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忠1963年生于天津，1992年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现为天津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过《红楼梦续书研究》等专著，在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发表红学论文数十篇，主持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红学流派批评史论》，曾发起首届全国和海峡两岸中青年学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学术兼职有中国红楼梦学会常务理事、天津市红楼梦研究会会长、《红楼梦与津沽文化研究》主编等。入选《红楼梦大辞典》“红学人物”条目。

大观园创作构思与曹雪芹的价值追求

——兼谈《红楼梦》研究中的两种典范

一、《红楼梦》“两个世界”论及由此引发的红学理念冲突

在座的听众以及此刻收看现场网络直播的朋友们好！上次我讲的《芳园筑向帝城西：周汝昌与恭王府考》，由于题目本身的导向，必然涉及到很多文献考据的内容；而今天我讲的这个题目，更多侧重于《红楼梦》文本的分析。这也要从一次讲座缘起，就是美籍华裔学者、国际知名红学家余英时先生1973年在香港中文大学的演讲题目《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应香港《中文大学学报》编辑的要求，他将讲座文稿整理成两篇文章先后发表，就是演讲主题部分的《红楼梦的两个世界》（1974年）以及根据演讲引论部分扩充而成的《近代红学的发展与红学革命》（1979年）。余英时的那次演讲虽然还是在大陆“文革”尚未结束之前，但他身处香港这块学术争鸣活跃的折冲交汇之地，学术语境较少受到意识形态的渗透。

概括而言，余英时的两篇文章分别揭示了《红楼梦》的“两个世界”论和“红学革命”论。而“红学革命论”的前提，是他的“两个世界论”。后者是对前者的理论概括和升华，虽然只是演讲引论部分的扩充，但影响更大，因涉及到红学发展历程以及寻求这门“显学”突破口的话题。

没有大观园就没有《红楼梦》，尽管大观园并不能直接与《红楼梦》划等号，但它确实是《红楼梦》的主体部分，历来受到研究者的重视。余英时先生的文章，将大观园的研究提升到新的理论高度，引起了学术界广泛关注。

所谓《红楼梦》两个世界，余英时表述为“现实的世界”和“乌托邦的世界”，大观园的生活是乌托邦世界，而大观园以外的属于现实世界，在余先生看来，这两个世界形成了鲜明对比。如此表述，就很容易把大观园“理想世界”置换成 “虚构世界”，用香港著名红学家宋淇的话讲，大观园是“空中楼阁、纸上园林”，余英时先生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断“大观园不在人间，而在天上”，大观园是“太虚幻境”的人间投影。他还特别强调“这两个世界是贯穿全书的一条最主要的线索。把握到这条线索，我们就等于抓住了作者在创作企图方面的中心意义”。

余英时为了说明《红楼梦》的两个世界是干净和肮脏的强烈对照，还対举了“清”与“浊”、“情”与“淫”、“假”与“真”这些概念，为此他举了很多例证。

理想世界“清”的例子：

1、黛玉葬花发生在第二十三回，宝玉和诸钗刚刚在大观园中开始他们的“理想世界”生活，这正是《红楼梦》中两个世界的分野。黛玉葬花 这个经典场面的象征意义很明显，说明大观园里面是干净的，出了园子就是脏的。把落花葬在园子里，让它们曰久随土而化，才能永远保持清洁。

2、宝玉在园中的生活是干净的证明，是《红楼梦》“理想世界”的纯洁性保障。宝玉进大观园后，夜间同房照应宝玉的有晴雯，如果宝玉有什么越轨行为，那么晴雯的嫌疑可以说是最大。晴雯之终被放逐，也正因此。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宝玉和晴雯一直干干净净。所以晴雯临死才有“担了虚名”之说。作者为了证明二人的清白，特别找一个书中最淫荡不堪的多姑娘（应为“灯”，小考）出来作见证。多姑娘说：“我进来一会在窗外细听，屋里只你二人，若有偷鸡盗狗的事，岂有不谈及的，谁知道两个竟还是各不相扰。可知天下委屈事也不少”，其实多姑娘的话岂止洗刷了宝玉和晴雯的罪名，而且也根本澄清了园内生活的真相。宝玉和最亲密而又涉嫌最深的晴雯之间，尚且是“各不相扰”，则其它更不难推想了。

