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30日的质性研究研读小组第七十三次研读活动中，研究小组开始研读关于案例研究与理论发展的文献，即亚历山大·L·乔治（Alexander L. George）和安德鲁·本耐特（Andrew Bennett）合著的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in the Social Sciences一书。本次由赵亮员负责导读该书的第一章“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案例研究与理论发展）。

一、写作背景及缘起

作者首先回顾了政治学中案例研究方法的发展趋势。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政治学研究方法走向定量和形式模型，采用质性研究和案例研究方法的研究作品的比重下降。另一方面，不同期刊刊发的论文似乎也形成了量化与质性之间的风格分野，缺乏包容性。但是变化正在发生，混合研究方法成为趋势，新一代的学者接受了不同的方法论训练，使得跨方法论的研究成为可能。该书试图推进这种跨方法论的对话和合作。

案例研究取向在20世纪后半期经历了从大受欢迎到备受冷落的待遇转换。背后的原因在于：第一，案例研究方法被批评为凭直觉、不够系统；第二，定量和形式模型突起之后，案例研究经常被基于统计方法的预设所批评和歪曲。该书作者认为，案例研究、统计方法、与经验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模型这三种研究取向在认识论上是可以契合的，它们都试图发展出逻辑自洽的模型或理论，从理论中获得可观察的启示，对照经验观察或测量来检验这些启示，还使用这些检验结果来推导出对初步发展出来的理论进行修正的办法。

基于此，该书汇编整理了案例研究方法的最佳运用，考察了这些实践与科学哲学争议问题的关系，并精炼了中层理论或类型学理论的概念，以及案例研究能够贡献于这些理论的研究过程。该书的关注点扩展到理论发展的所有方面，既包括新研究假设的生成，也包括对已有研究假设的检验。

作者亚历山大·乔治曾在兰德公司就冷战期间国家间冲突管控的常见问题进行研究，后来在斯坦福大学教授研究生结构化聚焦方法。本书基于：（1）乔治发展出的“案例的结构化聚焦比较”勾勒出了过程追踪以及其他案例内分析的模式；（2）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关于案例研究不同理论建构种类的说明；（3）拉金（Charles Ragin）在研究这些模式中关于互动效应以及比较方法的分析。该书试图利用这些经验，以及之前30年（1970年代以来）的诸多研究，提升基于理论取向的案例研究方法。

二、本书的结构和主要布局

该书第一部分包括一、二两章。第一章是概述，介绍了案例研究方法的进展及争议，以及全书的安排。第二章是关于政治学家用以建构和研究民主和平论的研究方法。它更详尽的阐述了经由各种不同的研究方法如何最有效的达成各种研究目标，并在一个研究议程中积累起相关知识，以及如何从大量研究者的研究结果中发展出类型学理论。

本书的第二部分包括三、四、五章，可作为研究生的实操指南。第三章通过讨论结构化的、聚焦式的比较，介绍了案例研究设计；第四章探讨了案例研究设计；第五章讨论了实际执行研究中所涉及到的工作；第六章就如何在案例研究发现中得出理论启示提供了指南。

第三部分论述了非传统案例研究方法的重要的方法论和认识论问题，也讨论了类型学理论的使用，包括第七至十二章。第七章讨论了方法论的哲学基础。第八章是关于比较方法的，聚焦于依赖控制比较逻辑的案例方法所面临的挑战。第九章讨论了一致性法，研究者使用这种方法考察一个案例中的自变量和因变量取值之间的对应关系。第十章讨论了过程追踪法，并识别它与历史性解释的异同。第十一章是关于类型学理论的运用，提供了以归纳方式和演绎方式建构这类理论的指导，以及每种建构方式所支撑的研究设计。第十二章提供了与政策制定者相关的研究设计方面的更多建议。最后的附录“研究设计示例（Studies that Illustrate Research Design）”概述了诸多专著的研究设计，可作为进一步阅读的线索。

