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论语》的上编前十篇的内圣学与下编后十篇的外王学之间形成了内圣外王的基本结构。前十篇偏重于内圣学问，内圣功夫处处指向了外王事业。而后十篇则偏重于外王事业，外王事业处处需要内圣功夫。这是内圣外王结构最基本的形式。

二、探索《论语》整体结构与思想体系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

考证编纂《论语》的指导思想有顺推与逆推两个思路。

1、历史考古与文献考证下的顺推思路

历史答案有待于今后考古新材料的出现，或者进行合理性的猜测。比如，孔子删定《春秋》用到了笔削手法是不是也会迁移到曾思孟学派编纂《论语》的过程中？笔者想这是必然的。面对孔门弟子所记的孔子言行材料，编纂者肯定是大伤脑筋，怎样选辑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地把握孔子的思想，进而为孔子定制出一套无懈可击、文字优美、义理丰富、把握精髓的经典呢？选辑的过程就是不停“论”“孔子之语”应该放在哪里合适的过程，同时也是把某些不得体的言论进行弃置的过程。郑玄的“编撰”义大略相符。选辑、裁断的过程就是“论”的分析过程。《论语》首先是有孔子之语，然后再有弟子们的“论”——编纂。《论语》的本质含义是“论”“孔子之语”，简称《论语》，并不是论他人之语。但《论语》中有些陈述句子缺乏孔子及其弟子的在场感，有编纂者自我发挥的嫌疑。这个特点在下编后十篇当中已经非常普遍。比如，尧曰篇大段引述圣王的话。固然孔子推崇圣王。但圣王话语被当作了儒家之论，就发生了言说主体的迁移。编辑者以隐蔽的方式取舍孔子之语，不让人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从而避免孔子思想的走样。这种隐去叙述者“我”的方法在文学艺术中被运用得炉火纯青，造成了一种阅读者直面孔子及弟子场景，而忘掉了编纂者的叙事内在逻辑与时空感与存在感。这样就给后学留下足够思考空间和理论发挥的余地。《论语》编纂者并不想突出自己，但也留下暗记。一个人若能发现整体结构就能一以贯之；若不能前后连贯，只能得大道一偏。从文学角度而言，《论语》的编纂者实际是作者或叙述者，孔子仅仅是其中的主角而已。我们所得到的印象却是整个儒家在叙说他们的观念。这正如我们讨论《红楼梦》的叙述者隐藏在哪里一样。

2、传世文本自身考辨整体结构的逆推思路。

《论语》编纂者设计《论语》的整体结构，在篇名、篇序、各篇主题、篇与篇之间的关系、前后章之间的逻辑联系，乃至于章句自身都有足够的信息说明编纂者的意图。篇名看似取自篇首，但被安排在篇首也有一定的道理。学而篇提到了“学”，这已经是主题了。为政篇的“政”也是主题。八佾本身就是礼。以此类推不一而足。篇章顺序环环相扣，更是复杂叠加，左右钩联。各篇主题明确。各章对主题都有支撑。

三、《论语》思想体系与《大学》、内圣开出新外王的比较

《大学》的三纲领八条目结构、牟宗三的内圣开出新外王是分析《论语》内圣外王思想体系可以参照的重要对象。

1、《论语》与《大学》在思想体系上的比较

在宋明儒学的发展过程中，《大学》的思想体系构成了意见分歧的分水岭。朱熹与王阳明在格物论问题上引发的争议是矛盾的焦点。朱熹把《大学》列为《四书章句集注》之首、王阳明强调原本《大学》，充分说明了该经典受重视的程度。可以说在宋明儒学之中，《大学》远远超过了《论语》的重要性。甚至《孟子学》都得到了充分发扬。但是，《论语》的内圣外王结构要比《大学》的结构更为复杂。在宋明儒学的语境下，一般把《大学》里的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作为内圣阶段，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作为外王阶段。但是，外王没有这样时间排序那么简单，内圣也不仅仅是个体正心诚意的认知过程。与此不同的是《论语》的内圣外王结构具有了复杂性。《论语》的内圣是从为学为政、礼学仁学、教育、做事、论道、君德、精神世界、生活气象各个方面说起，把格物致知、正心诚意融入到人生的各个阶段、社会的各个角色。《论语》的外王是人才、仁政、君道、臣道、绅道、权谋、小人、学统、政统各个方面的讨论。进而可见，《论语》的内圣外王结构要比《大学》以八条目为主体的内圣外王结构复杂得多。

