不仅象征着它们的真正独立，同时也使《独立宣言》有了实质性的革命内容。各个殖民地制宪的成功对后来联邦的制宪至关重要。首先，各个殖民地通过制宪转变成政治上独立的州，为后来的联邦制宪奠定了基础。其次，在各个州制宪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有政治经验和智慧的政治人物，其中相当一批人参加了后来在费城的制宪会议。这些制宪者们的思想观念和政治经验，特别是他们在各自殖民地制宪的政治实践，对联邦宪法的制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还有，各州制宪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变成了联邦制宪的参照和宝贵资源。在制宪会议上，与会代表至少能够提出四个宪法方案供大会讨论，这是会议得以成功的关键。

制宪应当成为重新认识美国革命的关键，而了解美国宪法制定前的联邦主义形成的社会政治背景是一个关键步骤。1777年的大陆会议就制定了《邦联法案》（Articles of Confederation），但该法案被拖了很长时间，直到1781年才得到批准。从一开始，这个法案就有许多问题和明显的局限性。美国革命的联邦主义正是在试图修改这一法案的失败中形成的，是政治绝望的产物。后来罗伯特·莫里斯（Robert Morris）和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推行财政改革所遭遇的困境，又强化了联邦主义者们的失望、焦虑与激情。战争结束后，美国仍处在一个多重危机的状态。归结起来，当时的危机与险情主要表现在八个方面：安置军队人员的转业问题，巨额债务的偿还问题，解决外交的困境问题，海外贸易的拓展问题，税收问题，国内的经济停滞问题，货币问题，政府的威信和执政能力问题以及社会动荡问题。当时的大陆会议依据《邦联法案》已很难解决上述这些问题。一些联邦主义者伺机行动。他们认为，制定一个新的联邦宪法，并以此宪法为依据组建新的联邦政府是美国革命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否则革命将面临失败的命运。

美国革命中最伟大的政治事件就是1787年5月25日到9月17日在美国费城举行的制宪会议，美国革命向世界展示了一种创造性的宪政和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型的共和政府。在此前的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能够在一个人口众多和广袤领土范围内实现民主共和。为了帮助读者认识美国革命的制宪过程和特征，《读本》选了四篇相关文章，这些文章从不同的角度论述了美国革命宪政的关键内容和具体步骤。雷克夫的文章《推动宪法制定的观念与利益》较为详细地介绍了影响革命制宪的一些重要观念，特别是美国制宪核心人物詹姆斯·麦迪逊的宪政理念，并描述了制宪过程中各州代表为了保护各自利益竭尽所能做出的各种博弈。雷克夫认为，“伟大的妥协不过是名义上的妥协而已”，为了利益所做的博弈才是制宪的实质。或许这一点正是美国制宪成功的奥秘。

制宪会议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项：政府的性质及其结构的位置；如何建立立法、行政和司法部门之间的权力平衡；大州与小州之间的关系；各州在联邦政府中的平等代表地位；实际代表制的建构和实施；联邦主义与地方主义之间的关系；总统制；个人权利的保护；黑人奴隶制问题。200多年过去了，人们仍在探究和讨论这次会议的内幕与过程。与会的55位代表大多是各州选派的具有一定政治经验和务实能力的人物。会议曾几度面临夭折，但他们的政治功利态度、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坚持了下来。兰斯·贝宁（Lance G. Banning）的文章《制宪会议上发生了什么》为读者了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有价值的观察与分析。从他的文章里，读者可以了解到制宪会议的内部机制、具体过程和实际内容，其中包括，麦迪逊是如何通过提出和坚持《弗吉尼亚方案》而发起激进变革的；代表们是如何处理在追求共同目标下所产生的基本利益的冲突；小州与大州代表之间是如何在保护各自州的利益的同时又为建构一个中央的联邦政府所做的博弈；代表们是在什么背景下提出了四个不同宪法方案，他们又是如何讨论和修改这些方案，并最终形成一个联邦宪法的草案的；制宪会议程序的设置是如何保证会议得以持续而有效地进行的；代表们辩论的内容和投票的结果等。

