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则产生于中世纪波斯地区的称赞中国人灵巧能干的谚语在西亚、中亚地区流传了几百年，尔后又传入欧洲。在这则谚语流传的过程中，谚语的表述和含义都在逐渐改变，及至被近代早期欧洲人视为一则来自中国并代表了中国人傲慢自大习气的谚语，这种观念又通过欧美文学而影响了现代中国人对自己的认知。本文试图通过追踪这则谚语的由来和流变过程以及其对各类人的“中国观”的影响，展现这个尚未被人深思的典型文化误读事例，借此讨论文化误读和文化对话的意义以及彼此间的关系。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文化误读；近代早期

一、欧洲流行说法

　　18世纪鼎鼎大名的启蒙学者狄德罗(Denis Diderot)在1753年11月出版的《百科全书》第3卷“中国”条目中，称赞中国人的道德时如是说:“我们是大诗人、大哲学家、大辩士、大建筑家、大天文家、大地理学者，胜过这善良的人民，但是他们比我们更懂得善意与道德的科学。如果有一天发现这种科学是居一切科学的第一位，那么他们将可以确定地说，他们有两只眼，我们只有一只眼，而全世界其余的人都是盲者了。”[1]引文中的最后一段话，似乎表明狄德罗从哪里得知，中国人自称是世界上唯一有两只眼的民族，即最聪慧明智的民族，欧洲人等而下之，其余民族则无异于蛮人。不难感觉出这种话语所传达出的中国人自认优 越的信息。虽说狄德罗撰写这段话时正处在对中国充满美好想象的阶段，其时他将中国的世俗道德作为破除欧洲天主教会权威的一件得力工具，因此他对这句话加以善意的解释。然而这种口气在一个对中国持不同态度的人(比如20年后的狄德罗本人)听来，很容易以此证明中国人狂傲自大。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文化和政治优越感并不新鲜，指责古代中国人对外国人骄傲不屑也不算冤枉。但新鲜的是，狄德罗所用典故的表达方式明显不具备中国特色，它让我们感觉如此陌生。假如是因为一句中国人未曾说过的话而被冠以 傲慢之罪，则难免感觉冤枉。为了洗刷可能招致的莫须有指责，我们需要辨明这种以眼睛借喻民族优劣的说法出自何方，以及若与中国人无关则为何会被归为中国人的发明。

　　中国传统中也会以有眼无眼、眼之明亮昏昧等喻象比喻个体的贤愚，但似乎找不到以眼睛数量比喻一个民族之贤愚的典故。而且，将世界人群分为中国人、欧洲人、其他人三部分，这也不是朝贡体系时代中国人世界观的体现。古代中国人的世界观念是“天下”与“绝域”的合成，华夏同周边的属国和蛮夷戎狄共同构成“天下”。除此之外，一切与中国没有固定政治关系的地域都称“绝域”。所以尽管 18 世纪的中国知识界已知晓欧罗巴，也不可能为了它构筑一个三分体系。此外，可能构成狄德罗中国知识来源的那些传教士的报告中，提到中国人自以为居处世界中心而视其他人为野蛮人的并不鲜见，却找不到与狄德罗上述言辞相似的话语。18 世纪中叶报道中国反面形象的典型之作《环球航行记》( A Voy-age Round the World，In the Years 1740 － 1744) ——英国海军准将安森( Baron George Anson) 环球旅程的记录——中也没有这样的话。另外，明末福建士人苏及宇的一篇文章提供证据，表明这个典故对中国人而言是外来事物。苏及宇于1638 年撰写反天主教文章《邪毒实据》，引了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的一段话，“夷辈喜而相告曰: ‘我西士有四眼，日本人有三眼( 两到日本开教被其两杀，故云) ，中国人有两眼，吕宋人无一眼’”[2]。这种说法与前述狄德罗引述的典故相比，既似曾相识，又有明显变化。相同之处在于，都用眼睛的数量比喻智愚贤佞之高下。变化之处则是，判定贤愚的标准在狄德罗那里是道德科学，在传教士这里是对天主教的态度。相应的，在狄德罗心目中，中国人眼睛最多; 而在传教士看来，欧洲人眼睛最多，中国人眼睛较少。尽管有此不同，仍可看出17 世纪中期来华传教士与18 世纪狄德罗所依据的仿佛是同一个故事原型，只是依据不同的价值标准对各民族的“眼睛”数量做了调整。苏及宇的引述已清楚表明这种说法并非出自中国，而苏及宇对“眼睛”喻象的理解也呈现与欧洲人观念的重大差异，同样说明这则典故并非中国产物。他之所以引这则故事，乃因他认为，万历年间中国官府和正派儒士察觉天主教传教士之奸宄形状而驱逐之，但如今传教士复来，国人却不能详察其奸、无有忧患意识，简直不配称有两只眼，连日本人都不如，因为日本人曾两度反天主教。可见，苏及宇对“眼睛”在传教士提供的典故中的含义并无共鸣，他并无以眼睛数量比喻不同地区居民之品质的意识。相反，他对“眼睛”喻 意的理解是纯中国式的——中国人若不为捍卫华夏正统尽心竭力，就是人心沦丧、有眼无珠。

