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清代前中期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第一节　清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的推广

　　清代前中期，我国封建社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了比较显著的发展，这种发展主要也是在手工业生产中。不过，和研究明代问题时一样，我们先在本章中考察农业方面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然后在第四、第五章中按行业来考察手工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

　　本章中，首先考察清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和经济作物的推广，然后在第二、第三节中分别探讨农业生产关系的变化和农业中的资本主义萌芽。有关土地制度、租佃关系、农村雇佣劳动等一些理论性问题和我们的观点，在第二章即关于明代的一章中论述较详，这里从略。

一、清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

　　经过延续达半个世纪之久的战争，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到清王朝立国的时候，已是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一片凄凉景象。清王朝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恢复国民经济，安定民生。清王朝也和前代一样，采取垦荒、屯田、兴修水利等政策，恢复农业生产。从劳为力和耕地面积看；大约在康熙末期才恢复到明万历时水平，历时了70年，比明代的恢复期长一倍。

　　清代屯田，除国初圈占旗地及助军屯外，主要是康熙后期开救的新疆屯垦，至于东三省、内蒙的放垦则主要是晚期的事。垦荒技策，则范围甚广，时间也长，不仅恢复了旧有的抛荒，还继续向荆感山区、闽浙赣皖山区、陕南山区开垦，并大力开发四）小以及云沁（贵州、台湾。再加上作物品种的增加，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改变藏宋以来过分依靠江南水稻的局面，能供应更多人口的消费。

　　一些恢复农业生产的措施，也是随着垦荒而来的。顺治六年（1649）谕，“凡各处逃亡民人，不论原籍别籍，必广加招徐，编入保原，悔之安居乐业，察本地无主荒田，州县官给以印信执照，开垦耕除水准为业。俟耕至六年之后，有司亲察成熟亩数，抚按勘实，奏请奉诏，方议征收钱粮。其六年以前，不许开征，不许分毫金派差摇”【1】，这是清代垦荒的基本政策。

　　这个政策并未能完全执行。例如，在肯定开垦农民的土地所有权上，常有旧田主来争，或垦熟之后即有豪强来“认业”，这样“兴起讼端，宫即断明，而资产荡然矣。”【2】更重要的是起科问题。开垦院田，工本数倍于熟田，六年后起科，仍未必能收回工本。雍正元年（1723）定“水田仍以六年起科，旱田以十年起科，著为定例”【3】。而实际上是三年起科、五年起科都有，并且“杂项差役，便不能免，此所以官虽劝耕，民终裹足不前也”【4】。此外，垦户多是贫民，能自备工本者甚少，须由官府借给牛、种、口粮或银钱。但各地执行参差不一，而且“报垦之时，册籍有费，驳查有费，牛种工本之外，复桔据以应诛求”【5】；“自州县以至都抚，俱需索陋规，致垦荒之费浮于买价，百姓畏缩不前”【6】。

　　尽管如此，农业生产还是缓慢地恢复，乾隆以来，并有发展。清代赋役较明后期为轻。赋税收人，顺治末，岁收银2，150余万两，粮640余万石；乾隆末，增至银2，990余万两，粮830余万石，存仓粮食4，500万石。（明万历时仅110余万石）。【7】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以前一年的人丁数（2，462万）为标准，征收了银额359万两，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雍正间，实行摊丁人地，即将丁银摊入地亩交纳，实际上是完全取消了人头税，这是明一条鞭法以来赋税制度的一个进步，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着积极作用。

　　对于清代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仍按研究明代的办法，以乾、嘉、道的生产状况代表清代高峰，与明盛世即嘉靖、万历时相比，分别考察（一）农产品总产量；（二）单位面积产量；（三）生产率增长的因素；（四）劳动生产率。

　　（一）农产品总产量

　　农产品总产量代表封建国家的经济实力。我们并无总产量统计，仍然只能用人口变动的数字来代替。清代人口，据文献记载，按十年间隔，汇列为表3-1。

表3-1：清代人口 

　　资料来源：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清史论丛》1979年第1辑。

　　表内自顺治至雍正是“编审”统计，编审的是承担丁银的16—60岁的男子，即丁数。编审三年或五年一次，各州县多是增丁至2，000名以上才予纪录。不过从长期趋势看，这个统计大体还是可用的。按现代人口统计，16—60岁的占人口总数44—65%，不发达国家比重较低。考虑到长期战争影响以及隐漏，估计清前期的丁口记录占人口总数20%，已属不低。这样推算，清初人口在9000万左右，较明盛世的1.2亿减少25%左右，看来是比较合理的。

　　乾隆以后的统计是“保甲”数字，指总人口。保甲法不少弊政。不过，这个统计上与雍正、下与民国的统计都还能衔接，我们也认和大体可用。据该统计，道光十四年（1834）人口突破4亿关。保幻统计往往遗漏僻乡，又常照抄前册，增加的人口过一个时期才反映出来。因此，在嘉庆末，我国人口可能已接近4亿了。

　　第二章中我们估计明嘉靖、万历时人口为1.2亿。由明盛世到清中期，人口由1.2亿增为4亿，即增加2.3倍，粮食产量亦必增加2.3倍。若仍按平均每人占有原粮580斤计，即由696亿斤增为2，320亿斤。这是个很大的增长。

　　这种增长，如果是单纯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来，则对农业生产力来说，只不过是量的增加。清代耕地面积，我们选取几个年代，并与明后期相比，列为表3—2。该表前部分按省区划分，后部分按官民田性质划分（包括估算）。记载来源不同，总数亦互异。

表3-2：清代耕地面积（单位：顷）

　　资料来源：孙毓棠、张寄谦：《清代的垦田与丁口的记录》，载《清史论丛》1979年第1辑。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80年版第380页，数略有差异。

　　表3—2以顺治十八年（1661）的5.57亿亩代表战乱后清初的耕地面积，比我们在第二章中估计的明盛世的7.84亿亩减少26.7%，这大体是合理的。但这以后的统计则普遍不实。

　　我们选嘉庆十七年（1812），因这年记载比较完整。此后道光、咸丰统计反低于嘉庆，显然不合理。嘉庆十七年的统计也不合理，其民田数字反低于乾隆。表列光绪十三年（1887）统计，也因这年记载最详。这年的9.25亿亩的数字也不可信，不能与民国初的13.5亿亩（连复种13.6亿亩）相衔接。【12】

　　清代田土统计一般是纳赋税的田额，不是实际耕作面积。零星、偏僻不起科的垦地，官吏为“免查勘之烦”【13】，便不记载。又所录生要是水田旱地，如雍正二年（1724），《大清会典》记各省共7.23亿亩，而今人据《清实录》《东华录》等汇集连同山、荡、畦地共达8.90亿亩，【14】相差23%。清代大力开发湖北、湖南山区和湖田，而这两省田土统计反比明万历时记载少一半，光绪十三年亦只列1.51亿亩。【15】东三省流民垦荒，清代屡申禁令，故所报均不实。如吉林，至光绪十四年（1888），垦荒达106万垧即1，590万亩，而表上仅列148万亩。黑龙江，同治元年至光绪十二年（1862—1886），垦荒75万余垧，【16】即1，125万亩，而上表仅列8万余亩。此外，失实最多的，恐怕还是豪强偷漏隐报。这固然是历代都有，而清代自摊丁入地后，赋税均按田亩征收，尤其是乾隆以来大户兼并日炽，隐漏可能更多。

