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秦汉时期（公元前221—公元220）是中国史学的成长时期。在思想领域形成了与大一统新生社会体制结合的系统理论。在历史撰述上出现了成一家之言的自觉要求。《史记》和《汉书》两部史学巨著，是中国古代历史撰述的杰出代表，创建了中国古代史学的宏伟殿堂。历史文献学的成就是开创性的。《史记》和《汉书》的历史叙事，被后人奉为典范。对史学自身的思考也有可观的成果。

•第一节   大一统政治局面与秦汉史学

一、大一统局面与大一统思想

•公元前221年，崛起于西北的秦吞并六国，结束了战国时代，建立起空前规模的统一国家——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全国性的多民族统一。  

汉承秦制，汉政权再度统一中国后，继承并发展了秦皇朝的统治规模和皇权专制制度，成功地把一统大业坚持数百年之久，显示出统一政权的优越性和生命力。  

•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

——《汉书》卷五六《董仲舒传》

二、多元的历史观念

•正宗儒家思想的代表是董仲舒。他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把先秦以来的神意史观进一步系统化，糅入阴阳五行学说，建立起天人合一的理论体系。

•刘向的历史观与董仲舒是相通的。独尊儒术之后，司马迁、王充、王符、仲长统等用他们理性的历史思考，对董仲舒为代表的正宗思想不断提出非议与反诘。

•予夺生杀，各当其义，若四时；列官置吏，必以其能，若五行；好仁恶戾，任德远刑，若阴阳。——《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天覆于上，地偃于下，下气蒸上，上气降下，万物自生其中间矣——《论衡·自然篇》

三、关于史学的初步认识

•《史记》的《十二诸侯年表序》是较早的有影响的史学史论文。

•班彪通过对《史记》的评论，还表述出对史学的见解。

•《汉纪》的作者荀悦对史学的看法比较系统。以史为令典为前提，荀悦对史书撰写提出了系统的要求。

•第二节   奠定史学宏大规模的《史记》

一、司马迁与《史记》的撰述旨趣 

•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任汉太史令，著有《论六家要指》，是卓有成就的学者。

继父志而修史，是司马迁著史的直接动因。完成时代赋予的使命，则是他著史的内在动力。

•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史记·太史公自序》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  

二、“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反映了司马迁以史学名家的意愿。应当从规模上和体制上理解司马迁的“成一家之言”。

《史记》“实在是一部组织严密、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式的通史，也是在公元前二世纪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一部通史”（齐思和）。

三、“究天人之际”

•天人关系在汉代是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司马迁对此作出很好的回答。

•对于上天决定人间祸福的说法，他用反诘的方法进行理论上的批驳。最能突出表现司马迁天人关系方面进步思想的，是他对帝王祭祀等活动虚妄无稽的揭示，和对神仙方术等低级迷信真相的揭露批判。

  四、“通古今之变” 

•司马迁重视历史变化，把历史看作一个从古到今的有始有终的变化过程。但他发现以往在贯通地理解与记述历史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司马迁在原始察终的历史考察中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

•司马迁对史学功能有深刻的认识，把“盛衰大指著于篇”，是他为自己提出的自觉的工作目标。

“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史记》卷一四《十二诸侯年表》序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豨，故救豨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终而复始。——《史记》卷八《高祖本纪》后论 

五、有关《史记》的续补 

•司马迁去世时，《史记》并没有流传开来，汉宣帝时由其外孙杨恽公布于世。从宣帝时到东汉初的一百多年间，补续、评论《史记》形成风气，推动了史学的发展。

•补撰《史记》成绩较大的，是汉元帝、成帝之时的褚少孙。

还有一些补撰的篇章，如《景帝纪》《礼书》《乐书》等，具体撰人已无从查考。

•第三节   刘向、刘歆的历史文献学成就

一、刘向、刘歆父子的史学活动与历史文献学成就

•刘向、刘歆父子在历史上建立的最大功绩，是先后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盛大的文献整理事业。他们以成功的实践，树立了文献校理的范例，确立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基本规模。

