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袁　源 张小林 李红波 胡晓亮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地理科学》2019年第8期，第1219-1227页  发布时间：2019-10-25  浏览次数： 9721次

【摘　要】西方国家对乡村空间的认识经历物质、意象再到三元综合体的深化，后者作为西方学界理解乡村空间的系统性理论框架，为研究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转型过程提供全新视角。西方国家的乡村分化表明，乡村空间转型的功能与价值重塑，在全球乡村视角下有一般规律性，对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研究有重要启示。当前中国正处于城乡空间加速重构的关键时期，加强乡村空间及其转型在多维度认知、多功能趋势和多主体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地理学研究范式，响应乡村振兴的时代主题。

【关键词】乡村空间；转型；三元综合体模型；后生产主义；乡村振兴

20世纪上半叶，西方国家的乡村研究受制于“城市导向”的科学发展框架，过于强调乡村生活的社会病理性问题，在或隐或显的现代主义立场下逐渐趋于社会科学研究的边缘地带[1]。二战以后，伴随着城市病问题以及逆城市化现象兴起，乡村成为人们向往田园生活的寄托之地，呈现复苏迹象并由传统生产空间逐渐走向分化[2]。面对乡村空间定义、价值的变化，西方乡村研究亟需寻求新的解释。长期以来，OECD国家出于政治需要，将乡村视作非都市区域，甚至是城市的剩余（residuals），这种依赖统计数据的定义方法忽视乡村其实是多元化的、独立性的复杂区域[3]。乡村社会学研究也试图通过地方性和乡村性阐释乡村转型理论[4]，但西方国家的经济重构具有明显的去空间化倾向，现代资本运作摆脱传统的城乡边界，乡村空间的传统生产功能逐渐被消费功能取代，以游客、第二住宅、新中产阶级、保护组织等为代表的新社会阶层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力[5，6]。70年代兴起的“激进的空间”和“空间的生产”思想，形成对资本主义空间发展不平衡的批判[7]。乡村研究“紧跟”这种“后现代社会学”思潮，从内省的视角探求乡村空间的重新定义，重点关注工业和资本的全球化生产在“国家-地方”尺度产生的普遍影响，尤其是资本积累通过“空间修复”和“创造性破坏”导致的社会空间结构分解和重构[8]。Cloke的《乡村研究手册》、Woods的《乡村》等一系列重要著作即从学术视角关注了乡村空间转型正在经历的危机和挑战[9，10]。

在当前全球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不断推进的时代背景下，中国正迈入经济社会深刻转型、城乡空间加速重构的新时期[11，12]，乡村地域的聚落景观、产业结构、社会组织、文化意象等都发生了急剧变化[13，14]。乡村空间不仅趋向杂合化[15]，在资本和集权的支配下也愈加物化[16]，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亟待破除。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就是要着力解决好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新时期应更加注重以城乡融合为导向的转型研究[17]。随着中国乡村日益接轨全球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借鉴西方国家的乡村转型研究有助于中国语境下的乡村空间再认识，对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1西方国家对乡村空间的认识

西方国家对乡村空间的研究经历了实体空间与抽象空间、物质层面与社会层面的“二元对立”，Halfacree受到“空间的生产”理论启发，构建了探索现代乡村空间的“三元综合体”模型，是西方乡村空间研究较为系统的理论框架。

1.1从二元对立到“三元综合体”

西方对乡村空间的定义一度陷入物质与意象的二元争辩。地方性（locality）最先用于对物质空间（被感知空间）的定义，大部分唯物主义学者将乡村比喻为“容器”，能够在空间进行生产、再生产甚至发生转型，但这种地方性应易于识别且明显区分于非乡村环境。随着西方国家农业地位的式微，乡村空间去生产化的过程给了现代资本由城及乡扩张追逐“剩余价值”新场域的机会，资本积累表现出明显的去地方化倾向。乡村地方性（特别是在社会层面）逐渐消失，政治经济学家甚至鼓吹乡村和乡村经济不复存在[18]，对乡村空间的探究从物质转向意象并引发二元对立。但关于意象空间（被构想空间）的表达，无论是俗语化还是学术化的方式，都不足以形成对乡村日常生活完整且真实的写照，Moscovici提出要抓住实质、减少表述上的复杂性，建议用社会表征（social representations）概括——即同时包括乡村的真实景象和抽象概念，但社会表征多大程度上能够区分群体性和个体性的表征行为又成为学界激烈交锋的话题[19]。

