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立勋】西方美学史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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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立勋】西方美学史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动态分析

2024-07-12 13:57| 来源: 网络整理| 查看: 265

【彭立勋】西方美学史发展的阶段特征与动态分析

 

西方美学从古希腊时代开始,以有历史记载依据来说,大约发源于公元前6世纪。延绵至今,已有约2600年的历史。对于漫长的西方美学史,如何理清其演变过程特别是发展脉络或发展线索,是西方美学史研究中需要认真探讨的一个问题。对此,一些国内西方美学史著作和研究者相继提出不同看法。较早有的学者提出可用两条对立的线索来“统”整个西方美学史,即认为西方美学发展始终贯穿两条互相对立的主导线索:“一方面是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线索,另一方面是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线索。”[1](p6-7)近来又有的研究为认者这种看法“不十分切合西方美学发展的实际”,而另外提出西方美学史发展的“两条主线”的看法,即认为全部西方美学的历史发展始终贯穿着“两条基本发展线索,这就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主线”。[2](p38)以上各种看法虽然表面不同,但思维方式则一样,就是试图对西方美学发展过程和线索作一种静态的分析和概括,将全部西方美学思想发展纳入某种持续不变、一以贯之的对立线索之中。这样做从研究者主观意图上看也许是不错的,但从西方美学史的实际情况来看,则不仅前一种概括有“过于简单化”的问题,后一种看法也存在同样的弊病。

首先,这两种看法都把美学发展史和哲学发展史几乎完全相等同,试图以对西方哲学史发展主线的某种理解来概括西方美学史的发展主线。其实,美学发展史和哲学发展史固然紧紧相关联,但却不是完全等同的。在西方美学形成和发展中,美学一直是作为哲学的一个方面和一个部门,因而在分析和把握西方美学史发展过程和线索时,如果不结合西方哲学史,就不可能得到正确理解和科学结论。但是,美学的研究对象和它包含的基本问题毕竟和哲学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不能将美和美感的问题简单地等同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美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除了主要受到哲学的影响外,还要受到特定时代和社会审美实践及审美意识、特别是文艺发展的影响,这就使其发展过程、发展脉络除了和哲学思想的发展具有共同性外,还必然具有其特殊性,这是绝对不应忽视的。如果以思维和存在关系为基本问题,将西方美学史“统”进“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的对立线索”之中,那就完全忽视了美学史本身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其次,这两种看法都是把西方美学史发展过程中某个时期或某个阶段产生的美学思潮的对立加以泛化,作为贯穿全部西方美学史的基本对立线索,因而都有以偏概全、以部分代全体的问题。西方美学史发展经历了几个不同的时期或不同的阶段,出现了几次重大转折和转型。产生于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西方美学,不仅其形成的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有极大差异,而且作为其形成基础的哲学思想、审美意识和文艺实践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其影响,不同时期、不同阶段西方美学发生了重要变异,形成为不同特点。由于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呈现出重大转折和明显的阶段性,加之贯穿于整个美学史的各种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多样性,因而不能将主要形成于某一时期或某一阶段的美学思潮的对立片面笼统地说成贯穿全部西方美学史的发展线索。否则,难免有牵强附会、削足适履之嫌。如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对立线索”来笼括西方美学史发展,显然是将产生于特定时期、表现于某一方面的两种美学原则和创作方法的对立硬套在整个美学史上,当然不符合美学史的全部内容和发展实际。至于将整个西方美学史的发展线索简化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主线”,也非常勉强。实际上,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作为两种对立的哲学思潮和美学思潮,是在西方近代哲学和近代美学中才突显出来的。在此之前的西方美学很难简单地归结为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对立主线的发展,而在此之后的西方现代美学(特别是20世纪的西方美学),与近代美学相比已产生巨大变化和新的转向,再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条主线来加以概括就更不合适。