　　鉴于此，可以断定，具有文化比较意义的“中国人有两只眼”的典故并非来自中国。那么它来自欧洲本土吗? 17 世纪来华传教士的说法与狄德罗的说法，哪个更接近原型? 狄德罗和 16 世纪中期的来华传教士显然都不是这则典故的创始人，因为英国在此之前已经流传着与狄德罗类似的说法。17 世纪上半叶的著名英国作家伯顿 ( Robert Burton) 于 1621 年写了一部畅销书《忧郁症的解剖》 ( Anatomy of Melancholy) ，假托小德谟克拉特( Democritus Junior) 之名撰写，因此导论命名为“德谟克拉特致读者”。在 1624 年第 2 版的导论中，伯顿讲了如下典故: “中国人说，我们欧洲人有一只眼，他们自己有两只眼，世界上其他人则都是瞎子。”[3]该典故的内容与表述的言辞明显与狄德罗类似，然而更重要的是，伯顿述及该典故时所传达的感情完全不同于狄德罗。伯顿引用这个典故是为了批评某种傲慢自大的品性，所以他显然是在讽刺中国人无知而又自大。18 世纪的狄德罗无疑引用了一个在当时的欧洲已经流传的典故，只不过他与伯顿有不同的用意，所以，尽管使用由同样言辞构成的同一典故，但却表达了对中国人的不同评价。不过，据此还不能就上文的两个问题而下结论，因为伯顿的作品只说明 17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的传教士不可能是这则典故的发明人。尽管传世耶稣会士文学中看不到这则典故，但早于伯顿写书之时在亚洲活动的传教士是否就没有可能在亚洲发明它并传回欧洲?

　　伯顿作品的 1621 年版中并无这则典故，它是在 1624 年第 2 版中首度浮现，并一直被此后的各个版本保留，俨然成为讽刺傲慢症的经典故事之一。1624 年版同时增加了《伊索寓言》中自大的狐狸的典故，而 1628 年版、1632 年版、1638 年版都渐次为这个小主题增加新论据，可见伯顿( 1640 年去世) 在生前每次出新版时都会增补新内容以充实论证。[4] 不妨说，每次新增加的典故或某人引言也许是他新近发现的，也许是他新近想起来的，中国人有两只眼这则典故恐怕正是 1621—1624 年才被他注意到。但他从何而知? 如果狄德罗时代所能参考的传教士的中国报告都找不到这则典故，伯顿时代按理说更不可能，因为当时欧洲人所能看到的中国报告非常稀少，英国尤其如此。直到 1625年，英国作家珀切斯( Samuel Purchas) 才在他的系列丛书《珀切斯朝圣者五书》( Purchas His PilgrimesIn Five Books) 中出了一辑《东方游记汇编》( Hakluytus Posthumus or Purchas His Pilgrimes) ，收录了许多当时可见的来华传教士的报告。然而伯顿一年之前就提到上述典故，所以当与这部著名的东方游记汇编无关。事实上，欧洲早在 17 世纪之前、甚至传教士来到亚洲之前就流传着中国人有两只眼的典故，所以，不止伯顿、即连赴华传教士都应该是从那个时代的欧洲本土资源中获知这则典故，只是传教士对之做了符合其所处环境的修改。

　　1563 年，葡萄牙历史学家若奥·德·巴洛斯( Joo de Barros) 在其巨著《亚洲数十年》( Décadasda Asia) 第 3 卷第 7 章中这样写道: “正如希腊人认为其他民族都是蛮族一样，中国人说他们有两只眼睛可认识世上万事。至于我们欧洲人，在对我们进行传授以后，我们就有了一只眼睛，而认为其他人都是瞎子。”[5]此时，葡萄牙人不过刚刚尝试靠近中国海岸，这部文献的资料主要是葡萄牙人在印度和东南亚活动的官方记录，关于中国的内容参考了两封因故被监禁在广东的两位葡萄牙人寄自狱中的书信。书信依据亲身经历叙述中国( 主要是广东) 见闻，未见有这则“眼睛”的典故。据说巴洛斯还得到一位华人仆役帮助为他翻译中国地理书籍，这更不可能是巴洛斯获知此典故的来源，因为 此时的中国人连欧罗巴尚不知晓，何况希腊。显然，巴洛斯引的这则典故另有来源。尤堪玩味之处在于，在 16 世纪这个中国报告更为少见的时代，巴洛斯的叙述却比后来的伯顿和狄德罗更为详细真切，并能读出故事性。这似乎也暗示出该典故的来源与伴随大航海时代而来的中欧初识无甚关联。

