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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潘多拉魔盒怀一半恐惧兼一半好奇，她打开了盒盖。

然而就在盖子被打开仅一寸缝隙的瞬间，可怖之物从盒中蜂拥而出。

它们散发着恶臭、颜色诡异、面目可憎，它们是一切邪恶、悲伤、有害之事物的魂灵。

它们是战争、饥荒、犯罪、瘟疫、怨恨、残暴、疾病、恶意、嫉妒、悲恸、凶险，以及其他种种使这个世界分崩离析的灾祸。

2001年10月4日佛罗里达州的卫生官员宣布，超市小报《太阳报》的图片编辑罗伯特·史蒂文斯被确诊感染肺炭疽病。这是美国近25年来首例肺炭疽病例。史蒂文斯于次日死亡。

当炭疽病来临时，我们对它一无所知，更未想过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将与它朝夕为邻。该病例是一个由偶然接触受感染动物、暴露于易感染环境导致的孤例，还是一场大规模袭击的第一声枪响？这个问题的答案价值万亿赏金。众所周知，炭疽病毒一向被列为制造生物武器的首选。

此时此刻，“9·11”事件的阴霾犹在眼前，如果还有其他炭疽病例被相继发现，人们会很难相信这场疾病爆发纯属偶然。

一周后，我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汤米·汤普森的同事们在华盛顿会面，讨论这场逐渐显现的炭疽危机。截至那时，除了出版《太阳报》《国家询问报》等同类八卦小报的美国媒体公司外，还有四家位于东海岸的新闻媒体机构收到了装有高致命性的炭疽粉末的邮件。这四家机构为美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纽约邮报》。

根据对粉末品质的分析，这一系列恐怖行动的实施者手中可能还有尚未邮出的粉末存货。5天后，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中达施勒参议员所在的办公室收到了装有炭疽粉末的信封。这是第一封寄给媒体界之外的信。同日，一封寄给佛蒙特州参议员帕特里克·莱希的信抵达华盛顿。这些信上粗鲁地写着对美国和以色列的谴责以及对真主安拉之伟大的称颂。这是对联邦政府机构的公然攻击。

总共至少有22人感染炭疽病，其中11人以吸入粉末的方式受到危及生命的感染。5人因此死亡，其中包括2名供职于美国邮政服务布伦特伍德公司华盛顿分拣部的邮递员。调查的任务量巨大，而真正的罪魁祸首的身份一时间又难以确定。联邦调查局宣称，犯罪者并非如大家预想的那样是某个伊斯兰恐怖分子，而是一个名叫布鲁斯·艾文斯的生物防御研究者。他在德特里克堡工作，据传存在心理健康问题。2008年，他在被起诉前自杀身亡。综合种种原因来看，他是酿造这场悲剧的唯一的恐怖分子，今天，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里还有许多布鲁斯·艾文斯式的科学工作者；他们如今能以更“完美”的方式做到这样的事。

幸运的是，这场危机没有酿成太多的伤亡，虽然本来一例死亡都不该出现的。然而，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和其他国会办公室、媒体办公室、邮政公司等收到过这些炭疽粉末信件的机构，花费了超过10亿美元进行彻底清洗、去污和消毒。人们夜以继日地忙碌，却还是花了3个月的时间才重新开放哈特参议院办公大楼。布伦特伍德公司邮递分拣部花了超过2年的时间才重启，位于新泽西州汉密尔顿的另一个分拣部则花了超过3年的时间才恢复正常。

炭疽杆菌

很显然，恐怖分子的首要目标是制造恐怖。从中世纪甚至更早的历史时期，感染原就是各种社会中滋生恐怖的最大温床。

公元前184年，汉尼拔在备战与帕加马国王欧迈尼斯二世的海上对决时，就指挥他的水手们在罐子里装满“各种各样的毒蛇”，在作战时将它们投到敌方的战船上。1346年，在围攻黑海港口城市卡法时，鞑靼军队将感染瘟疫的死尸高高抛过坚固的城墙，令瘟疫在城中蔓延。