此外，他们的校理工作还包括辑佚、辨伪等项内容，对于文献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

综观刘向父子在文献学上的功绩，可以得出如下认识：

•第一，他们整理了当时的大量图书，为后人研究、利用提供了很好的读本。今天我们对古代学术的了解，与他们的工作直接相关；

•第二，他们创立了校雠学的基本方法，为后人进行古籍校勘整理树立了良好的范例；

•第三，他们发展了学术分类观念，对学术源流及演变的考察与介绍，确立了目录学的基本构架，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目录学的良好传统；

第四，他们对古代学术的爬梳、清理，为后人认识古代学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二、汉代的阴阳五行学说

•汉代社会弥漫着神秘主义气息，用阴阳五行比附、解说社会与历史现象的阴阳五行学说盛行一时，发挥了干预社会的重要作用，也对汉代的学术文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董仲舒、刘向、刘歆、眭弘、京房、李寻等人都是这一学说的积极鼓吹者。

这一学说不能说是董仲舒首创，但把它发扬光大，完成与儒学结合，使之神学化、方术化的却非董仲舒莫属。

春气爱，秋气严，夏气乐，冬气哀。爱气以生物，严气以成功，乐气以养生，哀气以丧终，天之志也。是故春气暖者，天之所以爱而生之；秋气清者，天之所以严而成之；夏气温者，天之所以乐而养之；冬气寒者，天之所以哀而藏之。

——《春秋繁露·阳尊阴卑》  

天意难见也，其道难理。是故明阴阳入出实虚之处，所以观天之志，辨五行之本末顺逆，小大广狭，所以观天道也。

——《春秋繁露·如天之为》  

 五行变至，当救之以德，施之于天下，则咎除。

——《春秋繁露·五行变救》

•第四节   第一部反映大一统历史局面的朝代史《汉书》

一、班固与《汉书》  

•《汉书》问世于东汉初期，由于它具有突出的史学成就，又鲜明地反映了社会体制与史学的结合，被认为是古代史学，尤其是“正史”撰述的范本，享有很高的声誉。

•《汉书》作者班固字孟坚。班固的家族还具有优良的学术传统。

•班固死后，班昭对《汉书》作了系统整理。

二、《汉书》的性质、内容和体例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朝代史，所记基本上是从汉高祖初起到王莽败亡的西汉（包括新朝）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

•汉代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取得了巨大历史成就的大一统皇朝，《汉书》是第一部大一统的皇朝史。

《汉书》继《史记》而起，它沿用了纪传体史书体裁，而改通史为断代，这是史学发展史上的大事。

迁史不可为定法，固书因迁之体而为一成之义例，遂为后世不祧之宗。 

——章学诚《文史通义·书教下》  

三、《汉书》的博洽

•《汉书》以十志为主干展开多种专史的撰述，为古代学术开辟了新领域，也在扩展纪传史体容量，扩大史书记事范围方面作出重大突破。

•书中各专门史的撰述围绕着国家职能、社会经济、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几个方面展开。

四、《汉书》的天人关系论与历史变化观 

•班固在天人关系上表现出矛盾的态度：一方面他认为天人之间的感应是存在的；另一方面他又对过分宣扬这些学说表示出保留、怀疑，甚至否定的态度，阐发出一些很有价值的理论观点。

•《汉书》中的天有多重含义。

•《汉书》对谶纬符命的批判具有特殊意义。

班固继承司马迁历史观中的进步因素，提出了顺时应变的可贵思想。

•第五节   汉代史学的其他成就

一、修史制度与《东观汉记》  

•秦很早就有专门史官并建立了修史制度，史学在秦早期国家的建设发展中起过一定作用。

•东汉一代官修史书的最大成绩是《东观汉记》的修撰。

•《东观汉记》的史料采摘范围相当宽广。《东观汉记》与《史记》《汉书》并称为“三史”，在历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荀悦与《汉纪》  