三、本书的特色

第一，强调质性研究往往涉及采用一致性检验（同余法）和过程追踪方法的案例间比较和案例内分析的综合。案例内分析方法的能够大大降低犯下推论错误的风险，而这种错误通常是由单独使用比较方法而导致的。第二，对一致性检验方法和过程追踪法进行了详细的阐释，从细节上加以讨论，并提供了最近研究的例子。第三，发展了类型学理论化的概念，类似于默顿“中层理论”讨论和拉扎斯菲尔德的“特征空间（property space）”概念。该书认为，类型化理论涉及若干个变量，能够比社会科学中常见的双变量类型化理论更好地捕捉到社会生活的复杂性。类型化理论也以一种保持这种复杂性可控的方式提供了构建类型化理论的方法，且澄清了选择哪些案例来进行研究的任务。

从具体的方法来看，书中对过程追踪（process-tracing）方法和理想类型法予以特别关注。

过程追踪法的作用。第一，研究者可以通过过程追踪法检视历史、档案材料、访谈记录以及其他资料来源，以检查某理论在案例中的因果机制。第二，过程追踪还可以用于检验两个类似案例的残差差异，以探明到底是因果关系还是虚假关系。抑或通过对一个不能适用于现有理论的反常案例的深入研究，可以提供重要的理论洞见。第三，过程追踪还具有启发功能。基于案例研究中对事件顺序的归纳式观察以生成新的变量或假设。

理想类型法的作用。类型学理论提供了一种对复杂的、视情况而定的归纳概括（complex contingent generalizations）进行模型化的方法。这些理论频繁地把众多社会科学家的研究整合到同一个框架中，把众多个体研究者层面的努力进行累积，试图构建一个更大的知识体系。首先，该书所推荐的用于推进类型学理论的研究程序整合了案例内分析和跨案例比较的方法，帮助研究者见机行事选择案例，把备选研究设计所需的案例研究的类型与历史所提供的现成的案例匹配起来，有助于解决案例选择这一难题。其次，类型学理论可以引导研究者提出某些研究问题和研究设计，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一般性知识”以解决所面对的难题（决策参考）。 但理想类型法发展出的理论现状是，某些理论过于概括，无法做出敏锐的理论预测或指导政策（Carl Hempel-覆盖律，Kenneth Waltz-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或者描述这些因果机制的理论也未能给那些寻求政策指引的人们提供具体的指导（民主国家和平论）。更合适的：中层的类型学理论可以识别机制中反复发生的事件组合，并提出关于这些事件组合如何生成结果的路径的假设，这就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更视情况而定的和更具体的概括，并有助于研究者提出更细致入微的理论。

四、案例方法的进展及本书所讨论的角度说明

（1）对理论导向的案例研究兴趣在近年来显著增加。“重返历史”的旨趣即对历史研究方法和历史解释逻辑的新兴趣显现。

（2）科学哲学中的若干进展。“科学现实主义”学派强调因果机制——在特定条件下把原因和效应联结起来的独立和稳定的因素是因果解释的核心。这与案例研究者对过程追踪方法的使用形成共鸣。贝叶斯逻辑如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的相关探讨，即采用关键性的、最有可能的以及最不可能的案例来检验理论。

（3）参与当今理论派系之间的争鸣：理性选择论者、结构论者、历史制度主义论者、社会建构论者、认知理论家、后现代论者，理论纷争与案例研究或其他方法中的争鸣休戚相关。案例研究在研究定性变量、个体行动者、决策过程、历史和社会情境以及路径依赖等方面具备比较优势：社会建构论者、认知理论家以及历史制度主义论者。后现代主义者也会发现案例研究方法对于系统研究话语、认同和互动也很有用。

（4）案例研究方法擅长探索复杂因果关系的诸多方面（路径依赖、临界点、多重交互效应、选择效应、不成比例的反馈环、等效性、多重结局），特别是当案例研究方法用于发展类型学理论时。

