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全国“两会”特稿“渐进中国梦”之一

　　编者的话：

　　从2003年到2012年，中国走过了极不平凡的十年。中国社会在转型中前行，虽然改革发展的道路充满艰难，中国依旧走出了从容，走出了自信。这十年，铺垫了通往“中国梦”的道路，这条道路也正变得越来越清晰。2013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本网推出系列特稿——《渐进中国梦》，回顾过去十年中国政府出台的重大决策，以及在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取得的成就与经验。

　　2003年12月18日，广东省最高规格的BSL-3实验室的存放SARS样品库。我国将实验室根据安全级别分为四级，广东省最高规格的是BSL-3实验室，即生物安全级别三级（此前称P3实验室，P为物理防范），SARS、艾滋病病毒的实验就在这种实验室里进行。朱元斌/CFP

　　中国网2月19日讯（记者 雷滢）2003年SARS的肆虐，促使国务院颁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并修改传染病法，于2004年12月1日起开始实施新《传染病防治法》，确立了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快速处理机制……SARS过去十年，记取了什么，改变了什么？

　　2003年，突如其来的SARS病毒让中国民众猝不及防。肆虐的病毒向全国扩散，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社会和无数人的命运。这场灾难，考验着人们与“死神”抗争的意志与决心，也极大地考验着中国政府的应对能力和应对机制。

　　回眸SARS：中国遭遇最严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对危机的处理，可以反映一个政府的公共意识。SARS病毒突发之初，由于对病毒的无知和恐惧，一些地方政府对疫情的判断过于乐观，导致病毒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传播，北京、广州等人口密集的城市迅速成为了重灾区。

　　在得不到官方的印证下，市民们通过短信、电话，纷纷向外传说着病毒的可怕，谈论这种“怪病”。“有传言说是鼠疫，有传言说是遭生物袭击”，全程采访SARS的《南方日报》女记者张蜀梅在回忆SARS爆发时的情景时说，“忽然之间，广州口罩脱销，板蓝根脱销，白醋1000元一瓶……”

　　地坛医院声像室的摄像师刘志勇，用镜头记录下了北京当时的情形：往日拥挤的北京西站，突然变得空空荡荡；平日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上变得路广车稀，处处弥漫着消毒液的味道；坐在地铁里的人们，戴着口罩躲闪着站得远远的。

　　随着疫情的发展，患病人数不断攀升，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截至2003年8月7日，全球累计非典病例共8422例，其中中国内地累计病例5327人，死亡349人，居世界首位。这些数字反映出中国政府应对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能力的缺失，也是政府在那场灾难中吸取的主要教训。

　　2003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免除部分官员职务。此后，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这是抗击非典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国务院派出3批督导组赴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监察督促。与此同时，防控SARS的财政资金也迅速到位。2003年4月23日，中央财政设立20亿元SARS防护基金，占2003年中央财政预算支出15138亿元的0.13%。

　　5月9日，国务院公布出台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应急机制的法规条例，《条例》对政府及其各有关部门的职责有了明确的规定，这标志着我国进一步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理工作纳入到法制化轨道。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是一个关于应急机制的法律‘蓝本’，为解决未来公共卫生突发事件搭起了完整的法律框架，各级政府可以据此建立自上而下的应急反应机制。”时任国务院法制办教科文卫司副司长的宋瑞霖，作为主持该条例全程制定工作的负责人，曾如此解读应急条例的作用。

　　6月24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北京的非典型肺炎疫情明显缓和，已符合世卫组织有关标准，解除对北京的旅行警告，同时将北京从非典疫区名单中排除。从全国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成立，到世界卫生组织宣布“双解除”，用了两个月时间。

　　“在抗击非典斗争的艰难时刻，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第一线，全国人民万众一心，社会各界同舟共济，广大医务工作者临危不惧，中华民族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 温家宝在作2004年政府工作报告时说。

　　后SARS时代的突发公共事件卫生应急体系建设

　　2003年的SARS，使中国人第一次感受到公共卫生事件对社会的冲击。SARS处置前期政府的表现饱受争议，来自国内外的质疑和批评提醒政府，应急管理能力是中国政府管理体系中的一块‘短板’，必须尽快整修。

　　在SARS后的十年里，政府加大了对卫生应急工作的支持。中国公共卫生体系无论在机构建设、设备配置，还是人员配备上都有了质的飞跃，对新发传染病和不明原因等疾病的监测和应对能力不断提高。

