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代学者对笔记类属的界定

“笔”原本指随笔记录的散行文字，与讲求声韵辞藻的“文”对举。刘勰《文心雕龙·总术》篇“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2]，即是此义。“笔记”二字之连用，亦首见于该书。《才略》篇云：“路粹杨修，颇怀笔记之工；丁仪邯郸，亦含论述之美。” “温太真之笔记，循理而清通。”[3]这里的“笔记”同样指的是与韵文相对的散行文字。今人所称之笔记，在古代学者那里一般被称作小说，该词首见于《庄子·外物》：“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4]指的是无补大道，徒以修饰小行的稗官野史之语，本与讲故事之“小说”无涉。后来，随着带有讲故事性质的六朝志人、志怪作品和唐传奇、宋人笔记作品都大量归入子部小说家类和杂家类，“笔记”“笔记小说”“小说”三个概念就混溶在一起了。比较著名的如唐代刘知几在其所著《史通》卷十《杂述》篇中将“偏记小说”分为十类：

爰及近古，斯道渐烦。史氏流别，殊途并骛。榷而为论，其流有十焉：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5]

此处刘氏所列“逸事”“琐言”“杂记”应该属读者印象中归属子部小说家类和杂家类的“笔记”。偏纪、小录、家史、别传似可归入史部别史类、杂史类、传记类，地理书当属于史部地理类，郡书、都邑簿当属史部政书类。降及明代，胡应麟将“小说家”分为六类：

一曰志怪，《搜神》、《述异》、《宣室》、《酉阳》之类是也；一曰传奇，《飞燕》、《太真》、《崔莺》、《霍玉》之类是也；一曰杂录，《世说》、《语林》、《琐言》、《因话》之类是也；一曰丛谈，《容斋》、《梦溪》、《东谷》、《道山》之类是也；一曰辨订，《鼠璞》、《鸡肋》、《资暇》、《辨疑》是也；一曰箴规，《家训》、《世范》、《劝善》、《省心》之类是也。[6]

这六大类中，“杂录”“丛谈”“辨订”属于“笔记”无疑。不过，这分类也并不绝对化。胡应麟自承“谈丛、杂录最易相紊，往往兼有四家，而四家类多独行，不可掺入二类者。至于志怪、传奇，尤易出入，或一书之中二事并载，一事之内两端俱存，姑举其重而已。”[7]胡氏也看到许多小说家之书驳杂错综，难以截然辨体分类，姑且以所占比重多少分别部居。

四库馆臣则将约半数的宋代笔记列入子部杂家类，总结曰：“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8]将杂说类笔记的创作成因归为“订俗讹，述近闻，综古义”，就颇类似于胡应麟所谓的“辨订”“丛谈”“杂录”和刘知几所划分的“逸事”“琐言”“杂记”。可见自唐迄清，目录学家对笔记的划分有着很多一致的地方。

尽管我们从上述古代学者的分类中可以一窥“笔记”的概貌，但它与称道灵异、张皇鬼神的“小说”、与体制为条目记录但又“讲故事”的“笔记小说”作品到底该如何区分，仍然扑朔迷离。

二、二十世纪下半叶学者对笔记文体性质的判别

新中国成立后，当代学者对笔记辨体问题也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热情。张舜徽先生在其1974年撰写的著作《清人笔记条辨》自序中将所寓目的三百馀家笔记体作品作了相当细密的分类，对于“专载朝章礼制者”“但记掌故旧闻者”“讲求身心修养者”“阐扬男女德行者”“谈说狐怪者”“称述因果者”“录奇闻异事者”“纪诗歌倡和者”“载国恩家庆者”“记读书日程者”“叙友朋酬酢者”，皆摒弃不取；复有“经术深湛、考证邃密者”“博涉子史、校勘精审者”因“学涉专门，宜有专书以集其成”；而经他认定为得失互见多可商搉的“百家笔记之言”，则为“辨章学术者”“考论经籍者”“证说名物制度者”“订正文字音义者”“品定文艺高下者”“阐述养生方术者”六类。[9]张氏如此分类，有其学者眼光所独具的兴趣在，然越是琐屑细分，越不能赅尽各具特色的笔记作品，故无法解决笔记的辨体问题。

刘叶秋先生在1980年出版的《历代笔记概述》一书中认为应把魏晋南北朝以来“残丛小语”式的故事集称之为笔记小说，把其他一切用散文所写零星琐碎的随笔、杂录统称为笔记。刘氏给笔记所作的分类为“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和“考据、辩证类的笔记”。“这里的第一类，即所谓‘笔记小说’”，而第二和第三“这两类只能算作‘笔记’，不宜称为‘笔记小说’”。[10]