3、大观园外面世界的险恶。第四十九回许多重要的人物如薛宝琴等都住进了园子。史湘云警告宝琴道：“你除在老太太眼前，就在园子里，来这两处，只管顽笑吃喝。到了太太屋里，若太太在屋里，只管和太太说笑，多坐一会无妨；若太太不在屋里，你别进去，那屋里人多心坏，都是要害咱们的”，湘云这番话说得直率，除了大观园这个乌托邦以外，只有史太君跟前尚属安全，其余外面的人都要害园子里面的人。

现实世界“浊”的例子：

1、荣国府的贾赦，这个人在《红楼梦》里算得上是比较肮脏的人物。《红楼梦》里有一条无形的章法，可能出于为尊者讳考虑，凡是比宝玉长一辈的“文”字辈的人，对他的不堪之处，描写时多少都有些保留，所以书中极力渲染的脏事情，大都集中在贾珍、贾琏等几个“玉”字辈的身上。但尽管如此，作者对贾赦还是不肯轻易放过，所以详写他要强纳鸳鸯为妾的丑事。作者曾借袭人之口说：“真真——这话理论不该我们说——这个大老爷太好色了。略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

2、宁国府更是龌龊不堪，正如柳湘连的名言，“你们东府里，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天香楼自然是最有名的脏地方，因为原本第十三回回目就叫做秦可卿淫丧天香楼。

余英时的结论是：“曹雪芹在大观园中是只写情而不写淫的，而且他把外面世界的淫秽渲染得特别淋漓尽致，便正是为了和园内净化的情感生活作一个鲜明的对照”。

余英时的观点，引发了红学界几位大家的争鸣。国内接触他的文章比较晚，率先起而辩难的是国际知名红学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赵冈教授。他认为1、曹雪芹写“理想世界”根本用不了“十年心血”，如琼瑶写的那些理想小说，一年足够；2、如果面包是面粉做的，当然研究面粉有用，如果是空气做的，就没有用。用此比喻《红楼梦》创作取资于曹家素材。他还根据内务府奏折上说的拆建费1882两3钱银子坐实大观园的原型是江宁织造署“西园”，但余英时根据周汝昌考证，认为是康熙晏驾处北京“畅春苑”的西花园，并且进一步结合相邻一体的六郎庄、圣化寺，确定了西花园的方位，足见余英时的考证功夫了得！改革开放后，随着胡文彬、周雷两位老师编《海外红学论集》的出版，余英时的文章介绍到大陆红学界后，出现了不少呼应文字，其中周汝昌先生的文章影响较大。周先生是我们天津人，其实余英时先生也出生于天津，两位天津出生的红学大家出现了一次文字交锋。

周先生不同意余英时的基本观点。他从《红楼梦》文本出发，首先确定大观园的性质。

大观园系“现实世界”的例子：

1、第一回详细交待石头下凡历世的去处，有很明白的文字，说明余英时先生一开始就没看懂：

（僧道）说到红尘中荣华富贵，此石听了，不觉打动凡心，也想要到人间去享这荣华富贵。……

石头所在地方大荒山不是“现实世界”，它向往的是“现实世界”，怎么会从“理想世界”又去“理想世界”？存在论证逻辑问题。

下文更是明言：

花柳繁华之地，

（脂批：伏大观园）

温柔富贵之乡。

至此，大观园的“坐标”已经确定：那是人世间，是红尘中。

2、寿怡红群芳开夜宴，这回大观园似乎很自由，很像“理想”的生活，可是须等查园，对付过去，才敢关院门，也是得有大嫂子作“主心骨”，这才敢请人、排坐、吃酒、唱曲。

3、一日三餐也要去府中的大观园人，除非冬天寒冷，由于姐妹们出园到上房吃饭有种种不便，才另设小厨房，厨房的“人事关系”却因此引起了各样的矛盾，稍有点权力就颐指气使，如鲁迅说的奴隶总管，这些人虽非高层统治者，却也是黑暗社会的一角。贾府专制的大厦，正是靠他们支撑的。守园门的婆子们贪杯聚赌，以致发生了许多奸盗之事等，这一切，整个是人间的生活实际，也不“干净”，更没有什么“理想”可言。

