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 日战争的持久胜利，洗雪了中华民族近百年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的进程。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一国之内两种政权两种军队并存的合作形式，通过对等谈判处理两党关系的合作途径，“合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基本经验，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关键词：中国；抗日战争；国共合作；历史地位；现实价值

从１９３７年９月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和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中共合法地位的庐山谈话开始，到１９４７年春国民党限令中共在重庆、南京、上海的办事处全部撤退为止，第二次国共合作历时１０年，贯穿于８年抗战历史的始终。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在日本对华侵略不断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求同存异、相忍为国、相互作出妥协的结果，是在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要转折时期的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实现近代中国的民族解放、国家进步和人民革命，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历史贡献，对新时期推进海峡两岸和国共两党关系发展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①。

一、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地位

（一）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

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前，中国政治局势的基本特点是四分五裂、两党尖锐对立。那时候，“我们国家不特科学落后，即是真正的统一也没有完全达到”［１］。自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到张学良“东北易帜”，中国在名义上归于统一，但随之而来却是连年不断的军阀混战和派系斗争。“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中国政局更加混乱，主张抗日的爱国将领对蒋介石不满，要求改变误国政策；谋图割据的地方军阀乘机制造分裂，摆脱中央政府控制；国民党在全国范围内残酷镇压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国共两党及其政权长期处于敌对状态，“围剿”和“反围剿”成为两党斗争的主要形式。国家的分裂，两党的对立和日本侵华的深入，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灾难。

日本加紧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严峻形势，对中华民族提出了实现国家统一和各派力量联合的迫切要求。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多次呼吁与国民党合作，共同抗日。中国国民党也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抗日怒潮的推动和敦促下，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最终结束了国家分裂、两党对立的局面。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受到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的普遍欢迎，推动了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中国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和乡村建设派等党派，都先后表示拥护国共合作抗日，并对抗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７人从国民党监狱获释后，拥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战大团结，更加积极地从事抗日活动。各地方实力派也捐弃前嫌，不念旧恶，停止内争，一致抗日。在面临日本灭亡中国的大是大非面前，形成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二）实现了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

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发动。中国的抗日战争，从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就开始了。但那时的抗战，或者是共产党单独领导的，或者是国民党方面的某些爱国将领单独进行的，或者是各界民众自发组织的，都只是局部的抗战。只有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才真正实现了全民族的团结，才使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转变为全民族的战争。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在中国出现了相互依存、又相互独立的两个战场，即以国民党军队为主体的正面战场和以共产党军队为主体的敌后战场。两个战场军队的英勇作战和相互配合，有力地保障了抗日战争的持久坚持和最终胜利。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军事上的配合是十分明显的，不仅有战略上的配合，而且有战役上的配合。那时，“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２］１０３７，“曾有相当数量在前线的国民党军队及地方系军队对敌人进行过积极的抵抗”［３］，国民党正面战场先后进行过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等重大战役，打了不少胜仗。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也积极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予敌以重创。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打破了日寇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而且支持和掩护了共产党军队敌后战场的开辟。对此，毛泽东曾有过高度评价：“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以顺利的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场；没有同处于敌后的友军之配合，也不能得到这样大的成绩。”［４］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政府出于总体战略的考虑，对日抗战日渐消极，反共活动日趋积极，并制造了如皖南事变这样严重的军事冲突。由于共产党采取了正确的政策和策略，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继续维持，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继续对日作战，先后进行了南昌会战、随枣会战、枣宜会战等１８次重大会战。正面战场的作战，不仅打击和消耗了侵华日军，也减轻了日军对敌后战场的压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国民党抗日日渐消极之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重要力量，敌后战场发展成为抗日战争的前沿阵地。敌后军民的英勇作战，牵制了６０％左右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在８年抗战中，敌后战场对敌作战１２．５万次，消灭日、伪军１７１．４万人，其中日军５２．７万人［５］。敌后战场的英勇作战不仅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势力，而且“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２］９４２，对打败日本法西斯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中共中央在抗战６周年纪念宣言中曾经指出：“整个中国战场上，６年的作战，实际上被划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这两个战场的作用，是互相援助的，缺少一个，在目前就不能制止法西斯野兽的奔窜，在将来就不能驱逐这个野兽出中国。”［６］没有第二次国共合作，就没有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没有敌后战场，正面战场难以坚持；没有正面战场，敌后战场也难以开辟和持久。敌后战场和正面战场相互依存、相互支持，才使中华民族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三）洗雪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奇耻大辱，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

国共合作进行的抗日战争，以中国人民的完全胜利、日本法西斯的最后失败而结束。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侵略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中国近百年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外来侵略、凌辱的历史。帝国主义列强连续不断、愈演愈烈的侵略，是造成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重要原因。它们或联合或单独对中国发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野蛮战争，逼迫中国政府签订一个又一个不平等条约，侵犯中国的主权，割占中国的领土，掠夺中国的财富，把中国推向山河破碎、人民受难的衰败境地。抗日战争的胜利，打破了近代中国在抵抗外敌侵略中屡战屡败的向例，洗雪了近百年的民族耻辱，不仅把给中华民族造成最大危害的日本帝国主义彻底赶出中国，而且为最终推翻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实现国家的完全独立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走向振兴的重大转折点。