（5）案例研究方法在研究领域运用的充分程度与研究生方法课教学领域中的不匹配，即案例研究教学在方法课程体系中的不足。

（6）与KKV的《社会科学中的研究设计》一书进行对话：一方面，赞同《设计》一书只存在一种“关于推论的逻辑”的核心观点：即从备择理论中推导出可检验的命题，把这些命题与定量数据或案例研究资料进行对照检验，再根据检验结果修正理论或者我们对这些理论的评价。另一方面，在方法论和认识论方面该书与《设计》一书的观点有差异。

五、案例研究的优势和局限

该书将案例研究方法定义为既包括了对单个个案的案例内分析，也包括了对小样本案例之间的比较。其优势至少有四点：实现高的概念效度、提出新假设的程序、细致分析假设的因果机制、解决因果复杂性的能力。

案例研究使研究者获得很高的概念效度，或者识别并测量那些能够较好代表研究者意图测量的理论概念的指标。此外，定量研究之前，经常需要案例研究来识别相关变量，在定量研究之后，则需要案例研究对偏差个案进行研究以进一步精炼概念。案例研究在对新变量和假设的启发式识别方面具有强大的优势。研究者可能会发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新变量。相比之下，定量研究者缺乏识别遗漏变量的可靠的归纳方法。案例研究通过观察大量干预变量，可以归纳性地观察特定因果机制运行的任何意外方面，或者帮助确定案例中哪些条件激活了因果机制。案例研究也可以使用因果机制理论对案例进行历史性的（回顾）解释。

权衡、局限及不足。经常性的权衡包括案例选择问题，简约性与丰富性之间的权衡，以及两种情况之间的张力，即获得高内部效度、对特定案例作出很好的历史解释与结论外推之间的张力。最严重的选择偏误：只选择了符合预设的，忽略了与既有理论相矛盾的。最常见的选择偏误：限定了时期或者区域，或者只局限在容易获取的案例。

内在的局限性包括对特定案例的频率或代表性做出判断的能力相对较弱，在估计样本中变量的平均“因果效应”（权重）的能力也较弱。作者澄清了定量逻辑的“自由度”概念与案例研究中非充分决定性问题之间的差异。对案例研究法带来挑战的，实际上是非充分决定性问题。

潜在局限性包括案例不明确和缺乏独立性：涉及到在三种目标之间进行权衡，即获得理论的简约性，确立解释的丰富性，以及确保所研究的案例数量可控。

接下来作者着重分析了两个问题。第一是代表性的问题。把定量研究中追求的代表性扩展到案例研究方法或被用来评判这些方法时，并不合适。案例研究者更感兴趣的是找到特定结果发生的条件，以及它们发生的机制，而非要揭示那些条件和它们的结果出现的频率。研究者必须谨慎的指出，他们只是寻求或然性概括，这些概括适用于那些和所研究的案例相似的案例子类型，或者他们寻求揭示因果机制，在相关变量上较少有极端值的案例中，这些因果机制可能是以不那么极端的形式运行的。《设计》一书虽然鼓励在因变量上有变异的研究设计，但批评了“单观测值”（导致不确定性和错误推论）。本书认为，使用来自单案例的多重观测值对于理论发展和检验来说非常有用。第二是案例之间的相互独立性问题（统计学-“独立”）。案例间的独立性是否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取决于特定研究的目的，正在发展或检验的是什么理论或假设，以及案例之间的比较是如何建构的。过程追踪能够归纳性地揭示案例间的关联，并因此能够降低研究者未曾预计到的案例之间独立性缺乏的危险。

六、多种研究方法的合作

在案例研究、统计方法和形式模型之间显而易见并且日益增长的互补性，有可能会引导学者们使用这些多样化的方法进行更多的合作研究：统计分析有助于辨别异常值或异常案例，继而案例研究可以考察为何这些案例是异常的，并可能识别出遗漏变量。案例研究还可以探索在统计研究中所观察到的相关性或模式背后的可能的因果机制，以检验这些相关性是虚假的还是有可能构成因果关系。可以在案例研究中检验形式模型，并检视现实中是否存在这些模型所假定的因果机制，以及通过案例研究发展出来的变量和概念是否可以在这些模型中成立。

赵亮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社会与民族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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