周汝昌先生的结论：大观园现实得很——也森严得很。

周汝昌、余英时这两位红学大家的争鸣焦点，是《红楼梦》内的大观园究竟是“理想世界”还是“现实世界”，但这只是分歧的表象，而深层的实质问题却涉及到大观园之外的两种红学理念的分歧。

在余英时先生看来：《红楼梦》研究基本上是一种史学的研究。而红学家所作的仍是史学家的工作。史学的兴趣自然地集中在《红楼梦》的现实世界，所以不大理会作者所建造起来的空中楼阁——《红楼梦》中的理想世界。相反地，他们的主要工作正是要拆除这个空中楼阁，把它还原为现实世界的一砖一石。在“自传说”的支配之下，这种还原的工作更进一步地从小说中的现实世界转到了作者所生活过的真实世界。因此所谓“红学”其实只是“曹学”。用曹学来代替红学，最大的代价之一，是《红楼梦》里的理想世界被取消了。

而周汝昌先生则认为：余英时不过是借提出大观园的所谓“理想世界”去批评曹学的“自传说”及考证派，认为那些要不得，到了“眼前无路”的地步了，所以要建立新“典范”，也就是通过研究小说的内在结构去把握曹雪芹的创作意图，从而突破“自传说”的牢笼，进入《红楼梦》的精神新天地。

余英时作为美籍华裔学者，受西方文化影响很深，他与长期浸染在传统文化中的周汝昌先生的学术背景自然差异很大。香港红学研究者张惠女士有篇文章题目《中美红学的交锋与双赢：周汝昌与余英时对当今红学研究格局之贡献》，她认为两位红学大家通过辩难，各有所赢，各自在一个方向上影响了《红楼梦》研究，又形成互补，共同丰富发展了红学世界，结论比较客观、公正。今天我们重新审视那场交锋，应该透过现象去看到本质的东西，不要拘泥于所谓“理想”和“现实”的成分究竟在大观园中占多少比例，事实上，我们也很容易看出：余先生夸大了大观园中的虚构亦即“理想”成分，而周先生由于坚持“自传说”，又无视这种“理想”成分的存在，两者都各有偏颇，都属于《红楼梦》文本的“过度诠释”。就红学研究理念而言，考证派的曹学与批评派的文本阐释同样不可偏废。

诚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红楼梦》仅仅是曹家或清代历史的谱牒记录，但我们也很难设想，一个对清代历史、对作者生平一无所知的读者，会对《红楼梦》的理解把握到什么程度。以余先生的国学根底，恐怕不会不清楚由于《红楼梦》这部作品成书的特殊性使作者研究或他极力贬抑的“曹学”在红学中显得多么重要。况且《红楼梦》还存在着复杂的版本问题，如果对脂抄、程排（刻）两个版本系统不能考辨清楚，去实现诠释对象不稳定的所谓“红学革命”，岂不真成了“空中楼阁”？

当然余英时先生的意见也颇有价值，正如他指出的，胡适新红学诞生以来，尤其是当代红学发生的有影响的红学论争，基本属于文献考证的范围；虽然各种争论都把问题推向了一个更深广的层次，促发了关注曹雪芹和《红楼梦》的社会热情；但这些争论也共同存在一个明显的缺点，就是距离《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日渐遥远。文学毕竟不同于科学，心灵感悟的东西单靠所谓“科学意识”是难于得到圆满解释的。毋庸讳言，考证派用曹家史实去机械对应《红楼梦》生动活泼的艺术情节，那种“文史合一”的思维模式是违反创作规律的，考证派的研究内容虽然切近了《红楼梦》的具体历史语境，但主要还是一种背景的廓清，却没有指涉《红楼梦》的精神向度，对大观园问题也有深入研究的《拯救与逍遥》一书作者、北京大学高材生刘小枫就曾指出过：

我打算来讨论的，并非“红学”中的探佚派与百二十回本辩护派论争的问题。即使俞平伯晚年（讲座者按：刘小枫说的有误，应该是60年代）反悔与胡适“腰斩”红楼，承认程高续梦有功，仍然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程、高的意图不是曹雪芹的意图。但反过来，即使撇开程、高的续梦，仅据前八十回及脂评中的佚稿痕迹，曹雪芹的红楼梦世界究竟是怎样的，并非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探佚派想要尽力搞清这一问题，但已命中注定离不开索隐。带着曹雪芹家族身世的历史故事走进“红楼”世界，领略其中三味，却不一定碰触到“红楼”事件涉及的思想史上事实的问题。我要问的是：曹雪芹为什么带着深切的悲情走进“红楼”世界？究竟是一种什么生命感觉使得曹雪芹要构想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构想所展示的精神过程是如何发生的？《红楼梦》必须作为中国精神史上的重大事件来看待，真正的探佚应该是带着精神史问题的索隐。