国共合作进行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始终是东方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它发动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中国人民以长期的抗战牵制和削弱了日本的大部分陆军和大量空军，既牵制日军使其不能北攻苏联，又大大减轻了日军对太平洋战场美英等同盟国的压力，并支援了同盟国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和援助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美国总统罗斯福所说：“假若没有中国，假若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力可以因此而调往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夹击，在近东会师，把俄国完全隔离起来，合并埃及，斩断通往地中海的一切交通线。”［７］由于中国战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突出成就，中国的国际威望与日俱增，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其突出表现有三：（１）中国战区的设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的地位更加受到反法西斯盟国的重视。１９４１年１月，经罗斯福提议，在中国战场及缅甸等东南亚战场设立中国战区，蒋介石任最高统帅；（２）“强国”地位的确立。１９４２年１月，在２６国参加签署的《联合国家共同宣言》中，中国同美、英、苏三国共同领衔，中国“四强”地位得到初步承认。１９４３年１０月，中国被列为莫斯科会议“普遍安全宣言”的四大发起国之一。１９４３年１１月的开罗会议，进一步确立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大国地位，并为战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奠定了基础；（３）不平等条约的废除。１９４２年１０月，美英为表示对中国抵抗侵略之崇敬，加强相互间之团结，分别通知中国政府，表示愿意立即废除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其他有关特权。经过三个月谈判，１９４３年１月，中美、中英平等新约相继签字。此后，其他国家如巴西、比利时、卢森堡、古巴、加拿大、瑞士等国也相继发表声明，放弃在华特权，重订平等互惠条约。无论是中国战区的设立，“强国”地位的确立，还是不平等条约的废除，从根本上讲，都是国共合作为基础的中国军民长期浴血奋战的必然结果。

（四）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各派政治势力的发展，推动了中国的民主和进步

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共产党的影响，容后再论；这里仅论对国民党和中间党派的影响。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民党的发展和进步。

这主要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初期，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结束了全国的分裂局面，共产党、中间党派、地方实力派等各派政治力量纷纷捐弃前嫌，拥蒋抗日，国民党的政治地位、政治威信得以提高；国民党组织获得较大发展，党员和党部组织的数量有较大增加；在政治上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和进步。国民党在一定程度的发展和进步，主要是因为此时的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比较积极，抗战还比较努力，它的若干举措符合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因而得到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国人民的支持。此后，国民党方面虽有倒退，对日抗战日渐消极，专制独裁更加严重，但在抗战胜利时，由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性胜利，其政治影响达到历史的高点。另一方面，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日渐下降。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侵华方针的变化，由于敌后战场的开辟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集团，虽然还继续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但表现出很大的动摇性，限共、独裁、消极抗日倾向明显增长。限共方面，国共合作建立后，国民党蒋介石始终没有放弃解决共产党问题。为了限制和打击共产党的发展，国民党曾掀起多次反共活动，甚至发动如皖南事变这样的军事进攻；独裁方面，国民党继续坚持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破坏民主运动的开展，拒绝“民主联合政府”的要求；对日消极方面，秘密和日本方面进行交涉，国民党军队大批投敌，对日作战中主动出击越来越少。

特别是在抗战后期，国民党的反动和腐朽更加暴露无遗，国民党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日渐下降，虽然因为抗战的突然胜利曾使国民党政权一度信誉大增，但却最终无法改变其积弊。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第二次国共合作对国民党的影响与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密切相关。在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国民党重视国共合作时，国民党就会从中受益，当国民党漠视甚至破坏国共合作时，国民党也会从中受到严重损害。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的逆转就是最明显的证明。

第二次国共合作对中间党派也发生了积极的影响：其主要表现有三：（１）使中间党派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政治舞台。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前，国民党实行一党训政，禁止并镇压其它任何党派的活动，“七君子事件”就是显著的一例。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国民党在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合法地位的同时，也被迫在事实上承认了各中间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各中间党派便获得了公开活动的政治舞台。（２）推动了中间党派的进步。中间党派拥护、支持第二次国共合作，主张“团结御侮，抗日救国”。但对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态度上，却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抗战初期，中间党派对蒋介石抱有幻想，对蒋介石的合作诚意估计过高，把抗战胜利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身上。进入相持阶段后，蒋介石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连续制造反共摩擦，同时对中间党派也无情镇压，中间党派开始对蒋介石产生怀疑，并逐步同情和靠近共产党。抗战后期、特别是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更趋反动，中间党派对蒋介石又有了进一步的认识。（３）促成了中间党派的团结和壮大。第二次国共合作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军事进攻和政治压迫，以及对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的高压，促使中间党派走上了联合之路。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乡村建设派、国家社会党、中华职教社、中国青年党、救国会、第三党及无党派人士发起成立了统一建国同志会。１９４０年冬，为加强团结合作，调解国共冲突，谋求自身发展，又改组成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１９４４年９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中国民主同盟，许多无党无派人士参加了这个组织，民主党派的力量进一步壮大。