　　这则典故其实远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就已经出现在欧洲。15 世纪中叶的威尼斯人尼科罗·康蒂( Nicolo Conti) 在其游记中讲到: “契丹人称我们为佛郎机人[6]( Franks) ，其他民族是瞽目人，我们佛郎机人是独目人，只有他们以双目观看事物。”[7]尼科罗·康蒂大约在 1438 年旅行到东方，其行纪是约1440 年由波吉奥·布拉西奥利尼 ( Poggio Bracciolini) 用拉丁文记载下来，英译本收于 India in theXVth Cent. ，叙述中包含了许多有关契丹的详情，但没有明确说是否亲自到契丹。现代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比如 19 世纪英国汉学家亨利·裕尔( Henry Yule) 认为，康蒂引述该谚语时用的是 InterioresIndi，意即 Interior India，而这个词就是康蒂用来称中国的术语，证明康蒂确实到过中国。法国汉学家考迪埃( Henri Cordier) 则对康蒂是否访问过中国持相反意见。[8]无独有偶，1402—1405 年，西班牙使臣克拉维约( Ruy Gonzalez de Clavijo) 出使帖木儿( Timur) 帝国，归来后所写的报告几乎以同样的言辞说起这则谚语，以此来表明中国人的高傲。他说，中国人自称有两只眼睛，佛朗机人( Franks) 有一只眼睛，摩尔人则为瞽目，所以中国人自称是世界上最出类拨萃的民族。[9] 与大航海时代以来的表述方式相比，这两则叙述中最明显的区别是没有“欧洲人”而称“Franks”，这个称呼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康蒂曾解释说，“Franks”是契丹人对“我们”的称呼，而这除了证明康蒂根本没接触过中国人之外，仍让人对这个名称的来由无从把握。明朝初年的中国人根本不知欧洲，更不知什么叫“Franks”，而 15世纪的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也不可能自称“Franks”。

　　一份 14 世纪问世的欧洲文献也提到这则典故。13 世纪中叶，亚美尼亚国王海屯( Hayton /Hethum) 为了突厥人入侵之事前往蒙古王庭寻求援助，希望能够结盟以反对穆斯林。他在鲁布鲁克( William of Rubruk) 的旅行之后不久即1254 年秋天到达哈剌和林拜谒蒙哥汗。1305 年，由于长期的战争和政治事件，他被逐出本国而最终流寓欧洲并出家成为普雷蒙特雷修会会士( PremonstratensianMonk) 。1307 年他在法国以法语向图尔的富尔康( Nicholas Faulkon) 口述了自身经历，富尔康后又将其译为拉丁文，名之为《海屯行纪》( 或《东方史》) ，有 60 章。根据 17 世纪耶稣会士学者基尔谢( Athansius Kircher) 的转述和亨利·裕尔附录的章节，这部历史书有相当篇幅描述契丹国: “契丹国是世界上最大国家，人口众多，财富无限，位于海洋岸边。在世界的这一域，海中岛屿极多，数量不可胜计……据称，契丹国位于世界东极，更远处无人居住，向西与达尔塞( Tarse) 国为邻，向北有比利时[10]( Belgian) 沙漠，南为海上诸岛。”此外，还谈到契丹国人非常聪慧灵巧，并因此轻视所有其他民 族。“他们确有大意如此的谚语: 只有他们契丹人以两眼看事物，而拉丁人以独目看事物，而其他诸国之人则是盲人。”[11]这个王国据说自世界初始就存在了，因为东方来自一个源头，而那个地区除他们之外再无其他部族定居。基尔谢甚至提到，海屯所拜访的是忽必烈，而且他确实到达了忽必烈的王廷 Almalech，即汗八里。[12]

