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 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大体一致

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比较一致，是部首的主要特征之一，如《说文·示部》共收以示为部首的字62字，有54字示旁位于整字左边。《页部》共收以页为部首的字91字，有87字页旁位于整字右边。《皿部》共收以皿为部首的字24字，皿皆位于字形下部。

对于这一现象，有三个问题需要思考：

第一，为什么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大体一致？我们认为这是由部首的本质决定的，前面说过，部首是汉字构形系统化的重要表现，实质上是对字义和字形的系统化和类别化，因此必然要求部首在整字中位置一致，因为这样可以更明显地体现系统化和类别化。

第二，为什么同一部首在整字中的位置没有穷尽性一致，一般会有少数例外？首先，部首是在汉字构形系统发展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虽然有集体无意识的支配，但也不可能像人为规定那样严谨一致。其次，汉字今文字构形系统有一个重要形成原则是整字优先（王贵元，2014），即优先考虑单字整字形体的构图合理，比如示部字“祭”，部首“示”位于字形下部，而不是通常的左部，这是因为“示”如果摆到左部，字形整体会成为横长形，不符合汉字整字形体早期竖长型和后期方形的统一标准。其他如“祡”、“禜”等皆同此理。

第三，为什么同是部首，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左部为常态，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右部为常态，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下部为常态，有的部首以位于字形上部为常态？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原因有多种，有的是因于构件形体特征与组合关系，如“宀”、“穴”等部首，形体呈内空形，与其组合的构件便填于其中。有的部首的位置与其功能是相关联的，如“収”，在构字中表示双手捧托，自然会在字形的下部。“页”、“欠”等位于字形右部，则又与字形方向和书写生理习惯有关。左右结构的字形部首一般位于字形左部，因为左部是形体的起始端，标类的形体位于起始，能显示统领作用。但有的构件形体有方向性，在字形表示物象阶段，需要面对另一个构件，如：

上述字形中的构件“女”、“攴”、“力”、“殳”都是有方向性的构件，它们在构字时，无论位于左边还是右边，都一定是面对另一个构件。这类有方向性的构件，虽然在字形中可以或左或右，但总体来看，绝大多数是位于字形右部，我们分析，这与生理习惯有关，如果是在右边，就要反写，不符合书写的生理习惯。后期字形大多是前期字形的承继，字形承继下来，因此多数有方向部首就位于字形的右部了。

1.2.2 部首兼顾形体和功能

部首的功能指部首参与整字构义的职能。文字学的部首都是既考虑形体又考虑功能的，这是和检字法部首的最大不同，检字法部首有的是只考虑形体而不考虑功能，正因为部首有构形和构义的双重职能，才具有了类化字形和类化字义的作用。《说文•叙》说：“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说明部首都是能参与构义的。

1.2.3 部首的功能

部首的功能总体上可分为单义功能和类义功能两类，一般部首都兼有这两种功能。单义功能是指部首以单一的、具体的意义参与构义，一般是其本义。类义功能是指部首以类别性、抽象性的意义参与构义，以《说文·牛部》为例，部首“牛”以单义构字的有：