1763年的庞蒂亚克战争中，英国民兵指挥官威廉·特伦特在被围困于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皮特堡之际，写到他曾送给渥太华的印第安人“取自天花医院的两张毛毯和一块手帕”。随后他补充了一句，“我希望它们能发挥期待中的效果”。后来“肆虐的传染病”很可能真是因此出现的。这个建议来自当时的陆军元帅杰弗里·阿默斯特，享有盛誉的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即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装有炭疽的小瓶从被俘的德国间谍奥托·卡尔·冯·罗森男爵的行李箱中被搜出；他原本想用它感染协约国联军中的牲畜。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军曾在中国浙江上空投放被污染的稻米和使人感染瘟疫的跳蚤。冷战期间，苏联和美国都曾持续推进有关大规模细菌战的研究计划。在种族隔离终结之前，实行高压政策的南非政府曾设有生产HIV病毒、埃博拉病毒和其他致命的生物武器的兵工厂，以防止其政权受到攻击。

1969年，尼克松总统缩减了美国的生物攻击计划，他指出，生物武器的使用不能实现任何合法的军事目标。从那时起，德特里克堡的医生、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就只从事与生物国防相关的研究。

尽管生物战有漫长的历史，我们也在有生之年切身感受过它的威胁，但自2001年炭疽恐怖袭击以来超过15年的时间里，我们面对它时惊慌无措、逃避否认的态度，并没有多大改变。然而，我们的功能获得技术却已极大进步。

2001年，能够根本改变某种病毒或细菌的致死机制的工具还未出现，甚至连改变其传播方式的工具都还没有问世。但现在，它们已遍及大学、学院、高中、商业实验室，为数以千计的科学工作者所拥有。连在自家车库和地下室里DIY的业余爱好者也能拥有这些工具。重金筹备的国防与机构防御实验室不再是唯一将我们与这些致命微生物联系在一起的地方。如何利用新型实验技术工具激活一种可能具有杀伤力的微生物，这样的信息在网上就能轻松获取。

20年前，最令人忧虑的生物恐怖主义A级感染原共有5种：炭疽杆菌、天花病毒、鼠疫杆菌、土拉弗朗西斯菌，还有出血热病毒如埃博拉病毒。眼下，我最担忧的是炭疽杆菌、天花病毒，以及任何我们能通过超级实验室新工具加以改造，使其能传播到人或动物体内并无法由现有的治疗手段与疫苗攻克的微生物。

炭疽杆菌是一种尤其强效的生物武器。它并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但在离开活体的情况下，这种细菌能以极小极轻的孢子的形态存活数十年甚至更久。考古学家甚至曾在古埃及墓葬中发现了它们的踪迹。

当这些孢子被吸入并停留在肺部和胃肠道潮湿、舒适的环境中时，它们会再度萌发，恢复到休眠前的活性状态，并释放出3种致死的蛋白质毒素。在未得到治疗的患者当中，吸入炭疽杆菌引发的肺炎致死率高达45%~85%。在干燥状态下，炭疽杆菌制剂能被隐藏在任何白色粉末中，不会引起机场安检人员或其他人的怀疑。

1993年，一份名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风险评估》的报告，其中比较了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在华盛顿特区可能造成的打击效果。当中一项结论是，一架小型飞机散播仅100千克的炭疽杆菌孢子所造成的人员伤亡，要多于投下一枚由飞毛腿导弹运载的氢弹造成的人员伤亡。在770平方千米的范围内，根据天气等因素以及降落地点的不同，氢弹爆炸造成的死亡在57万到190万人之间。相似条件下，炭疽杆菌的散播造成的死亡在100万到300万人之间。