上段话的意义很深刻，所以我全引在此。这里做点阐释：探佚派要弄清八十回后的曹雪芹原准备写的文字或已经写好了种种原因佚失的文字，势必会与索隐派合流去寻找回来；而百二十回本辩护派要维护后四十回的文字，就设法去证明那些文字也是曹雪芹写的，这两种都属于形而下的考证范围，这种一字一考恢复原貌的研究方式，是受到传统乾嘉学派理论的负面影响，所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认为只要把文字还原为最初的古义，经典的涵义便自然呈现，其实思想是不可能还原成语言的，尽管语言的厘清有助于理解思想，但却不能代替后者，训诂和义理也是两回事。从这个意义上讲，带着曹雪芹家世的文献和脂砚斋提示的后半部线索，或者真的还原出了八十回全部情节，也不一定能碰触到《红楼梦》涉及的思想、精神境界。而这些属于形而上的问题是不能进行考证的。 还要指出的是，《红楼梦》这样的作品，不是任何一种新“典范”能笼罩住的，我们要辩证看待周汝昌、余英时这两位红学大家的红学理念。应该看到，在文化开放、价值多元的全球化语境下，“红学”这一东方显学研究的起点已经被垫高，消除曹学文献与《红楼梦》文本研究的分野，打破“内学”与“外学”的樊篱，实现文献、文本研究在红学中的融通和创新，应该是当代红学发展态势的逻辑归宿。

二、大观园创作构思与曹雪芹的人文情怀、价值追求

客观地看，《红楼梦》中大观园的“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并不构成什么二元对立关系。大观园本来主要就是由两处旧园子合成的，即宁府的会芳园和贾赦住的荣府旧园。这两处最肮脏的地方，却为后来大观园这个最清净的世界提供了建造原料和基址。甚至大观园中最干净的东西——水，也是从会芳园里流出来的。然而遗憾的是，余英时先生总想在具体操作中将所谓“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分割的清清楚楚，这就使他有时对文本情节有悖于他结论的地方去强作解人，例如：

强作解人的例子：

1、为了证明大观园是干净的“理想世界”，不惜曲解文本内证。七十三回傻大姐误拾绣春囊，从文本情节已经透露出，绣春囊是第七十一回司棋、潘又安在园中偷情时失落的，这个情节恰恰构成了所谓大观园是干净的乌托邦世界说法的反证。但余先生却认为， 在七十二回开始时，作者明说二人被鸳鸯惊散，并未成双。与此相联系，第七十四回已查明有犯奸嫌疑的人就是司棋，余先生却认为这要归结到“情”与“淫”的分别上去，因为司棋是深深地爱恋着她的表弟的。这是由理想世界的“情”招惹出来的，因为有“情既相逢必主淫”的说法，这种世俗不能谅解的“奸情”谈不上什么肮脏。他还引夏志清的说法，认为这件事堪比伊甸园蛇的出现，亚当和夏娃从天堂堕落到人间的“失乐园”，所以“情”最终是大观园毁灭的内在驱动力， 这纯粹是强辨！与他的“情”与“淫”分梳対举明显前后不统一，前言不搭后语，出现了逻辑混乱，因而很难服人。

2、 为了证明大观园是干净的“理想世界”，余先生基本同意宋淇的判断，即除了贾兰这个孩子外，其余男人都不能入大观园，当他发现宋淇的说法明显有漏洞后，又曲为解说，认为作者尽可能不写男人入园，似乎大观园主要就是贾宝玉和一群女孩子的理想世界，这并不符合《红楼梦》描写的实际。第十七回试才题对额的元妃省亲前姑且不算，因为那时宝玉和诸钗尚未入住，我们也不必溯源什么贾政和众清客去过那里，但以后的第七十五回贾母在凸碧山庄中秋赏月，所有荣、宁二府的男人确实都进了大观园，更不要说贾芸之类也时常出入了。这种为了证明自己论点罔顾文本事实的强词夺理，不知道余先生下笔时是否真的那么自信？