我们认为,对西方美学史发展脉络或线索的研究和概括必须从历史实际出发,充分注意到西方美学发展的复杂过程和复杂现象,注意到西方美学发展的重大转折和阶段性,注意到西方美学史的全部美学思想的丰富性和多元性,而不应脱离历史实际,将西方美学发展的复杂过程和复杂现象做一种人为式的剪裁和简单化的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研究方法最重要的原则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对于一些历史上大的复杂的长期发展的矛盾和问题,用分段研究的方法处理,可以了解不同历史阶段事物发展的特点,考察事物前后有什么联系和区别,看清事物的发展变化和来龙去脉,这才符合“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原则和辩证分析方法的要求。由于西方美学的发展经过几次巨大转型而形成明显的阶段性,各时期、各阶段美学研究的哲学基础、思维模式、研究对象、研究重点、研究方法乃至话语方式都有明显的区别,从而形成为明显的阶段性特点。我们既要看到各个时期和阶段之间美学思想发展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更要看到各个时期和阶段美学思想的创新性和独特性。只有运用历史的辩证的方法,变静态分析为动态分析,深入研究和阐明各个不同时期和阶段美学发展的特点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弄清西方美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和来龙去脉,才能真正掌握西方美学史的发展脉络。这就需要按照西方美学的演变过程和根本性转折,对西方美学历史发展各个时期和阶段的思想变化、理论转型、基本特点和前后联系等进行具体分析,并由此对西方美学发展的基本脉络作出动态的分析和概括。

 

 

古希腊美学是西方美学史的滥觞,它发源于公元前6世纪,极盛于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中间经过“希腊化时期”,而后由罗马美学继承和发展,直至公元5世纪。这大约一千多年,正是西方古代奴隶制社会从形成到瓦解的时期。在奴隶制得到充分而高度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较为发达的希腊罗马哲学和希腊罗马文艺,它们为西方古代美学的形成和发展准备了良好的条件。古希腊罗马美学是建立在西方古代哲学基础之上的。西方古代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集中在本体论问题上。所谓本体论,是指关于世界本原或本质的哲学理论,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的学问。[3](p749)因此,世界的本原或者说万物的本体问题是古代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这势必影响到西方古代美学的研究对象和内容。古希腊罗马美学思想主要集中在从哲学本体论上来理解人类审美活动和文艺实践。从希腊古典早期的美学思想到希腊古典盛期的美学思想,再到“希腊化”和古罗马时期的美学思想,其具体内容虽然有变化,但研究得最为集中的问题还是美的本体问题和艺术的本体问题。希腊古典早期的美学以毕达哥拉斯学派、赫拉克利特、德谟克利特与智者派、苏格拉底为代表,如同他们的哲学一样,他们的美学思想都带有朴素性和直观性。但前者是从自然的角度探寻美的本体,强调美在形式的和谐;而后者则从人的角度探寻美的本体,强调美与善和功用的一致,从而形成为最早的两种不同的美学倾向。希腊古典盛期的美学产生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个最杰出的代表人物。他们围绕美的本质和艺术的本质这两大问题,建构了对立的两大美学思想体系。柏拉图是理念论哲学的创立者。理念论将超感性的理念作为世界本源,认为理念是客观独立存在的唯一真实的世界。柏拉图从理念论出发,在超感性的理念世界中去寻求美和艺术的本源和本质;认为美即理念,艺术是理念世界的“影子的影子”。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的理念论,肯定了现实世界是真实的世界,并且从现实存在出发,用现实主义的观点,在客观的现实世界中去寻求美和艺术的本源和本质;认为艺术是对客观自然和生活的模仿,美在模仿的内容与形式。由此亚里士多德对艺术的真实性和社会作用问题也与柏拉图持相反观点。柏拉图否定文艺的真实性及其审美教育作用,亚里士多德则肯定文艺的真实性及其审美教育作用。这种美学观上理念论和现实论的对立逐渐形成为两条不同的美学思想路线,不但贯穿于古希腊罗马美学,也深刻影响着两千多年来西方美学的发展。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美学的代表人物贺拉斯和朗吉弩斯在艺术与现实关系问题上主要是受到亚里士多德现实论美学思想的影响,而普洛丁创立的新柏拉图主义美学则是直接继承和发展了柏拉图理念论的美学思想,并为美学转向神学开辟了道路。