Lefebvre“空间的生产”理论问世，引发西方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响应[20]，Harvey将其解读为由资本主义生产的抽象空间，通过市场和社会再生产压力和需求的反复锻造，超越了“生产模式”下的实体空间，为资本积累创造空间的“稳定性”。更重要的是，这种抽象空间还赋有“能动性”，尤其从人文主义视角来看，不仅是生产实体产品的场所，还衍生出表征实体空间的理念、意识。因此，抽象空间具有多重特征和复杂结构，在“三元辩证法”的框架下可以总结为空间实践（被感知）、空间的表征（被构想）以及表征空间（被生活）[21]。受到启示，Halfacree对一直深陷地方性和社会表征的乡村空间二元主义进行了修正[22]，引入实践这一关键元素，构建了探索现代乡村空间特征和状态的“三元综合体”模型（three-fold model of rural space），包括乡村地方性（rural locality）、乡村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the rural）和乡村主体（lives of the rural）。其中，乡村地方性明显存在于生产或消费行为在空间上的差异；乡村表征则代表资本、官僚和政治的诉求，特别是将乡村纳入资本生产和交换的框架体系，谋求通过乡村的正式表征实现对乡村地方性和乡村主体的统一支配；乡村主体来自琐碎的个体或社会要素（文化）对自身的表达及彼此之间的交流。如Halfacree所言，三元综合体实现了对乡村空间已知但零散元素的重组，通过重拾而非重建的方式形成对乡村空间的再认识。

1.2对乡村空间转型的理论解释

三元综合体通过地方性、日常生活和社会表征的整体性（totality）定义乡村空间，Halfacree进一步借鉴调节主义理论（regulationist concept）对结构化关联（structured coherence）的解释，通过探索乡村空间内部三元体的相互关联程度评价其稳定性，进而判断乡村空间转型趋势[23]。调节主义主要关注经济、政府和社会民众在地方尺度上维持相对稳定性的程度与趋势1，该理论认为，所有社会要素不仅能在乡村空间中得以改造，还能通过内部化的方式影响乡村空间三元体之间的关联程度。总体上，地方性、日常生活和社会表征都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由此形成的结构化关联可概括为3种形式2（图1）。

图1 乡村空间结构化关联的3类形式及其转化

1）一致的和统一的。乡村空间的所有元素都以相对平稳的、一致的方式相关联，被感知的、被构想的和被生活的空间（三元体）保持步调一致并相互促进。其中，乡村的社会表征是统一的、具有压倒性和支配地位。

2）冲突的和脱节的。乡村空间的元素之间存在张力和冲突，但总体上仍表现为相关联，内生性分歧是引发冲突的原因。乡村的正式化表征支配性较低，较之于上一个形式主要是存在多样化的空间实践。

3）混乱的和不连贯的。由于乡村空间的各个元素存在深层次的冲突，在地方尺度上缺乏结构化关联，乡村空间被乡村日常生活支配，地方性和社会表征几乎没有关系。这一形式表明抽象的空间性可能会被破坏，比如，无法进行社会再生产。与前一个形式不同，分歧来自系统外部，如若无法修复，系统将濒于崩溃。

2西方国家乡村空间转型的过程

西方国家的乡村空间转型经历了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的演化路径。三元综合体模型为研究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乡村空间转型提供了全新视角，乡村空间在不同时期的结构化关联形式表明，后生产主义乡村空间必然走向多元分化。

2.1生产主义的兴盛与消亡

18世纪以来，英国一直是欧洲大陆最为发达的农业国家，工业革命爆发后英国政府实施重工轻农的政策[24]，在二战期间遭遇重大粮食危机。战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重新将粮食生产放到首要位置，出台了包括《农业法》在内的一系列政策措施以保证粮食产量的增长，并通过农业补贴、公共资源均等化政策，缩小乡村与城市生活质量的差距。同时，为了满足国民对乡村田园生活的追求，也着力加强城市化过程中对乡村自然资源和文化建筑的保护。从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是乡村空间的生产主义时代。生产主义认为农业是以粮食生产为目标的产业，作为“国家支柱”的农民享有政府提供的各项优惠待遇。总体上，这一时期的生产主义对于塑造乡村空间的地方性、社会表征和日常生活产生积极作用，形成了乡村空间内部“整体性”的结构化关联。但也有例外，在英国的其他一些地方，也存在人口迁出的现象，特别是在生产主义较弱的地方，其他经济活动也会影响农村的日常生活，并非表现为单一的生产主义特征。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资本全球化的影响逐渐加深，WTO框架下的全球粮食贸易系统强化了国际市场的作用。国家之间签订的一系列粮食自由贸易协定，引发了当时的欧洲共同体、美国和以碑石组织为代表的大型粮食进出口集团的贸易竞争，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型农业起到了促进作用，而发达国家农业在乡村空间中的支配地位进一步削弱。另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的农业生产基于福特主义大规模、标准化的模式，不仅导致产量过剩，农药、化肥的滥用还造成乡村环境的严重恶化，《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触发公众对环境问题的空前关注。生产主义内外交困的境遇加剧了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引发了更深层次的危机，如乡村公共设施和福利削减、商贸企业倒闭和转行、农民家庭被迫调整行动策略等。这一期间，经济转型和社会重构对乡村空间的地方性产生深远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曾经以绝对、垄断的方式塑造乡村形态和功能的生产主义逐渐走向消亡（表1）。