其实，连余先生本人都不否认，“《红楼梦》中干净的理想世界是建筑在最肮脏的现实世界的基础之上”这样的话，他甚至说过，“曹雪芹虽然创造了一片理想中的净土，但他深刻地意识到这片净土其实并不能真正和肮脏的现实世界脱离关系”，从他的文章看，理论表述非常清晰、无懈可击，但他为了证明自己的论点不惜削足适履，这样的文本解读就难免捉襟见肘。

那么，曹雪芹是如何构思、创作大观园的？或者说，他通过这种构思，体现了一种怎样的人文情怀和价值追求？这才是我们应该追索的形而上哲学命题。我们不能单纯把《红楼梦》视为文献考证的“学问对象”，还应作为灵魂拷问、生命感悟的“审美对象”。任何企图把“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截然分开并对它们作个别的、孤立的了解，都无法把握到《红楼梦》的内在完整性，更无法把握曹雪芹艺术结构的精神内涵。

余英时之前，曾有不少研究者探讨过关于曹雪芹的大观园创作构思问题。香港著名红学家宋淇的《论大观园》一文比较有影响，比余英时文章发表的还略早些，并且涉及到“理想世界”的话题，但也不是第一篇。在此我不能不提到一个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吴宓在清华大学讲课的讲义里就已经提出《红楼梦》的“两个世界”命题，即贾府大观园代表现实世界，太虚幻境代表理想世界，后来他在《石头记评赞》中又作了补充，提出《红楼梦》的“三个世界”划分理论，即：

第一世界：世俗人所经验。这是实的，是曹雪芹经历过的。

第二世界：哲学家所了解。这是虚的，是太虚幻境。

第三世界：艺术家所创造。这是艺术真实，就是贾府，大观园。

尽管吴宓和余英时研究的出发点不同，而且他说的《红楼梦》中的“两个世界”的内涵也与余英时不同，但吴宓已经意识到“理想世界”的存在，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外，像早期的脂砚斋、二知道人等，也都有只言片语提到大观园的理想性问题。最可注意的是新红学奠基人之一、老一辈红学家俞平伯先生，他在1954年发表的《大观园地点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大观园的创作构思有三种因素：“一、回忆，二、理想，三、现实”。

撇开上述理论性探讨，我们回到《红楼梦》文本的实际，曹雪芹确实为我们具体描述过至少三个世界：

一、大荒山青埂峰（地），“荒诞派”认为，人是山崖中的“荒诞生物”。涉及人的生存意义。

二、 太虚幻境（天）

三、 贾府和大观园（人）

这三个世界有密切联系。贾宝玉来自大荒山青埂峰，又游历过太虚幻境（太虚幻境本来就是“天齐庙”的人间投影，里面有七十二司，如同幻境的薄命司布局），当然常态生活是在贾府和大观园里。曹雪芹在大观园的创作构思上，主观上也想要这个相对理想的世界长驻人间，但客观上，他又无情地写出了在现实世界的恶势力摧残下大观园理想境界的终归幻灭。乃至于林黛玉葬花时发出了“天尽头，何处有香丘，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抔净土掩风流”的屈原式“天问”！

对于曹雪芹的创作构思，清代新睿亲王淳颖《读石头记偶成》有首七律，解读最为深透，诗如下：

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

痴情尽处灰同化，幻境传来石也愁。

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

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邱。

头四句，恰恰是详释曹雪芹《红楼梦》开卷那首标题诗：

满纸荒唐言，

一把辛酸泪。

都云作者痴，

谁解其中味。

脂批所谓的“滴泪为墨，研血成字”，也点明《红楼梦》是“血泪”凝结而成。“痴情尽处”，是说情之至，不是说无情，这正好也是书末情榜“情不情”的注脚。

接下来的后四句，表达了对曹雪芹价值追求的感悟：“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两句，概括了大观园“花落水流红”的葬花场景， 最可注意的是“红颜黄土梦凄切”，点出“红楼梦”三字，我们知道，曹雪芹的早期书名并行的是两个，即《红楼梦》和《石头记》，甚至《红楼梦》还稍早些，永忠、明义他们看到的都是《红楼梦》，到了脂砚斋，一般题名《石头记》，他对家族盛衰主题更感兴趣。书名之争也反映出内涵的各有侧重，曹雪芹在悼红轩中修改此书时，开卷就表明“为闺阁昭传”，第一回题目也有“风尘怀闺秀”字样，此书应该是以写女性为主，早期有《金陵十二钗》书名为证，作者也强调“怀金悼玉”，“千红一哭、万艳同悲”，可见《红楼梦》应该是“爱情悲剧”与“家族盛衰”主题的双重变奏。