从公元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76年)到14世纪,西方美学发展进入中世纪时期。这是西欧封建社会形成、发展和繁荣的时期,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基督教成为强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并且完全统治着思想文化领域。恩格斯指出,中世纪“把古代文化、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4](p400)基督教在中世纪居于统治地位,政治、法律、哲学、文学都不过是从属于神学的分支。在哲学中,占统治地位的就是为基督教服务的经院哲学,它是在古代基督教“教父学”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以论证基督教教义为目的,是一种神学本体论。在基督教和经院哲学的影响下,中世纪的美学也被纳入神学。从神学出发研究美学问题,用美学来附会基督教教义,是中世纪美学的基本特点。这是一种神学美学,其价值取向和形态特征都是以基督教神学为依据的。所以,中世纪美学的对象不是研究现实世界中的美,也不是研究艺术(一般说来基督教是敌视艺术的),而是论证上帝的美。以美的概念为中心,论证“美在上帝”,美是上帝的本性;上帝是美的本源和本体,天上、人间一切事物的美都是分享了上帝的美,这就是中世纪美学的基本命题。当然,中世纪美学家也论到美的其他特征,也对艺术有一些思考,但都是围绕这一基本命题展开的。从发展过程来说,神学美学在早期是教父美学,其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在晚期是经院美学,其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教父美学与经院美学分别以教父哲学与经院哲学为基础。由于教父哲学是经院哲学形成的理论前提,而经院哲学是在教父哲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两者所研究的对象同样都是超验的世界、上帝的世界,所以,教父美学和经院美学在基本倾向上是一致的。但两者所借用的思想资料也有所不同。奥古斯丁的美学思想主要是受到柏拉图的学说和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而托马斯·阿奎那的美学思想则主要是受亚里士多德学说影响。有的美学史认为托马斯·阿奎那与奥古斯丁的关系正如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关系,这从思想来源上说是有道理的。由此可见,中世纪美学仍然是沿着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这两个思想主线发展的。

 

            三

                                  

   从14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末叶,是欧洲历史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转化的时期。这一时期,欧洲封建社会日益瓦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形成。与此相伴随,是人文主义思想与文化在欧洲各国的兴起和发展,这是反映正在形成中的资产阶级要求的思想文化运动,历史上称为文艺复兴。文艺复兴时期美学作为新兴的人文主义文化的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反封建、反神学倾向,因此成为西方近代美学的先声。在文艺复兴时期美学发展中,唯物主义哲学、自然科学和文艺实践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工商业的发展促进了自然科学发展,而自然科学发展又促进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它们给人文主义者带来理性和经验两大思想武器,这两者是统一的,并未如17世纪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两派对立,这就使文艺复兴时期美学建立在经验与理性相统一的坚实基础上。在摆脱了中世纪神学美学的桎梏之后,文艺复兴时期美学恢复和发展了古希腊美学中以现实世界为对象的传统,其突出特点就是重视现实生活,崇尚自然美和人的美;同时强调文艺反映现实生活,强调艺术美的创造。在文艺复兴时期美学的代表人物如薄伽丘、阿尔贝蒂、达·芬奇、锡德尼等的美学思想中,主要问题就是文艺对现实的关系问题。他们不但是以文艺为主要对象,而且也主要是通过总结文艺实践经验提出文艺理论。由于受自然科学和美在形式观点的影响,他们也都十分重视艺术技艺的探讨。这就使文艺复兴时期美学侧重在文艺美学,较缺乏深刻的哲学思考,也没有形成严密的美学体系。但是它提供的新内容和代表的新方向,却造成了西方美学史从古代美学向近代美学的转变。