2、《论语》思想体系与“内圣开出新外王”之比较

牟宗三在《新版序》第11页提出：“儒家的理性主义在今天这个时代，要求新的外王，才能充分地表现。今天这个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即是科学与民主政治。”该结构不符合《论语》内圣外王结构的原意。他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说并没有照顾到内圣学与外王学的对称平衡，旧内圣无法开出新外王，内圣外王结构必须一时俱新。而以自由民主作为新内圣与新外王大失儒学本意，关键问题是旧的内圣外王结构也不清楚。现代新儒家以自由主义为内圣，以民主主义为外王，相比于《大学》的内圣外王更为简化。但是这种高度抽象的原则反而无济于事，在实践层面根本不具有微观指导性。秩序、正义论、政治责任、有效地治理与服从、领导能力、治国方略、战略安全、资源配置在社会层面的重要性次序上要大大地超过民主。家庭义务、道德风范、精神境界、人际交往、心理健康、血缘亲情、生命安全、生存保障在个人层面的重要性次序上要大大地超过自由。西方历史上的公民城邦社会的复杂程度与法治程度是广土众民国度无法想象的严密，而西方一神教信仰在文化层面整合国民精神的力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严厉，欧洲形成世界较早的国际格局与势力均衡也是我们一元独大的东亚国家所不曾有过的经历。所以，简单抽象的自由民主思想只是现代性全局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由主义是儒家的为仁由己的心体的一个维度，民主主义是儒家万民一体之仁的致中和状态。仁者仁政可以涵盖自由民主的现代维度。儒家的中和观念与西方的民主观念可以等量齐观。现代新儒家的冯友兰、牟宗三、熊十力等人大都具有抽象继承文化传统的特点。牟宗三的《政道与治道》与《历史哲学》过于注重主观义理心理分析，缺乏对实际与国情客观面的分析。以观念理解历史，其结果是脱离历史客观。与这种简单抽象相比，儒家道家思想的基本特征就是驾驭复杂性形成万物一体的和谐格局。在一个复杂性日益加深的现代化社会，抽象原则往往流变为意识形态。真正能够应付复杂性环境的思想本身必须具有描述复杂性、解构复杂性，以更复杂的本体论建构出一个相对简单模型的能力。这正如量子力学已经足够复杂，但是要实现曼哈顿工程需要更复杂的科学技术工程体系才能实现。现代物理科学在基础领域的突破往往较少，而在新材料使用与工程技术方面则屡屡突破，工程技术的复杂性大大地超过了基础科学。《论语》整体结构可以被概括为内圣外王结构，内圣外王结构构成了儒学规范性。《论语》的内圣外王结构比《大学》的八条目结构要更复杂。牟宗三的内圣开出新外王说明其对内圣外王的本来结构的扭曲与变形，这会造成现代儒学的转向。由《论语》整体结构与《大学》的宋学体系、牟宗三的内圣新外王结构的比较看出，内圣外王结构作为儒学规定性的优越性与合理性，而《论语》的整体结构恰恰是儒学规范性的最佳范式。

四、《论语》整体结构的研究意义

《论语》的整体结构接近于《论语》的思想体系。而《论语》的思想体系接近于孔子的思想体系或者儒学的内在规范性。《论语》的整体结构不明，就是人们对《论语》和儒学的思想体系把握不准。所以，讨论《论语》的整体结构的意义就在于推进对儒学的理解。