1993年8月复旦大学吴礼权先生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中国笔记小说史》。在该书中，吴先生根据1989年版《辞海》对“笔记”的定义得出“凡是不可归类的各种随笔记录的杂识、札记、笔谈等，皆可统称之为‘笔记’”的结论。[11]同时，吴先生又根据现代小说文体的概念提出“笔记小说”就是指具有小说性质，富有文学意趣的笔记作品的观点。按照吴礼权先生的定义，乃“笔记”与“小说”交叉，遂成“笔记小说”。吴先生所划分笔记小说的种类——以搜神记为代表的志怪派；以《世说新语》为代表的轶事派；专写一代轶事、志在补史的国史派；专记某一类轶事的事类派；杂记志怪、轶事、考辨等多种内容的杂俎派——中，其实属于笔记作品的就有轶事派、国史派、事类派和部分杂俎派。此定义与分类过于含混不清，不便取用。

张晖先生在1993年出版的《宋代笔记研究》第一篇《宋笔记的地位和特点》注释[8]中按照虚构想象故事情节的多寡，概述了志怪传奇小说、笔记小说和笔记三种文体之间的区别与联系。志怪传奇小说以记叙神仙鬼怪为主，故事情节完整而多虚构想象；笔记小说有较强的的故事情节，亦有虚构想象成分；笔记文主要记叙人事，一般没有现代文体分类观念下小说意义上的情节和虚构想象成分：

这三者在逻辑上是交叉关系，如笔记《春渚纪闻》、《洛阳缙绅旧闻记》里有传奇之怪小说和笔记小说。而罗烨的《醉翁谈录》和刘斧的《青琐高议》，一为传奇小说，一为笔记小说，但是二书里的部分条目，就与笔记文无异。[12]

张晖先生所谓的传奇志怪小说，实际大抵合魏晋志怪小说和唐传奇及以后历代文言小说中张皇鬼神称道灵异者言之；笔记则为不涉玄怪的随手杂录；笔记小说则为随手杂录中涉及虚幻成分的作品。由上述引文中所举《春渚纪闻》《洛阳缙绅旧闻记》《醉翁谈录》《青琐高议》之例来看，张先生的定义与分类已经细化到单条笔记作品的性质判断上。这固然较为精确，但我们知道一部条目众多的笔记，往往是十分庞杂的，可能有些条目言涉灵异，有些条目具有史笔手法，有些条目信以传信疑以传疑，判断该书性质时倘如此斤斤计较，恐转生葛藤。

陈文新先生1995年出版《中国笔记小说史》一书，在第一章《笔记小说的文体归属与审美品格》中认为文言小说包括笔记体和传奇体两种，二者的文体规范存在着鲜明的差异。“传奇小说是诗情与想象的结晶。笔记小说则脱胎于子、史，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的独立品格。”[13]陈先生此处的“小说”观念，取的仍是中国古代“其于大达亦远矣”的小说观。而其所谓“笔记小说”，从本书总计十三章中考察的作品既包括《世说新语》、宋代轶事笔记这样的笔记作品，又包括《搜神记》《太平广记》《阅微草堂笔记》这样谈狐论鬼的文言小说来看，实在是“笔记”与“小说”的混合体，与吴礼权先生的论点并无任何不同。相对于张晖先生的观点，这反而是一种倒退。

三、二十一世纪以来笔记辨体问题的新进展

进入二十一世纪，越来越多研究者投入到对笔记的辨体工作中。

陶敏、刘再华的《“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以下省称为“陶文”）一文首先对“笔记小说”这一概念发难。文章指出二十世纪各体文学研究都十分繁荣而对笔记的研究比较冷清，其原因不仅在于传统观念对笔记有着根深蒂固的偏见，更重要的原因是笔记作为一种未曾认真讨论的文体概念本来就意义含混。在梳理了“笔记小说”概念的产生、演变之后，陶文认为目录学意义上的“小说”是纯文学观念尚未建立，文体研究尚不发达的时代产物。这一概念并不属于文体分类概念，因此当今的学术研究也就不应该继续用“笔记小说”来赅尽所有笔记文本。性质既可归属于笔记又能够划分为小说的作品，必须严格指称为“笔记体小说”，即用笔记形式创作的小说，或被编于笔记中的小说：