17、18世纪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欧取代封建主义制度并最终确立的时期。文艺复兴以来萌发的近代美学,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系统而深入的发展。无论从产生的一大批重要的美学家和重要的美学论著来看,还是从提出的一系列重要的美学观点、原理、命题、范畴来看,这一时期都无可否认的是西方近代美学也是整个西方美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正是在这一阶段,美学在西方形成为哲学中一门独立的学科。这一时期美学的发展和哲学的发展关系非常密切。由于在实验自然科学基础上对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深入而具体的研究,这一时期哲学思想的发展中,认识论占有显著和重要的地位。欧洲近代哲学研究的重点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这不仅使西方哲学发展产生重要转折,而且也使西方美学赖以建立的哲学基础产生重要变化。如果说,美学以前主要是本体论,现在则主要是认识论,即认识论学说的一部分。围绕认识论,西方近代哲学形成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派的对立。经验主义片面推崇感觉经验,贬低理性思考的作用;理性主义片面夸大理性思维的作用,否认感觉经验的可靠性。这两大哲学倾向和派别的对立直接影响到美学发展。在笛卡尔、斯宾诺莎、布瓦洛、莱布尼兹、沃尔夫、鲍姆嘉通等的美学思想中,我们可以找到理性主义的连绵不断的思想脉络,其基本特点是从先验的理性观念出发,强调美的理性基础,认为美在完善,艺术要符合理性原则,忽视想象和情感的作用;而在培根、霍布斯、洛克、舍夫茨别利、艾迪生、哈奇生、休谟、伯克、卢梭等的美学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经验主义的持续发展的思想倾向,其基本特点是从感性经验出发,强调美的感性特点,认为美即愉快,审美和艺术主要是感官、想象和情感活动,忽视理性的作用。从法国古典主义美学到英国经验主义美学,从法国启蒙运动美学到德国启蒙运动美学,都无不受到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两种对立的思潮和倾向的影响。伴随着哲学研究重点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美学研究的重点也由对客体的美的本质的探讨转向对主体的审美意识、审美经验的研究。这在经验主义美学思潮中表现尤为突出。“审美趣味”或“鉴赏力”成为十八世纪美学的一个核心概念,以至于有的美学史家将它称为“趣味的世纪”。[5]围绕审美趣味或美感问题,理性派和经验派在研究的观点和方法上也表现出很大区别。理性派认为美学是低级认识论,主要是在认识论的框架内,指出美感作为感性认识的特点;经验派认为美学属情感研究领域,不同于认识论,着重用心理学和生理学的观点和方法,强调美感中想象、情感和本能的作用。经验派和理性派从不同角度、不同方面对审美经验或美感问题的研究,涉及美感的起源、本质、特点以及主客观条件等基本问题,无论从内容的丰富性和研究的深刻性来看都超过以往任何时期。与此相联系,对文艺创作过程和特点的研究也进一步深入,涉及想象、情感、观念联想和形象思维等特殊心理活动。关于美、崇高、悲剧等基本美学范畴,经过17、18世纪美学家的重新研究和阐释获得了新的内涵。法、德启蒙运动美学的代表人物狄德罗、莱辛等结合时代要求和艺术实践的发展,创立了崭新的现实主义美学原则和文艺理论体系,使文艺反映社会生活和发挥社会作用问题成为美学的重要问题。总之,17、18世纪的近代美学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罗马美学和文艺复兴时期美学传统,同时结合时代要求,提出和回答了一系列新的美学问题,将西方美学发展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由于17、18世纪形成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两种美学思潮和倾向的分歧和对立,使美学中内容与形式、理性与感性、主体与客体这一系列对立面的矛盾十分尖锐的暴露出来,而寻求这些对立面的辩证统一也就成为近代美学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要求和面临的主要课题,因此,将两大潮流汇合起来,将上述对立面调和统一起来,便是后继的德国古典美学要做的主要工作。