　　总的看来，清代耕地面积的统计普遍偏低。近人研究，总应在10亿亩以上。国外学者有人估作12或13亿亩【17】。我们看，将嘉、道时耕地面积估作11-12亿亩，不会过高。这样，就比明盛世的7.84亿亩增加50%左右。也就是说，清代粮食的增产量中，有20%以上是由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有近80%是由于下述的其他原因而来。这就同明代的情况不同，我们曾估计明代增产的粮食中有80%的是上于耕地面积的扩大而来。事实上，清代垦辟田土的面积远大于明代，但因粮食增产量更大，这一因素所占的比重反而降低了。

　　（二）单位面积产量

　　单位面积产量反映土地利用的效果，是农业生产力的重要指标。这方面也无统计可言。只能仍照研究农业的办法，先将江南水田的一些亩产量事例为表3-3。

表3-3：清代江南水田产量举例

麦0.7

　　这是江南高产区的记载，可与表2-3明代江南水田产量对照，明代的实例较少，不过大体看来，清代是比明代有所提高的。表中多数例子未提春花，春花的作用第二章中已详述，清代江南复种面积增加，春花作用也要大些。表中还可看出，从清初到嘉、道，亩产量似也有提高，象嘉兴、苏州都较明显。

　　就江南说，清代亩产量大约也比近代为高。据陈恒力同志对嘉善、吴兴考察结果，认为抗日战争前两县的亩产量约合《补农书》所记清初亩产量的77%。【18】上表嘉、道问苏州、嘉兴的亩产量分别为米3石、3.7石，据1908年刊行的《支那经济全书》（第八辑）调查两地的亩产量分别为米2.5石、2石，合清代的83%、54%。上表清代浙江、江苏、安徽、江西的亩产量一般在米1石一2石间，按1.5石计，合谷3石，即400斤。据1932年出版的《中国农业概况估计》（张心一编），这四省的亩产量分别为谷307斤、278斤、284斤、292斤，约合清代的69—77%。

　　上述地区外，四川的亩产量也不低。有段同治年间的记载说：“今之苏松、镇江等处，上地一亩收谷不过三四石，蜀地有一亩收至六七石者，……故往日川东之米尝转售于他省”。【19】亩产六七石仅是个别地方，不能代表川东，但四川米自用有余运销外地则是事实。福建、广东的亩产量未详，这些地方种双季稻，亩产大约在谷3—4石之间。

　　北方情况，如乾、嘉时记载，河北乐亭亩产三、四斗至五、六斗；宝坻亩产五、六斗至七、八斗；滦州亩产四、五斗。【20】北方多是麦粟（黍）接种，上引未详何指。前表中凤台县麦黍亩产2石，即指淮北。乾隆时有人说江淮以北，一亩地租可有一石【21】，即亩产2石。这是高产区。近人调查光绪时山东淄川地主经营：亩产小麦300斤，高梁600斤，谷子600斤，豆300斤；【22】麦、豆合亩产一石，高梁、谷子合亩产2石。这也是指高产田，据说当地农民约只有此半限。以上除豆外均指原粮。看来北方亩产仍低，但比之明代仅及苏南十分之一的说法，似乎也有了提高。由表3—2可知，清初战争中长期的土地荒废主要是在北方（江南四省反有增长），经过几十年的废耕，北方地力有所恢复，亦属可能。

　　东北、西北新垦区的亩产情况未详。一般说，这些地方的土地还是不坏的，东北还有余粮南运。按表3—2，明后期南方九省（苏以核浙闽粤桂鄂湘）耕地占全国耕地面积61.8%，到清后期只占伪；5%了；明代人民口粮有70%依靠南方水稻，清代水稻的负担加那么重了。北方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是可以肯定的。

　　（三）生产力增长的因素

　　从生产工具来说，无论是耕作农具或排灌器械，清代都无革新可言。见于乾隆《钦定授时通考》的记载，较之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州入全无新意。康熙时吴坤修的《农具记》中多二“稻床”，实亦明代所有【23】。惟小农具匍  【24】，种双季稻平整田用，大约属新出。动力方面，水轮的利用且不如前代，我们在第二章中已言及。明代的风力水车，清代亦未见推广。【25】不过，清代农业向山区、东北和西北、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先进地区的农业工具和技术向这些地区传播，就会造成农业生产力的提高。

　　清代农业生产力的根高，我们考察主要有三种因素，即（1）农进学的进步；（2）集约化耕作，即每亩地投入了更多的劳动；（3）高产作物高粱、玉米、番薯的推广。其中又以集约化耕作为最重要。

　　农艺学进步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深耕：此在北方旱田最为重要。前代犁地，大都以3寸左右为常。清人云：“犁之深浅有法”，“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26】杨灿（字双山）《知本提纲》总结西北地区经验，“有用一犁一牛者，有用一犁二牛者，有三牛四牛者”；“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深至二尺者”；又“前用双犁小牛，后即加一牛独犁以重之”，【27】即用套耕法实行深耕。

　　选种：农家经常选育新种。以稻而论，清代品种显著增多，不下数百种。有御稻、香粳、银条等类别，取其品质好，而更多的是百日动、六十日、八月白等名目，取其早熟，这对于实行复种、提高产量至为重要【28】。

　　复种：在北方，明代大约复种之地甚少，罕见记载。清代，乾隆以后，山东、河北、陕西的关中地区，已比较普遍地实行三年四颗或二年三熟。苏北、皖北亦行二年三熟。即：每年种一季秋粮，隔年种一季越冬作物，隔年冬休。越冬作物多种小麦、大麦，夏收后种豆类、玉米、晚谷等，冬闲地来春种高粱、玉米或春谷等。这种轮作，须看天气，夏收后“得雨即种秋田禾”，“种谷看墒大小”，【29】弄不好只能三年四熟，甚至三年仅三熟。除上述地区外，广大北方仍只是一年一熟。

　　在南方，江、浙明代已行麦（豆）、稻一年两熟制，即水旱轮作。清供推广到湖南、江西，两省地方志和《抚郡农产考略》均有记载。但太湖流域地势过低之处仍不能两熟，因麦须旱田，四川亦然。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中所说“三熟”，是指大麦（比小麦早刈）、中稻、晚稻，限于小部地区。双季稻主要是清代发展的，由广东推广到广西、江西，云南，但有其局限性。又双季稻地区清中期有引人麦者，变成麦、稻、稻三熟。不过，对复种的作用不能估计过高，二十世纪初，我国复种指数还只有123【30】。此外，包世臣在《齐民四术》中记有轮付资，如豆、粟、芋、薯轮种，以及谷地轮种蔬菜、桑田种豆等。此非新法，不过轮作品种可能比过去增多。

