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三元”结构，不同于“苏联模式”和我们自己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独有的特点

➤实践表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好制度

　　文 | 韩保江

　　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将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作为基本原则之一，并强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重要制度保障。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进行了丰富和创新，明确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既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又同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是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这一对基本经济制度内涵的新界定，不仅继续突出了其鲜明的社会主义属性，而且更彰显了其独特的中国特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成果。

　　“双三元”结构是伟大的理论创造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这一概念最早是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的。报告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很显然，这是从所有制层面来界定基本经济制度的。从那以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十九大，基本上都是从所有制层面来界定基本经济制度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重新界定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不仅把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升格为基本经济制度，而且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涵，是一个伟大的理论创造。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教科书中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三个基本元素，即“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民所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基本上还是学习和模仿苏联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尽管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十分注重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际出发，不照抄照搬，并大胆创新，但作为社会主义制度里“硬核”，即公有制（全民所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却始终成为我们“万变不离其宗”的遵循。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不断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从公有制、按劳分配、计划经济“单三元”的基础和维度上，大胆探索、逐步形成了今天的“双三元”叠加耦合的新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彻底告别了“单一公有制”，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强调“两个毫不动摇”；告别了“单一按劳分配”，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强调“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告别了“单一计划经济”，形成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强调“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都要用好。

　　这一“双三元”结构，不同于苏联模式和我们自己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更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所独有的特点。这其中，我们把收入分配制度纳入基本经济制度中，更加符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本意。因为马克思早就讲过，生产关系的反面就是分配关系。分配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是跟所有制结构内在统一、紧密相连的一个纯经济范畴。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定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新内涵，进一步提高了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地位。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搞市场经济，提出并真正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和人民的伟大创造。客观地讲，1978年中国提出改革开放的时候，对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体制一开始并不是很清晰。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过程中，通过艰辛的实践探索逐步明确的。

　　从党的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和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运行机制，到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以及党的十九大提出建立“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新经济体制，我们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认识不断深化，实践不断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随之日臻完善和成熟。

5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殷博古摄/本刊

　　更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

　　能否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检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好不好的试金石。改革开放40多年中国快速发展的实践表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能够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好制度。

　　首先，“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与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多层次和社会需求多样化相适应，极大促进和满足了我国各层次生产力发展和多样化社会需求。现代经济理论还告诉我们，所有制结构不仅决定于生产力结构，还决定于社会需求结构。根据是否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营利性来划分，社会产品分为公共产品、私人产品和准公共产品。非公有制经济更适合生产和供给具有竞争性、排他性和营利性的包罗万象的私人产品，尤其是丰富多彩的精细化、便利性的居民消费产品，个体、私营经济更愿意生产和更能够充分满足。公有制经济，尤其是国有企业更适合供给公共产品和公益事业，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公共需求。这是因为公共产品或公益事业具有明显的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和非营利性，非公资本或企业不愿投资或生产，只能依靠国有企业来投入和供给。介于公共产品和非公共产品之间的准公共产品则更适宜由国有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合资、合作企业来供给。

　　因此，由我国社会生产力结构和社会需求结构“双重”决定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多元混合所有制结构，既不同于传统的“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单一私有制。在单一公有制的条件下，由于普遍存在产权关系不清，各类经济主体之间没有互为压力的竞争关系，从而形不成各类经济主体相互促进、相互补充、共同发展的内在机制，经济发展的“预算软约束”和“短缺经济”现象必然成为常态。当然，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单一私有制。主要由私有制构成的西方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尽管市场主体之间产权清晰并且存在激烈竞争的“丛林法则”，但是私人资本有逐利天性，不可能自觉而充分地供给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从而无法实现由于公共产品和公益服务充分供给，进而给经济发展带来的规模经济和外部经济。因此，这种多元混合的所有制结构具有显著的优越性，从而成为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社会生产力得以极大解放和国民经济快速发展的制度奥秘。

　　其次，“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既强调劳动作为价值形成的源泉，又尊重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创造和财富形成中的主要作用，有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增强全社会发展活力。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告诉我们，一切商品的价值都是由人的劳动创造的，凝结在商品价值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决定商品价格变动的终极原因。因此，按劳分配原则，即把劳动量作为个人消费品分配的主要标准和形式，按照劳动者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分配个人消费品，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仅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分配原则，而且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公平正义的重要途径。然而，劳动创造价值不是一个抽象的孤立过程，必须借助其他生产要素，劳动最终才能把价值和财富创造出来。所以，马克思引用威廉·配第所说的“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来说明作为非劳动因素的“土地”在价值创造和形成中的不可替代作用。