1、《论语》整体结构有助于确立儒学规范性

整体结构与思想体系虽然是两件事情，但是思想体系必须借助于经典才能形成，思想体系必然不是一个章句所能够涵盖。多个章句构成的思想体系必然最终诉诸于整体结构，从而实现思想与经典的合一。所以，笔者把《论语》的整体结构上升到儒学规范性的高度加以认识，二者的逻辑联系是内圣外王结构的合理性与优越性。梁启超的《论语考释》，熊十力的《读经示要》，冯友兰的《新原道》均把内圣外王之道作为中国哲学与文化的真精神。

儒学规范性就是儒学的存在本质属性。如果一个人宣称自己是儒家，那么需要符合一定的规范与标准，才能被世人肯定其真实性。佛教有“诸法无我、诸行无常、涅磐寂静”三法印。法印的作用就是规范佛法与非佛法的界限，从而保证佛法的纯正。儒学规范性同样要保证儒学的纯正。只要保持了内圣外王的规范性，那么儒学就具有海纳百川、综合各种学术的自由与能力。汉代儒学容纳了阴阳家、名家等先秦诸子思想，宋明儒家曾经援佛入儒、援道入儒，熊十力援唯识学入儒，牟宗三援黑格尔、康德入儒，冯友兰援实在论入儒，张岱年援马克思主义入儒。这些都说明儒学的博大性与规范性恰好构成一对矛盾。只有坚持规范性，那么一切方法皆可拿来借用。佛教有“一切法皆是佛法”的说法。道家则强调了道的普遍性、周遍性。儒学一方面要坚持自身的根基——规范性，另一方面要吸收、包容、涵盖外在的学说与思想。过于强调规范性，比如良知，容易造成内部纷争，因为规范性本身存在争议。过于强调博大性则使得儒学变成任人诠解的对象，失去自我。在儒学历史上，仁义礼智信、性善论、良知、天理、体用论都曾经接近于儒学规范性，笔者认为内圣外王结构相较而言更符合儒学规范性。探析《论语》整体结构是对内圣外王结构复杂性的一种归纳。《论语》编纂者们既然要把《论语》编为二十篇，说明他们考虑了儒家大道的复杂性与全面性，并试图接近一以贯之，同时防止儒学的简单化倾向，使得儒学能够有生生不息的理论生命力，这符合“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的精神。曾子与子思在组织编纂《论语》的时候一定考虑到儒学的规范性，进而使得孔子的思想体系保持较为真实、完整、自洽的风貌，从而为儒学的长久流传奠定真正的根基。《论语》的整体结构实际担负了提供儒学规范性的任务。

内圣外王的本义来自于《庄子·杂篇·天下》。庄子在天下道术的意义上使用“内圣外王之道”概念。在此之后，他才针对墨家、道家、名家等学术进行议论。由此可见，《庄子》的儒学色彩逐渐浓厚起来。内圣外王是“皆源于一”的大道本体，是儒墨道法分家之前的总依据。道是一，内圣外王是二，神人、至人、圣人是三，以法为分，以名为表，以参为验，以稽为决是四。如果把庄子天下篇的“一二三四”结构与《老子》的“一二三”结构、《易传》的“易有太极”（一二四八）结构相比较，发现他们是同一类型的思想，内圣外王结构与阴阳论具有相同的构造。

2、《论语》的整体结构有助于《论语》学超越五经之学与四书学

《论语》在四书五经中的地位非常特殊，代表着儒学规范性。《周易》是大道之源，然而儒家的仁学礼学很难藏身架构其中。《诗经》过于文学。《尚书》过于驳杂，版本不清晰。《礼记》虽然应当学习，但孔子的贡献是以仁学补救礼学。礼学的时代变异性太大，缺乏仁学的抽象性与普遍性。学仁莫过于《论语》《孟子》，礼学不足于规范儒学。《春秋》是孔子删定的史书，表达了儒家的社会政治历史观。虽然《尚书》是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分际的标志，但《春秋》在经学的地位比《尚书》更重要。《春秋》学为汉代设立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春秋公羊学一度指导了汉代政治生活，但《春秋》仅仅是相对于政治与历史具有重要性。《春秋》经的客观性造成儒家学派无法进行思想创造，只能通过微言大义略作褒贬。五经注重客观，并非儒家独有，所以五经不足于规范儒学。