•《汉纪》的作者荀悦是一位有杰出成就的史学家，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也有自己的地位。

•《汉纪》是一部编年体朝代史。

•《汉纪》对《汉书》所载西汉一代史事进行剪裁加工，取其要而汰其繁。

荀悦对于探讨历史运行的动因和方式有着自觉的认识

夫事物之性，有自然而成者，有待人事而成者，有失人事不成者，有虽加人事终身不可成者，是谓三势。  ——荀说《汉纪》卷六《高后纪》 

 三、风俗史与地方史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出现了不少风俗史与地方史著作。《风俗通义》和《吴越春秋》是这类著作的代表。

•与《吴越春秋》相近的重要著作，还有《越绝书》，其作者和成书年代都难以确定。失传的地方史、风俗史著作有赵岐著的《三辅决录》，佚名《西京杂记》等。

四、重视少数民族史撰述

•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重视少数民族史撰述是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

•《史记》的民族史撰述在记述方式和内容上都是开创性的。

•《汉书》继承了《史记》记述多民族历史活动的优良传统，把对少数民族的历史记述放在重要位置。

《史记》和《汉书》民族史记述的作法，为后来史家所继承，推动、发展了中国史学记述少数民族和周边国家历史的良好传统。

思考题：

•１、《史记》是怎样“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

“究天人之际”：天人关系在汉代是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司马迁对此作出很好的回答。他着重强调人的作用，对于天道鬼神表现出怀疑的态度，对于求仙方术等低级迷信，则作了辛辣的讽刺与批判。最能突出表现司马迁天人关系方面进步思想的，是他对帝王祭祀、封禅等活动虚妄无稽的揭示，和对神仙方术等低级迷信真相的揭露批判。《史记·封禅书》是集中进行这些揭露和批判的文章。司马迁对人谋的作用是非常看重的，在书中多处讲人谋的重要。其中把子贡以过人的智慧而使五国历史发生变化的作用作了充分强调。这是以人谋影响历史形势变化的典型事例。在对人事所起历史作用的考察中，司马迁尤其注意到人心的力量。人心相背是成败兴亡的关键，这是书中反复强调的历史结论。在影响社会与历史的诸因素中，司马迁对社会经济予以特殊的关注。论述了物质生产对社会生活的重要作用，财富对社会政治关系和社会意识的决定性作用，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货殖列传》中，这些论断都具有朴素唯物主义色彩。

“通古今之变”：司马迁重视历史变化，把历史看作一个从古到今的有始有终的变化过程。所以他要用“原始察终”的方法“通古今之变”，考察历史的变化原委，给人们提供完整的历史知识。司马迁在原始察终的历史考察中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他紧紧把握住历史变化这个大趋势，赞成“顺流与之更始”，表彰推动历史前进的举措，而反对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不当之举。司马迁对史学功能有深刻的认识，把“盛衰大指著于篇”，是他为自己提出的自觉的工作目标。《史记》明言要从历史记述中，“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基于对历史变化的认识，司马迁明确强调国家制度必须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司马迁对《易传》的思想加以改造，赋予新的内涵，提出“承弊通变”这一新的历史应对原则，因承之而起的新政权首先要革除其积弊，才能获得自己发展的新的生机。对于历史变化趋势，司马迁也作了积极的探讨。

•２、为什么说刘向、刘歆在历史文献学领域有开创之功？

刘向、刘歆父子在历史上建立的最大功绩，是先后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盛大的文献整理事业。他们以成功的实践，树立了文献校理的范例，确立了中国古代文献学的基本规模。针对古代文献破坏严重的状况，汉成帝于河平三年（前26）发起空前的图籍整理之役。这次大规模校书行动，起初由刘向总览全局，并具体负责整理六经、诸子、诗赋三类图书。刘向死后，哀帝命刘歆继承父业，主持其事，直至全部完成。他们的校书实践和理论总结，在历史文献学上有筚路蓝缕之功。在校正定本的基础上，为便于管理使用典籍，又进行了撰写叙录和分类编排图书目录，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工作，著成《七略》，创立了古代目录学的基本格局。刘向父子编制的目录学著作，对各门学术的发展、学术分类观念的演进，以及目录学科的成熟，都有相当大的促进。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目录书成为中国古代学术史的主要表现形式。