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后，经过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一再争取，中国政治出现了一定的进步和民主趋势：（１）抗战初期，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专制统治，采取了一些民主措施：事实上承认了各党各派的合法地位；释放了一批政治犯；修改了《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等一些法令；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出版抗日刊物，组织抗日团体；同意八路军、新四军在全国一些重要城市设办事处、通讯处，并供给八路军一定数量的军饷、子弹、药品；吸收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参加中央政府工作；制定了具有进步倾向的《抗战建国纲领》；特别是设立和召开了有共产党人和其他进步人士参加的国民参政会，给各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提供了一个发表政见的机会和场所。（２）即使是抗战相持阶段后，尽管国民党奉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由于中日民族矛盾的制约，由于共产党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和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策略，使国民党始终没有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其反共活动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内战。相对于抗战初期而言，国民党政策发生了严重的倒退，但与十年内战时期相比，仍然有若干进步。（３）在抗战中后期和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加强和政治上的腐败，由于中国共产党力量得到空前壮大，爱国民主运动不断高涨，民主和进步成为除国民党等少数党派外的各党各派和各界群众的共同要求，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五）促进了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加快了中国的民主革命进程

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成熟，党的政治威信和影响空前提高，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１）中国共产党走向全面成熟。第二次国共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不依赖别的国家或国际指导中心的发号施令，独立地科学地总结自己的历史经验，深入地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在政治上，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思想上，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毛泽东思想得到多方面的展开而达到成熟；在组织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形成。（２）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信和影响空前提高。第二次国共合作以前，共产党主要活动在一些偏远和落后地区，长期遭受国民党的封锁和“围剿”，广大国统区人民对共产党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地位得到承认。特别是共产党始终坚持为维护全国团结抗日、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使大多数中国人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中的许多人，也明显改变了对共产党的看法。正如周恩来所言：“在１９４１年只有文化教育界靠拢我们，１９４５年民族资产阶级也靠拢我们了。”［８］到抗战胜利时，在全国人民中，谁都承认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国内的两大政治力量了，共产党“已经走出了狭隘的圈子，变成了全国性的大党”［９］。不仅如此，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由于世界各国对中国共产党了解的增多，中国共产党开始引起美国等国家的关注，美军观察组进驻延安，中共代表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代表大会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已开始步入世界舞台；（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空前壮大。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团结、抗战、民主的大旗，坚持团结全国最大多数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敌后抗日斗争，主张民主建国，从而赢得人民的信任，发展了自己的力量。第二次国共合作前，中国共产党只有４万多党员和４万多人的军队，而到抗战胜利时，已发展成为拥有党员１２０多万、军 队１２０多万的大党，建立了近１００万平方公里的１９个根据地。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力量的壮大，不仅有力地保证了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且极大地推动了中国革命的进程，为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① 涉及此方面的研究论著甚多，著作有王功安、毛磊主编《国共两党关系通史》（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马齐彬主编《国共两党关系史》（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李良志、王顺生《国共合作历史与展望》（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秦野风等《国共合作的过去与未来》（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等。论文有李良志《抗战期间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群言》２００５年第７期），刘畅然《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党史文苑》２００８年第１６期），张文生、邹慧君《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经验与启示》（《重庆社会主义学院学报》２００５年第２期），张志荣《国共合作与抗日战争的胜利》（《江 西 社 会 科 学》２００５年 第９期），李 百 齐《论第二次国共合作》（《文史哲》２０００年第３期），高现潮《试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作用》（《邢台学院学报》１９９４年１期）等，比较深入地研究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发展、特点、影响及历史经验等。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着重于总体把握和分析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历史贡献和现实启示。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尽管国民党方面长期否认国共合作（但又不得不承认“和平共存”），蒋介石甚至认为“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军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九，第２００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印），但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合作的历史贡献无疑是无法否定的。

作者简介：潘洵（１９６５－），男，重庆市人，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教授，主要研究中华民国史、抗战大后方历史。

参考文献：

［１］ 邹鲁 ．中国国民党史略［Ｍ］．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４５：１９３．

［２］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３］ 朱德 ．朱德选集［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１３７．

［４］ 《八路军军政杂志》发刊词 ．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二）［Ｇ］．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６５．

［５］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 ．中国共产党历史：第１卷下册［Ｇ］．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１１：６６８．

［６］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Ｎ］．解放日报，１９４３－０７－０２．

［７］ 小罗斯福 ．罗斯福见闻秘录［Ｍ］．李嘉，译 ．上海：新群出版社，１９４９：４９．

［８］ 纪念周恩来总理文物选编［Ｍ］．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７７：５８．

［９］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６０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