《论语》相对五经具有为儒学提供规范性的作用。论语学相对于四书学也具有优势。四书中的《大学》《中庸》先存在于《礼记》，相当于孔门杂篇。《孟子》晚于《论语》。唯有《论语》是记载孔子的可靠言论，是儒家的“如是我闻”。但是，二程、朱熹表章《大学》《中庸》，以十六字心法为道统。这已经置《大学》于《论语》之上。《论语》的整体结构是论语学超越四书学的关键。《论语》的内圣外王结构也将会超越《大学》三纲领八条目结构。三纲领八条目确实开启了程朱陆王的理论创新热情。但《论语》的内圣外王结构以及由此引发的体用一源、中和中庸才是儒家的根本法则。宋明儒家把儒学根基从五经过渡到四书学。现代新儒家则长期停留在照着说、接着说四书学的地步。当今之世在儒学经典中最具有活力的就是论语学。揭示《论语》内部复杂的整体结构有利于论语学超越四书学、五经学。论语学的超越并不是否定五经学与四书学的贡献与地位，而是要以此探索儒学的现代范式，有益于儒学第三期发展。

《中庸》《大学》《孟子》的各自根源都在《论语》。五经学过渡到四书学是一个完成了的历史事实，四书学过渡到论语学是一个历史趋势。这个历史转变的前提是《论语》自身的逻辑体系与整体结构必须搞清楚。以现代学术眼光来看，《论语》的逻辑匮乏、体系不清、诠释任意的全局特征使得现代新儒家往往呈现出个体面貌而缺乏共识。在歧解与新解不断出现的情况下，探索《论语》的整体结构有助于儒学的规范性。论语学超越四书学，并不是完全否定四书学，而是在四书学基础上进行新的发展。笔者硕士阶段专攻了宋明儒学中的仁学本体论。四书学使得儒学陷入了内圣学偏盛的局面。这是四书学在超越五经学之后造成的后果。修身养性与治国理政失去了平衡。熊十力、蒋庆转向六经与外王学的思路也许符合内圣外王结构的再次调整。笔者也乐见儒学范式调整的成功，从而使得儒学现代化之路得以完成。其实，一个人做到内圣已经很不容易了。儒学毕竟以内圣为主，以外王为辅。

3、研究《论语》整体结构在经典诠释学上的意义

经典诠释学是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基础，原始儒学是经典创立的阶段。创立之后，经典诠释学经历了经学、宋学、考据学三个较大的阶段。经典诠释学进入近现代阶段，体现为主要以白话文为主的译注与诠解，经典诠释是伴随儒学发展整个过程的基本内容，现代新儒家的发展也在于经典诠释学的发展。白话文译注经典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中国哲学学科的创立都是为了诠释古代哲学思想经典。现代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学术理论与方法的繁荣有力促进了经典诠释学的前进。神秘主义的解经倾向、美化圣化、抱残守缺的解经方法都逐渐过时并要被淘汰。但经学的实证精神则不容丢弃，汉学与宋学越来越受到中国哲学现代学术规范和白话文解经的挑战。白话文直译是白话文解经最原始的方法。高级方法则是用中国哲学的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学术话语诠释经典，从而完成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经典诠释学是任何时代儒学研究的前提。四书学当中已经体现了朱熹的半文半白的语言风格。二程语录、朱子语类都相当于现代的俗话俗语，甚至《论语》本身都接近于俗话俗语。古文运动是韩愈等人刻意恢复《尚书》模式的复古倾向，但宋明理学还是建立在通俗基础上，所以，白话文解经是由来已久的传统。现代儒学研究也必须站在白话文解经基础上，而不是过分依赖四书学旧的话语体系。