至于结句“麦饭啼鹃认故邱”，麦饭系农家粗食，颜师古注《急就篇》云：磨麦合皮而炊之，……麦饭豆羹，皆野人农夫之食耳。”但“麦饭”又常与清明寒食、扫墓祭亡有关，古人清明以麦饭祭扫。杜鹃啼时，正暮春时节，其声凄苦，故有啼血之喻，上冢人闻之情不自禁，可以想象。

红颜黄土，落花成“冢”，“一抔净土”，是书中女儿的共同归宿。

大观园以及《红楼梦》的总体创作构思中体现出了曹雪芹的价值追求。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关于《红楼梦》的“社会意义”，红学中的“社会历史学派”早已阐释得淋漓尽致，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 ，这种看法本身并没有什么特别不合理之处，但《红楼梦》又不仅仅是写了历史，而且即便写到历史，也不能说仅仅是写了所谓“封建社会的衰亡史”，《红楼梦》从“女娲补天”写起，从这一段“历史”到曹雪芹的时代，“历史”跨度那么漫长，远非“封建社会”所能囊括，正如有人曾指出过的，《红楼梦》是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曹雪芹实际是写了中华文明进化历程中文化的困境。传统文化是把双刃剑，既能孕育出超群的卓越人才，同时又能毁灭这种人物。如同知识，可以帮助我们认识生活，但有识我们也会被知识遮蔽，离生活经验越来越远，出现知识异化现象。《红楼梦》实际是要写出那些优缺点并存的“正邪两赋”式的人才的命运。鲁迅讲“自有《红楼梦》以来，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对圆型人物的全方位拓展，固然是形象塑造的一个方面，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曹雪芹的价值追求。形而上的“精神态文化”不大容易把握，当然也不必刻意求深，我甚至觉得：《红楼梦》也许并不象后人理解的那么晦涩，曹雪芹实际上提出了每个人都要回答的切身问题，这就是——

一、爱与不爱的问题（爱情婚姻）

二、干与不干的问题 （事业功名）

围绕着这两个人生问题，或者说“永恒的主题”，曹雪芹用他那生花妙笔写出了贾宝玉的“爱博而心劳”，这里的爱也不单纯是男女爱情 ，如欧阳修说的“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写出了他的从“苦恋”到“苦悟”，写出了他的“拯救与逍遥”，写出了专制时期必然会出现的人文精神的萎缩以及在贾宝玉身上的百折不挠，写出了各种人生悲剧……

对《红楼梦》“悲剧”的探索，应肇始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他认为孔尚任的《桃花扇》“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那样的“悲剧”是意外发生的，因为改朝换代导致的家破人亡是由于出现了非常变故，并不常见，而《红楼梦》的悲剧则是生活中常见的，而且这种悲剧还不是恶人造成，好人也可以制造悲剧，构成共同犯罪，如宝玉的母亲对金钏、晴雯的伤害等，是经常发生的，随时都可能降临，而且深受其害又无法说理，它符合一般意义上的传统道德，是一种病态的“集体无意识”，这种悲剧才算真正的“悲剧中的悲剧”，更有普遍的社会意义，如鲁迅《狂人日记》所说的大家都在不知不觉中互相“吃人”，因此他才有改造国民性的呐喊。除了晴雯式人物在“集体无意识”病态社会中的毁灭，《红楼梦》还有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名伤感，虽然没什么惊心动魄的场面、跌宕曲折的情节，如新历史主义认为的“碎片再现”而不是什么“宏大叙事”，但写的却很深刻，一般人很难理解，但这些地方恰恰体现出曹雪芹的人文情怀与价值追求，如第二十八回文字：