　　但是，在这部问世于海屯旅行后近半个世纪的法文—拉丁文《海屯行纪》之外，还有一部原文为亚美尼亚文的篇幅非常短小的《海屯行纪》，收录于海屯当年出访蒙古的一位随员乞剌可思·刚扎克塞( Kirakos Ganjakeci) 所著的《亚美尼亚史》中，19 世纪才被译为其他欧洲文字。这篇《海屯行纪》以第三人称叙述，详细记录了 1254—1255 年使团往返的实际路线。他们其实只是到达伊犁河畔，之后便渡河向北，经天山北路前往哈剌和林，返回时经过中亚和波斯( Persia) ，根本没有靠近契丹边境。《海屯行纪》中提到“契丹”这个名字，也介绍了契丹国的偶像崇拜和婚姻习俗，以及在契丹那边有个“狗国”，但一点也没提契丹的位置，也没有表现契丹人骄傲的这则“眼睛”典故。此外，上述内容和叙述的方式都与 14 世纪开始流传的那篇《海屯行纪》非常不同。[13]可见，海屯晚年口述的那篇《海屯行纪》中关于契丹的描述并非都是对他早年亲身经历的追述，可能掺杂了事后的想象，也很可能借取了欧洲已有的关于契丹的传闻。对一个自己从未接触过的国度进行粉饰润色，目的显然都是为了迎合欧洲人对扑朔迷离的契丹的迷恋之情，增强作品的可读性，因为此书问世距离《马可波罗游记》的风行并不太远。[14]不过，14 世纪初这部《海屯行纪》中的“眼睛”典故，究竟是追记了海屯当年旅行东方时听到的一种说法，还是借用了此时已在欧洲流传的一种说法，委实难以断定。而不同的结论将导致《海屯行纪》不同的地位，如是前者，则此书或有可能成为该典故传入欧洲并相沿不衰的最早源 头; 如是后者，则“眼睛”典故因何种原因进入欧洲，以及形成于何时何地仍茫无头绪，只能说明该典故在十三四世纪已经流传于欧洲。

二、西亚中亚来源

　　将欧洲版《海屯行纪》、克拉维约出使报告和康蒂游记结合起来看，则作者们对这则典故的引用提供了猜想其来历的有益线索。通常会想到的是，这几部作品可能是从中世纪晚期欧洲最流行的中国报告《马可波罗游记》中获取这个典故的。但是《马可波罗游记》没有这样的叙述，所以我们还是需要从这三则叙述的特点和叙述人的特点着手。 首先，三部作品中对“眼睛”典故的叙述方式非常接近，它们都给阅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即作者是在游历之地获知这条谚语。虽说中世纪的游记通常免不了以某种方式夸大自己的亲历范围，但也无法据此断定三部作品中的“眼睛”典故都是出于这种目的将自己在欧洲的听闻转化为在游历地的见闻，只能推论出他们文中的这则典故来源近似。当然，三人的叙述并非字字相同。在海屯的叙述中，独目者非“Franks”，而是“拉丁人”; 在克拉维约的叙述中，瞽目者特指摩尔人，而非笼统的“其他人”。但这种差异并未更改此典故的主题，而只是突出叙述者个人身份特征的一种修改。克拉维约特称 “摩尔人”为瞽目，想必同西班牙人与北非穆斯林几个世纪以来的恩怨有关; 也就是说，他遵从自己的情感把泛指其他民族的词汇变成他最痛恨和鄙视的“摩尔人”，借“契丹人”之口贬低穆斯林。类似的，《海屯行纪》中的独目拉丁人恐怕是拉丁译者福尔康为了表明独目者是指他自己所属的这群人而修改。至于 16 世纪之后“Franks”被“欧洲人”取代，自然也是欧洲人的修改，因为康蒂已经流露出以“Franks”称呼他们不合适的态度。而“Franks”这个词本身也将构成追寻典故来源的一个线索。这个典故的主题则是把世上众人按智巧程度分为三群: 中国人为一群，欧洲范围内的人为一群，其他人为一群。这样一种划分结构是否已经暗示，这个典故来源于中国与欧洲的中间地带呢? 其次，三位作者都未接触过中国人，最接近中国人的莫过于克拉维约，他曾在帖木儿王廷见到了 1395 年出使帖木儿而遭长期扣留的明朝使臣傅安，但也仅仅是蒙面而已。因此，他们的中国印象事实上都形成于中国以西的地区。那么如果“眼睛”典故果系他们得自游历之地而非袭用欧洲旧典，则应当得自中国以西的某个地区。再者，此时的大西洋航路未通，三人的东方之旅都必须经由波斯地区，不管康蒂是否在波斯湾改行水路前往印度，总之海屯和克拉维约要跨过波斯进入中亚，而他们又早于康蒂知晓该典故。这似乎也表明，中亚和西亚地区与这则“眼睛”典故有密切关系。