　　施肥：清代随着人口以及猪、禽的增加，施肥情况颇有改善，并多更多的地方脱离天然肥（草木灰人进入农家肥（沤制肥入清人聊垦田莫如粪田”之说，见其对施肥的重视；造肥法方日精，“酿造农出，其法有十”【31】，包括绿肥、磷肥、皮毛粪等。明代已有菜子、乌期。麻渣、桐、樟等饼肥。饼肥的利用则系清代推行的。光绪时记的。松江上农用肥三遍，头遍用红花草、紫云英等绿肥，二遍用农家肥，三遍用豆饼，并有关东大饼和浒关小饼之别，兼用河泥等，【32】施旧法殊完善。不过，清前中期大豆产量还不多，豆饼作肥一般限于富家，又主要用于棉田。

　　区田法：清代由于肥源较裕，区田法受到注意。该法我们在第宜章中已有介绍。包世臣在《齐民四术》所述指麦田，其分区简化。一个新的发展是把它用于水田，实行水稻直播。其法创自嘉庆时苏州潘曾沂，因林则徐一度提倡而出名。大体是将水田用沟拢分区，沟内施粪肥，然后播入稻种，沟每行阔1.5尺，株距1尺，各行错种成品字形。并提倡“亲田”，即择一、二亩加倍护持，作实验田。【33】这种区田有无推广颇可怀疑，因直播稻始终未成习惯。至于一般区田法，论者甚多，但多以其不能用牛犁、车再，全靠双手细作，担水点浇，费工过巨，未能推行【34】。

　　此外，尚有值得注意者，即清代种稻有早播和北移的趋势。清文献中很多提倡早播和劝种早稻的记载，除为了复种外，还有避秋冬寒涝之意。一般要求小满插秧，小暑收割，在田仅40日者称四十子稻。这自然有利于增产。种稻区向北延伸。我国华北无霜期在225天以上，只要灌溉解决即可种稻。清中期，稻田东逾淮水，江北且种早稻；西抵渭水，陕西周至种稻。陕西西乡、河南光中均有早稻。康熙时震泽人潘见龙到河南叶县作知县，见当地尸土瘠民散，野多荒芜，民有垂老不识稻米者”，乃教民种稻，“教之不三年，

　　而粳稻遍野”。【35】康熙时福建人兰理在天津开渠辟水田2万亩，“尝召闽浙农人督课其间，津人称为小江南”【36】。稻是高产作物，种稻线北移，也就是灌溉田扩大，对增加粮食产量自有神益。这也可看作是农艺学的进步。

　　但是，如我们在第二章中所说，在小农经济中，农艺学的作用始终是有限的。亩产量的提高，主要还是靠投入更多的劳动力。

　　从前述统计看，全国耕地面积按人口平均，明后期为6.5亩，清初期为6.0亩，中期为2.5亩。就是说从明至清，每亩的劳动力增加1.6倍。由于人口组成有变化【37】，实际不会增加那么多，但总在一倍以上。清中期人口成倍增长，突破四亿，增加的劳动力大都是在农村，其他出路有限，集约化耕作有了可能，也成为必要。

　　在一家一户的生产组织下，集约耕作只能在小面积土地上进炉。反映在清代农业理论中，强烈批评广种薄收。清初，张履祥的《补办农书》中即有“多种不如少种好”的说法。乾隆时尹会一说，南方亩产以石计，北方以斗计，非尽“南沃而北瘠也”，南方“一夫所会，不过十亩，多则。十亩，力聚而工专，故所获甚厚”，北方“农民书图广种……意以多种则多收，不知地多则粪土不能厚奎，而地力行矣；工作不能遍及，而人事疏矣”。又“小户自耕己地，种少而常食丰收。佃户受地承种，种多而收成较薄”，【38】因提出限制佃户佃。自苏得超过30亩的政策。靳辅指出，苏松嘉湖地区，一夫只耕十深三亩，“其岁收粒米，肥地不过三十余石，瘠地亦可得二十石”【39】。收成主要靠精耕细作，土地条件反成次要的了。包世臣说，苏州农民“精于农事”，因能多收，西北农民“广种薄收。广种则粪力不给，薄利则无以偿本”【40】。

　　这里提出农业生产成本问题，这也是集约化耕作中必然引起的考虑，明代文献尚少言及，清代则议论甚多。如章谦在《备荒通论》中说：“一亩之田，来相有费，籽种有费，溺解有费，雇募有费，祈赛有费，牛力有费，约而计之，率需千钱”【41】。顾炎武说，苏南“粪壅工作，一亩之费可一缗”【42】。据其他一些材料，江南一亩生产成本都在1，000文左右，合米0.3一0.5石，以亩产2石计，占15—25%实在不小，必须认真考虑。

　　第二章中讲过，新作物的引进对我国农业生产有重要关系。除早熟稻外，高粱的引进大约在宋元之际，最初是（从中亚）传入四川，明代已有推广，到清代遍植于北方，逐渐代替粟。高粱亩产量高于粟，并耐寒、抗涝，杆可供燃料，而粟的品种，唐以后日益退化，故这一代替有利于充裕民食，对东北垦区的开发尤为重要。据民国初统计，高粱播种面积有1.39亿亩，已略超过粟（1.38亿亩），占总播种面积（13.6亿亩）的10.2%，清代情况，可能相差不太多。

　　玉米、蓄薯的引进在明后期。据陈树平同志研究，【43】明代玉米的种植已有十一省记载，但多在稻产区，种植不多，大量推广仍在清代，也以北方为主。番薯的推广，更主要是在清代。二者都属高产，并耐旱，能在砂砾地和山区生长，有不与五谷争地之说。清代山区的开发，棚民大都是以玉米、蕃薯为主粮，这些地方同时又栽培经济作物。闽浙山区，棚民“携山禾、山芋、桐、茶、杉、漆、靛、苎、蕃薯之种，絜眷而来”【44】。陕南山区，玉米生产和地本厂、菌耳厂、药材厂以及纸厂、铁厂的关系，我们将在第四章第七节中介绍。清代甘肃、云南、贵州的开发即得力于玉米。此外，如有人说，湖南人“全赖苞谷、藷、芋、杂粮为生”，因而其所产大米东运江浙；台湾“人皆食地瓜，大米之产全为贩运（大陆）以资财用”；福建“地瓜一种，济通省民食之半”【45】，腾出地来种甘蔗、烟草。不过，这些说法都不免夸张。

　　玉米和番薯对于解决清代民食问题颇为重要，但其作用亦不能估计过高。据民国初统计玉米播种面积0.97亿亩，番薯播种面积0.25亿亩，共占总播种面积（13.6亿亩）的7.6%。这统计并不可靠。但清中期必远小于此数。因为玉米和番薯是在近代才较大发展的，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包括传统的芋，还只占粮食总产量的9%，三十年代占10.4%（见表3—4，薯类四斤作一斤）。

　　然而，作物多样化总是清代粮食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也反映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我们无法作详细估计。现将二十世纪的两个估计列表3—4作参考。由此，按人口和耕地变化，也可大体窥测清代的农业规模及其内容。