表1 英国乡村空间在生产主义阶段的兴盛与消亡

2.2后生产主义的乡村分化

西方国家向“后生产主义农业”的转型具体表现为减少国内粮食生产和政府对农业的补助，为粮食产业开放更加自由的全球经济市场，制定更为严格的产业环境准则[25]。这标志着在乡村资源利用方面，尤其是农业，二战以后由化石能源驱动的生产方式转向更加注重保护环境。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农业的核心特征发生了重要转变——前者表现为密集性、集中性和单一性，后者则更多表现为外延性、分散性和多元性，即降低农业生产的土地利用强度和规模、土地交由不同主体管理以及农业出现兼业化。这种多元化的转变也从农业部门扩散到了“后生产主义乡村”，乡村空间进一步表现出异质性。

“后生产主义乡村”的发展模式更多强调消费导向，乡村应该提供更加多元而非单一的产品。这种去农业化、去生产化的发展思潮，受到了以荷兰、比利时、法国为代表的传统农业大国的质疑，Marsden倾向于将后生产主义理解为通向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过渡阶段，乡村的转型发展应当倡导“多功能”理论，兼顾“生产主义”与“后生产主义”。受此影响，相关研究也由多功能农业向多功能乡村拓展[26]，提出包括后生产主义的乡村发展模式、乡村多功能转型等理念[27]。欧盟进一步将其贯彻到政策实践中，为乡村发展分别制定了竞争性和多功能性的措施，前者强调激发乡村发展活力，后者侧重乡村的生态保育与经济多样化。后生产主义时期乡村空间的异质性改变，也激发了广大学者对后生产主义乡村可能发展模式和乡村空间分化类型的探讨（表2），但在概念上提炼出具有涵盖性的类型并非易事。以Marsden的乡村理想类型为例，主要还是基于对当时英国乡村的认识，只反映“地方”尺度的尝试，并非对全球乡村具有普适性。

表2部分西方学者提出的乡村空间分化

乡村空间三元综合体模型强调从整体性实现对乡村空间的认知，是西方乡村空间研究较为系统的理论架构。Halfacree通过借鉴法国调节学派理论，模型从结构化关联视角剖析乡村地方性、乡村表征和乡村主体之间的相互关联程度及其转型。但对英国乡村从生产主义到后生产主义转型的剖析发现，空间作为资本主义或现代主义的产物，其内部充斥着矛盾和对立的社会关系，这意味着生产主义乡村空间表现的一致性关联徒有其表，资本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将打破各元素之间相互关联。调节理论指出尽管矛盾有其对立和斗争的一面，但也有其互为条件、互相渗透和互相依存的另一面。社会关系在一定期间内会维持相对稳定以满足再生产的需要，乡村空间受到来自系统内外部的交互作用，始终处于不断适应、磨合和改造的过程[28]，在不同时期表现为不同形式的结构化关联。因此，所谓后生产主义乡村空间大多属于非一致性形式，必然走向多元分化的路径。

3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的新趋势及其启示

受全球化、城镇化、现代化等作用的交互影响，现阶段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的宏观背景是国家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化、由乡土中国向城市中国转变，各类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与整合，对乡村空间转型发展的动力与模式转换、功能与价值重塑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3.1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的趋势与机制