　　那么，12—15 世纪的中亚、西亚究竟有无类似的典故流传呢? 有倒是有，只是相关的文字论述出现时间甚至比康蒂的游记还晚，并且同样是来自欧洲人的游历报告。15 世纪 70 年代( 1471 或 1474年) ，威尼斯使节若萨法·巴尔巴罗出使波斯，波斯国王哈桑( 1453—1478 年在位) 对他说: “您当然知道一句波斯谚语: 中国人有两只眼，同时法兰克人( Franks) 则有一只。”[15]尽管这则材料在欧洲出现的时间晚于上述三份材料，但重要的是，它明确提出，该典故是波斯谚语。按照这条记录，则波斯国王也与欧洲人一样，在引用这个典故时虽不歪曲主题，却也不可避免地做出有利于自己身份的修改，他只提到两群人，而略去显然包含波斯人在内的瞽目人一说。波斯裔法国学者阿里·玛扎海里( AlyMazahéri) 特意指出，此间的“Franks”是对“希腊人”的误译。但为何 15 世纪的欧洲旅行者都会发生这种误会呢? 想必因为波斯人用的词汇是“Farang”。“Farang”的语源和确切含义在现代学者中仍有争议，但公认它是波斯地区对其西边区域的称呼( 或指希腊，或指罗马帝国，或指东罗马帝国) 。欧洲学界最早解析“Farang”含义的是 18 世纪的法国耶稣会士刘应( Claude de Visdelou) ，因此 12—15世纪的欧洲人听到这个词汇时误会为他们能明白的“Franks”，这不难理解。由此，“Franks”这个词出现在这则典故中，也是这则典故出自西亚—波斯的一个证据。将巴尔巴罗的报告同前述三份报告结合起来考虑，如果说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四个人都如共谋一般，把在欧洲流传的典故打扮为其游历地区的谚语，这未免有过度怀疑之嫌。更易于接受的结论是，他们的确在西亚、中亚旅行期间于当地听到过这则典故。而且可以进一步推论，正是在十四五世纪之间，这则典故借以上这些作品( 或许还有其他同时期的同类作品) 传入欧洲并逐渐流传，进而日益给欧洲人造成一种印象是中国人发明了这种说法来抬高自己。于是随着海路开辟、欧洲人与中国人发生日渐广泛的直接接触后，这则“波斯谚语”竟成了欧洲人指责中国人傲慢无知的铁证之一。

三、波斯谚语含义

　　那么这则“波斯谚语”究竟表达了什么呢? 它在波斯地区又有什么来历? 对于已成为民间谚语的东西，追寻其文本渊源本就困难。目前所见最早述及该谚语的是 8—9 世纪丰产的巴格达作家艾尔 － 扎希兹( Al － Jāhiz，776/781—868/869，本名 Abu Uthman Amr ibn Bahr al － Kinani al － Fuqaimial － Basri) 。他在《黑人之于白人的优越性》( Superiority of Blacks to Whites) 这部作品中提到一句谚语: “除了以他们的两只眼睛观察一切的中国人和仅以一只眼睛观察的希腊人之外，其他的所有民族都是瞎子。”[16]阿里·玛扎海里提到该谚语起源于摩尼教。扎希兹仅是转述，他亦提到该谚语在安息—萨珊—阿拉伯—土库曼语中都有流传。[17]这就可以理解，为何欧洲人访问西亚和中亚时都能听到这则谚语。而且，该谚语若真来自摩尼教徒，则也可以理解为何这一明显贬低西亚和中亚各民族的谚语会出现于该地区。摩尼教以波斯和中亚为基地，其普世主义立场一如中世纪的基督教，摩尼教徒的民族意识想必较为模糊。该谚语中称扬的中国人和希腊人恰恰指明摩尼教一直以来希望征服的两大地区——中国和地中海对岸的欧洲。摩尼教曾于 4—6 世纪在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境内存在过，但始终受到帝国排斥。在中国，它曾于 7 世纪末得到武则天的支持，又于八九世纪间( 768—842 年) 因回鹘扶持而得以在唐朝自由发展。然而在总体上，摩尼教在西亚和中亚根基深厚，在中国与欧洲却屡遭排斥。也许正是这种求之不得寤寐思服的状态大大刺激了摩尼教徒对中国和欧洲的渴望与想象，在此背景下拟撰出这则谚语，高扬中国人和希腊人而贬抑其他已被摩尼教征服的民族。艾尔 －扎希兹生活的时代，摩尼教在阿拉伯人统治的波斯尚被优容，甚至是部分受教育阶层的时髦宗教，摩尼教法王在巴格达驻扎到 10 世纪。而艾尔 － 扎希兹作为当时受到哈里发赏识的著名作家，若与摩尼教徒接触往来，也颇符合身份，由他转述这则来自摩尼教徒的谚语合情合理。扎希兹可谓中世纪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他的影响足以使这则谚语在后来几个世纪普遍流传于西亚和中亚。

