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1905—1942），原名刘声沐，化名可夫、爱群、越人、锄非、王志远。 1905年，出生于江西省瑞金县凤岗乡竹岗村一个农民的家庭里。由于家境贫寒，9岁才进入本村群德小学读书。初小毕业后，在同族的资助下，到瑞金县城读高小，1922年高小毕业后，曾教过书、开过店。

1929年4月1日，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军第四军从长汀进驻瑞金县城。刘英便约本村青年刘德连一起参加红军，从此改名刘英。

刘英参加红四军后，先在军部担任会计，不久担任军供给部出纳股股长。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调到军部做文书工作，在毛泽东、朱德等的亲切教诲下，很快得到成长，先后担任红军连指导员、营政委、团政治部主任和团政委等。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刘英被调到新成立的红五军团担任第十五军第四十四师政委。

1932年4月，刘英跟随毛泽东率领的东路军东征漳州。在漳州工作的40多天中，他在毛泽东的直接指导下，受到很好的锻炼，对毛泽东的战略战术和策略思想有了深刻认识，工作能力有了很大提高。

1933年11月，刘英被调到红九军团，先后担任第三师、第四师政委。1934年1月，调到红五军团任第十四师政委。不久，又调到红七军团，担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934年7月初，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冲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由红七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挺进闽浙赣皖边，宣传党的抗日主张，推动革命斗争。刘英被任命为先遣队的政治部主任。

7月6日晚，红七军团6000多健儿从瑞金出发，开始执行北上抗日任务，转战于闽东、闽北和浙西南地区，一度攻入庆元、常山县城。11月4日，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德兴的重溪镇奉命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合并成立红十军团，下辖两个师，原七军团改编为第十九师，红十军改编为第二十师。刘英被任命为红十军团政治部主任，兼任第十九师政治部主任，并随第十九师行动。根据苏区中央分局的命令，决定组成由方志敏为主席的五人军政委员会，作为先遣队行动区域内党政军的最高领导机关。刘英为五人军政委员会成员之一。

1935年1月12日，方志敏、刘英、粟裕率领先头部队800余人进入江西境内，主力部队2000多人则在怀玉山区陷入敌军重围。刘英和粟裕奉方志敏命令率领先头部队，于当晚机智地越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闽浙赣苏区，并很快和中共闽浙赣省委取得联系。而被围困在怀玉山区的先遣队主力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

1935年2月初，根据党中央指示，先遣队突围部队组建成挺进师，粟裕任师长，刘英任政委，立即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以积极的作战行动，打击、吸引和牵制敌人，策应闽浙赣基本地区和邻近的游击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

2月底，挺进师从闽浙赣根据地南下，经闽北进入浙江。为加强挺进师活动区域党政军工作的领导，决定成立以刘英为书记的政治委员会。3月下旬，挺进师进入浙西南地区。4月下旬，刘英、粟裕指挥挺进师在庆元县斋郎村，以五六百人的兵力，英勇抗击浙江保安一团、福建保安二团和地主武装共3000余人的分进合击，杀伤敌军300余人，俘虏约200人，取得斋郎大捷，迫使龙泉河以南之敌由攻势转为守势，为开辟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

随后，挺进师来到松阳安岱后，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刘英和粟裕一起，热情地团结当地群众领袖陈凤生、陈丹山、卢子敬等领导的农民武装，并发展陈、卢等先进分子入党，来自外地的挺进师很快就与当地革命力量密切结合起来，有了初步的依托。

6月初，刘英在松阳小吉主持召开政委会，成立中共浙西南特委。这是挺进师在浙江建立的第一个党的特委组织，为浙西南党组织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35年7月后，挺进师在浙西南逐步建立松阳竹溪区苏维埃、玉岩区苏维埃、遂昌王村口区苏维埃、龙泉住溪区苏维埃等区、乡、村苏维埃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建立了以松阳安岱后、遂昌王村口、龙泉住溪为中心，纵横百余公里的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挺进师也由500余人发展到1500余人。这些胜利，标志着挺进师已在浙西南站住了脚，初步实现了党中央交给的开辟浙江游击根据地的任务。

同年七八月间，蒋介石先后任命卫立煌和罗卓英为“闽赣浙皖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集中32个整团，连同地主武装号称40个团七八万人的兵力，开始对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在内的闽赣浙皖边地区进行第一次大“清剿”，妄图围歼挺进师，彻底摧垮浙西南游击根据地。