1）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乡村发展孕育新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2%提高到2016年的57.35%，平均每年提高近1个百分点[29]。大规模城镇化进程驱动了城乡间和地域间人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一方面带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扩散，整体上加速了乡村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乡村地区一系列的要素转移、结构转变和功能转换又导致传统乡村社会和文化在应对外部变化和挑战时出现不协调、不适应的新问题。1978～2016年，中国乡村人口从7.90亿下降到5.90亿[29]，大量人口外流导致部分乡村空心化现象严重，劳动力短缺、本地市场萎缩和经济衰退等问题愈发凸显。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016年中国农民工总量达到2.82亿人，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已逐渐成为主体，占总量的49.7%[30]。许多乡村地区青壮劳力过速非农化加剧了“三留人口”问题，难以支撑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也给乡村治理带来挑战。过去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进一步转向以业缘关系为依托的“原子化”社会，村落共同体呈不断瓦解的态势。

2）城乡融合阶段乡村分化走向新格局。乡村分化发展是乡村空间转型最直接的表现，当前中国已进入城乡融合发展的新阶段，乡村空间的格局、要素、结构和组织关系等呈现出加速变动和重构的趋向，乡村空间由同质性向异质性分化。部分越来越城镇化[31]，甚至不亚于小城镇；部分向特色化、专业化方向演变，成为工业村、旅游村、现代农业村等[32]；部分出现了既有扩张又存在内部空心村现象；部分则因为人口外流引发衰退乃至消亡。从苏南发达地区乡村空间分化发展的过程来看，自改革开放初期的“苏南模式”、再到20世纪90年代的外向型经济、新世纪以来的城乡一体化和美丽乡村建设，苏南地区城乡关系不断解构、乡村空间持续分化始终伴随着苏南乃至全国经济社会的深刻转型，乡村分化发展实质上是城乡相互作用过程中乡村价值和功能的蜕变。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乡村经济要多元化发展，意味着中国乡村地区将催生一批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乡村的独特价值和多元功能将得到进一步发掘和拓展。

3）乡村振兴背景下转型发展注入新动力。城乡之间和乡村内部发展的不平衡，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为提升乡村发展动力，健全城乡之间要素流动机制，中央先后出台了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美丽乡村建设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十九大报告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进一步明确“顺应村庄发展规律和演变趋势”“按照集聚提升、融入城镇、特色保护、搬迁撤并的思路，分类推进乡村振兴”。通过国家“自上而下”的政策引导，由企业、乡贤、农户等多元行为主体“自下而上”形成的乡村振兴力量不断壮大，为新时期乡村转型发展注入新的动力，但同时，乡村空间充斥更多社会和权利关系，多元主体加剧了乡村空间转型的复杂性。

3.2对中国乡村空间转型研究的启示

社会经济学家普遍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全球化、商品化和新自由主义从外部形成合力，推动了西方国家的乡村转型[33]。尽管传统观点认为乡村在全球化进程中显得微不足道，与城市聚落相比，乡村是缺乏竞争力的落后地区[34]。以Woods为代表的学者基于关系视角提出“全球乡村”（global countryside）的不同意见，认为乡村并非是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甚至牺牲品[35]。随着全球化、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世界上大部分乡村地区都深度参与了人力、资本、制度和文化等要素的全球性流动与分配，加之“时空压缩”的发展进一步抹平了地域边界，本地与非本地的关系在全球化背景下形成的开放式复杂网络中更加紧密，这种关系重塑了空间，乡村空间成为网络效应的集合体[36]。“全球乡村”研究进一步表明，在具有同质化倾向的全球化进程中，乡村的地方性并没有消亡，乡村空间仍保持其多元性和差异性。因此，现阶段中国乡村空间转型呈现的新趋势和机制，在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背景下具有一般规律性，西方国家乡村空间转型研究对国内相关研究具有启示作用。

1）提升多维度认知。国内早期对乡村空间的认识聚焦于物质层面，认为是范围明确的乡村地域及其附着物，张小林提出乡村社会经济变迁伴随着空间结构变动，乡村性减弱、城市性增强是乡村地域的一般性趋势，乡村空间的经济、社会、聚落三大结构随之变化[37]，龙花楼认为乡村空间重构是社会、经济重构的载体[38]。结合转型期中国乡村空间出现的复杂情况，无论是人口转移加剧的社会空间流动性和破碎化，还是乡村消费催生的文化空间脱域化和同质化，都暗示把空间当作社会、经济特征的映射，停留在物质范畴的视角值得商榷，西方“空间的生产”理论的巨大影响就在于理解空间应当超越载体与容器的传统观念。李红波等尝试构建“物质-社会-文化”3个空间层层递进、相互关联的乡村空间系统[39]，进一步提升了对乡村空间的多维度认知，后续应当基于微观尺度的乡村空间转型[40]，从格局、过程、机理等方面加强研究。