（1） 犊，牛子也。从牛，渎省声。

（2） 犙，三岁牛。从牛，参声。

（3） 牭，四岁牛。从牛，从四，四亦声。

（4） 牟，牛鸣也。从牛，象其声气从口出。

以类义构字的有：

（5） 牡，畜父也。从牛，土声。

（6） 牝，畜母也。从牛，匕声。

（7） 犧，宗庙之牲也。从牛，羲声。

（8） 㹌，畜牷也。从牛，產声。

以单义构字的部首“牛”是以其本义来构字，而以类义构字的部首“牛”则是以“牲畜”义来构字。又如部首“足”，以单义构字的有：

（9） 跟，足踵也。从足，艮声。

（10） 踝，足踝也。从足，果声。

（11） 跖，足下也。从足，石声。

（12） 踦，一足也。从足，奇声。

以类义构字的有：

(13) 踧，行平易也。从足，叔声。

(14) 躣，行皃。从足，瞿声。

(15) 踖，长胫行也。从足，昔声。

(16) 踽，疏行皃。从足，禹声。

以单义构字的部首“足”是以其本义“脚”来构字，而以类义构字的部首“足”则是以“行走”义来构字。

2.部首形成的途径

我们的研究发现，汉字构形中对字义和字形的类化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现象，汉字构形就等级而言，存在初、高两级：初级构形是仅专注于字形个体及其表现对象之间的关系，高级构形是关照到字形群体的系统化和类别化，以及对字形群体的表现对象进行分类。初级构形是汉字早期阶段的特征，高级构形是汉字后期阶段的特征，汉字构形系统经历过由初级构形向高级构形的发展过程，作为字形字义类化标志的部首就是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早期汉字是以物象为依据构形的，大多为象形字。物象的具体性决定了汉字构形的具体性，物象丰富多彩，字形也多姿多态，所以这时的汉字构形必然呈现出只重个体而难以顾及群体系统性的特征，因此汉字初级构形阶段的存在盖因于字形表示物象。表象受制于背后的支配者，这是普遍的道理，因而由初级构形向高级构形的发展，其决定性因素是字形由表示物象向表示词的音义的转化，①与物象相比，词的音和义都是抽象的，依据其构形的汉字形体即可在一定程度上脱离极度具体性，对不同的单字群体建立不同的字形分类标志，同时对字义系统进行分类。

分析早期的汉字构形，可以发现一批构字量较多的构件，如口、耳、止、人、女、示、手、木、攴、火、水、宀、牛、马、鸟等，这些构件皆发展成了后期汉字的部首，虽然还不成系统，但是汉字部首体系在汉字早期即有一定基础是可以确定的。那么是不是汉字构形一开始就有了字义和字形类化的意识？其实不然，虽然现象近似，性质却截然不同。早期汉字的这种现象并不是由字义和字形类化的意识决定的，而是依据物象构形产生的自然结果，依据物象构形，熟悉的物象易被选用，即“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因而人身的人、女、口、耳、足、手、首等皆成为多用构件。“远取诸物”是相对于人体本身而言的，也不会太远，因而人们日常生活常接触的事物水、火、木、禾、牛、马、宀等成为多用构件。这些多用构件虽不是部首，但却是部首形成的基础，这是因为部首的主体形成方式就是使初始的多用构件更加多用，也即增加多用构件的构字量，使其涵盖范围进一步扩展。从另一个角度说，就是使更多的单字形体归属到多用构件下，从而以多用构件为分类标志，使整个单字群体形成有限的形体类别。当这种多用构件的使用范围扩展到一定程度时，汉字构形系统的部首体系即正式形成。多用构件扩展的具体途径主要有添加、选定、改造和新生四种：

2.1 添加

即添加多用构件。如：

添加“示”：“福禄”之“禄”，甲骨文、西周和春秋金文用“录”，后加“示”旁造专字“禄”，大约出现在战国晚期，战国玺印、睡虎地秦简有“禄”。“祖先”之“祖”，甲骨文、西周和春秋金文用“且”，后加“示”旁造专字“祖”，从现有材料看，春秋中期出现“祖”，但到春秋晚期，“且”仍比“祖”常见。祭，商代字形无“示”旁，西周时加“示”。

添加“水”：酒，甲骨文、西周和春秋金文用“酉”，后加“水”旁造专字“酒”，大约出现在战国晚期，睡虎地秦简有“酒”。

添加“玉”：“璋”，春秋晚期出现，之前用“章”，如西周㒼簋。

添加“言”：“诺”，春秋早期出现，之前用“若”，如西周㫚鼎。

添加“糸”：“终”，战国以前用“夂（）”，战国早期增“糸”旁，见曾侯乙墓竹简。纪，首见于战国中期郭店楚简，之前用“己”。織，首见于战国晚期睡虎地秦简，之前用“戠”。

