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

一般来讲，改变一种正式的制度变迁会碰到外部效果和“搭便车”问题。产生外部效果 的原因，是因为制度安排并不能获得专利。当一个制度安排被创造出来后，其他群（个）人 可以模仿这种创新井大大降低他们组织和设计新制度安排的费用。因此，创新者的报酬将少 于作为整体的社会报酬。这个问题暗含的意思是，正式制度安排创新的密度和频率，将少于 作为整体的社会最佳量。因此可能会持续地出现制度不均衡。“搭便车”问题可能会因为制 度安排是一种公共货品而产生。一旦制度安排被创新和被建立，每一个受这个制度安排管束 的个人，不管是否承担了创新和初期的困难，他都能得到同样的服务。如前所述，个人意识 形态信念能弱化“搭便车”问题。如果新的制度安排与个人关于公平世界的观念相一致，那 么他“搭便车”所需要的加价将更大。“搭便车”问题的严重性还取决于一群（个）人之间 的关系如何。如果群体中成员流动性大，那么由于个人行为被发觉的可能性较小因而“搭便 车”问题更容易发生。另外一个考虑因素是看群体结构的紧密程度如何。在一个结构紧密的 社区内，速水佑次郎认为，“人们个人主义较少并会严格地遵从社会规范”（参考书目28， 第36 页），因而“搭便车”问题不会太严重。 由于“搭便车”问题的存在，政治或制度企业家的作用在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中就尤为重 要。政治企业家是这样一种人，“他受到普遍的信任（敬畏），或者他能够猜出谁在讨价还价 中弄虚作假，或者他能够用简单的办法节省讨价还价的时间，在某些情况下还能制定出一种 制度安排，它对所有有关者来说比任何没有政治企业家领导和组织时可能出现的结果更好” （参考书目49，第176 页）。制度不均衡以不同的方式影响不同的人。因此，一个政治企业 家的成功，主要取决于他分割潜在利润的设计能力，它似乎能使每一个人的境况更好并使成 员们确信这种分割与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是一致的。如果政治企业家相信对他来说收益大于 费用，那么他会努力把新目标描述清楚，并建立起新规则。收益不一定是物质的，也可以是 非物质的，诸如社会威望或政治支持等（参考书目20，21）。对政治企业家来说，如果他能 够从政府机构内动员政治支持或者与地方既得利益集团结成联盟，那么他的费用将较小（参 考书目28，第2 章）。然而，这种考虑还暗示着新的制度安排可能会损害某些个人，因为一 旦运用了强制性力量，意见一致就不再是创新的必要条件了。 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与正式制度安排创新过程所产生的问题在特征 上有很大的不同。因为非正式制度安排创新不包含群体行动，所以尽管它还有外部效果问题， 但却没有“搭便车”问题。新规则的接受完全取决于创新所带来的效益和费用的个人计算。 而且这种创新费用并不取决于创新过程所花费的时间、努力和资源等形式。因为非正式制度 安排的执行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所以创新者的费用主要来自围绕着他的社会压力。如果 获利机会不是在社区成员中平等分配，那么这种费用是极高的。对落在后面的人来说，他们 会感到神圣的道德受到冒犯、习惯的权力受到剥夺。接着可能会出现说闲话，甚至出现暴力 行为。这正是市场制度渗入自给自足小农经济时经常出现的情况（参考书目61）。由于害怕 受到社会的耻辱和排斥，尽管得自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收益看起来非常之大，个人还是不 情愿违犯非正式制度安排。正因为这个缘故，非正式制度安排显示出一种比正式制度安排更 难以变迁的趋势。即使有政府行动，发生这种变迁也不容易。 尽管如此，非正式制度安排变迁的标准和特点并不因此而有改变。在人类历史过程中， 价值观、习惯和社会道德，与意识形态一样都已经发生变迁并且正在发生变迁。创新者面临 的严峻问题与其他经济决策者一样。当制度不均衡所带来的预期收益大到足以抵销潜在费用 时，个人会努力接受新的价值观、道德和习惯而不管这些规则着上去是如何的根深蒂固。 非正式制度安排的执行主要取决于社会的相互作用。因此，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的流 动性越大，这种执行机制的效率也就越低。因此，流动性越高，一个团体或社区中成员就越 容易放弃传统制度安排和接受新制度安排。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价值观和道德，一般来说在市 场经济中不断流变而在传统经济中却凝固不动。市场经济中的青年人相对于老年人来说也更 可能成为创新者，相同的原因在意识形态变迁的讨论中已提到过。这种现象就是所谓的“代 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