我们认为，笔记一词应当有两层含义，即作为著述体式的笔记和作为文体的笔记。为了区别起见，后者不妨称之为笔记文。笔记著作往往以笔记文为主体，但也不妨录入其他文体的作品。将著作体式和文体区别开来，将有助于我们的研究。而“笔记小说”一词的缺陷正是将二者搅和在一起了。[14]

陶文提出将“笔记”正式从“笔记小说”这一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注意区分作为著述体式的笔记体作品和作为文体的笔记作品。这实际上是要求弃用“笔记小说”概念，让笔记的归笔记，小说的归小说。

此后，王庆华发表的《古代文类体系中“笔记”之内涵指称——兼论近现代“笔记小说”概念的起源与推演》一文继续对“笔记小说”概念提出质疑，将“笔记”一词还原到古典文学现场，从而考证其在古代文类体系中的内涵和指称，并从学术史角度，对近现代以来文学文献研究领域所指称的笔记和笔记小说两种文体之源流进行了细致梳理。通过考察，王氏发现笔记小说作为文体概念，是20世纪初的产物；作为文体类型概念的笔记小说与笔记中小说故事类大体一致，而作为文类概念的笔记小说则与笔记指称范围基本相当，甚至径可视为笔记之别称。笔记与小说在古代文类体系中都是各自独立、具有特定内涵与指称的概念术语。文章进而感叹“近现代研究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现代文化、文学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立场上来观照古代文化传统中起源、发展的文类体系，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种种认知与价值判断的遮蔽、错位、误读。”[15]王氏这一论点是极为准确的。换言之，是现当代学人在建立现代学科体系之时生搬硬套西方文化、文学知识体系下的概念、理论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研究之中，硬将古已有之的“笔记”和“小说”文类观念捏合在一起凑出一个“笔记小说”的概念来综括这类篇幅短小、分条撰写的随手杂录的文本。这是造成现在“笔记”“笔记小说”“小说”概念缠夹不清，一团乱麻的根源。

明瞭概念混乱的根源与演化过程之后，自然不能坐视这一现象继续下去。于是，试图给“笔记”作一准确定义以便从根本上改变笔记研究“名不正言不顺”乱象的努力就渐次出现。

2013年同时出现了两篇笔记辨体的重要论文，即马茂军先生的《唐宋笔记文体辨析——为中国古代笔记散文正名》（以下省称为“马文”）和刘正平先生的《笔记辨体与笔记小说研究》（以下省称为“刘文”）。马文认为笔记散文与笔记小说的最终分野是虚构：笔记中有意识虚构的作品应该归入小说，而并非有意识虚构的作品则为笔记散文。在考察六朝和唐代笔记时，马文指出六朝笔记散文具有札记的特点，唐人笔记则尚纪实，这一论断是站得住脚的。但是，为了体现笔记的非虚构性，马文在指出宋代笔记继承了唐人笔记尚实传统之后，又画蛇添足地将宋代有关历史的笔记进一步划分作“野史散文”和“正史散文”，称野史散文具有“无所顾忌，有自然主义的倾向”；“可补正史之阙”；“范围更广，更有个人写作、个性化的特点”；“可以‘不务正业’地进行人物塑造”[16]等特点，似乎只有“野史散文”才是笔记。这实在是好奇太过。笔记向来被以“小道”视之，从不会进入史部正史类，即便有些正史如唐代官修的《晋书》采摭笔记《世说新语》内容入史传，马先生也不可能把《世说新语》列为正史类散文吧？所谓正史类散文既然就是正史，又何必弄出个“野史散文”来指称笔记，岂非治丝益棼、巧立名目？