添加“金”：“鎗”、“鏓”，西周晚期出现，之前用“倉”、“悤”。“”、“鏐”，春秋晚期出现，之前用“”、“翏”。

添加“人”：償，首见于龙岗秦简，之前用“赏”。儀，首见于东汉碑刻，之前用“義”。

上述添加多用构件，有些属于增强字形的表义功能，有些属于为区别表词功能而进行的字形派生，派生即产生新字代表新词，基本目的虽然不同，但形式都是多用构件的进一步扩展使用。

2.2 选定

部首的形成过程是与整个汉字构形系统的发展过程相统一的，也就是说部首的形成过程也是汉字形体的定形过程，比如商代和西周字形一字异体众多，或构件多少不同，或构件位置不同，这是由于字形表示物象决定的，随着字形由表示物象向表示词的音义的转化，单字形体逐渐由多形发展为单形，在这一过程中，保留哪些形体，淘汰哪些形体？即与部首有关，向部首发展的构件，往往会在构形位置上走向统一，如：

2.3 改造

改造是对原有字形的改进，大多针对的是完全没有构字能量或构字能量低下的独体字，也有少数为派生新字。单因一个字形增加整个构形系统的基础构形元素是系统不科学的表现，改造即可使孤立构形成分归入序列中。改造分整体改造和部分改造两种：

2.3.1 整体改造

祗、墉二字在战国以前为独体象形字，小篆另起炉灶，分别改造为“示”部字和“土”部字。

2.3.2部分改造

鼎字商代、西周形体为独体象形形体，战国时期第一个字形是将原形体中鼎的腿部象形成分改造成了“皿”，“皿”是一个类化构件，意在表明鼎属器皿一类，新形应解释为从皿、鼎省声。战国时期的第二个字形是将原形体中鼎的腿部改造成了“火”，古代鼎是腿部用火的煮肉器具，故“火”也可参与构义。②

嘗，《说文•旨部》：“嘗，口味之也。从旨，尚声。”本义为品尝，后引申指秋祭，因为秋祭的核心程序是品尝新谷。《尔雅•释天》2：“秋祭曰嘗。”郭璞注：“嘗，嘗新谷。”《白虎通义•宗庙》：“秋曰嘗者，新谷熟，嘗之。”后改义符“旨”为“示”，派生“”字，此形出现在春秋时期，是秋祭的专用字。

2.4 新生

指新产生的字形采用多用构件组字，此不赘述。

①关于古今汉字发展的决定因素是字形表示物象向字形表示词的音义的转化的论证，详见王贵元《汉字形体演化的动因与机制》，《语文研究》2010年第3期。

3.构形功能的发展

在早期汉字形体中，构件的构义功能都很具体，多为单义构件，后期字形则多为类义构件，后期除新生字形采用类义构件构字外，对早期字形单义构件的改造是构形功能发展的重要途径，其方式主要有两种：转化和替换。

3.1 构件由单义转化为类义

原是单义的构件，在字形发展过程中，逐渐转化为表示类义的构件，当这种转化完成之时，部首即正式产生，如甲骨文的牡、牝、牢、牧等字，各有不同形体：

这些不同形体的字义是各有差异的，从牛从土者为公牛，从羊从土者为公羊，从豕从土者为公猪，这一点前辈著名学者已经提出过，杨树达（1954:３）说：“盖以《尔雅》：《释兽》、《释畜》及《说文》：《牛部》、《马部》诸文观之，物色形状，辨析綦详，事偶不同，别为一字，盖畜牧时代之残遗也。假令牛羊鹿犬种类各殊，只以牝牡相符，即为一字，以此校彼，详略悬殊，揆之事情，殆不当尔。说母牛为牝，母鹿为麀，牝麀既不同文，牡