炭疽病能够通过某些广谱抗生素如环丙沙星来治疗，但快速诊断十分重要，治疗也可能要维持数星期甚至数月。实验室研究已经证明对抗生素产生抗药性的菌株是多么容易形成。

生物武器与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不同，因而我们应对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策略也并不适用于生物武器。生物武器可造成的威胁，与两架喷气式客机撞向世贸大厦，令其轰然倒塌的场景同样可怕。但后者对于纽约和这个国家来说，是一个相对容易“幸免”的悲剧。在2001年9月11日的白天结束时，恐怖袭击已经结束，恢复工作得以开始。但在一场生物恐怖袭击事件中，事件发生当日的结束，仅仅是个开始，甚至在那一刻，还没有人意识到悲剧已经发生。我们或许要等一星期之后才恍然察觉，但那时，最初一批感染者已经将他们身上的致死传染病带到整个美国以及世界各地。

即便是那些不会在人与人之间传播的生物制剂，也会带来令人却步的挑战。距我的住处不远的明尼苏达州布卢明顿美国购物中心是全美国最大的购物中心。每天平均高达10万人次的顾客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

如果炭疽粉末通过四通八达的购物中心高效地向四周播散开来，轻而易举就能造成数千例的感染，进而导致地方医疗系统过载，而后带来数以千计的死亡。感染者最初甚至不知道他们已经被病原体攻击。直到几天过去，发烧、寒战、胸痛、呼吸短促、无力、呕吐和恶心纷至沓来。对很多感染者来说，意识到自己被感染时，一切已然太晚。

如果这个假设真的发生在现实中，那无疑将是一场令人无法忘却的历史性事件，这不仅仅是因为所有随之而来的死亡、病痛和几乎无法想象的恐惧，也同样是因为给整个购物中心彻底消毒的艰巨任务。当然，你也不能索性把它拆掉。在接收到装有炭疽粉末的邮件后，位于佛罗里达州的美国媒体公司大楼关闭了超过5年时间，以防止炭疽杆菌孢子向附近的社区扩散。最终，在经历艰苦卓绝的“大扫除”后，这栋大楼在2007年宣布完全清除炭疽威胁。美国购物中心的规模是美国媒体公司大楼的好几倍，它如果被炭疽杆菌污染，将会沦为一个被废弃的、笨重的、坐落在明尼苏达州草原上的庞然大物。它将如切尔诺贝利一样毒物弥漫、杳无人迹。

三大感染原的第二种是天花病毒。尽管近40年间它没有伤害过一个人，天花仍是这世上最可怕的怪兽之一。在人类历史上，它曾造成的死亡人数累计达10亿，还有不计其数的病例遭受剧烈疼痛、毁容等持久影响。天花对文化的影响极强，它也许是唯一一种在多种文化中被人们用男女神祇的形象来表现的疾病。时至今日，我们不会再将病毒暴发归咎于神灵，但有关天花归来的想法却总是让每一位有责任心的公共卫生官员夜不能寐。

20世纪90年代末，面对天花，我们还十分脆弱。当时我们没有任何办法保护世人不感染上偶然传播或者有意散播的天花病毒。疫苗储备几乎为零，因为已经有太长时间用不上了；而对于依旧留在身边的天花病毒，我们并没有评估过其尚存的威胁。

2014年，人们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场地内的食品与药品监督局的实验室储藏间里一处废弃不用的地方，发现了一批标记有“天花”字样的小瓶。看样子，这些小瓶是20世纪50年代的产物，自1972年这间实验室从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移交给美国食品与药品监督局管理后，便没人再注意过它们。现在，假如这些瓶子是被我们前面提到过的那种心怀不忿的实验室雇员发现的呢？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不言自明。我相信，还有其他天花样本正藏在某些研究者的冷柜中，等待着某一天重见天日。

但这恰恰令事情更加复杂，更加可怕。

如我们所见，21世纪见证了基因科学的蓬勃发展。发现DNA分子双螺旋结构的数十年后，现在的我们已经能探索出数千种腺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鸟嘌呤分子的排列方式，这些嘌呤和嘧啶构成了每一种动植物的基因序列。在受政府重金支持、意义深远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努力下，掌握各种生物的基因序列已经成了现实。