表3－4：近代粮食产量估计（单位：千市石）

　　①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1932年版。系据各县报告、邮政局报告、农民概并参考民元。来统计估计。

　　②乔启明、蒋杰：《中国人口与粮食问题》1937年版。系据农业实验所1931—1935年估计补充、修正。

　　（四）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即平均每个劳动力的产量或产值，是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指标。第二章中考察明后期情况时，我们曾引用陈振汉同志的研究，在江南，一个壮劳动力的常年劳动生产率为米20石，在北方，约只江南一半。到清中期，我们有理由相信，农民的劳动生产率比明后期下降了。

　　其一，如前所说，按人口平均耕地量，明后期是6石亩，清中期为2石亩，下降60%。加上集约化耕作，一个壮劳动力所支配和所能耕种的土地，也必然下降。在江南，明代一般是一夫耕10—20亩。清代，“工本大者不能过二十亩，为上户；能十二三亩者为中户；但能四五亩者为下户【46】”马下户当占多数。余如说“一夫所耕不过十亩”者有三处记载【47】。因为集约耕作，“力田之勤，则前此所未逮；遇旱涝，前多畏难中缀，今则竭力营救”【48】，所以“一夫之耕仅十亩，力或不及，雇工以助之”【49】。一夫经营的面积减少，劳动生产率就可能下降。

　　其二，我们认为清代农产量的增长主要是由于集约耕作而来，但单位面积产量并不能与投入的劳动力按同比例增长。包世臣说：“凡治田无论水旱，加粪一遍，则溢谷二斗；加做一工，亦溢谷二斗”【50】。水田一亩需八、九个工，按亩产1石石计，则加一个工只增产三十分之一而已。在复种的场合，情况亦然。如加种一季春花，增产的粮食不过相当于秋粮20%，顶多30%；种双季稻，只比单季稻增产20—35%。若精耕细作引起雇工，增加成本更大。因此，集约化耕作，尽管亩产量增加，按每个劳动力计算，劳动生产率仍将下降。

　　集约化耕作本来是农业生产的一个进步。但是，在技术设备没有重大改进、一切依靠手工劳动的条件下，集约化耕作只能是使用更多的劳动力，而每个劳动力都要吃饭的，到一定程度就会得不偿失。

　　国外有人认为，到嘉、道时，由于人口压力，我国传统农业已进入所谓“高水平平衡”不能再有发展了。【51】这种说法不符合实际。自明至清，我国人口的增加并不算快，年增长率不过0.2%，增长最快的乾隆、嘉庆朝，也不超过1%。现在第三世界国家多达2—3%。我国解放后五十年代人口增长率达2%，农产品增长率约为4%，当时仍是传统农业，粮食产量比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增加33%。所以，在清前中期，靠投人更多劳动力来增加农作物生产，仍悼有余地。

　　不过，也不能说乾、嘉朝的人口增长对中国农业生产没有不良影响。人口增长促使耕作集约化，在这一方面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增加了粮食产量；一方面又降低了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大了生产成本。在乾隆朝，确也发生有史以来还没有过的粮价持续上涨的长期趋势（当然还有别的原因）。还应看到，在封建的生产关系中，封建统治者是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当时的有识之士也只是从提、倡禁种烟、禁造酒以至限制棉田来谋求增加粮食生产。其结果，

　　使得我国农业更趋向粮食单一化，绝大部分人口陷于搞吃的，为果腹而劳动。这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显然是不利的。此外，由于没有科学指导，土地的利用和开发，也造成某些生态平衡的破坏，遗害后世。

　　上述劳动生产率的考察是限于粮食生产，如考虑到生产结构的变化，情况又有所不同。上面提到清代稻麦比重与明代略有不同，以及高粱、玉米、番薯的推广，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生产结构。而更重要的是经济作物的发展，对于提高农业经济效益，颇有裨益。

二、经济作物的推广

　　经济作物的发展，在清代是比较有成绩的，我们把重点放在经济效果的考察上，分别介绍如下。

　　（一）棉（附麻）

　　棉的种植在明代已推广，不过如第二章所说，主要还是在江苏、山东、河南的几个集中产区。到清前中期，江苏的松江府、太仓州、海门厅、通州一带仍是最大的棉产区，据说这里农田70—80%是种棉【52】。连同常州府的江阴、淮安府的淮南一带，江苏在民国初有棉田近1，000万亩，清代可能已接近此数。

　　山东棉区，在鲁西东昌府、临清州、武定府，而关于鲁南克州府、曹州府棉产的记载反不如明代之多。山东棉产量不及江苏之半。

　　河南省棉区比较分散，以中部孟县、巩县、洛阳一带较多，北部彰德、武安，南部南阳，西部商丘也有。近代河南棉产量低于山东，清代恐怕也不会很高。

　　直隶是清代发展最快的棉产区，集中在冀州、赵州、深州、定州、荣城一带，东部滦州、乐亭也盛。民国初河北省棉田已超过山东，清中期大约与山东相仿。乾隆时方观承说三辅“种棉之地居十之二三”【53】，实属夸张，因民国时其棉田也只合全省耕地的6.9%。

　　湖北省，明代即以江花著称。清代有较大发展，以安陆府的天门、德安府的孝感为中心，沿汉水展开。民国时，湖北棉田已略超过河北，清中期恐怕没有这么多，因如襄阳府的枣阳、荆州府的江陵、黄州府的麻城等产棉中心，是在同治、光绪、宣统史志中才见。

　　陕西省也是清代发展起来的较大棉产区。其西安府明代即植棉，清代仍是集中产区。汉中府、延安府产区大约是清代发展起来的。该省棉产量较少，约居第六位。

　　以上六省是主要产棉省份。此外，四川、安徽、湖南、浙江产棉也不少。奉天在清中期也已植棉。

　　棉的生产与人口有密切关系，接近代标准平均每人年消费量为3—4斤，由人口可推出棉产量。但在清代还不能这样。第二章中我们说，明代植棉的推广主要还是代替植麻的过程。这一过程，清代仍在继续。北方大麻已被代替，而占比重最大的些麻在清代仍是重要的纤维作物，江西、湖北、湖南、浙江、广东、福建、四川都有集中产区；江西南部七府“生最饶，缉  织线，犹嘉湖之治丝”，宁都夏布“岁鬻数十万绪”【54】。广东新兴县“女红治络麻者十之九，治苎者十之三”【55】。有些地方，如浙江桐乡，除桑蚕外，东乡妇女织布，西乡妇女则绩苎；安徽要源，“西南乡多能纺织，东北妇女惟绩苎”【56】。