塵

安能为一字？”瞿润缗（2011：125）说：“

，诸家以为牢字，未谛从牛与从羊不同。从羊者大概皆为小

，而小之未有从牛者，知牢有别。”徐中舒（1989:82-83）主编《甲骨文字典》：“卜辞中牢、二字各有专指：‘牢’为经过专门饲养而用作祭牲之牛，‘’为经过专门饲养而用作祭牲之羊，旧说‘牢’即包括牛羊豕之大牢，‘’为包括羊豕之小牢，并不符合殷代实际。”

证之甲骨卜辞，确有牡、

等并列的文辞，可证这一论断是符合实际的：

(17) 乙巳贞，丙十，生于妣丙，牡三、一、白……(《甲骨文合集》34080)

(18) 辛巳贞，其生于妣庚妣丙，牡、、白豭。(《甲骨文合集》34081.2)

(19) 辛未卜，卯于祖，、

。(《甲骨文合集》22101.1)

(20) ……贞……生于……庚妣丙……

、

。(《甲骨文合集》34081.3)

以“牡”、“牝”为例，当汉字发展到只以“牡”、“牝”表示公母，而其他字形被淘汰时，“牡”、“牝”中的构件“牛”即由原功能“牛”发展为“牲畜”，“牛”也由单义构件转化为类义部首。

3.2 单义构件替换为类义构件

在字形表示物象阶段，字形以能够反映物象为唯一目标，这时构形的系统性体现在字形与物象的密切关系上，字形本身的系统化并不是考虑的目标，随着汉字构形系统的进一步发展，构形本身的系统化成为构形系统发展的重要目标，这是因为构形的系统化可以使汉字的识读和书写更加便利和有效，减少识读和书写的难度。系统化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构件的类化，类化实质上是对字义和字形的归类，同时减少构字能量低下的构形成分，使系统更加科学。例如：

凤字甲骨文形体的左旁是凤的整体象形形体，为单义构件，小篆形体改从鸟，替换成了类义构件。鸡字甲骨文形体的右旁是鸡的整体象形形体，为单义构件，小篆形体改从隹，替换成了类义构件。

再如“屯”，《说文·屮部》：“屯，难也。象艸木之初生，屯然而难。从屮贯一。一，地也。尾曲。《易》曰：‘屯，刚柔始交而难生。’”

高鸿缙（2008:223）说：“按此字初形象艸木初生根芽而孚甲未脱之形，故说以寄难生之难。”有壳植物种子在土中是先向下生根，然后其茎戴着孚甲破土而出，象甲骨文之形，甲骨文字形下部的一横表示地面，原本是一个独体象形字，此后字形孚甲部分演变为一横，其余类化为类义构件“屮”，故《说文》曰“从屮贯一”。

4.部首的发展阶段

4.1 前部首时代

部首是汉字造字时就有还是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这个问题尚无人探讨。我们曾以汉字最早的大批量字形甲骨文为对象，尝试归纳其部首系统，结果是不成功的，主要有以下原因：

第一，甲骨文有众多不具备构字功能的象形独体，即没有作为构件参构过其他字形的独体，如甲骨文字形帝、祗、琮、笀、蔡、若、周、岁、盾、箕、盧、射、櫅、橐、穆、裘、髦、豹、雷、聝、捪、或、戚、瑟、發、轡、虹、蟺、蝠、蛷、鼄、墉、助、禽、麋、豭、须、爾、秋、臺、髭等， 举例如下：

这些独体归不到别的构件下，只能当作部首看待，而如此则无从字部首太多，部首也就失去了其字义字形分类的核心价值。

第二，部首系统不完善，存在大量未派生字形，如豊（禮）、录（禄）、羊（祥）、且（祖）、（祭）、帝（禘）、复（復）、雚（觀）、酉（酒）、冬（终）、宾（嫔）、匕（妣）、尃（搏）、乍（作）、啚（鄙）、郷（饗）、易（赐、晹）、每（晦、悔）、（微）、吏（使）、卜（外）、白（伯）等。