当时，挺进师连同地方武装和工作人员，只有3000余人。为了打破敌人的“围剿”，刘英和粟裕决定以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来争取战争的主动权，除留下两个纵队就地坚持外，主力部队突围到闽浙边界活动，寻机与中共闽东特委取得联系，以积极的作战行动吸引和调动敌人，开辟和建立新的游击根据地。10月初，挺进师主力和中共闽东特委主要负责人叶飞领导的闽东独立师胜利会师，并相约成立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11月7日，中共闽浙边临时省委在泰顺白柯湾正式成立，刘英任书记。同时，相应成立闽浙边临时省军区，刘英兼任政治委员。

闽浙边临时省委成立后，决定立即着手开辟新的游击根据地。刘英和粟裕率领主力部队，由浙闽边向东北行动，转战于闽东的福鼎和浙南的平阳（今属苍南县）、泰顺三县之间，并以此为枢纽向东南和东北发展，一直打到瓯江南部直抵东海之滨，攻克了瑞安、平阳、泰顺外围敌人的许多重要市镇和据点。局面打开后，刘英带领临时省委机关和一个特务班的武装，在瑞平泰地区以至闽东的福鼎一带发动群众，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游击根据地的建设。1936年3月，中共浙南特委成立。6月，“两广事变”发生，国民党的“中央军”主力部队调离浙江。临时省委乘此时机，在福鼎的排头成立浙南人民革命委员会，以及县、区、乡的各级革命政权，发动群众分青苗，进行土地革命，创建了浙南游击根据地，并再次打破蒋介石于1936年12月发起的第二次“清剿”。

为迎接抗日斗争的新形势，临时省委想方设法与党中央接上关系，并发表了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告各界人民书》《致国民党官兵的一封信》。1937年3月25日，发出致国民党闽浙赣皖边区主任公署和闽浙两省当局的“快邮代电”，呼吁浙江国共双方立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进行和平谈判。4月和8月，经过与国民党当局两轮艰苦谈判，双方最终达成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和平协议，红军挺进师改番号为“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

1938年3月，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曾山从南昌来到温州，向刘英等传达党中央有关指示，决定将“闽浙边抗日游击总队”编入新四军，由粟裕率领开赴皖南；刘英继续留在浙江坚持斗争；取消闽浙边临时省委，筹备成立浙江临时省委。3月上旬，刘英随曾山到南昌向东南分局请示今后工作。

5月7日，刘英由东南分局返回，主持召开浙江临时省委成立会议，决定临时省委由5人组成，刘英任书记。不久，经党中央批准，临时省委转为正式省委，领导全省党的建设和抗日救亡运动。

10月10日，新四军驻温通讯处被破坏，省委组织部部长谢文清、青年部部长赖大超等5人被捕。由于国民党到处搞摩擦，形势恶化，省委决定从温州迁到丽水。刘英化名王志远，住在丽水城外厦河村，以“兴华广货号”商店老板的身份为掩护，出入于省委各个交通点，领导全省党的工作。

1939年3月间，刘英在丽水接到曾山来信，告知周恩来将到浙江视察工作。刘英化装成商人先期到了金华，在周恩来抵达金华后，刘英汇报了浙江的工作情况。随后，在金华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请周恩来对浙江工作作指示。周恩来做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和国际形势，并就浙江党的工作等问题做了重要指示。

此时，浙江党的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打开了很好的局面，全省有55个县建立了党的县委或工委，党员已近2万人。在这种形势下，4月8日，刘英在温州地下交通站主持召开浙江省委组织工作会议，着重研究召开省党代表大会的问题。

1939年7月21日至30日，中共浙江省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平阳北港凤卧乡的冠尖和马头岗举行。刘英在会上做了政治报告和浙江两年来工作总结，提出浙江党今后的任务。大会选举刘英任省委书记，还选出刘英等12人为出席党的“七大”的代表，刘英为代表团团长。

10月17日，刘英率领“七大”浙江代表团从丽水出发去东南局集中，10月底，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和东南局。刘英就坚持浙闽边三年游击战争和浙江的抗日斗争情况向东南局负责人项英做了详细汇报。不久，刘英接到中央的电报，由于国民党掀起反共高潮，形势逆转，要求刘英率浙江主要领导干部返回浙江。12月16日，刘英一行回到丽水。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后，由于形势恶化，省委于4月初搬回温州。5月，党中央任命刘英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7月，又任命刘英为华中局特派员，负责指挥闽浙赣三地区的工作。

1942年2月8日晚，由于叛徒出卖，刘英在温州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刘英在永嘉看守所被关押了近两个星期，国民党一无所获，决定将他从温州押解到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所在地永康方岩。特务们对他几乎每隔一日就进行一次审讯，但刘英始终意志坚定，保持共产党员的革命气节，在方岩被关押两个多月，国民党浙江中统室始终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任何东西。5月17日，蒋介石自重庆发来急电，下令从速处决刘英。

5月18日清晨，刘英被杀害于永康方岩的马头山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