　　然而还有一个问题，一则只赞扬中国人和希腊人而贬低包括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在内各民族的谚 语，怎么会在这个地区长盛不衰呢? 扎希兹本人就不会赞成这种说法，他作为东非人的后裔，特意写了《黑人之于白人的优越性》来称赞黑人。他还在另一部作品中提到中国人擅长技术而希腊人擅长理论，然而落脚点却是阿拉伯人最优秀，因为阿拉伯人是最辉煌的胜利者，不需要具备任何具体技能和从事任何具体职业。[18]阿里·玛扎海里认为，波斯地区居民一向承认丝绸和钢刀的中国起源论，大多也承认泥浆、水泥这类技术发明来自中国，对中国技术的赞赏态度是认可摩尼教徒那则谚语的重要背景。[19]此说可备一观，尤其是考虑到13—14 世纪蒙元政权同波斯的伊利汗国关系密切，波斯人完全可能大方地称颂中国的技术与制度。然而尽管如此，前文所提15 世纪波斯国王哈桑向威尼斯使节引述该谚语时特意略去关于瞽目人那半句话，仿佛正表明对这则谚语的保留态度。至于前文所谈完整复述该谚语的几例中，西亚人和中亚人对它持何种态度，以及出于什么意图引述该谚语，其实无法窥知。

　　以眼睛数量比喻各民族文化优劣的这则谚语在西亚和中亚流传过程中引起过什么样的反应，本文限于材料而不能解答，但通过梳理该谚语的原生地和传入欧洲的途径，我们却能够清晰地看到欧 洲人如何对这则谚语发生误读。这则很可能由摩尼教徒发明的谚语，或许表达了摩尼教徒对于其预期传教目标的向往之情，一如中世纪末期和大航海时代的天主教对东方及所谓约翰长老国度的华丽想象。伊斯兰教统治下的西亚和中亚则或者因为地处中西交通要冲而继续感受到中国某些技术的价值和希腊思想的精深，从而大体上仍以正面态度对待这句谚语。无论是摩尼教徒还是伊斯兰教徒，对希腊和中国的这种评论都是部分的事实依据掺杂部分的他者想象，重要的是，这种评论属于西亚和中亚的居民，而完全无关乎希腊人/欧洲人和中国人的思想。然而这种传达了西亚、中亚居民特定思想的言论被欧洲人接触到后，各个时代的各类欧洲人并无意于追究此种言论在西亚、中亚语境下的来历和意义，而径直用自己的感情和价值观衡量它。所以伯顿和狄德罗可以使用基本相同的言辞得出对中国人的不同评价，在华传教士可以为了更有针对性的目的而对它大加润饰，连首次接触到这则典故的明代中国人也不免根据自己的理解重新诠释它。[20]将这些诠释与典故原意相较，显然都属于“误读”。在这些形式不同的“误读”中，影响至深并占主导地位的诠释莫过于将该典故视为中国人向全世界发出的傲慢宣言。虽然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知道该结论是不实之辞，然而任何历史性分析都无法淡化的一个重大事实是，当这样一个经由误读产生的中国形象确立之后，它已经对于欧洲人之认识中国产生深远影响。这则故事不仅在 16—18 世纪欧洲人谈论中国的各类言辞中成为一个论证中国人傲慢的著名典故; 甚至到了 1932 年，美国著名侦探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21](Ellery Queen) 在其《希腊棺材之谜》( The Greek Coffin Mystery) 中，还直接引用了伯顿《忧郁症的解剖》中那则“眼睛”谚语，并毫无怀疑地以之为中国俗语。这部 20 世纪的通俗畅销小说肯定会强有力地推动该谚语在欧美世界的流传，同时也巩固了一些人对中国的偏见，甚至可能使热衷奎因小说的中国人也误会了祖先。

四、误读、对话与反思

　　在本文所描述的小故事中，欧洲人对一则有关中国的消息的认识方式，同那个时期欧洲人对于中国的思想、宗教、历史、文字、制度的总体认识方式并无二致，都是本位主义式和急功近利式的误读。这种各取所需式的理解合乎天性，也合乎阅读和交谈过程的实况，这就是不可避免的文化误读，即按照自身的文化传统、思维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读另一种文化。文化误读之产生同时有其心理机制和传播机制。个体或群体面对新事物时必须首先以自身的思维与习惯去解读对方，试图将之同自身旧有经验相比较( 或力图同化) ，尔后才能产生认识。另外，个体在认识发展中还有改造自己的经验图式以适应新客体的协调过程。同化与协调的共同作用促使人类更新认识和扩充经验。不过，在整体性的文化接触中，往往呈现出协调意识较弱而同化心理突出的局面，文化本位主义由此产生。因为“传统”是一群人赖以生活和保持秩序的基础，比之个体会有更强的肯定自身而排斥异己的倾向。这就意味着，当在本文化的经验图库中找不到可供比附外来事项的对象时，可能会在困惑之余产生误解; 或者当外来事项的意象看似与本土传统价值观相悖之时，易于直接否定该外来者。两种情况都是由于缺乏深思熟虑，本文所论近代早期欧洲人对眼睛谚语之价值取向的判断正属于后一类。文化心理的作用致使文化误读先天存在，传播过程的非真空化和非理想化自然会加剧误读。每一个传播环节都会重复发生如下现象: 因为无法准确知道其他人的思维状态而只能依据自己的思维状态和经常模糊不清的信息来破译信息意义。眼睛谚语的含义在欧亚大陆流传几百年而发生微妙变化，可谓此种传播误读的生动实例。