第三，甲骨文字形大多构件的位置不固定，或左或右，或上或下，没有主次之分，没有构件能够体现字义字形的分类功能。

第四，甲骨文许多字形的构件的数量和种类不固定，难以确定部首。如：

第五，甲骨文构件基本是单义构件，少有作为部首首要特征的类义构件。

为什么甲骨文难以归纳部首？我们认为主要原因是商代甲骨文时期是典型的字形表示物象时期，这时的汉字构形完全以物象为依据，包括由哪些构件组成、构件的组合方式等全由物象决定，构形系统的统一规划性还没有提上日程，因此字形构件和结构呈现的是丰富多彩的特征，不仅同一构件形体不同，而且组字的构件数量及构件位置等也不尽相同，这属于仅注重字形个体与物象之间关系的初级构形阶段，我们知道，部首是字形和字义的类化标志，是注重单字形体之间、单字形体群体的共同性的高级构形阶段的现象。

4.2 部首体系正式形成时期

字形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是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缓步完成的，部首体系的建立亦然。类义构件的成批量出现是部首体系开始建立的重要标志，经我们对商周汉字形体的普查，发现在西周中期，类义构件产生的现象较为突出，如金字旁的字商代和西周早期没有，西周中期出现錫、鑄、锺、鐘、鈴、鈞、鋞、鉈、鎣、鋚、䘳、鉃、等13字，西周晚期新出现13字，春秋时期新出现31字，战国时期新出现25字。“金”作为构件，构字功能为金属，是类义构件。另外如“蜀”，西周中期出现加“虫”旁形体：

（班簋）

《说文•虫部》：“蜀，葵中蚕也。从虫，上目象蜀头形，中象其身蜎蜎。《诗》曰：‘蜎蜎者蜀。’”《说文》的解释有文献依据，而且符合古文字字形，蜀为大头虫，本是全体象形字，①所加“虫”旁显然只能认定为表示归属于虫的类义构件。因此可以认定西周中期是汉字部首体系明显开始建立的时期。以前我们曾论证过，在汉字形体由表示物象转向表示词的音义之核心力量支配下，西周晚期开始，汉字形体由象形发展为字形表面象形而实质不再象形的亚象形阶段。虽然部首的建立和形体象形性的降低并不完全同步，但一个中期，一个晚期，相距不远。

春秋战国时期是文字纷乱较为严重的时期，但令人意外的是战国晚期的秦系文字字形却相当规范，表现在：

第一， 基本没有异体字，而同时期的楚简文字则异体较多。

第二，增加了大量合体字。据统计，属于战国晚期的睡虎地秦简与此前的文字材料相比，新增合体字达524字（包括同一单字的新形体），②如禄、禖、祟、祙、珠、荅、莠、茞、蔺、蒲、苞、苑、䓛、若、蔥、葆、薦、、吻、前、歸、隨、遝、邋、迣、彼、徼、循、徐、術、、践、扁、謁、諸、謀、論、識、誠、課、試、說、諈、詷、誧、謼、訝、詑、、誣、謗、誤、訾、訏、譴、讓、誶、詰、詢、誘、訊、殿、殽、收、敯、瞋、眯、雅、瞢、脣、腎、臑、股、脚、胻、脫、胅、隋、脯、膠、腔、筋等，这些字大多是为区别词义而增加义符形成的分化字，实际上是进一步完善了字形系统和词汇系统的对应关系。

第三，睡虎地秦简单字形体与此前的秦文字同一单字形体区别明显，显然经过简化和类化等改造。

上述字形改造，“商”、“宜”、“夏”是明显的简化，其他字形多是构件的类化，即排除罕见的、象形性强的构件，如“若”排除了一人双手顺发的罕见象形构件，“是”改为从日从正的两个常见构件，排除了原形中上部的罕见构件，“讯”字改为从言从卂的两个常见构件，排除了原形中的罕见象形构件，“帅”、“歸”都是用形近的“”替换掉了原有的罕见构件。