虽然《论语》是孔门弟子编纂而成的经典，但却是研究孔子思想最可靠的依据。进而探究《论语》的整体结构对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都具有重要意义。假设《论语》无整体结构，那么儒学发展还带有随机性。假设《论语》有整体结构，那么这个结构将会构成原始儒学的基本框架，进而可以认为是孔门弟子尤其是七十子的共识。那么儒分为八的局面将会减轻分量，长期的孟学荀学、程朱陆王的辩难可以得到一定的缓解。儒学的内部整合与规范性将得到充实提高。

原始儒学的根基是孔子及其几代亲传弟子。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荀子师承已经淡漠，这可以看做是亲传时代的结束。汉唐儒学的根基是五经，佛道二教的崛起第一次动摇了经学地位。宋明儒学把根基从五经过渡到四书，四书学主要是以章句训诂而明义理。五经学尤其是古文经学目的是明经，进而以经学直接治国理政。四书学的明经目的是为了阐发天理、良知、识仁，进而以此修身。宋明儒学的义理优先于经典，从而也造成了清代经学对宋儒的根本反抗。清代经学以考据学恢复了古文经学的实证精神，进而倾向于小学、训诂学、音韵学、考古学等方向。清代经学有注重事实、搁置义理的倾向。清代经学所谓的“六经皆史”完成了经学史学化运动，经学史学化也结束了经学的现实生命力。无论汉儒的治国理政、还是宋儒的修身养性都被取消掉，儒学陷入了纯知识化的境地。而儒学除了知识化维度，还有政治化维度、心性（宗教）化维度、生活化维度、思想化维度，乃至于经济伦理、工作伦理的维度。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以及随后的清代经学解体了四书学的地位。

现代新儒家多借助唯识学、实在论构造了新心学、新理学、新气学。但儒学第三期发展（现代新儒家）的定型阶段还没有真正完成，主要原因是经典诠释上没有形成突破。宋明理学之所以完成第二期的发展，在于四书学的突破。周敦颐的《通书》、二程的《程氏易传》与经解以及后来的《四书集注》、王阳明的良知学都是经典诠释上的新规范。熊十力的《论六经》具有今文经精神，大力开发《周礼》《春秋》的经世致用与微言大义。然而这两部经典在儒学中的规范作用较差，顶多在经学中有所嬗变。牟宗三的《心体与性体》依据经典诠释上的差别考辨出宋明儒学三系说，引入康德的道德形上学与亚里士多德四因说，但是对四书五经没有提出新的诠释体系。牟宗三谈到孔子也往往是几句话，类似于“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子在川上曰”等。牟宗三在《大学》诠释上皈依了王阳明的良知学与四句教。

结语：研究《论语》的思想体系与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关系

近现代以来，《大学》《中庸》《孟子》的注疏已经大大落后于人们注解《论语》的热情。四书学逐渐向论语学进行过渡。四书学的高潮是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阳明心学对《大学》重新解构，提出了迥异于朱熹的经解。经典诠释范式受到震动是儒学理论形态解体的表征。随后阳明心学受到实学思潮批评，四书学陷入停顿。清朝经学以考据学为特色，刻意从四书回到五经，进而恢复汉学尤其是古文经学，但是晚清大变局使得古文经学跟不上形势需要。现代新儒家在经典诠释方面无较大突破的原因很多：第一，疑古学派利用西方学术体制冲击了经典；第二，五四以来的批判儒学运动在社会层面扫荡了经典；第三是现代新儒家援引唯识学、实在论建构道德本体论与新理论，但在经典诠释方面仍然皈依汉宋。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进程则迟迟没有完成。《四书集注》代表着宋明理学的经学最高峰，而对《大学》的歧解则引发了王阳明的心学建构。现在探究《论语》的整体结构、思想体系、逻辑线索也将会更好地发扬儒家基本精神，揭示《论语》的整体结构也将会促进儒学的逻辑化、体系化，从而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顺利进行。

（作者简介：崔锁江：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衡水学院讲师，研究方向是《论语》、中国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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