美国革命制宪的另一个特征是它的宪法是由两种政治势力，即联邦者和反联邦者，共同建构的，这是世界近代史上的革命中一个罕见的现象。在法国革命、俄国革命以及中国革命中，政治上的反对派，不是被冠以“反革命”、就是被贴上“资产阶级敌人”的标签，要不就是以“路线斗争”的名义被赶尽杀绝，这些现象在美国革命中却难以见到。在《宪法辩论的主题》一文中，伊萨克·克莱曼尼克（Isaac Kramnick）介绍了美国革命中两个不同政治派别在宪法问题上的各种争论。克莱曼尼克并没有从政治主张上对他们进行简单的分类，而是关注他们在政治思想上的差异与分歧。他提醒人们，眼光不要仅仅停留在联邦者功利主义的诉求和论辩的策略上，还要了解联邦者和反联邦者在论辩过程中所体现的不同的政治语言修饰特征以及主导和规范这些政治话语的政治思想意识。这些宪法辩论中的政治话语，至少显示出联邦者与反联邦者政治思想意识中的四种成分：共和主义的市民理想；洛克式的自由主义；新教伦理；以国家为中心的权力和主权理论。读者可将这篇文章与上面所谈的伯纳德的《美国革命中激进主义的转变》结合起来阅读。

围绕联邦宪法草案批准的论辩所产生的《联邦者文集》和《反联邦者文集》是美国宪政珍贵的历史文献，是美国革命留给后人的极有价值的政治遗产。研究反联邦者的美国学者赫伯特·斯托林（Herbert J. Storing）曾指出，“尽管联邦者与反联邦者是相互分立的，但在更深层的意义上，他们实为一体。他们之间并没有隔着不可调和的政治鸿沟，并非是黑白分明的对立，因为他们都同意政府的目的在于界定和保护个人权利，而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在于有限、共和政体”。实际上，没有反联邦者们的坚持和联邦者们的妥协，就不会有后来《权利法案》的产生。正如莱纳德·莱维（Leonard W. Levy）所说，“权利法案所体现出来的个人自由对政府权力的胜利，是美国历史上最高尚也是最永恒的主题之一”。在他的《权利法案的政治》一文中，读者可以了解当时《权利法案》产生的复杂政治背景。当时若没有一批反联邦者们据理力争，恐怕就不会有权利法案的产生。但这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倘若没有联邦者的妥协，也同样不会有后来权利法案的通过。由此可见，美国革命的宪政是由政治上的两个主要反对派——联邦者和反联邦者们共同营造的，这是美国革命令世界近代史其他革命所望尘莫及之处。

如何评价美国革命？谁拥有对这场革命的解释权？早在美国革命还没有结束时，革命的那一代人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斐逊生前就对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观点为后人如何评价美国革命设定了一个框架。二百多年，历史学者围绕这个问题争论不休，一些人显然受到革命那一代人的启发，而另一些人则不断地试图突破革命那一代人的局限性。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关于“美国革命是否激进”这一问题的辩论。1991年，美国布朗大学历史学教授戈登·伍德（GordonS. Wood）出版《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又一次激化学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伍德认为：

如果我们仅用社会苦难和经济贫困的程度，或是用多少人被屠杀、多少家舍被焚毁的数量作为标准来衡量美国革命中的激进主义的话，那么，历来认为的美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说法似乎言之有理。但是如果用实际发生的社会变化的程度、用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的转变的多少来衡量激进主义的话，美国革命就根本不是保守的；恰恰相反，这场革命如同历史上任何一场革命一样激进，一样革命。虽然，美国革命同其他革命有所不同，但其激进性和社会性毫不逊色。美国革命实际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之一，这一极为重要的剧变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社会的特性，而且决定性地影响了随后的历史进程。[①]

然而，另一位学者芭芭拉·史密斯（Barbara Clark Smith）则不认同伍德对美国革命激进性的这一评价，她认为，美国革命根本就不是共和主义的，因为在革命之后不久，这一乌托邦的理想就消失了，而自利变成了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考虑到美国黑人和妇女的命运，史密斯认为美国革命实际上维持了社会的许多不平等，过度赞美美国革命是不客观的。史密斯还批评道，伍德“激进革命派”头衔也不能只给那些精英们，还应考虑那些参与和组织各种反抗英国统治运动的社会下层民众。这些民众的自由观念和他们参与政治的形式，激进性一点也不比那些精英阶层差。