不其簋的年代是秦庄公继位前（前822年之前数年），秦公鎛的年代是秦武公初继位时（前697年之后不久），秦公簋的年代是秦景公初继位时（前576年之后不久），诅楚文年代是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前312），睡虎地秦简的抄写时代，陈伟（2014：序言3）认为是战国末期秦王政时期，从“吏”与“事”、“卿”与“郷”、“酉”与“酒”、“賞”与“償”等字的使用看(陈侃理,2014)，陈说是正确的。

从以上特征看，战国晚期的秦系文字更像是整理和规范过的文字，赵平安（1994）曾撰《试论秦国历史上的三次“书同文”》，认为第一次是《史籀篇》，第二次是战国中期开始，“随着兼并战争的展开，秦国便把自己的综合性通用文字不断地推行到所占领的地方”，第三次即秦统一后用小篆来统一全国用字。他所说的秦在战国时期的书同文是指把秦文字推广到被占领国家，这与对秦文字的整理和规范还不是一个概念。我们认为战国晚期秦国对秦文字确实进行过整理和规范。

秦国从公元前230年兼并韩国开始，历经10年统一了全国，我们知道，由于分裂割据，战国时文字从字形到字用各国皆有差异，所以兼并异国之后有推行秦文字的必要。但是，要推行一种文字，其文字系统本身必须相对规范，不然则会给推行造成许多麻烦，不宜顺利推广，我们认为这就是秦国对秦文字进行整理和规范的动因。由此推断，秦文字的整理和规范应当在兼并韩国前后的秦王政时期。③

如果以上论证属实，那么，文字学上一直存在的一个疑问也就迎刃而解了。这个疑问就是秦统一全国后既然整理文字，为什么不同时对广泛使用的隶书进行整理？因为从秦统一全国后，即书同文后的大量出土简牍看，秦书同文后普遍使用的依然是统一前即已通行的隶书而非小篆。我们认为，秦统一后不整理隶书是因为隶书已经整理过，没有必要再进行整理。小篆的整理更多的是为了凸显地位和权力，就同秦统一后“王”改称“皇帝”、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等类似。

秦王政时期的秦系文字整理，首先是消除了大量异体字，解决了部首难以确定的问题；其次是通过增添义符的方式产生大量合体字，拓展和完善了部首体系；再次是通过改造和新生等方式一方面排除了不符合组合性文字系统的单字形体，另一方面类化构件，正式完成了部首体系的建设。因此可以认定，战国晚期是汉字部首体系正式形成时期。

①蒋玉斌先生在《释甲骨文中的“獨”字初文》（《古文字研究》30辑）一文中认为“蜀”乃“獨”字初文，“很有可能也指年老之人”，本文未用其说。

②本统计依据的材料是：刘钊主编《新甲骨文编》，王贵元主编《新编金文编》，此为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后期资助重点项目，收录了从商代到战国的全部金文字形，材料截止日期是2012年2月，李守奎《楚文字编》，王辉主编《秦文字编》，张守中《睡虎地秦简文字编》，统计结论容有误差，误差源于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出土文献的字形可能没有涵盖当时各个时期实有的全部字形。另一方面是材料收入或有遗漏，不过大概率应该没有问题。

③ 秦国从公元前236年开始，即攻战或获取了部分赵、韩、魏土地。

参考文献

陈 伟（主编） 2014 《秦简牍合集》（壹）上，武汉大学出版社。

陈侃理 2014 《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文物》第9期。

高鸿缙 2008 《中国字例》，三民书局。

容 庚 瞿润缗 2011 《容庚学术著作全集：殷栔卜辞》，中华书局。

徐中舒（主编） 1989 《甲骨文字典》，四川辞书出版社。

王 力（主编） 1981 《古代汉语》（修订本）第二册，中华书局。

王贵元 2014 《汉字笔画系统的形成过程与机制》，《语言科学》第5期。

杨树达 1954 《积微居甲文说 卜辞琐记》，中国科学院出版。

赵平安 1994 《试论秦国历史上的三次“书同文”》，《河北大学学报》第3期。

（感谢王贵元先生授权发布，引用本文请参考正式出版物。）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