　　当然，文化误读并非总带来不良后果，它也可能是文化创新的动因之一。比如启蒙时代欧洲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误读就对欧洲社会的变革发挥了积极影响，本文中眼睛谚语在不同时空产生的多种含义也闪烁着再诠释过程中的创造之光。但是，以全面了解或理解为基础、以承认差异和力求沟通为先导的“对话”式理解模式毕竟更加积极。“对话”应当是认识到“误读”之先天性与内在性之后的有意识调整措施，而非出于简单的慈悲或容忍之心的和光同尘之举。笔者将“对话”理解为在构筑一个混合性空间的基础上互相交谈，“混合”就要求双方都要同时做到既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又虚心倾听与理解对方的观点，以这样的态度为前提才能通过谈话与谈判直面问题，进而寻求以理解的方式应对差异性难题。即使差异不能消除，但个体或群体心中多了一份思考，总会有助于文化反思和观念创新。反之，若面对成说之时仅乐于蹈袭典故却无意反思，或者武断地将己之所欲强加于人，则人类就无法克服易于误解的本性而永远在偏见中挣扎。假如中世纪的西亚人、近代早期的欧洲人同晚明时期的中国人能够共聚一堂讨论这则眼睛谚语的由来始末，很可能欧洲人会对中国人冰释误会而同时大家都颇觉增长见闻。然逝者远矣，这种跨越时空的盛会只能由历史研究者在案头完成。然而另一方面，历史学者钩稽旧案就是为了给当今提供一种反思性经验。我们可以通过理解古人的误解如何发生而努力提醒自己不要重蹈覆辙。历史上的中国经常因自身失语而承担任由他人误读所造成的恶果，在本文所述事例中，中国就是这般无辜。但这并不意味着只该由欧洲人反思而中国人只等待被同情，自我反思、借用“他者”之镜来反思或者客观地了解对方，这三者对于减少摩擦和增进理解有同等的价值。

　　［本文作者吴莉苇，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2］

　　注释：

　　[1]转引自朱谦之:《中国哲学对于欧洲的影响》，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亦引此句话，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5—197页。

　　[2]苏及宇: 《邪毒实据》，收徐昌治辑: 《圣朝破邪集》卷三，参见郑安德辑: 《明末清初耶稣会思想文献汇编》卷五，北京大学宗教研究所2003 年版，第112 页。

　　[3]罗伯特·伯顿: 《忧郁症的解剖》( Robert Burton，The Anotomy of Melancholy: With all the Kindes，Causes，Symptomes，Prognosticks，and Severall Cures of It) ，伦敦 1624 年版，第 32 页。书稿得自网上数据库“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

　　[4]以上所提各版书稿皆得自网上数据库“Early English Books Online”，此书1676 年版在引用这则典故之后括注一句话，“尽管斯卡利杰也称他们是野蛮人”，意即尽管中国人和欧洲人以外的人也被欧洲历史学家称为野蛮人，但中国人称他们盲目无知，仍过于傲慢，这就进一步表明对中国人的不满。此句在晚于 1676 年的版本中继续出现。斯卡利杰是荷兰历史学家，1609 年去世。不过在笔者所能见到的伯顿生前版本中没有这句话，不知是 1638—1640 年仍有新版本，还是伯顿身后的重版者所加。

　　[5]巴洛斯: 《第三个十年》第 7 章，王锁英译: 《葡萄牙人在华见闻录》，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134 页。同一篇文献另一个译本则译为: “正如希腊人视其他民族为野蛮人一样，中国人自认对世间万物无所不精。在同我们接触后，中国人说我们欧洲人对万物不过一知半解，其他民族更是愚昧无知。”澳门文化司署编: 《十六十七世纪伊比利亚文学视野里的中国景观》，大象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4 页。这个译本将“眼睛”的比喻意译，并且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是欧洲人的作用不同。

　　[6]这则和下一则都来自裕尔著作的张绪山译本，将 Franks 译为“佛朗机”，可能是译者考虑到一个世纪后明朝人称葡萄牙人为“佛朗机人”之故，但这并不合适，尤其是在本文考虑的问题之中，仅看译名会造成一些不必要的误解。裕尔著作 1915 年英文本中确实使用“Franks”一词，而中世纪晚期的欧洲人著作中提及中国人对欧洲人的称呼时为何频频出现“Franks”，下文将加以考辨。