　　上述情况的存在，是因为植麻与植棉相比亩产量大，经济价值也高。浙江桐乡种麻，“每亩盛者可得二百斤”【57】，浙江棉的亩产量全国最高，也只40斤。湖北“荆扬间，每岁三北，每亩得麻三十斤，少亦不下二十斤，每斤三百文”【58】。这是乾隆初期记载，这时棉的价格每斤30—40文（见下），湖北棉花亩产约30斤。所以，从生产者来说，种棉并不比种麻有利。但从消费者说，棉布的使用价值远大于麻布，因而棉布的需求多，市场大。在机纱（洋纱）大量上市后，布价下跌，植棉代替植麻的过程才算完成。这以后，有人计算，1914一1918年间，”棉的播种面积为6，981万亩，占全国播种面积5.1%，产原棉1，606万担，价值4.98忆元；麻（包括黄麻）的播种面积941万亩，产麻1，410万担，价值2.85亿元。【59】这时，种麻的经济利益又比种棉大2倍。但这时，芒麻所织夏季清凉织物，已不是棉所能代替的了。

　　我们无法估计清前中期棉、麻种植比重。不过可以肯定棉的种植面积不会达到耕地总面积的5%，即不超过5，000万亩，按平均亩产20斤计，总产量不超过原棉1，000万担。在本书第二卷中，采取另一方法，估计鸦片战争前我国原棉产量为970万担。

　　植棉的经济利益有多大呢？棉农亦非只植棉，常与小麦间作，或一年种稻二年种棉。【60】大部份的棉并非商品生产，而是农民自用自织。在棉的集中产区，有的是棉农织商品布出售，其经济利益较大。如松江，“利在棉花梭布，较稻田倍蓰”【61】。说“倍”是可信的，“蓰”（五倍）就不可信了。有的地区如河南，“家有机标者百不得一”【62】，棉花大量运销江南，说河南“收花之利，倍于二麦”【63】，恐怕有点夸张。山东棉花也是运销江南，郓城是个集中地，商人“为市肆居焉。五谷之利，不及其半”【64】；这一记载也可指贩运利润，非指棉农。总之，植棉“工本较五谷费重，其获利亦丰”【65】，但不见得能比种五各收益大一倍。在分散产区，除自用外，零星卖点余棉，收益就有限。乾隆二十四年（1759）。李拔概括各地情况说，棉花“市肆所民每斤不逾百钱”【66】。这时米价正贵，每石达3，000文。按高产区计，亩产棉40斤或米工石石，两者利益相仿。在浙江肖山，乾隆十年（1745）时，棉每斤30—40文，米每斗90—100文，种棉稍有余利；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棉每斤80余文，米每斗280—310文【67】，种棉花就不如种稻了。总之，植棉的经济收益不大，也许是经济作物中最低的。

　　（二）桑

　　我国植桑的进化，第二章中已作介绍。清代在品种上无何改进，不过地桑当有推广。种植仍主要在浙江、江苏、广东的一些集中产区，种植面积无统计，比明代当有增加。桑叶商品化的趋势也有发展。四川、湖南、湖北植桑大约也有发展。不过清代大力推广桑蚕和改革技术，还是在光绪年间生丝成为重要出口商品之后。

　　浙江的蚕桑中心在湖州府。其东的海盐县，“素不习于蚕。近三四十年中，蚕利始兴，今则桑拓遍野”。到光绪时，已是“比户养蚕为急务”，“墙隙田旁悉树桑”【68】。又石门（即崇德）县，据陈恒力同志研究，明万历九年（1581），旱地（桑田）仅62，308亩，占全县耕地面积12.46%，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已发展到207，086万亩，占41.4%【69】。光绪时，石门“民皆力农重蚕，辟治荒秽，树桑不可以株数计”【70】。总之，清代这个蚕桑的集中产区向东扩展，跨湖州、嘉兴两府，周围约一千里。

　　江苏的蚕桑中心在苏州府。其吴江县，于明洪武初诏课植桑，“宣德七年（1432）至四万四千七百四十六株”。到清乾隆十二年（1747），植桑已“乡村间殆无旷土”，“通计一邑无虑数十万株”【71】了。南部的震泽、秀水，也已“歼陌间强半植桑”【72】，与嘉湖地区相连。

　　广东的蚕桑中心在珠江三角洲。康熙时广东生丝开始出口，乾隆间封闭闽、浙口岸，后又限制湖丝出口，因而刺激了广东丝的生产。广东丝又由一年五造发展为八造，桑的需求大增，植桑也有发展，顺德、南海尤多。这两地又盛行“塘以养鱼，堤以树桑”的作法。顺德的龙山，乾隆间就“弃稻筑塘”，嘉庆时已是“民舍外皆塘地”。【73】南海的九江，清初时是“鱼塘十之八，田十之二”【74】，乾嘉后已专事鱼桑【75】了。不过，顺德、南海这个蚕桑区不大，嘉庆时约“周回百余里，居民数十万户，田地一千数百余顷，种植桑树”【76】。

　　三个主要产区外，另见记载的如陕西巡抚陈宏谋劝种桑，乾隆十一年（1747）称：“通省增植桑树已及数十万株”【77】。乾隆初在福建闽县、侯官、永福教民种桑，道光时在贵州功苗民种桑等【78】。

　　明后期，浙江嘉湖一带已有桑叶贩卖，并有经营此业的桑行商人。清乾隆时已有叶市出现【79】。广东也有桑行。又据前引陈宏谋说，乾隆时陕西也有桑叶买卖。张履祥说：“遇叶贱之年，喂蚕实少，便四分五分一个（按每个20斤），只该采买，断不可嫌贱贪贵，留养在桑”【80】。象这样农家就全是种商品桑了。不过，桑叶不能过夜，不能远销。总的看，种桑仍主要是自用。

　　蚕桑的经济利益是很大的，但其利主要在养蚕，不是单靠桑。有人说“蚕丝之利十倍农事”【81】，未免夸张。或说“桑八亩当农田百亩之入”【82】，也有点过份。象浙江嘉湖地区，“岁有百十万之益”【83】，这是可能的。不过即使在这里，农民也不能专事蚕桑，仍要种稻，因为吃究竟是第一位的。而且“蚕或不登，举家聚哭，盖农家全恃蚕以为耕耘之资，蚕荒则田芜，揭债鬻子，惨不免矣。”【84】

　　蚕桑与种稻的比较，还是张履祥在《补农书》中说得好。他说的可视作清初的情况。他说浙江嘉善、平湖、海盐、归安、乌程等县，仍是“田多地少”（田指稻田，地指桑地），桐乡则“田地相匹”。因为桐乡“田不宜牛耕”，用人力多，而桑地用功省。又“田赴时急，地赴时缓；田忧水旱，地不忧水旱”。收益方面，“米甚贵，丝甚贱”时，桑地的收入“尚足与田相准”。米贱丝贵时，则“蚕一筐即可当一亩之息”，而一亩桑可养四、五筐蚕，叶最盛时可养十几筐，最差时亦可养二、三筐。

　　专就植桑与种稻比，张履样所记情况可以列为表3—5。由表可见，植桑的利益为种稻的4.6倍。

表3—5：浙江桐乡植桑和种稻收益比较

　　吴量恺同志根据上表计算农民的劳动生产率。因照《补农书》兑一夫可种稻田5亩、桑地5亩，一个壮劳动力的年产值就合银；3.25两，折米63.25石，比第二章中根据《沈氏农书》所计算的明末一个壮劳动力的产值（60.2两）提高15%【85】。