刘文将笔记小说概念的缘起归因于近代以来对笔记文献的整理上。刘先生认为上世纪20年代上海进步书局印行《笔记小说大观》后，“笔记小说”作为小说类目概念才流行开来。加上此后同类著作如广陵古籍刻印社1983年重新整理的《笔记小说大观》、周培光1990年重辑的《历代笔记小说汇编》、台湾新兴书局收书几近两千种的《笔记小说大观丛刊》等的推波助澜，“造就了一个没有经过严谨论证的‘笔记小说’概念。”[17]这一观点其实只是触及到了问题的表面，并不如王庆华先生的认识透辟。须知这些文本的整理并不是一空依傍、任意去取、毫无理由地搜讨彙辑刊印的。它们的编集是遵循一定的标准、理念，而这标准、理念，就是现当代学者在西方知识谱系的文体观念影响下生搬硬套拼凑出来的“笔记小说”概念，刘文此论失之在浅。刘文并不如部分学者要求废弃“笔记小说”概念那般激烈，尤其是在目前出现了汪曾祺、韩少功“新笔记小说”之后，舍弃这一概念似乎不符合当代文学发展的趋势，呼吁承认笔记小说在小说史上的文体地位。为此，作者将笔记小说的概念界定为：“笔记小说是以人物活动为中心，采用随事而记的形式叙述人事或神怪故事的篇幅短小的文言小说。”[18]进而论证这一文体的基本特征是随意、随事、随笔，即强调兴之所至，没有固定创作意图；闻则即录，故事之间无逻辑关联；形式灵活多变，不刻意修辞谋篇。刘文实际上是取消了“笔记”的文体独立性，而归并入“笔记小说”概念中去。这是从现状出发(且仅仅是个别作家写作的所谓“新笔记小说”)，来为现实寻找合理性的一种“逆推”思路，既不符合笔记文体的历史真实，也不符合学术研究“求真”的学理追求。

与上述诸位学者在笔记辨体讨论中对“笔记”与“小说”“笔记小说”等文体的反复分析、对比中见出“笔记”的特色这一思路不同，邹志勇先生将笔记的定义概括为广义、狭义两个方面。狭义的笔记，“应当是一种将人物逸事、日常见闻、典章制度、风物习俗、读书心得、学术潮流等内容，以杂记、闲谈、考据、辨析等方式，予以随笔记录的文体。”“而广义的笔记，应当包括所有以随笔记录的方式形成的著作。”[19]这一界定，狭义层面固然已将言涉虚幻的文言小说内容排除出了笔记文体之外，但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广义的笔记概念外延过为宽泛，经、史、子、集四部无所不包，极易滑入游谈无根、泛滥无归的境地。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文献典籍，几乎尠有不能被纳入笔记范畴中来的了。

到底什么是笔记？这个问题自魏晋南北朝以来，人言言殊，迄今难有定论。争议不解决，则文献整理的边界难以把握，专题研究的对话往往也会逸出同一场域。从上个世纪策划编纂，到2018年终于出齐，历时19年，《全宋笔记》皇皇10编计477种作品整理工作的告竣，不仅提供了最为全面详实的基础文献，更是给宋代笔记辨体这一老大难问题带来了解决的希望。尽管学界对笔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尚有不同看法，但在论及宋代笔记时，至少可以在《全宋笔记》圈定的框架下进行对话与阐释，这无形中有助于促进笔记辨体共识的形成。王水照先生在《对“笔记”的身份认同重新做些考虑——写在〈全宋笔记〉出齐之际》一文中提出“笔记的身份认定是多元的，它是历史的，又是文学的，互不相妨”[20]，可以作为一种较为通达的意见供学界在为笔记下定义时加以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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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刚：《导言：笔记作为新兴的写作体制》，《宋代文学评论》（第二辑·笔记研究专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第1、2页。

[2]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00，第529页。

[3]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575、576页。

[4]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1961，第925页。

[5]刘知几著；浦起龙通释；王煦华整理：《史通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第253页。

[6]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第282页。

[7]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第282-283页。

[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第1057页。

[9]详参张舜徽：《清人笔记条辨·自序》，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2页。

[10]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北京出版社，2011，第1-6页。

[11]吴礼权：《中国笔记小说史》，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第3页。

[12]张晖：《宋代笔记研究》，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第27-28页。

[13]陈文新：《中国笔记小说史》，志一出版社，1995，第1页。

[14]陶敏、刘再华：《“笔记小说”与笔记研究》，《文学遗产》2003年第2期，第111页。

[15]王庆华：《古代文类体系中“笔记”之内涵指称——兼论近现代“笔记小说”概念的起源与推演》，《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5期，第104页。

[16]马茂军：《唐宋笔记文体辨析——为中国古代笔记散文正名》，《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第123页。

[17]刘正平：《笔记辨体与笔记小说研究》，《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6期，第46页。

[18]刘正平：《笔记辨体与笔记小说研究》，第50页。

[19]邹志勇：《宋代笔记诗学思想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第3页。

[20]王水照：《对“笔记”的身份认同重新做些考虑——写在〈全宋笔记〉出齐之际》，上海《文汇报》2018年9月7日，第W06版。

- 全 文 完 -

发表于《斯文》第六辑

作者简介：

胡鹏（1988-），男，安徽淮南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从事宋代文学与笔记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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