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非洲小孩因疾病和饥饿命在旦夕，旁边是一只虎视眈眈的秃鹫，等待小孩的生命终结，等待其尸体成为美餐。这是一幅获得了美国新闻界最高奖普利策奖的照片，作者凯文卡特却饱受指责：记者为什么不丢下相机去给那个快饿死的黑孩一壶水、一块面包？为什么不救那个孩子于秃鹫的喙爪之下？一个孩子的生命难道不敌一幅新闻照片？谴责声中，这位记者以自己的生命而谢天下：他自杀了。

    这个在新闻伦理学教科书里一再出现的案例，相信没有几个新闻人不熟悉。它让我们知道了一个道理：这个世界还有一些道德、责任，要比新闻产品本身更重要。当新闻人为了新闻产品而“虎视眈眈”地对待新闻对象，当做大新闻、炒出轰动效应的新闻成为一些媒体“至高原则”的时候，同样会生产罪恶，同样会杀人于无形。

    在杨丽娟追星事件的全过程中，一些无良的媒体便极尽炒作、策划之能事，将一场罪恶演绎得淋漓尽致。诚然，就现有的资料来看，这个家庭具有了偏执、极端的一面，事件本身也是一个极端的例子。问题的关键是：一年来，我们有多少媒体不是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去消灭这个极端，而是巴不得这样的极端越多越好、越“极”越热闹？

    杨丽娟一家能够成为“媒体红人”，媒体功不可没。从一年前一则“女子为见刘德华倾家荡产称见不到他今生不嫁人”的消息，到两天后“该父亲为女儿追星到医院要求卖肾”，再到后来“全国各大媒体将联合向华仔发请愿书帮追星女完成心愿”的报道，“新闻价值”不断提升的背后，依稀可见媒体“组团忽悠”的身影。在有媒体将自己报道追星女事件的用心，美化为“表现出本报长期以来对弱势群体的爱心和帮助”时，这种“追星不成就算弱势群体”的荒谬与自我迷醉，已经上升到了令读者看不下去的地步。

    媒体一面如同祥林嫂一样一再声称，“我们是为了救助这个追星女”，但在另一面，每一步动作，都在新闻纸上充分地张扬着，在网络上充分地传播着――媒体无形当中成了杨家公然“逼刘”的传声筒。追星家庭在媒体的怂恿、推动之下，被包装成一个“弱势群体”的形象，并令他们获得了“刘德华凭什么不见我”的委屈与正义感。

    为了新闻而救助，还是为了救助而做新闻？恐怕媒体自己也说不清楚了。在杨父终于蹈海助女追星的悲剧发生后，通过电视屏幕，我们看到了一批形影不离的记者热情地为杨丽娟出谋划策，甚至听说有记者甩掉同行，“独家”出资安排其住行，“垄断”了新闻资源。接下来，坐着飞机回到兰州的母女俩，在记者的出谋划策下，前往杨父生前工作的学校，提出了“学校出面替杨家偿还所欠债务、学校代杨家母女接受媒体资助”等要求，被校方拒绝。此后，在媒体的簇拥下，杨家母女到北京接受杨臣刚的捐款，然后飞赴香港……我们不知道这场黑色闹剧何时能够收场，杨丽娟何时才能被媒体放过，过上正常的生活。

    在网络上，有网民指责一些媒体是要“吃干榨尽这则新闻”。“吃干榨尽”，让人不寒而栗！

    热衷于炒新闻的人有一个永远的借口：“读者爱看”。或许，杨家的故事的确可以满足一些人的猎奇心理。但正如有媒体所言，大众的阴暗心理可能是天然的、无意识的，但是媒体是否要迎合这种无意识？是否应该将人性的弱点利用到把人“媚死俗死”？人们想要观看病态的粉丝，媒体就把镜头、把话筒对准病态的粉丝，这就是我们对待偏执病人的方式？媒体的集体迷失造成的会是更多的人的集体迷失，看看我们丧失原则、不分是非制造的疯狂明星，引领着多少校园中的孩子迷失了方向？

    这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媒体正获得着更多的自由。然而，为了市场，为了所谓的大众注意力，媒体是否就可以丧失超越性的判断，任凭罪恶的黑手助推这个时代趋向更多的迷离？当一双双潜在的黑手助推着追星家庭的悲剧一步步跌向深渊的时候，媒体是“立于船头的了望者”，是保持社会良心的“无冕之王”，还是助推商业工具，一次次刺穿社会底线的刽子手？

    或许，我们无法说清楚这只罪恶的黑手究竟都来自谁家，恐怕也没有哪家当事的媒体会站出来检讨，但这个狂热时代的形成，素以正义者自居的媒体真的就能脱离干系吗？那些一次次给杨丽娟“添把柴火”的记者们，真的就不怕被钉到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