　　不过，《补农书》所说桑每亩采叶104个即2，080斤是指高产的，湖州桑田通常是产1，600斤。又没有讲桑田的费用，有个材料说吴兴桑田锄垦奎培每亩需银二两【86】，合产值的20%左右。上述是清初情况，乾隆以后，米价腾贵，丝价上涨赶不上米价，利益也就不那么大了。

　　第二章中我们提过谈参式的综合经营是当时农业经济效果最高的。清代广东顺德、南海的“桑基鱼塘”就是这种经营方式的发展。它是做成堤塘交错的田，堤上植桑，塘中养鱼，坡岸杂果木，用桑养蚕，用蚕沙（蚕粪）喂鱼，用鱼水肥桑。清初大约是“三基七水”，随着广东丝出口，养蚕发达，逐步改造为“四基六水”“六基四水”，扩大桑的种植面积，并将果基塘改为桑基塘。这种高经济效果的经营是随时以市场为转移的。

　　（三）甘蔗

　　甘蔗生长需较高气温和湿度，种植地区不广。明代产区集中在福建、广东，据宋应星说，“他方合并得其十一而已”【87】。清代台湾、四川发展为大的甘蔗产区，江西、浙江、广西亦有发展。

　　广东的蔗产区在广州府及东部阳春。“番昂、东芜、增城糖居十之四，阳春糖居十之六，而蔗田几与禾田等矣”。东美的窒村、河田，“甘薯白紫二蔗，运连千顷”【88】。不过当时植蔗技术还较差，种植限于高岗地区（近代则移到临水和沙围困地区）。有人估计，1849年广东省产蔗糖40万担【89】，按每担糖需11担蔗计，应产蔗440万担。按每亩产蔗15担计，应有蔗田30万亩。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据张心一估计达67.4万亩【90】。

　　福建植蔗甚早，产区在漳州、泉州、兴化、福州、福安。但该省茶、麻、靛、果等均有发展，人清以后烟草种植日多，如不计台湾（清代台湾属福建省），种蔗面积可能趋减。三十年代仅17.5万亩。

　　台湾植蔗，是明末荷兰人占领台湾南部后推广的，而于清康熙末达于最盛。其发展过程将于第四章有关制糖业的一节中详述。植蔗面积，据康熙三十年（1691）记载，“旧岁种蔗已三倍于往昔，令岁种蔗十倍于旧年”【91】，以台湾、风山、诸罗三县为主。台湾制糖，蔗车每部使牛18只，每牛配蔗园4甲，每甲合11.31亩。乾隆时有蔗车370张，按此推算，植蔗面积为30.1万亩。又乾隆九年（1744），台湾有田园（水地、旱地）53，184甲，合60.1万亩【92】。蔗田约达稻田的一半。

　　四川隧宁于唐大历时即种蔗制糖【93】，宋代有发展，南宋王灼著《糖霜谱》记其事。但这个产区在明末荒废。清康熙中商人由福建引入蔗种，逐渐在沦江流域的内江、资中、资阳、简阳推广，形成新的产区。惟种植面积无考。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四川有蔗田56.7万亩。

　　近代云南、湖南均为大的蔗产区，但我们未见清代记载。北洋政府统计民国初年，全国甘蔗播种面积360万亩，其数偏高。三十年代估计308万亩。估计到清中期不过在150万亩左右。惟各省产量不同。三十年代估计，江西亩产达32担，福建18担，广东13.5担，四川只8.9担。

　　甘蔗的经济利益也主要在制糖，清代记载还未见甘蔗商品化的事例。但广东罗定州糖厂林立，应有蔗的运输；台湾则有蔗农运联到糖廍加工习惯。福建泉南“稻利薄，蔗利甚厚，往往有改稻种蔗者”【94】。又永安“种蔗栽烟，利较谷倍”【95】。台湾“糖之息倍于谷”，若加上出海贩运利益则“舶职货殖三倍农”【96】，但这不是农民所得。广东糖也有外销，农民有“辄弃耒耜以从之”的事。四川糖的成本较低，有“蜀糖利市胜闽糖，出峡长年价倍偿”【97】之说；不过，有人说四川会理“垦地焚林，其利十倍，府烟种蔗其利百倍”【98】，又说内江雇工种蔗，“壅资工值，十倍平农”【99】，则未免夸大。总之，植蔗制糖的利益较大，但未必比蚕桑为高。

　　（四）烟

　　烟于明后期由菲律宾传人福建、广东，清代大量推广，江苏、浙江、江西均种植，乾隆以后，北方转盛，山东、陕西、山西及四川生产尤多。由于烟是消费品，烟与粮争地，清代屡有禁种烟之议，故史料中烟的论述独多，我们毋需多引。至如说福建“烟草之植，耗地十之六七”【100】，广西“种烟之家十居其半”【101】，等，多有夸大成份。民国初统计，烟的播种面积1，058万亩，而三十年代估计只216万亩，这是因为洋烟进口所致。但民初该项统计实属偏高，看来清中期不过数百万亩而已。平均每亩产量约150斤。

　　种烟的经济利益是很大的，并且不需多大加工，即作商品出售。方苞说，种烟之利“视百蔬则倍之，视五谷则三之”【102】；有人说四川植烟“大约终岁获利过稻麦三倍”【103】；这大体是可信的。至于说种烟一亩“可敌田十亩”【104】，未免夸大。前面还引过两烟与种蔗并提二例。大约地区不同，而种烟的利益，一般说大于桑蚕、蔗糖，当然更大于种棉。

　　但是，种烟的成本也很高。山东济宁种烟的人工约为种玉米的四倍，又说，种烟工力与区田相等，区田人工和粪肥都比一般田大几倍【105】。广西，种烟“每万株，费工人十或七八，灰粪二三百担，麸料粪水在外”【106】。万株约三、四亩，若种稻则一人可种十亩，所记未免夸大。该记载说种烟所需粪肥若种粮食“可活天下大半之人”更属夸张了。包世臣的说法比较可信，他说：“种烟必须厚粪，计一亩烟叶之粪，可以粪水田六亩。……每烟一亩统计之，须人工五十而后成。其水田种稻……每亩不过八、九工；旱田种棉花、豆、粟、高粱，每亩亦不过十二、三工。是烟叶一亩之人工，可抵水田六亩，旱田四亩也。”【107】粪肥不足，如江西新城，则需“递年更换，有休一岁仍种烟者，休二岁、三岁仍种烟者”。种烟家都“借债屯粪”，所耗人力“数倍于谷”，只得“重其值”以雇工【108】。不过，烟的市场价格远高于粮食。所以尽管成本高，种烟的利益仍大于五谷。在人口倍增、劳动力充沛的情况下，其利也愈大。

