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他们随即开车过去，两部车一前一后夹住了黑袋男子。“我当时也没有按照正规程序操作。正规程序是一手在前，一手在后，告知自己身份，然后通知他接受检查，特别麻烦。我一个四川战友撕开塑料袋，发现是海洛因，骂了一声‘格老子’，就把他扑在了地上，袋子里一共装了6公斤四号海洛因。”王浩说。

抓捕之后王浩四人并没有归队，这种情况下肯定有人过来接货，四人就地开始审讯。“人在山里，加上又是大半夜的，他有些怕，很快就招了。”接货人很快归案。

王浩他们立了一功，阿甲也因此获得奖励6000元。特勤大队对线人实行现金奖励政策，根据他们的线索，每缴获一克毒品奖励一元，不分种类。

“所有的案子都要登记在册，我们绝对不会赖账的，”王浩说，“这个属于财政拨款，年底打入线人账户。”阿甲一年做线人的收入是十万块左右。

直到退役前，王浩还与阿甲保持着很好的私人关系，“开车经过那里，会停下来聊两句话，这已经是非常奢侈的私交了，因为我们没有假期。”

真实的毒贩

2007年1月14日，云南一警方线人破案后身份暴露，惨遭毒贩挑断脚筋并灭口。后来警方通过手机通话记录追查出4名嫌犯，最终被判处从死刑到3年有期徒刑不等。阿甲们有没有类似的担心呢？

“毒贩并不是那么爱报复的，那些人（报复者）只是占极少数。毒贩们的目的是为了赚钱，报复杀人对他们来说风险太大。我服役这么长时间，手下的线人从来没有被报复过。”王浩说。

“这些毒品罪犯就是一个目的：获利。” 公安大学禁毒教研室主任李文君说，“你可以把它看做一个企业的运营，有了一定实力之后他要加大投入，所以这个投入就表现在他的通信工具，交通工具上，毒贩子都是下很大力量去做的。”

毒枭在交通工具上很舍得投入，比如动用了价值200万的车去接货，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武器装备上的投入并不如传言中高。“有些报道云南的毒贩时说贩毒超过5公斤就得配小钢炮，超过多少克配手榴弹，这纯属扯淡，我在云南这么多年也没有碰到几支枪。”王浩说。

“在国内买一支制式私枪要好几万，要卖多少毒品？另外，在中国境内如果发生交火基本是跑不了的，所以配枪的毒贩只是极少部分。”王浩说。

一线们毒贩大多都不是电影中那样全副行头，他们中间的很多都是社会最底层的可怜人。“凉山州有一些村子男人吸毒死了，留下孕妇，这些孕妇很多不知道毒品是什么。她们是少数民族，又是孕妇，毒贩就利用她们钻法律空子。”王浩说。

2007年，保山的边防站经常能看到一些彝族孕妇，刚开始时零星坐车过来，后来是包车。这些人有着明显的特征，眼睛发红，口气发臭，口里散发臭胶水味道，随身带着香蕉。这些孕妇都是体内藏毒者，她们用两个避孕套包着毒品，吞到胃里。

由于有着胃酸的腐蚀，两层避孕套只能坚持8到10个小时不破，这正好是坐车从边境到昆明的时间。到达之后，立刻吃掉香蕉帮助排泄出来。如果不按时排毒，避孕套一旦破裂，这些人会有生命危险。

这种藏毒方法叫“正吞”，另一种方式叫“倒吞”，也是用避孕套包着，塞到阴道里，经过训练的妇女用这种方式最多能藏200克毒品。倒吞者没有任何身体特征，只有人体检查仪能查到倒吞毒品。

“这些人群生理特殊，身份特殊，导致她们的法律地位也特殊，” 公安大学禁毒教研室教师陈帅锋说，“对她们，或者修改法律，或者投一大笔钱建场地，进行监视居住，反正近期内没什么好的办法。”

2004年12月15日在中国云南省思茅警方的配合下，佤邦警察局、2518团部队成功在佤邦岩城区永图乡捣毁两个毒品加工厂，当场抓获参与制毒人员19名。最终，特勤大队查到了这群人的头目：四川凉山人刘付成，他在瑞丽指挥贩毒。

他们的窝点位于德宏州一个偏远山区，所有孕妇都在那里接受培训：如何正吞和倒吞，如何利用香蕉韭菜排毒。培训完毕后去到瑞丽边境上，装毒之后坐着各种车辆闯关。“我们进行全流程的调查取证，最后抓了几百人。”王浩说。

武警的困惑

1990年，国家成立禁毒委员会，是我国最高的禁毒领导机构。由外交部、公安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司法部、民政部、教育部等23个部委组成，现增至25个部委。该委员会主任由公安部部长担任。

“禁毒委员会是国务院常设机构，在《禁毒法》里明确规定的。办公室设在公安部禁毒局里，所以很多时候给人感觉是公安部在牵头做这个工作。”李文君说。

虽然有禁毒委员会的统一指挥，但前线禁毒工作还是时有混乱。“我们经常会和公安‘撞线’，有时我们穿便衣跟一个案子，公安也便衣跟踪同一个案件，由于相互不通气，结果发生了冲突。”王浩说。

那是在2007年秋天，边防警察向特勤大队报告在一辆客车的垃圾桶里发现了海洛因，但不知货主是谁，是人货分离的状态。王浩几个人穿着便衣扮成乘客坐在那辆客车上跟到保山客运站。客车停下来之后，一个人从垃圾桶里拿出海洛因下了车。这名毒贩在客运站前的快餐店开始交货。

“这时候旁边的一辆中巴车突然打开，几个人跳了出来，按住毒贩，抢走了海洛因，我们以为是黑吃黑，于是就干了。”

特勤大队将所有人都控制住，中巴车上的一位说自己是警察。“一个战友上前就揍了他一下，因为毒贩子被抓住后经常神经兮兮的，不少人说自己是警察，是卧底，”王浩说，“后来那人被打急了，就喊着你可以打电话证实。电话过去才知道他确实是警察，而且级别很高，一个市局的队长。最后我们支队长上门赔礼才将这事摆平了。”

这些误会是可以化解的，但有一件事从入伍到退役，王浩始终无法理解。

“我们禁毒单位有一个奇怪的制度，就是每年都有任务量，要缴获多少公斤毒品，”王浩说，“比如说我们单位一年几百公斤吧，超一克就是超额完成，这个制度很怪，因为毒品越泛滥的地方成绩就越好，如果今年做得好的话明年就很可能完不成任务。”

完不成任务的单位不会遭到处罚，但各种福利待遇会下降，而且是非常猛烈地下降，“记得有一个大队，由于没完成任务，连春节会餐都被取消了，他们过年只好啃窝窝头，压缩饼干。”王浩说。

王浩刚入伍的时候就觉得这是完全错误的，“当时开会分配任务，我就消极对待，趴在桌子上睡觉，结果领导也没给我废话，关了七天禁闭。”

“我们和公安不同，特勤大队还是属于部队性质的，常年不放假，人员定时流动，无法建立当地的社会关系，说难听一点就是我想受贿都不会有机会，”王浩说，“退役之后也没有很好的安排，刚刚辞了工，现在还要找工作。不过我还是很关心禁毒的新闻，听到陆丰的消息还是很开心的。”（文中阿甲为化名）

来源今日头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