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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关于中国书画起源的探讨如同破译历史长河中的一部神秘密码。东汉蔡邕在《篆势》开篇即揭示了书与画之始：“字画之根，源自鸟迹。”许慎在《说文》中的诠释“画，界也”，犹如一笔勾勒出书画诞生的轮廓，“象田四界聿，所以画之”，生动地描绘了书画相生之初的模样。

唐代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以“书画同体”之论，娓娓道来那远古时期书画一体未分、意象初成的时代画卷：“是时也，书与画浑然天成，形制初立而略显稚拙，因传其意而有书，为现其形而有画，此乃天地圣人之意蕴所在。”宋朝《宣和画谱》则借“河出图，洛出书，龟龙之画显于世”这一神话传说，映照出书画由自然符号走向人文创作的历程，继而虫鸟之作相继涌现，却仍保留着龟龙纹样的原始印记。至清代盛大士《溪山卧游录》所述，“书画本出一源”，追溯至伏羲观河图洛书创八卦，实证了陈师曾先生所言“伏羲画卦，仓颉制字，书画同源之滥觞”。"书"与"画"这两字，蕴含多重内涵——书，囊括文字、文章、书法诸般形态；画，则指向图像、绘画等视觉艺术。

目前发现我国最早的刻契陶文，记载在陶器上的符号文字虽较甲骨文稍显朴拙，却昭示了文字的诞生与书写方式的萌芽。“法”由此应运而生，伴随着书法艺术的逐渐成型。元代郝经在《陵川集》中论述，书法技艺自古被视为与射、御并驾齐驱，直至三代先秦，书法尚未成为独立学问，直到性情、襟度、风格融入其中，才有了专门名家和书学体系的形成。郭沫若在《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中指出，春秋时代末期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作为艺术品或使其装饰化。

中国绘画的演进之路亦如书法般精彩纷呈，从阴山岩画的粗犷凿痕，至大地湾地画的灵动涂鸦；从半坡彩陶的红黑交织，到战国帛画的细腻笔触；再由壁画上的恢弘叙事转至卷轴上的文人逸趣，诸如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般的杰作，中国绘画逐步完成了从单纯图形表现到深邃意境传达的升华。

回顾历史，中国书画收藏可溯源于汉代，至唐宋达到鼎盛，这在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有关“叙画之兴废”的记录中得以验证：汉武帝创建秘阁，聚集图书，汉明帝雅好丹青另辟画室，并创立鸿都学府汇聚奇艺，天下艺术品齐聚于此。然而董卓乱世，许多珍贵书画遭遇流失。在卷轴画尚未流行的汉代，当时的书画收藏多为册页、竹简、壁画或帛画等形式。屈原曾在楚国先王庙及公卿祠堂壁画前写下《天问》千古诗篇，正是对当时壁画艺术传播影响力的佐证。

彼时书画作品尚未脱离实用功能，正如张彦远所述：“画者，用以教化人心，辅助伦理，探究神妙变化，洞察幽微世界，其功可比六经，与四季更迭并行不悖。”书画收藏与鉴赏风气的兴起，无疑是在书画逐渐摆脱实用性束缚，转向精神审美追求的过程中应运而起的。

如山水画大师孙捷所言：“笔下挥洒的是千年岁月，也是未来的希冀，艺术的传承旨在承前启后，赋予书画以生命的张力。”

真正的书画艺术应蕴藏着生命的律动、灵魂的重量、人间悲欢离合的情感体验以及超脱的精神气质。“潜心书画而不役于功名利禄，修身养德方可立身于天下。”惟此，才能孕育出被世人所推崇的书画杰作，成为时光长河中永不褪色的艺术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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