2002年，美国国防部的支持下，研究团队从头合成出脊髓灰质炎病毒。这种病毒由7500对带有遗传信息的碱基对组成，腺嘌呤、胸腺嘧啶、胞嘧啶、鸟嘌呤的特定组合中蕴含着生命的密码。就在数年前，从零开始制造出可致病的脊髓灰质炎病毒还是科幻小说中的情节。这是一次令人震惊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科学事件，这是人类首次利用现成的实验材料，按照已发布的基因序列，创造出一种致病的病毒。相比天花病毒，仅有7500对碱基对的脊髓灰质炎病毒算是一种相对简单的病毒。HIV有约1万对碱基对。1994年科学家测定了天花病毒的整个基因序列，那是整整186102对碱基对。如果说脊髓灰质炎病毒相当于一栋100层的基因大楼，天花病毒就是一栋1600层的基因摩天大楼。所以我们用不着太担心有人在实验室中制造天花病毒。能重建脊髓灰质炎病毒，但没人能重建天花病毒。

然而随着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基因工程的摩天大楼越来越有望建成。现在，在实验室中再造天花病毒马上就会和威默再造脊髓灰质炎病毒一样可行，甚至已经可行了。事实上，在2014年《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名为《复活天花？比你想象中简单》的评论文章中，南加州大学的一位学者曾表示他的实验室或者其他实验室通过类似的方法或可造出天花病毒。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能建造1600层的基因大厦了。

4级生物危害实验室

这会是件容易的事吗？当然不是。相比之下，制造和引爆核武器反而容易许多，这才是我们一直以来忧虑不已的事。但比这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受雇于恐怖组织的科学工作者或许能够通过功能获得技术修改、完善他们的新天花病毒。若真如此，我们将无力以现存的天花疫苗与之对抗。

有效的武器必然具备某些特征。它必须在目标部署者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科学技术条件允许的范围内，必须可以触及打击对象，不能在打击范围内造成间接伤害。一旦投入使用，它必须达到想要的攻击效果。

其他武器很难满足这些标准，因而不易为恐怖分子所用。但生物武器不像一般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那般昂贵，很容易接触目标，而且恐怖分子不在乎任何间接伤害，他们想要的效果——恐慌，以及挥之不去的惊惧——也能得到保证。所以，尽管1995年在东京地铁中投放沙林毒气造成的12例死亡远低于奥姆真理教的阴谋策划者们期待的数字，他们还是达到了他们想要的部分目标：引起恐慌和社会混乱。

此外，投毒与感染后隔一段时间才会显现症状，这会加重和延长恐怖，使追踪、识别和找到恐怖分子变得难上加难。

天花病毒满足所有这些标准。我们不知道在可见的未来，有多少人造感染原也会符合这些标准。如果我们毫无应对，任何恐怖分子都有可能会真的达成他们的目标。那将是人类历史上首次由一小撮邪恶的个体掌握毁天灭地的力量，足以颠覆地球上所有的政治平衡、国家安全、公民健康和经济福祉。

我们在此谈论的是怎样的个体呢？当今世界中，极端主义分子无论是单独行动还是在类似于“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羽翼下集结成群，都是其中最突出的。但并非只有他们。我们还必须考虑到那些存在心理疾病或者愿意将他们的知识和服务卖给最高投标者的科学工作者。许多国家，恐怖主义案件从未断绝。

从这些人扭曲的观念里能生出无数荒谬的理由，驱使他们以最阴险的方式杀害自己的同胞。近年来，我们也在一些案件中看到，实验室雇员因不被欣赏、不受重用由怨生恨，以这种病态的方式来“证明自己”。

以上情形也很难穷尽恐怖分子的种种手段。隐形炸弹人卡钦斯基，是一名拥有天才级智商的男子，他在蒙大拿州一间孤零零的小屋里控诉这没有灵魂的工业化社会。卡钦斯基知道怎么制作炸弹。但如果他不是数学博士，而是生物化学博士，他可能会考虑生物恐怖袭击的方法。如马克和他的长期合作作者、前联邦调查局特工约翰·道格拉斯的书中所写，许多如卡钦斯基这样的病态反社会者的心中，都在经历一场旷日持久的内心斗争，他们心中深藏的空虚不满，与同等强烈的追求宏图与盛名的意识，彼此争斗不休，同时还有被周遭世界忽视的强烈怨恨。