……(宝玉听了)“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等句，不觉恸倒山坡之上，怀里兜的落花撒了一地。试想：林黛玉的花颜月貌，将来亦到无可寻觅之时，宁不心碎肠断！既黛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推之于他人，如宝钗、香菱、袭人等，亦可以到无可寻觅之时矣。宝钗等终归无可寻觅之时，则自己又安在哉？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则斯处、斯园、斯花、斯柳，又不知当属谁姓矣！——因此一而二，二而三，反复推求了去，真不知此时此际欲为何等蠢物，杳无所知，逃大造，出尘网，使可解释这段悲伤……

这段话，实际是中国文人伤时情怀的体现。难怪 贾宝玉“无故寻愁觅恨”，他总想化烟化灰，或者如德国《铁皮鼓》那个男主角，拒绝成长，总想留住岁月，诗意栖居。这就是痴情，非一般常言所能表达，其它什么“绿树成荫子满枝”，都当作如是观。宝玉一见花落鸟 啼，便推想邢岫烟的出嫁以至红颜枯槁，因而无限伤感，所谓“呼吸领会，唯宝玉一人而已。”林黛玉也是如此，通过她葬花可以看出，1、葬花反映出她多愁善感的才女形象， “花”在中国文学中还有着特殊的隐喻，2、花代表女儿娇艳的容颜，还可以3、象征短暂的青春以及美好的时光。最美的花也是最脆弱的，象征着林黛玉这道生命景观的短暂，中国的社会环境没有空间容纳这种稀有的、美好的生命景观。正是“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境花辞树”。花开花落，也是林黛玉等大观园少女们面对“出嫁”和“死亡”的生存焦虑。4、花还可以隐喻美好的爱情，“黛玉葬花”是中国文学中5、“伤春悲秋”母题的行为艺术表述，总的看，6、预示了林黛玉的“香消玉殒”和“爱情夭折”。至于 “葬花辞”中出现什么“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的夸张句子，也许一般人颇难理解，会有人试问：谁逼她了？是贾母还是王夫人抑或凤姐？尽管她寄人篱下，但至少在文本中我们看不出来她受到过什么虐待。所以很多人可能认为她是无病呻吟，其实林黛玉的愁，是骨子里的幽怨，林黛玉折射的是庄禅文化，而薛宝钗属于儒家文化，林薛之争是曹雪芹灵魂的困惑。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分别对应着天国之恋和世俗之恋，薛宝钗也很不错，但内心深处却积淀着许多世俗的尘土。她更能适应社会的规范，所以她不会有深刻的忧伤，更不会有刻骨铭心的缠绵，而林黛玉恰恰违背了世俗社会的“适者生存”法则，她的苦闷根本不是什么物质的匮乏，在贾府她可谓“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她的苦闷是精神上渴求知音的苦闷，而他喜欢的贾宝玉又是那样的不着调，“爱博而心劳”，“情情”的林黛玉面对“情不情”的贾宝玉，自然苦恼频生，爱情就是如此折磨人。林黛玉求专一的“情情”结果反而 被爱情伤的最重；贾宝玉求博爱的“情不情”也因迁就任何人的懦弱性格导致悲剧。其它方面诸如对待女性的新价值观 ，在《红楼梦》之前，即使是最优秀的经典如《史记》等，也难摆脱“红颜祸水”的陈腐观念，似乎男人创造历史，女人污染历史。古代小说中的《金瓶梅》、《水浒》、《三国演义》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大都不具正面意义，有的还很概念化。关于这个话题，上次讲座，我的师弟、中国艺术研究院石中琪先生进行过具体阐释，我同意他的基本判断，在此就不多举例。这里我想再补充一点，著名文学理论家刘再复曾指出：《红楼梦》为我们树立了文学的新坐标，这部小说对中国的全部文化进行了过滤，凝结成一部文学圣经，《红楼梦》具有文化史上开天辟地的性质，它的问世，是对以往文化历史的颠覆，又标志着新的人文精神的崛起。这些话概括的很到位。《红楼梦》中体现出曹雪芹迥异于传统经典作品的价值追求，是对传统价值观的颠覆和重新建构。1、就先秦文学最优秀的作品而论，说曹雪芹“师楚”固然不错，它确实拥有屈原《天问》的想象力，但他同时又突破了屈原对大自然的“天问”，而提升到了对人的存在意义的叩问，突破了“香草美人”的士大夫情结局限，而把《芙蓉女儿诔》献给了底层丫鬟晴雯；2、说曹雪芹有《庄子》的虚无思想也不必讳言，但《红楼梦》又说“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说明他对人类最美好的情感并未幻灭，同时在言情中又具有禅宗的深度，认为人人具有佛性，都有正邪两赋中正的一面；3、说《红楼梦》“假语村言”堪比“高文典册”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评价也不算低，但曹雪芹能以一座贾府去囊括百千 世家，如前所说，是历史文化的“全息图像”，亦不为过。4、说《红楼梦》中的大观园继承了陶渊明的“桃花源”模式，或者如《牡丹亭》的后花园“庭院叙事”结构，也有一定道理，但这里有必要指出， “桃花源”是“有父子无君臣”，换言之，桃花源中虽无政治秩序，却仍有伦理秩序，而大观园的秩序则是以“情”为主，所以全书以情榜结尾；5、说《红楼梦》是部诗化小说、继承了唐诗宋词的精华也不错，但曹雪芹是“羹调未羡青莲宠”、“苑招难忘立本羞”，从来不像李白、杜甫、阎立本那样与权贵有染，更不会写篇“悲士不遇赋”，他真正做到了“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6、说《红楼梦》也深情呼唤着王实甫的“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没问题，曹雪芹本来就让主人公共读《西厢记》还郑重把书名写进题目，但《西厢记》中张生仍热衷科举，崔莺莺的思想境界与林黛玉也有天壤之别，贾宝玉与林黛玉的爱情，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文化含量和灵魂含量的爱情，他们不议论俗人俗事，即使争吵都很有诗意； 至于说同时期先后的那些最有名的明清小说，7、《三国演义》不过是将圣人的“明君贤相”模式作为理想社会的最高境界，而《红楼梦》完全解构了圣人话语权，小说满纸是人的宣言，彻底打破中国传统的功业思想，将之视为生命之轻而另有自己的定位。8、《水浒传》虽将眼光下移投注到市民，然“造反有理”的宣传暴力的倾向至今也还有负面影响，英国哲学家罗素曾比较过贫民叛逆者与贵族叛逆者的不同，前者杀富济贫，更多需求在物质层面，因为首先要求生存，后者则不存在生存问题，主要属于精神层面的叛逆。《水浒传》的局限还在于武松那种变态英雄对潘金莲的快意恩仇，居然赢得了那么多的“看客”，作者根本不屑于去追究造成这一女性悲剧的深层原因，而《红楼梦》却为同样“淫丧”的秦可卿举行了隆重的葬礼！9、《金瓶梅》在描写市井社会方面虽然比从前更胜一筹，甚至对《红楼梦》的笔法也有影响，但性多情少，尤其是因果报应模式，缺乏曹雪芹那种深层的哲学思考。《红楼梦》可以说集中了中国文学的优越处而克服了其弱项。

