匠人精神，一部轻工业史

新中国的工业发展最初是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在“一五”（1953-1977）计划中，苏联援助的156个项目绝大多数都是重工业。它们主要集中于东北、西北和华北。作为原有的轻工业中心，长三角得到的投资并不多。

缺乏重工业的大规模投资，反倒给长三角特别是上海往西、以无锡为中心的苏南一带留出了发展轻工业的空间。这一地区本身就有很深厚的民间工商传统，也有技术和人才，很多民间工匠曾长期在上海的正规工厂受训。因此，即便在改革开放前那段特殊时期，无锡的社队企业依然顽强地在发展。它们多从事纺织、印染和小电机制造等行业。

红豆工人

港下针织厂就是这样一家社队企业。它的厂房是一排两层楼瓦房，条件简陋，但在周海江祖父周林森的带领下，这家企业成为了港下人民公社效益最好的企业。1960年秋天，针织厂产值达到近6万元，在当时是一个天大的数字。1970年，产值更一度达到20万元。

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港下针织厂的经营也并不稳定，多次濒临倒闭。但不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这家社队企业始终顽强地存活了下来，直到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

1983年，周海江的父亲周耀庭已经当上了村支书，而组织一纸调令，让他去濒临倒闭的港下针织厂上任。很多村民认为，这是去接手一个“烂摊子”：厂里只有八台老掉牙的棉纺车，仓库里堆满库存，工人都回了家。但就是这个“烂摊子”，却在周耀庭的带领下不断“旧貌换新颜”。

1987年年底，周海江辞去河海大学教师的职务，加入还处在创业阶段的红豆，成为江苏省首位辞去公职加入民营企业的大学生。1988年7月，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为此专门刊发了一篇报道《大学教员周海江到乡镇企业展才华》，引起一时轰动。

红豆工人

除了企业家精神，其实从周林森到周耀庭，再到周海江，红豆的创业过程之中还体现着一种植根于江南锡商传统的“匠人精神”。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在解放前的上海滩，浙江人尤其是宁波人一般从事金融投机和商贸流通，而无锡人一般开工厂做实业家，如荣氏家族，普通无锡人则热衷于从事技术工作。上海各大工厂最好的师傅，多半都是无锡人。

红豆的“匠人精神”一脉相承。在20世纪70年代初，港下针织厂所生产的土布便以质地优良、穿着舒适而远近驰名。改革开放后，红豆又成为了国内最早从日本、法国引进设计专家和联合培养的设计人才的服装企业之一。同时，红豆也在国内同行中，率先花巨资从德国、日本引进全球领先的生产线。

当年的新华日报

在技术端，红豆的变革也从未停歇。在红豆集团董事局主席兼CEO周海江的带领下，“智慧红豆”建设已取得初步成效，“智慧设计、智慧产品、智慧供应链、智慧全渠道SPA以及智慧管理”等五大体系已开始高效运营。

红豆旗下通用股份全钢工业4.0工厂正在建设，目前密炼车间试投产，半钢硫化车间已达到黑灯车间运行。同时规划的全钢三厂胎胚自动输送系统将实现胎胚的自动卸胎、输送、称重、入库，全过程无人作业。

无论是国际化的设计，还是智慧供应链的柔性生产以及工业4.0的推进，在周海江看来，创新和变革的终极目的依然指向了“用户”和“产品”。他说，红豆的产业板块横跨衣食住行，现在还有了红豆杉大健康，任何一个板块都与消费者密切相关，因此必须有着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用最好的设计理念、最好的设备，生产出顶级的产品，提供一流的消费者体验一直都是红豆的执着所在。

企业家，一部企业制度史

按照传统的工业分类，红豆所处的产业可以称为是轻工业。从最初的纺织小作坊，到规模化的乡镇企业，再到现在插上了互联网、物联网翅膀的“智慧红豆”，红豆是一部中国轻工业的技术进步史。从纺织业，向橡胶轮胎、商业地产园区开发和红豆杉大健康，以及金融等领域拓展，则是红豆发挥规模效应和产业协同的做大做强史。

通用车间

红豆的发展最终靠的是企业制度的创新和变革。周海江在中学时代成绩优异，高考完全可以考上国内最好的学校，但他毅然选择位于改革开放最前沿的深圳大学。在深大，他学到真正的“市场意识”。在80年代中期，在深大读书的他发现，深大有很多勤工俭学机会，但都必须竞争上岗，甚至还有“竞选演说”。深大的这种做派，在全国高校中独树一帜。

于是，1988年进入红豆之后，周海江推出的第一个改革就是“内部赛马”。一个只有20人左右的销售科，周海江将其一分为二，内部互相竞争。之后，又将衬衫和西服分成一厂二厂，同样是内部竞赛。再之后，周海江又搞了更大范围的改革，即所有职位都要竞争上岗。“市场经济的特征就是竞争，不竞争就不是市场经济。”周海江说。

有趣的是，这种“内部赛马”机制似乎是深大毕业的企业家的一种管理习惯。马化腾是周海江的师弟，而腾讯最受外界推崇的管理模式同样是“内部赛马”。比如一款手游，便可能是好几个团队同时开发，最后选择用户体验最好的那一支团队，而其他人淘汰出局。这种模式尽管残酷，但也保证了腾讯主要利润来源—游戏板块开发质量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红豆更为关键的制度变革之路是股权改革。在90年代初期，苏南地区的乡镇企业由于股权改革滞后等因素，影响了经营，红豆也不例外。但另一方面，完全民营化的阻力也比较大，江苏和浙江、福建还有广东等地的氛围颇有不同。于是，周海江提出“增量扩股”的办法，即增发部分为红豆干部和员工持股，而政府的部分不动。这种兼顾各方、实现共赢的策略立刻获得了所有人的认同，红豆得以顺利股改。

“八方共赢”是周海江经常提到的一个关键词，“八方”即股东、员工、顾客、供方、合作伙伴、政府、环境、社会（社区）八方的利益。各方共赢，这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最直接的体现，也是周海江所创立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内在要求。

演讲中的周海江

2017年3月24日，凝结周海江30年推动企业制度变革心得和管理实践经验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一书在北京中央党校隆重发布。该书以红豆的变革实践为案例，阐述了现代企业制度+企业党建+社会责任“三位一体”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

周海江说，“现代企业制度”是中国企业的基础工程。创立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并非否定始于西方的现代企业制度，而是要克服后者诸如企业过度逐利等先天缺陷。

此外，“企业党建”是中国企业的保障系统，从交易费用理论看，可以从多方面降低企业“内部要素间交易费用”，而且也让企业和企业家走得更正、更稳、更远；“社会责任”是中国企业的应负使命，八方共赢、共同富裕，让企业不断积累社会资本，对股东而言意味着更加长期的利益。

在企业发展方向上，周海江未来的目标是把红豆打造成“千亿红豆”。他说，这一提法对应的是国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过程中，红豆的目标是瞄准世界五百强，这个目标是长期的。

9月中旬，锡商银行获银保监会批准成立，红豆集团合计持股30%，为第一大股东。锡商银行是江苏省第二家民营银行，定位于物联网银行，将走出一条不同于传统中小银行的创新之路。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