　　（五）茶、大豆及其他

　　茶的种植历史悠久，主要是在安徽、浙江、湖南、四川的几个著名茶叶产区，从明至清，除湖南外，无大变化。湖南在近代成为大的茶产区，清代当已有发展，湖北也有种植。云南的普洱，清代也甚出名。不过，茶园面积的加速扩大，主要还是在鸦片战争之后，受出口费用降低的影响。例如湖南测阳由“家家种麻”变成“拔而植茶”，乃光绪时事【109】。据估计，鸦片战争前1836—1838年平均，我国茶产量约258万担（按干毛茶计），其中国内消费198万担，出口60万担【110】。按亩产50斤计，种植面积约521万亩。由于出口有增，清中期茶价上升，以1894年的较高价计，258万担共合银205万两，平均每亩收益不过0.4两，实在甚微。但茶多种在山坡，以至田边屋旁，不与粮争地，茶农亦种粮食，故总的算来仍为有利。

　　大豆在清前中期主要还是做食用或农家榨油自用。但清中期盛京（奉天）的大豆和豆饼已大量运销江浙。据乾隆四十五年（1780）征收旗地豆草的记载，盛京、开原、兴京三界种植豆草的面积为438，321日。雍正五年，丈量奉天所属旗地为1，367，804日零四亩【111】，豆草种植所占耕地已很大了。这以后，大豆、豆饼输出日盛，种植面积亦必增加。豆饼主要运销江南。据嘉庆二十年（1815）一个记载：“豆饼出产之处，自豫东徐州而来者谓之西河，自东省运河而来者谓之北河，自风、颖、洪湖而来者谓之南河”【112】。就是说，山东、河南、江苏、安徽均有种植大豆和生产豆饼的地区。光绪记载，还有浒关襄饼，前已提及。总之，清中期大豆的种植已有推广，不过其大量发展仍在二十世纪初。民国初统计大直播种面积达一亿亩，为所有经济作物中最多者，清中期绝不会这样。大豆的经济价值自然比不上桑、茶，尤其在大量出口以前。

　　花生系明后期引进，发展较迟。初种于广东、福建，清代主要产在河南、山东，乾隆时引至陕西，长江流域记载不多，亦少见运销。大约在清前中期，花生还不是主要油料作物。菜子、芝麻是传统的油料作物，随着人口增加，其产量亦必相应发展。不过菜子、芝麻主要是农家自用，运销有限。

　　植物染料红花、兰靛，在国外染料大量进口前，也是重要经济作物。兰靛产于福建泉州、江西赣州、浙江归安等地，明代颇有记载，清代史料反少见。

　　香，用香类植物制成。广东东莞县茶园村香树最为出名，盛时“岁售逾数万金【113】。”

　　果树：广东、福建的荔枝、龙眼，广东、福建、浙江、江西、四川的柑橘，海南岛的槟榔，以及北方的桃、枣、栗等，也都是商品生产，荔枝、龙眼、柑橘利益尤大。北京、苏州、江宁、广州等地都有专业菜圃。南方一些地方有专业菱、藕、笋者。大城市附近有专业花卉者。

　　陕南养猪出售，船运至襄阳、汉口。江苏泰州一带养鸭及蛋，运销江宁、北京。广东九江的塘鱼，销往河南、湖北、福建。湖南衡阳的鱼苗销往浙江。包世臣说养鱼“其利亦岁十倍”【114】于农。

　　上述染料、果树、饲养等也是商业性生产，但其数量究属有限，对我们研究的目的来说，可不予考虑。经济作物的发展对于扩大农业基础，提高经济效果、增加国民积累和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均有重要作用。如十九世纪后期日本即借助于丝的出口促进了工业化，美国的棉花、澳大利亚的羊毛、瑞典的木材亦具有同样作用。清前中期经济作物虽有发展，但总的说比重还是不大的。民国初统计，全部经济作物占总播种面积的17%，若除去主要是在二十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大豆和花生，则只占7.5%（但桑和茶均未计入播种面积）。所以，在清前期，经济作物大约只占耕地面积的10%左右，而90%左右用于粮食生产。这种农业结构是不利于国民经济的发展的。这时，经济作物还基本上是供国内消费，出口有限，不能获取更高的价格；而自乾隆以来，粮食价格上升较快，经济作物的利益反相对降低了。这种情况，连同前面所说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和生产成本的提高，对于农业资本主义萌芽是个限制。

【注释】

【1】清《世祖实录》卷四三，顺治六年三月壬子。

【2】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康于。

【3】《清朝文献通考》田赋考三。

【4】清《圣祖实录》卷三，顺治十八年六月皮子。

【5】陆陇其；《论直隶兴除事宜书》，《皇朝经世文编》卷二十八。

【6】《清朝文献通考》田赋考三。

【7】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80年版第387.252、254页。

【8】其中皇庄、藩王庄田、屯田是我们估计数，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9】孙晓棠、章寄谦估计数。

【10】同治十二年数字，未计入合计数。

【11】是按北直隶府州、南直隶府州、十三布政使司分区统计的总计，见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1980年版第334页。

【12】本节所用民国初统计是根据北洋政府农商部《农商统计表》民国三年、四年、六年、九年的统计综合计算，以下不再—一注明。北洋政府的这个统计不可靠，多数项目数字偏高，只因其比较接近清前中期，可作参考。

【13】乾隆“五年有零星土地永免升科之谕”，“十一年以广东高、雷、廉等府所垦荒地本非沃壤，十八年以琼州海外瘠区，三十一年以滇省山头地角尚有旷土，皆听民耕种，不限亩数，概免升科。不特无催科之扰，而并免查勘之烦”。王庆云：《石渠余记》卷五，记劝垦。

【14】《经济科学》1981年第2期《清代历朝人口、土地、钱粮统计（二）》。

【15】明代围垦洞庭湖的烷有100多处，清代官烷、民浇共400—500处，到光绪时围湖造田达1，380万亩。见《中国水产》1979年第2期，第20页；长江水利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史略》，第142页。

【16】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57年版第1辑第786页。夏家骏；《汉族流民对东北边疆的伟大贡献》，载《光明日报》1981年8月31日。

【17】珀金斯估计同治二年（1873）为12.1亿市亩，见Dwight H.Perkins,Agricultu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69,p.112；尾上悦三估计道光二十年（1840）为13.65亿市亩，见所蓍《近代中国农业――数量、侧面》。

【18】陈恒力：《补农书研究》，1958年版，第17页。

【19】吴焘：《懈蜀日记》，同治十三年。《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跌第149页。

【20】乾隆《乐亭县志》卷五；乾隆《宝低县志》卷七；嘉庆《滦州志》卷一。

【21】盛枫：《江北均丁说》，《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

【22】景甦、罗仑：《清代山东经营地主底社会性质》1959年版，第70页。

【23】稻床，脱谷用，明代记载见弘治间祁潘：《便民图篡》，天启间朱国柞：《海盐图经》。

【24】黄皖：《致富记实》上册，农器：早稻割后，“不再犁田，铺石灰一道，用葡蓑将禾兜打落，便可插秧”。

【25】同治《续天津县志》记雍正间，有徐某自绍兴来，于葛沽种稻，用风车车水，后徐某南归，“而此法遂绝矣”。又周庆云《盐法通志》记江苏沿海产盐地用风车，即刘仙洲：《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1963年版，第52页所绘图式。

【26】祁寯藻：《马首农言》，种植。

【27】杨屾：《知本提纲》卷五，农则，耕稼。

【28】盛永俊太郎统计清代稻米有739种，糯米384种，但多重复；又50个以上品种的州县有7个。见所著《中国の稻——直省志书加からゐな品种》，《农业すとじ园艺》1970年第45卷第12号。Dwight H.Perkins说，明弘治至雍正，江阴水稻品种增加35种，福建建宁增加36种，广东石城增加29种，广西怀集增加25种。见所著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969,ch III.

