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历了二十多年，花费了2万亿美元、赔上数千美国大兵的生命后，美国开始从阿富汗撤军了。与其说是美国主动从阿富汗撤军，倒不如说撤军对美国来说是一种无奈的选择。

当美国在阿富汗大规模驻军落幕之时，美国新保守主义理论在阿富汗这块最后的试验田里也破产了。

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内涵与实质

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Neo-conservativism）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逐步登上历史舞台，特别是在柏林墙倒塌后，新保守主义思想蠢蠢欲动，试图向全世界输出美国的政治制度，努力推动其他国家的政权更替，试图以美国政治体制为模板在全世界推广美国体制。

美国“9·11”恐怖袭击后，新保守主义抓住机会，在国内兜售这样的思想——如果要在世界上消除对美国国内安全的威胁，必须在全世界推行美国政治体制，推行政权更替理所当然地从被小布什政府列为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开始。

持新保守主义思想的群体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这个群体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是个知识分子精英群体，很多是犹太裔知识分子，新保守主义的核心成员包括欧文·克里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西摩·马丁·利普塞特（Seymour Martin Lipset）、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以及后来成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欧文·豪（Irving Howe）和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等等。

这个群体有一部分人在名校担任教职，著书立说，有部分人在智库或杂志社任要职。此外，还有一批持新保守主义思想的“精英”在政府部门担任高官，例如，迪克•切尼（Dick Cheney）担任小布什政府的副总统、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担任国防部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与拉姆斯菲尔德在“9·11”事件后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的相应政策制定中，均扮演了重要角色，并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正副国防部长。因此，这个群体影响力很大。

第二，这个群体的思想轮廓有以下特点。他们在经济上是新政自由主义者，认同政府干预经济、进行一定程度的收入再分配以及提供一定社会福利的政策。他们认为政府不仅仅是必要的恶，政府权力也有善的一面。正是运用政府强大的权力，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败了德国与日本，给二战带来了合乎道德的结局；正是通过运用政府权力实施西欧复兴计划，才遏制了苏联影响力在欧洲的扩张。

这个群体在政治上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部分原因是因为自身经历，他们相对草根的出身，后来经过努力都成为了他们所从事行业的“精英”，所以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抱有好感。同时，他们是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特别强调文化的重要性，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政治体制都是建立在文化价值观念之上，文化是一个社会进步与稳定的根本，认为文化为一个人行动提供了行为框架。

第三，新保守主义者不但是文化上的保守派，更以美国传统文化价值观为荣，认为这是美国政治自由与经济繁荣的基础。新保守主义者的这种文化保守主义观和他们自己从一个亲苏联左派转变成一个积极反共的右派相结合，结果就是使他们成为在国际舞台上试图推行政权变更的新帝国主义者，“他们越是认为自己的制度优越，就是越容易把‘教化’别人当作自己的使命，其方法并不是通过那种自愿且自由的相互沟通，而是把那种他们认为有效治理的方式恩赐于别人而加以实现”。

第四，新保守主义者成为一个到处推行政治革命的新帝国主义者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他们对政权的看法。被称为新保守主义教父的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在《现代自然权利的危机》一文中认为政治体制的性质，即政权的性质对社会习俗和道德观念有决定性的影响。政权构成并反映了广泛的生活方式，那些残暴统治自己国民的政权在国际舞台上也不会是个负责任的合作伙伴。因此，政权更替无疑是解决自己敌人釜底抽薪的最好方法。

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实践后果

苏东剧变后，新保守主义者对自己的理论信心满满，新保守主义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1992年的著作《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之人》中宣称，历史将终结于美式资本主义自由与民主制度，时代已经进入按照美国口味改变世界的时候。与此同时，其他新保守主义者也鼓吹“单边主义”外交政策。

美国“9·11”恐怖袭击后，新保守主义者找到了其理论的试验田。美国借反恐发起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的阿富汗战争，以及以伊拉克拒绝交出生化武器为借口，趁机清除反美的伊拉克政权。在发动战争过程中，同为新保守主义者的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以及副总统切尼在小布什政府制定战争策略中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小布什总统本人宣称战争的目的就是政权更替，小布什天真地说道，“不管身处哪个国家，对（美国式）民主的热爱是人所具有的共同本性。”因此，他认为推翻塔利班和萨达姆政权之后，阿富汗和伊拉克人民必然会把美军当成解放者一样感激与膜拜。

然而，在持续九年的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给伊拉克带来的远非繁荣，而是苦难。伊拉克各派别陷入内战，新的极端组织如“伊斯兰国”等在中东地区崛起。在美国政府反恐战争陷入泥潭后，福山等人开始修正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新保守主义者忽视了保守主义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即“雄心勃勃的社会工程具有危险性……如果把这一原则引入外交政策领域，应当在对政治转变的期待上呈现谨慎的态度”。亨廷顿也总结道，“认为非西方国家的人民应当接受西方的价值观、体制与文化是不道德的……如果要让非西方社会再次受到西方文化的塑造，那必然需要西方社会再次实施其帝国主义政策”。同时，“这种主张对于西方来说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会导致核心国家所主导的文明之间的战争，可能导致西方的失败”。

不管是所谓的“颜色革命”还是伊拉克战争，新保守主义思想的理论实践结果都是声名狼藉。然而，从拜登总统在从阿富汗撤军前夕的讲话来看，他似乎对新保守主义政策结果还抱有某种幻想。在7月8日白宫记者会上，拜登否认塔利班有能力重新掌权，然而事实却狠狠地打了拜登政府一巴掌。二十年战争的“硕果”之一，阿富汗政府在美国开始撤军后就迅速溃败，塔利班8月15日顺利进入首都喀布尔，和阿富汗政府就和平移交权力开始谈判，美国大使馆不得不转移到机场，同时拜登政府不得不增兵以帮助人员撤离。

新保守主义思想的理论谬误

新保守主义思想的实践给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新保守主义思想本身在认识论上也是一种错误的理论。

迈克尔·珀兰尼（Michael Polanyi）把人类的知识分为默会知识与明示知识。知道如何行事的实践性知识称为默会知识，明示知识是默会知识的抽象化与书面化。实践性的默会知识是一切知识的基础，为人们的行为提供指导，这种知识是独立于理性，基本上是通过例如习惯、风俗等文化传统所传承的。如果默会知识隐含于文化传统之中，由于他国与美国文化传统不同，所以指导他国人民行动和美国人行动的默会知识内涵必然不同。由于社会制度是对默会知识的抽象，所以基于西方文化传统而抽象出来的社会制度必然不同于基于他国文化传统抽象出来的社会制度。

制度，特别是可以移植的制度是一种明示知识的体系，这种知识体系是一种文化中所包含的默会知识的文字化、书面化与理论化。这种明示知识必须以默会知识为基础和支撑。一种制度的成功必须以与这种制度相对应的文化传统为归依，把一种文化传统中诞生的制度移植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传统中，这种制度必然会倾覆，因为其失去了其所从来的文化传统的支撑。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试图把在美国文化传统中诞生的政治制度移植到与其文化传统完全不同的国家，从认识论的角度看，必然导致失败与灾难。

美军从阿富汗跑了。在过去二十年中，美国在越战后阿富汗这块最大的试验田里，新保守主义政策结出了让其难以下咽的果。试图把自己的政治制度强加于其他国家，在认识论上是错误的，其后果是严重的。

（朱洪达，华东师范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