德国古典美学形成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它不仅以德国古典哲学作为理论基础,而且本身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德国古典哲学和美学的创始人是康德,康德哲学正如黑格尔所说,它是“近代哲学的转折点”。[6](p66)康德哲学以批判人的认识能力为其主要目的,中心任务是要解决知识问题、认识论问题。他从对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批判中认识到知性与感性结合起来的必要性,企图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通过“先验综合”来调和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对立,从而使西方近代哲学思想产生了关键性的转变。在美学上,康德既不满意经验派片面强调美的感性基础,混淆美感与快感的看法,也不满意理性派片面强调美的理性基础,混淆美感与对“完善”的朦胧认识的看法,企图把它们统一起来。他以经验派的快感结合理性派的“符合目的性”,提出美感虽是感性经验却有理性基础、理想美在理性与感性的统一的观点。虽然康德并没有真正解决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之间的矛盾,但是却把美的本质和特征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清晰揭示了审美现象中诸多矛盾并提出了解决的方向。后来歌德、席勒、谢林、黑格尔所发展出来的美学观点,就是沿着康德所指的方向继续探讨解决矛盾的办法。到黑格尔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辩证地论述了理性与感性、内容与形式、一般与特殊、主体与客体的相互统一,可说是德国古典美学对上述矛盾的最后的、较圆满的解决。黑格尔美学是自有人类思维以来,内容最为丰富和渊博、规模最为宏大的资产阶级美学体系,它对前此的美学思想做了一次全面的总结,具有“划时代的作用”。[7](215)西方美学发展到以康德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美学,达到一个高峰,它所建构的美学思想体系不仅最具完整的科学形态,涵盖了包括美、美感和艺术在内的几乎所有美学研究领域,并且把辩证法和历史观全面引入美学研究领域,以抽象的哲学思辨的形式,提出和解决了许多重大的美学问题,确立和论证了一系列重要美学范畴,从而将西方美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

 

 

 

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初,欧洲各国进入资本主义较高发展阶段,社会历史条件、科学的状况以及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状况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以不同方式对西方哲学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使西方哲学发展又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在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实现了哲学上的革命变革的同时,从19世纪中期开始,许多西方哲学流派对西方传统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采取批判态度,怀疑和否定哲学中的理性主义和思辨形而上学传统,逐步形成两种哲学思潮。一种是以唯意志主义为代表的“人本主义”或者说“非理性主义”思潮;另一种是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科学主义”思潮。前者向传统的理性主义公开提出挑战,主张哲学应当转向人的本真的存在,转向非理性的直觉;后者则着重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思辨性,强调哲学应以实证自然科学为基础,以描述经验事实为范围,追求实证(经验)知识的可靠性和确切性。这标志着西方哲学开始发展到了一个与古典哲学有重大差别的新阶段,进入由近代到现代转型的过渡期。随着西方哲学的转型和变化,加之自然科学的影响,西方美学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上也逐渐发生了重要改变,开始步入由近代美学向现代美学转型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美学流派繁杂,研究方法多样,而最能体现转型特征的美学主要不外两种方向。一种是在唯意志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美学研究向反理性主义方向发展。从叔本华、尼采的唯意志主义美学到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的美学,无不是贬低理性,抬高直觉,强调审美和艺术的非理性的直觉的特征,夸大非理性的生命、意志、本能、直觉、情感等在审美和艺术中的作用。另一种是在自然科学和实证主义哲学的影响下,美学向经验的、科学的、实证的研究方向发展。费希纳、立普斯、谷普斯等人的心理学美学把审美心理和审美经验置于美学研究的中心,主张用心理学的观点和方法来解释和研究一切审美现象;斯宾塞、丹纳、格罗塞等人的社会学美学,以艺术的起源、发展和本质特征为研究重点,采用了社会学、生物进化论、人类学、心理学等多种方法进行实证研究,它们都标志着美学研究方法从“自上而下”的抽象思辨的研究向“自下而上”的经验实证的研究的转变。

进入20世纪,西方现代美学正式形成,并得到迅速发展。一百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政治的巨大变动,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思想文化的深刻变革,都对西方现代哲学、艺术和美学的发展变化带来重大影响。现代美学的发展和现代哲学、现代艺术的发展关系十分密切。尽管现代西方美学流派众多林立,新说层出不穷,思潮此起彼伏,呈现出多元化、复杂化的状况,但如果从它与西方现代哲学的关系来看,它的发展从整体上看仍然是主要是沿着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思潮、两种倾向展开的,其中,现代哲学中发生的“语言的转向”与对意识现象和存在问题的研究,从不同方面对现代美学发展的走向产生了尤为重大的影响,从而推动西方现代美学摆脱和超越传统美学、特别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近代美学,走上一条完全不同的新的发展道路。