【29】扬秀元；《农言著实》，成书于道光。

【30】吴慧同志估计清代南方水稻田中，双季稻占3%，麦稻复种占22.4%，单季稻占726%，加权平均亩产2.7石。见所著《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未刊论文）。

【31】杨屾：《知本提纲》卷五，农则。

【32】光绪《松江府续志》卷五，风俗。

【33】万国鼎；《区田法的研究》，载《农业遗产研究集刊》1958年版，第1册。

【34】陆世仪：《沦区田》；孙宅揆：《区田说》，王心敬；《区田圃田说》。均见《皇朝经世文约》卷三十六，户政。

【35】乾隆《震泽县志》卷十六，名臣。

【36】徐珂：《清稗类钞》农商工艺，商务印书馆出版，第17册第7页。

【37】乾隆三十八年江西新城的一个材料说，“中田”人家的组成是；农30%，农兼副业20%，工（包括外出作工）10%，商5%，士5%，余为“转移执事者”。同治《新城县白》卷六，保甲，鲁仕骥；中田保甲图说。

【38】尹会一：《敬陈农商四务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39】靳辅：《生财裕钢第一疏》载陆耀：《切问古文钞》卷十五。

【40】《郡县农政》，农业出版社1962年重刊本第52，53页。

【41】章谦：《备荒通论》上，《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

【42】顾炎武；《日知录》卷十。

【43】陈树平：《玉米和著薯在中国传播情况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3期。

【44】嘉庆《南平县志》卷八，风俗，杂俗。

【45】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九，姚莹：《东溟文后集》卷六，施鸿保：《闽杂记》卷七，均引自陈树平文。

【46】章谦：《备荒通论》上，《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九。

【47】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戊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朱云锦；《豫乘识小录》，户口说，《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俞越：光绪训沙厅志》卷四。

【48】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备参上。

【49】凌介禧：《程安德三县赋考》卷二。

【50】包世臣：《郡县农政》，农业出版社1962年重刊本第52页。

【51】Mark  Elvin,the chinese Past,1973，p.306。

【52】高晋：《请海疆禾棉兼种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七。

【53】方观承：《棉花图》。

【54】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卷十四。

【55】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五，货语。

【56】光绪《要源县志》卷三。

【57】张履祥：《补农书》下卷。

【58】乾隆《钦定授时通考》卷七十八，桑余，麻。棉的亩产量系近代情况，见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1932年版，《农情报告》1936年第12期。

【59】Dwight H.Perkins,Agriculture Development in China,1969,Appendix,D.基本数字据北洋政府，农商部统计，其估计偏高。经与各种资料比较调整，1914年的原棉产量为841万担，见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经济学术资料》1980年第一期。

【60】包世臣：《郡县农政》农业出版社1962年重刊本第4、18页；光绪《定县志》卷八，土产。

【61】包世臣；《郡县农政》，农业出版社1962年重刊本第81页。

【62】尹会一：《敬陈农桑四务疏》，《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六。

【63】乾隆《巩县志》卷七，物产。

【64】乾隆《曹州府志》卷七，风土。

【65】乾隆《蒲台县志》卷二，物产。

【66】李拔：《种棉说》，《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

【67】汪辉祖：《病榻梦痕录》卷下。

【68】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69】陈恒力：《补农书研究》，1958年版，第108—109页。

【70】光绪《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引石门县志。

【71】乾隆《吴江县志》卷五，物产。

【72】张仁美：《西湖纪游》，《武林掌故丛编》第九集。

【73】嘉庆《尤山乡志》。

【74】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二，鳞语。

【75】光绪《九江儒林乡志》卷三，舆地略；卷五，经政略。

【76】张鉴等；《雷塘庵主弟子记》卷五。

【77】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五，乾隆十一年四月乙未。

【78】清《高宗实录》卷一0六，乾隆四年十二月丁丑；清《宣宗实录》卷三四一，道光二十年十一月乙已。

【79】《太湖备考》卷六，物产，乾隆《乌青镇志》卷二，农桑。

【80】张履样：《补农书》上。

【81】沈秉成；《蚕桑辑要》。

【82】何石安等。《重刊蚕桑图说合编》序。

【83】唐甄：《教蚕》，《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七

【84】嘉庆《嘉兴府志》卷三十二，农桑。

【85】吴量恺：《清代乾隆时期农业经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清史论丛》1979年第1辑。

【86】《吴兴掌故集》卷十三，物产。

【87】宋应星；《天工开物》第六卷，甘嗜，蔗种。

【88】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地语，卷二十七，草语。

【89】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3册，。第1503页。

【90】张心一：《中国农业概况估计》，1932年版，下同。

【91】康熙《重修台湾府志》卷十，艺文。

【92】乾隆《续修台湾府志》卷四，上田；卷五，陆炯；卷十七附考。赤嵌笔谈。

【93】宋应星：《天工开物》第六卷，甘嗜，蔗种。

【94】陈懋仁：《泉南杂志》卷上。

【95】道光《永安县续志》卷九，风俗。

【96】朱仕玠：《小琉球漫志》，转见徐方千：《清代台湾之糖业》，载（台湾糖业季刊》1947年第2期。

【97】周宪文；《清代台湾经济史》1957年台北，第90页。

【98】同治《会理州志》卷七，边防，历年兵事略。

【99】道光《内江县志要》卷一，物产。

【100】郭起元：《论闽省务本节用书》，《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六。

【101】《吴英拦舆献策案》，见《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

【102】《方望澳全集》，集外文卷一，奏札。

【103】彭遵泗：《蜀中烟说》，载《四川通志》卷七十五。

【104】杨士聪：《八玉堂套记》下。

【105】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二，物产；卷三十二，艺文，盛百二：《济州臧氏种蜀黍记》。

【106】《吴英拦舆献策案》，《清代文字狱档》第五辑。

【107】包世臣：《郡县农政》，农业出版社1962年重刊本第52页。

【108】同治《新城县志》卷一，嘉庆十年《大荒公禁栽烟约》。见傅衣凌：《清代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一个探索》，载《历史研究》1977年第5期。

【109】《农学报》第2期，光绪三十二年九月。见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962年版，第1472页。

【110】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近代上海华商国际贸易业》第二章（未刊专著）。

【111】乾隆《盛京通志》卷三十八，田赋。引自加藤党《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三卷，1973年版第208页。

【112】《续纂淮关统志》卷六，引自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1973年版，第213页。

【113】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二十六，莞香。

【114】包世臣：《郡县农政》，农业出版社1962年重刊本第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