三、 结论

1、对曹雪芹生平的研究表明，他经历了生命的大起大落，大悲大喜，这才使《红楼梦》超出了一般的作品而提升至中国古典小说所罕至的最高境界。《红楼梦》的深度在于打破了千古以来许多人打不破的名利迷关，而把历来不受重视的灵魂、尊严、人性、高尚、美丽放到至高无上的位置，这本身就是一种颠覆，它呼唤生命所本有、应有的一切而不是任何附加的东西，惟其如此，《红楼梦》才能彻底“打破了传统的思想”而上升到对人生根本问题的叩问和终极关怀的品位。当年的曹雪芹，会否曾期盼后人由书中字字句句读懂他对这人世的诉求？

2、生活于当下社会的人们，为种种欲望所驱使，常常忘记了追问生命的本原和意义，沉迷在物欲中难以自拔，忘记了自己真实的存在，“反认他乡是故乡”。《红楼梦》启迪人们打破迷关，时时提醒人们做精神的守望者。《红楼梦》以其终极关怀推进了人类自身价值的生成，清醒地反思了人类的共同生存困境并回答了生命存在与如何超越这一根本性问题，所以引起了历代文化精英们的不断思考。曹雪芹以一个真正知识分子的高度思辨能力和悲剧命运的承担者身份成就了一个永恒的话题，他虽然走得很凄凉，但他那疲弱的身影却永远屹立在遥远的地平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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