　　同理，随着现代化大生产以及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资本、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在劳动创造价值过程中的作用也日趋重要。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在分析了世界许多国家的经济增长原因之后指出，无论穷国还是富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都必须装在四个轮子之上，即人力资源（劳动力）、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进步。这也进一步证实，经济增长即财富的创造离不开劳动力及其劳动，也离不开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至于这些非劳动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中该得多少，应该像劳动一样，由市场评价其贡献、按贡献决定其报酬。这样，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主体才愿意提供各种生产要素，从而最大限度形成价值创造和经济增长的不竭源泉和多元动力。

　　其三，“使市场在配置资源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充分发挥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比较优势，既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又有利于增强资源配置的前瞻性、公共性，防止市场失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济发展就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但是，市场不是万能的，市场也会失灵。因此，政府要更好发挥作用，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要注重维护“三个生态平衡”

　　我国即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然是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和内在要求。为此，必须注重维护“三个生态平衡”。

　　首先，要维护“所有制生态平衡”。所谓所有制生态，就是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和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之间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中公有资本和非公资本之间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多元混合关系。只有维护好各类资本之间的平衡，多元混合的所有制结构才能产生出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四个效应。

　　一是公有制和私有制分工互补的效应。公有制既服务于公共产品和公共利益，也服务于政治利益和社会利益，私有制经济则更多围绕市场运作，重在提供私人产品，能够最充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最广泛内容的需要，二者在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过程中缺一不可，共同组成社会的总供给。

　　二是竞争优化效应。不同所有制之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而产生的“鲶鱼效应”，不仅有利于促使公有制经济改善经营管理、增强创新能力，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而且同样能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创新发展、提高质量和效率、做大做强。

　　三是混合共生效应。这主要是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而产生的“公私双赢”效应。

　　四是多种所有制经济混合发展的外部效应。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既竞争又合作，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共生共存、共同提高，不仅有利于为国家多创税收，为社会多增就业，而且有利于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因此，为了实现所有制生态平衡，必须摒弃所有制歧视，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杜绝多种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厚此薄彼”，切实把民营企业当作“自己人”，把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因素，努力构建公私平等发展、政商亲清合作的经济发展环境。

　　其次，要维护“分配关系生态平衡”。从社会再生产过程来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有机结合，让劳动和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知识、数据等生产要素在收入分配中“各得其所”，有利于社会再生产顺畅运行和扩大再生产，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社会再生产的结果看，一个国家或企业一定时期内新创造的价值是一定的。如果不能按贡献“各得其所”，都不利于社会再生产“实现问题”的解决，进而阻碍经济持续发展，甚至因为分配矛盾激化而影响社会和谐和政治稳定。因此，无论是劳动者还是生产要素所有者都要认识到在价值创造和财富形成过程中彼此是“命运共同体”。只有平衡好劳动和生产要素所得，努力实现“劳资两利”和“利益均沾”，才能避免劳资矛盾和生产要素所有者利益冲突，从而形成有利于“命运共同体”存续和发展的合力。

　　其三，要维护“市场与政府的生态平衡”。政府和市场之间也是一种相互依存的生态，能在克服各自的失灵上形成功能互补的生态效应。如果市场是万能的，没有发生市场垄断、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产品供给不足、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经济周期性波动乃至突发重大公共危机等市场失灵问题，就不需要政府干预和宏观调控。同样，如果政府是万能的，能够“全知全觉”地配置好各种稀缺资源，从而避免官僚主义、行政垄断和权力腐败等政府失灵，确保经济运行高效率，那也就不需要市场。正是因为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和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各有长短，从而要注意保持二者之间的“生态平衡”，切实做到“各司其职”，防止“一手硬、一手软”。

　　当前，我们强调全面深化改革，根本目的就是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市场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是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激发市场活力，就是要把该放的权放到位，该营造的环境营造好，该制定的规则制定好，让企业家有用武之地。我们强调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更多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为企业服务，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服务。□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