　　十年来,中国先后修改了《传染病防治法》、《国境卫生疫法》和《动物防疫法》等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在后来的传染病防治中作用开始显现。

　　在2012年卫生部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卫生部新闻发言人邓海华表示，经过近10年发展，中国初步建立了国家、省、地三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信息决策指挥系统，组建了卫生部突发事件卫生应急专家咨询委员会和4大类27支国家级卫生应急队伍。建立了卫生应急组织协调、决策评估、信息报告、监测预警等工作机制，制定了流感大流行、鼠疫、自然灾害、核与辐射事故等突发事件卫生应急预案。

　　中国还加强了监测预警和应急网络实验室检测能力建设。目前，县级以上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报告率１００％，县级以上医疗机构网络报告率９８％，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络报告率８７％。

　　2003年SARS以后，中国又经历了禽流感、三鹿奶粉和甲型H1N1流感等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国疾病防控从疲于应付到从容应对，从被动迎战到主动出击，从各自为战到多方联动，覆盖全国的疾病防控、传染病救治体系已经形成。

　　爆发于2004年初的禽流感疫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比SARS防控难度更大。而在首例禽流感病例确诊当日，有关部门就公布了消息，并提出相应措施，积极应对禽流感的举措有效遏制了疫情传播。

　　2009年，在墨西哥、美国相继爆发甲型H1N1疫情之后，中国政府就国内情况及所采取的应急措施进行了及时的通报，有利于避免发生社会恐慌，稳定民心。国家卫生部立即指导各地做好人感染猪流感的预防、控制工作。可以说，甲型H1N1流感在中国并没有引起太大的恐慌，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及时和全面的信息公开制度，以及中国政府充分、完善和快速的应急预警和处理机制。

　　“十年间，我们成功应对甲型H1N1流感等重特大突发传染病疫情，有效开展汶川大地震等重特大事件的卫生应急处置。为最大程度的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权益，维护国家公共安全，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卫生部副部长徐科在参加2012年“首届中国卫生应急学术论坛”时说。

　　中国卫生应急工作任重道远 体系建设仍需完善

　　我国卫生应急体系建设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在应对突发事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从全局和长远角度看，卫生应急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近年来，全球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呈现频次高、规模大、影响广泛、造成损失严重等特点，已成为全世界需要共同应对的挑战，我国在突发卫生公共事件防控和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的紧急医学救援等方面的任务依然繁重，还存在专业化卫生应急队伍的建设相对滞后、基层卫生应急能力不强、风险监测预警能力和实验室应急检测能力不足等问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密度大、流动性强，同时，医疗卫生资源相对有限，尤其西部、边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相对匮乏。目前，中国卫生应急体系的基础还比较薄弱，卫生应急能力还不能很好地满足国家公共安全要求。”卫生部副部长刘谦曾在某论坛上表示。

　　对于如何进一步加强我国卫生应急体系的建设，刘谦提出了以下几点启示：首先就是要建立一个应急的队伍，这个队伍要有专业的队伍，同时也要有一个专兼职结合的，这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就是对卫生应急的保障能力，要给予必要的支持，必要的装备，以及必要的训练培训，这样使工作更为有力。第三强化信息的管理，要非常及时准确。第四就是强有力的协调机制，所有的医疗资实施属地化的管理是至关重要的。

　　数字

　　0：6月2日中国内地首次报告当日临床确诊病例为零，6月19日第一次出现当日诊断病例、疑似病例和死亡病例全部为零。

　　5327：截至6月26日，中国内地累计报告非典型肺炎患者5327名，死亡348名，中国共有26个省市曾报告有非典病例。

　　37.4％：受到非典疫情严重打击，中国社会服务业营业收入平均下降37.4％。

　　97％：零点调查公司6月11至13日对三地847名居民进行的随机抽样电话调查显示，97％的北京、上海、广州市民对政府部门抗击非典的整体表现满意。

　　7天：小汤山医院从开始组建到投入使用共用了7天的时间，最多时曾有5000人同时在建设工地上工作。

　　25天：中国从提出制定建议到正式颁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共用了25天的时间。

　　4个月：中国最小的非典患者的年龄为4个月，护士将他抱在怀中才能进行相关的治疗。中国对受到非典疫情影响的部分行业实行税收减免或优惠的时间也是4个月。（数据来源：新华社2003年6月26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