　　[7]裕尔著，考迪埃修订，张绪山译: 《东域纪程录丛》，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41 页。本文的相关内容直接引用这个中译本的译文，不过亦参对英文原本，即裕尔、考迪埃: 《契丹及通往契丹之路》( Henry Yule，Henri Cordier，Cathay and the Way ThitherS. vol I: Preliminary Essay on the Intercours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ern Nations Previous to the Discovery of the Cape Route) ，伦敦 1915 年版。

　　[8]裕尔: 《东域纪程录丛》，第 141 页，第 145—146 页注释 6。

　　[9]裕尔: 《东域纪程录丛》，第 234 页。裕尔选录的这一节来自克拉维约报告 1859 年英译本《克拉维约出使撒马尔罕的帖木儿王庭录》( Narrative of the Embassy of Ruy Gonzalaz de Clavijo to the Court of Timur，at Samarkand，AS. DS. 1403 －1406S. Translated by Clements RS. MarkhamS. London: Hakluyt Society，1859 8voS. pS. 171) 。但杨兆钧据土耳其人 mer Riza Dogrul 之土文译本转译成的中译本在相应位置却没有这个典故。杨北钧: 《克拉维约东使记》，商务印书馆 1997 年版，第 157 页。

　　[10]裕尔著作的张绪山译本将 Belgian 译为“比利时”，在此语境下直接采用现代译名显然不合适，不如译为“贝尔延”。这个沙漠的名称应当来自对当地人发音的音译，直接套用近代欧洲地名的译名容易产生误解。

　　[11]裕尔: 《东域纪程录丛》，第 232 页。基尔谢只简单转述说，契丹人声称自己是唯一两只眼都可视物的人，其他人都只有一只眼看东西。

　　[12]裕尔: 《东域纪程录丛》，第126—128、232—233 页; 基尔谢著，范·图尔( C. D. Van Tuyl) 译: 《中国图说》( Athansius Kircher，China Illustrte) ，印第安那大学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2、85 页。

　　[13]原始的《海屯行纪》中译文及有关研究情况可见何高济译: 《海屯行纪》，中华书局 2002 年版，第 1—25 页。

　　[14]《马可波罗》游记可能被参考，因为其中记载的流通全国的纸币不可能是海屯旅行蒙古时期的产物，接近《马可波罗游记》中 所说的纸钞。不过，该书对契丹人长相、品性、宗教、物产以及契丹国周边地理的介绍都不同于《马可波罗游记》，显然另有来源。

　　[15]《若萨法·巴尔巴罗游记》，哈克卢伊特学会 1873 年版，第 58 页; 转引自阿里·玛扎海里著，耿昇译: 《丝绸之路: 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中华书局 1993 年版，第 329 页。

　　[16]扎希兹作品的英译本是选译本，其中所收《黑人之于白人的优越性》( Superiority of Blacks to Whites) 未收论及中国人的内容，佩拉编译: 《扎希兹的生平与作品》( Charles Pella，ed. ＆ trans. ，The Life and Works of Jahiz) ，加州大学出版社 1969 年版，第196 页。本句引自阿里·玛扎海里: 《丝绸之路: 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 329 页。

　　[17]阿里·玛扎海里: 《丝绸之路: 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 376 页。

　　[18]佩拉编译: 《扎希兹的生平与作品》，第96—97 页。

　　[19]阿里·玛扎海里: 《丝绸之路: 中国—波斯文化交流史》，第376 页。

　　[20]当代人对这则谚语仍免不了各取所需式地误读，比如季羡林先生提到这则谚语时，便出于区分东西文化各自特征的意图而认为这则谚语深刻如实地反映了中世纪时只有中国和希腊有显著、突出、辉煌的文化的实情，也表明当时波斯和阿拉伯居民有着公允和细致的观察，能够正确指出东西方文化之别。他进而又将眼睛的开闭作进一步引申，喻指中国人和西方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的变化，这层喻意则有类似于近代早期欧洲人对谚语中“眼睛”喻象的理解。而将“眼睛”引申落实为自己感兴趣的具体内容，这种阐释方式与本文开篇狄德罗的做法同类。见季羡林: 《〈东方文化集成〉总序》，第 7—14 页，收季羡林主编《东方文化集成》丛书各卷卷首。

　　[21]埃勒里·奎因( Ellery Queen) 是一对表兄弟曼弗雷德·班宁顿·李和弗雷德里克·丹奈合用的笔名。

(责任编辑: 任灵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