所谓“语言的转向”,即从近代哲学关注认识内容转向现代哲学注重认识表达的研究,即强调以自然科学方式对语言做客观研究。其代表是以语言分析为特征的分析哲学运动。分析哲学把哲学问题归结为语言问题,声称哲学的主要任务是对语言意义的澄清,主要方法是对概念意义进行逻辑分析。它被称作是哲学中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语言的转向”和科学主义哲学思潮有较为紧密的联系。科学主义哲学思潮的特点是强调哲学与科学的联系,以自然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来研究世界,要求研究的客观性和精确性。受语言论和科学主义哲学思潮影响,20世纪以来的当代西方美学发生了两个明显的变化。一是将研究重点转向于文学艺术作品或文本本身的形式、风格、语言、语义以及结构模式等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把解读文本语言、结构作为全部美学问题的中心;二是摒弃对美和艺术作形而上学的本质探讨,如分析美学认为“美是什么”的问题是根本不能回答的伪问题。另一方面则主张对审美和艺术问题作经验的、实证的、科学的研究,注重研究的客观性以及同审美和艺术活动的联系,而且注重把自然科学的成果和方法吸收到美学研究中来。在自然主义美学(桑塔亚那、门罗等)、俄国形式主义美学(什克洛夫斯基等)、实用主义美学(杜威等)、语义学美学(瑞恰兹等)、分析美学(维特根斯坦、韦兹等)、英美新批评派美学(艾略特、兰色姆等)、格式塔心理学美学(阿恩海姆等)、结构主义美学(列维·斯特劳斯、罗兰·巴特等)等美学流派中,我们都可以看到哲学中“语言的转向”以及科学主义的影响,从而使美学由认识论转向语言哲学和科学主义哲学。

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哲学中对意识现象和存在问题的研究越来越突出,形成了以现象学和存在主义为主流的欧洲大陆哲学。存在主义或生存论(existentialism),把一切哲学问题归结为或从属于人的存在问题,主张从揭示人的本真存在(生存)出发,揭示一切存在物的存在结构和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家要求以超越主客观二分的存在论取代以主客二分为特征的西方传统哲学,其出发点是用现象学方法把人的存在还原为先于主客分立的纯粹意识活动,并以人的非理性的心理体验为人的本真存在的基本方式,由此揭示人的真正存在。这是西方哲学发展由近代向现代转型的又一突出表现。存在主义或生存论哲学可以说是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典型代表。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特点就是把人作为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把人的本真的存在(生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主张揭示人的生命、本能、意志、情感等非理性或超理性的意义。生存论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潮表现在美学中,其基本特点,一是突出美学问题与人的命运和人的价值的关系,突出艺术创造和审美中人的自由和能动性。如存在主义美学家认为人的存在意味着自由,审美活动是对人的自由的肯定,艺术作品的价值是召唤自由,等。二是强调艺术和审美的非理性主义的性质和特点,把艺术和审美归结为直觉、想象、情感、无意识乃至梦幻活动。20世纪西方现代美学中的表现主义美学(克罗齐、科林伍德等)、精神分析学美学(弗洛伊德、荣格等)、现象学美学(英伽登、杜夫海纳等)、存在主义美学(海德格尔、萨特等)以及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美学等,无不受到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其中多数流派明显受重视对意识现象和存在问题研究的生存论的影响。总之,语言论和生存论,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既互相区别、相互对立,又互相联系、互相影响,推动西方美学发展和哲学发展同步,实现了近代向现代的转型。纵观20世纪以来的西方现代美学,不仅哲学基础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且研究对象、问题、重点、方法乃至思维模式、话语方式都产生了重大变化。美学研究范围和领域日益扩大,研究范式和方法不断革新。这一切都表明西方现代美学是沿着与传统美学、特别是近代美学相区别的方向和道路在发展着,美学发展的轨迹和线索也随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美学的变革或转型已成为当代美学家关注和研究的主题之一。

 

【参考文献】

[1]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2] 蒋孔阳、朱立元主编:《西方美学通史》第一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3] 叶秀山、王树人总主编:《西方哲学史》第二卷(下),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5]乔治·迪基:《趣味的世纪,18世纪趣味的哲学漫游》,牛津,1996年。

[6]黑格尔:《美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7]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原载《武汉理工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  录入编辑:文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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