史密斯的批评实际上反映了近年来相当一部分人对美国革命局限性的责备与抨击。其中主要包括：美国革命没能够解决奴隶制问题，没能给黑人奴隶以自由；没有为妇女提供完全平等的政治权利；没能给印第安人以平等的公民身份；没能真正创建一个人人均可平等参与竞争的社会经济机制。伍德觉得史密斯的批评是以现代立场与现代思维来责备革命的那一代人，往往会使人们脱离当时的历史语境，而忽视美国革命真正的激进性。1776年《独立宣言》的激进性体现在他所提倡的“人人生而平等”。尽管有人说那指的是白人男性的平等。但伍德认为，仅此一项，在西方的历史中就耗费了几千年的时间才得以兑现。况且，在当时，一旦白人男性的平等要求得以确立，其它方面的平等诉求才有可能实现。伍德的这一观点似乎得到了另一位女性历史学者的认同，罗斯玛丽·扎科里（Rosemarri Zagarri）则在一个革命给男女权利带来的变化的具体层面上讨论美国革命的激进特征。他注意到，在美国革命的思想谱系中，有两种理论分别为当时的男性权利和女性权利的讨论提供了思想观念上的支持。其中，英国洛克的权利思想为白人男性争取权利提供了思想力量，而来自苏格兰的权利观念也为北美女性在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中提供了宝贵资源。扎科里认为，美国革命不仅改变了男性的权利，也在思想观念层面上促进了女性权利的实现。

关于美国革命是否激进与保守美国多年以来一直是许多学者热衷的话题。阿尔弗雷德·杨（Alfred F. Young）在他的《美国革命的激进与保守》一文中简要介绍了近年来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论点，并提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根据他的观察，历史学界对此问题的观点是美国革命激进主义来源和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1）早在美国革命爆发前，激进主义就已扎根与普通民众的思想、价值观和传统习俗之中；（2）民间团体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之下，在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是激进主义推动和实践者；（3）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还是长期革命实践的产物，是历史积累的结果，甚至后期的一些国际历史事件（如法国革命），也曾对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4）在革命的过程中，普通民众价值观的变化，对自身利益认识的增进也是革命激进主义的重要来源。

此外，杨还提醒读者，革命前后美国宗教的变化也是激进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这一观点可以与上面谈到的麦克洛克林和巴特勒的两篇文章中的观点互为验证。杨同时还提醒读者，人们还可以从革命时期的语言和修辞中认识美国革命激进主义的一些特征。他发现，美国革命的一些激进性的主张，往往是由社会的边缘和被压迫的群体提出来的。总之，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是形形色色的，没有一个固定单一的模式。未来，历史学者仍然会对此问题争论不休。诚如阿尔弗雷德·杨所说：

美国革命是一场殖民地脱离英帝国统治获得解放的斗争，新生“阶级”在其中合纵连横；美国革命又是一系列内部冲突，各自为战却又常常重叠。它让我们在分析这些冲突的结果时，不是静止在一个点上，而是当作一个持续的过程，谈判常常重启，又时而消失。进一步说，它让我们能够考察公私生活领域的不同结果。而且它让我们认识到，美国革命的确激进。但美国革命有多激进？这问题并没有唯一的答案。[②]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本书选择了29篇文章，涉及7个主题，但并不能涵盖美国革命的所有问题。这个《读本》只是一个引介，读者要对美国革命的历史有更多的了解，做进一步的探索，还需要至少从两个方面展开阅读：（1）阅读美国革命过程中所产生的各类历史文献。相对于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美国革命的历史文献有相当数量被较好地保存了下来，而且这些文献具有可信的原始性和完整性；（2）要进一步关注和追踪阅读不断发表的各种学派关于美国革命的历史的文章和著述。在美国，美国革命的历史研究是一个充满张力的显学。这些学术的进展不仅持续挑战和丰富人们对这场革命的认识，而且对理解人类的一般生存状态和特定的历史变迁也有重要价值。最后建议读者，若要对《读本》的译文做学术引用，请务必核对原文。

[①]Gordon S. Wood, The Radicalism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1, p. 5. 中译本参见傅国英译：《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5页。

[②]Alfred F. Young, “The Revolution was Radical in some ways, not in others”, from Beyond the American Revolution: Explorations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Radicalism,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64.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