为了了解我们面对投放天花病毒的生物恐怖主义袭击时，会有多么手足无措，让我们看看一种与天花紧密相关，但严重程度不及天花的真实案例。

2003年，一名年仅10岁、感染猴痘的女性患者被伊利诺伊州罗克福德的瑞典美国医院收治。你也许没怎么听说过这种病，因为致病的猴痘病毒与天花病毒都来自正痘病毒属，而天花疫苗能让人体对猴痘病毒免疫，所以它没有成为人们的心头之患。但两种病毒都能引起相似的致命症状。猴痘的致死率虽然远低于天花，但仍高达10%。另外，猴痘病毒还有一个天花病毒没有的特点：它能够在不同物种间传播。

天花的表兄弟 猴痘

20世纪50年代，这种病毒从非洲的猴子身上被分离出来。后续观察证明，猴痘病毒能在松鼠、老鼠和中非某些地方的小型啮齿类动物中扩散。这位名叫丽贝卡的年幼患者，从她在宠物店里购买的一只草原犬鼠身上感染了猴痘病毒，那家宠物店曾养过几只珍稀宠物——冈比亚囊鼠。这些囊鼠从加纳漂洋过海来到得克萨斯州，又从得克萨斯州被运往芝加哥城郊。传染病正是以此类方式，轻松搭上了环游世界的顺风车。

丽贝卡是2003年夏天美国猴痘暴发时期的37名确诊感染者之一，也是瑞典美国医院唯一的猴痘患者。然而，当她出现在医院时，浑身遍布脓包，脓包甚至蔓延到她的嘴和喉咙里，伴随着高烧、疼痛、吞咽困难等症状，这让整个医院迅速陷入混乱和恐慌。当值的医生和护士当中，很少有人近期或曾经接种过天花疫苗。她的出现甚至引发了实践和道德层面的争议。人们争论到底是收治她，还是把她转移到别的医院。一些医护人员害怕因此丢掉性命，另一些因担心有副作用而拒绝接种预防性天花疫苗。

猴痘是不治之症。丽贝卡被迅速隔离起来。任何获准靠近她的人都必须佩戴呼吸器，并穿着全套防护隔离服。任何没有防护的人不得接触她的皮肤。

庆幸的是，她最终痊愈了，只是身上留下了几处疤痕，表明她遭受过这样的痛苦。但如果治疗这样一名小患者就几乎使整个医院失去秩序，并造成长久的情绪创伤，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倘若天花来袭，情况会是怎样的。而且如果真的暴发天花，绝不会只有一名患者。

当天花来袭，被感染者和其他人要等至少一星期的时间才会发觉染上了天花。而到那个时候，投放天花的始作俑者早已逃之夭夭。随即，一些被感染者会出现在医生办公室、医院急诊室，显现出难以诊断的类似常见流感的症状，包括头痛、背痛、高烧，还可能伴有恶心和呕吐。

大多数人会被送回家，医生告诉他们要多喝水、多休息。一些人会极度不适，因而被送去检查，看是否存在脑膜炎之类的疾病，但检查结果呈阴性。一些更有远见的医生会考虑是否存在葡萄球菌感染的情况，特别是食源性感染，但诊断结果却会出乎他的意料。

当同一批患者满身起疹再次来到医院时，医生开始考虑更少见的情况，但患者染病的身体不会对他们开出的任何抗生素药物起反应。他们身上的小疹子会长成硬硬的脓疱，随后开始破裂、溢脓。直到那时，医生们才会停止困惑，并对自己和同事小声耳语他们看见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切。在此之前，没人曾见过真正的天花病例。