2）引导多功能路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空间转型总体上分为四种基本路径，被城市兼并、衰败乃至消亡、城镇化和特色发展。前3类难逃被动同化或消逝的命运，无法摆脱二元体制下城市是资本积累的空间，而农村是计划性、被分配的空间的铁律。乡村特色发展意味着一部分村庄凭借良好的区位或资源禀赋优势，通过融入城镇化、工业化、信息化进程，实现了乡村现代化。乡村特色发展是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具体表现，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对乡村地域生产、消费和生态等多元价值的需求变化驱动了乡村空间的不断演化，随着农业生产与乡村发展的紧密联系、乡村地域农业产值和就业的重要程度逐渐降低，乡村不仅表现出实体空间的使用价值，更体现出抽象空间承载的交换价值。多功能乡村空间发挥城乡系统中属于乡村地域的比较优势和核心价值，表明乡村空间转型并非是一种形式对另一种形式的线性替换，传统“乡村-城市”“生产主义-后生产主义”的二元框架不足以一概而论，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空间转型并不会走向终结，而是变得更加多元化。

3）统筹多主体机制。传统的中国乡村是礼俗社会，在现代主义冲击下濒于瓦解，但未形成新的社会约束体系，缺乏社区共同体意识，如何在乡村空间转型过程中发挥多主体的参与、组织和治理机制，意义重大。中国乡村空间发展存在组织核心与结构网络薄弱、要素流动无序、基础设施布局不均衡等现象，在由政府、资本、村民、消费者等多个主体共同构成行动者网络中[41]，乡村和村民难以真正成为自身发展与规划的主导力量，发挥关键行动者的作用，乡村建设一定程度上变相为资本下乡的市场通道[42]。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空间的重构作为一个持续的过程，是充满利益争夺和协商的动态连接，为避免乡村成为资本的“跷跷板”，新时期背景下应加强以城乡融合为导向的乡村空间转型研究，改变“以城统乡”思维模式，强调城乡两个空间的协同共生，从城乡共同体的视角审视多主体间相互作用关系。

4结论与讨论

本文以乡村空间三元综合体模型为切入点，从结构化关联视角剖析了西方国家生产主义乡村由盛及衰的转型过程，以及后生产主义时期乡村空间的多元分化。在此基础上，研究进一步思考了全球化与乡村空间发展的辩证关系，认为全球乡村是对劳动地域分工的再认识，新兴的关系网络、流动要素与乡村原本的地方性交互融合，重塑了乡村空间的混杂性。现阶段中国乡村空间转型过程中的新趋势和机制，反映出在全球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背景下这些新问题、新格局和新动力具有一般规律性，受西方国家乡村空间转型研究启示，国内应提升乡村空间及其转型在多维度认知、多功能路径和多主体机制等方面的综合研究。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持续推进，世界各国的联系也将愈加紧密，现代技术的进步为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创造了有利条件，乡村作为全球化的对象，不仅增强了与外界接触与合作，提高了自身竞争力和活跃度，还从中觅得新的发展机遇、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同时，全球化的双刃效应也表现在乡村性逐渐消逝、现代经济和意识形态悄然崛起，在乡村空间内部与本土产业和传统文化形成角逐。这种现代与传统既破又立、交互融合的趋势，标志着发端于西方国家的乡村空间转型已延伸到全球范围。当前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乡村发展将处于大变革、大转型的关键时期，面对城乡空间加速重构引发的资源外流、活力不足、基本公共服务短缺、人口老龄化和空心化、乡土特色受到冲击和破坏等严峻挑战，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迫切需要重塑城乡关系，从乡村经济再生、乡村社会活化、乡村文化复兴、乡村环境整治等方面形成合力。中国乡村地理学起步较晚，长期以来多关注农业生产、土地利用、聚落演化等议题，面对乡村多功能转型的新趋势，原先侧重物质空间的研究难免有些捉襟见肘。为改变这种理论滞后于实践的现状，国内研究应积极合理吸纳西方“文化转向”以来的理论成果，进一步结合国内实践元素，发展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体系，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乡村地理学研究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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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Cloke在1992年运用调节学派理论中的“调节模式”和“社会化模式”2个概念解析乡村空间转型。

2 综合了Halfacree的2006年和2007年2篇文章关于structured coherence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