当哥伦布抵达美洲时，这片新大陆的印第安人由于对天花和其他传染病缺乏群体免疫而被毁灭。

我们会在这样的情景中度过一日又一日。没有人会知道在危机得到控制之前，我们会经历几轮疫病的传播。但能肯定的是，它将盖过“9·11”的阴影，给美国和世界留下永久的伤疤。

更为严酷的情形是，恐怖分子不会因为我们刚从一场重大疫情中喘过气来，就停下他们“填弹”、安排另一场瘟疫的计划。但终极的恐怖是，如果为恐怖组织服务的科学工作者找到了某种方法，能够改变天花病毒的基因组，令我们现有的天花疫苗激发的人体免疫不再具有保护作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何去何从？

生化污染演习

恐怖分子之所以会成功，我们未能在早期通过环境监测发现病原体，未能迅速察觉病原体在牲畜中的传染，未能快速诊断出患者的疾病，未能持续支持公共卫生和卫生防护事业，未能储备充足的医疗对策用品，未能确保与非传统合作者进行充分沟通，这些失败遭到了恐怖分子的利用。从根本上来说，他们利用了我们未能将生物国防当作最优先发展的国家事业的错误。

不能只是对这些威胁有所反应就满意了。如果一个生物恐怖袭击事件真的发生了，我们需要一个已经准备好的公共卫生和医疗救护系统，来及时应对这种已被设想过的挑战。

大自然母亲每一天都在让我们面对真实而严峻的传染病挑战，一些公共卫生与医疗行业的从业者却公开批评政府在“未雨绸缪”上投入的资源太多，连只投入有限的资源他们都嫌多。他们的观点受到很多人的支持。但我们要记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知识界不相信恐怖分子有足够的组织能力和资源在美国境内进行大规模袭击。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事让我们所有人都猛然意识到自己错了。然而很多分析者仍然没有意识到，进行生物恐怖袭击的成本很小，却能造成巨大的毁灭性后果。

在顶级专家小组推荐的措施中，有一项倡议是设置全国生物威胁情报主任的职位。该主任要负责协调各项相关工作，并充分理解“同一健康”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因为当生物袭击发生时，动物和人一样面临被感染的危险；而现存60%的传染病都是由动物传播到人类社会的。

报告中提出的“生物国防必须在国家与地方层面均得到落实”的观点。在任何袭击中，首当其冲的都是一线急救人员和医院急诊室工作者，他们必须迅速意识到他们正面临什么。报告建议，医院认证体系和联邦财政支持需得到持续的补充和发展，以随时做好准备，处理预期之外的生物危机。为了保证地方医疗系统面对挑战时做好充分的准备。

通过炭疽危机的事例，我们已经知道，即便在一场生物恐怖袭击事件造成的恐慌过去以后，恢复环境的任务也是非常艰巨甚至难以完成的。无可否认的事实告诉我们，我们并不知道如何修复环境，急需更多相关研究。另外，尽管环境保护局应负责处理这类事务，但没有任何明确的法律、配套的规定甚至官方指导文件来说明我们应该如何进行环境修复工作。

我并不是赞同报告中的所有观点。这份报告里有太多以“授权”“使得”“要求”“发展”“激励”“评估”“决定”“联合”等字眼开头的含糊其词的建议。但报告痛陈的问题，以及传达的信息，即世界其他国家对可能直接威胁公共卫生与社会福祉的源头之一的生物武器，缺乏根本的准备，这些一定不能继续忽视。

根据神话所言，当所有可怖之物从她打开的盒子中飞出后，潘多拉注意到，盒子没有完全变空。

盒子底部有什么东西在阵阵颤抖。它的体形很小，翅羽脆弱，但发出了一道耀眼的光。潘多拉大概知道了这是什么，她将它拿起来，小心翼翼抚摸着它，将它展示给厄庇米修斯看。“这是希望。”她说。“你觉得它会活下去吗？”厄庇米修斯问道。

既已打开了潘多拉魔盒，能否给盒中这最后的一点小东西活下去的机会，这完全取决我们每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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