综观刘向父子在文献学上的功绩，可以得出如下认识：第一，他们整理了当时的大量图书，为后人研究、利用提供了很好的读本。今天我们对古代学术的了解，与他们的工作直接相关。第二，他们创立了校雠学的基本方法，为后人进行古籍校勘整理树立了良好的范例。第三，他们发展了学术分类观念，对学术源流及演变的考察与介绍，确立了目录学的基本构架，使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成为目录学的良好传统。第四，他们对古代学术的爬梳、清理，为后人认识古代学术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３、《汉书》有哪些编纂上的成就？“博洽”表现在哪些地方？

编撰上的成就

汉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朝代史，所记基本上是从汉高祖初起到王莽败亡的西汉（包括新朝）二百三十余年的历史。班固因对西汉一统功业有清楚认识，才潜精积思，贡献出古代第一部断代史巨著《汉书》。自觉地用适当的史学形式反映社会格局的变化，用亘古未有的历史著作来记述亘古未有的大一统王朝，这是《汉书》的重要价值所在。

《汉书》继《史记》而起，它沿用了纪传体史书体裁，而改通史为断代，这是史学发展史上的大事。对后世史学有深远的影响。《汉书》的创建得到历代史家的尊重和历史的认可，纪传体朝代史成为中国史学的主导流派，得到充分发展。

《汉书》对首创纪传体的《史记》在体制上的粗疏之处作了改进，也出于断代需要，对《史记》体例作了调整，形成以“体方用智”为特色的纪传体朝代史新格局，推动了纪传史体的进一步发展。本纪是纪传体史书的纲领，《汉书》在《史记》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本纪的义例。把本纪统一改为以帝王为中心的编年大事记，确立了一帝一纪的基本模式。表是纪传体史书重要的组成部分，能以简明直观方式揭示复杂的历史现象。《汉书》的史表对《史记》有因有革。新增加了《百官公卿表》和《古今人表》。《汉书》的志在《史记》八书基础上作了很大调整、补充。他扩大了纪传体史书的容量，成为后起各正史中重要组成部分。对志的排列顺序，《汉书》所作调整较之《史记》感觉更有条理。改造后的《汉书》十志在记述形式和内容上都有创新，具有严密的组织系统，在历史撰述的成熟程度上，是其他史著很难企及的。后来书志体逐步发展，并从纪传体中分离出来，形成史学流派之一的典志体，与《汉书》十志撰写成功的影响有一定关系。《汉书》对列传的改动也很大。班固适应汉代历史的变化，去掉世家，把这部分内容并入列传，简化了纪传体。《史记》的列传在体例上很不一致，《汉书》做了整齐划一的工作。

《史记》在体例上不拘一格，富于变化，能生动地反映历史面貌；《汉书》则以规矩法度贯穿其中，而能容纳更多史实。它们虽然各具特点，但《汉书》因其严整有法而对后来史著的撰写产生了更直接的影响。

“博恰”的表现

《汉书》以十志为主干展开多种专史的撰述，为古代学术开辟了新领域，也在扩展纪传史体容量，扩大史书记事范围方面作出重大突破。这显示出汉书的博洽。

书中各专门史的撰述围绕着国家职能、社会经济、民族历史和学术文化几个方面展开。

国家职能：对国家职能的阐述在书中占首要地位，成就也最大。《礼乐志》对《史记》的《礼书》《乐书》作了大量改订增补，是《汉书》阐述国家典章制度的重要篇章。《刑法志》是简明刑法史，也是古代社会的法制教科书。它开启了史书和政书中刑法志的撰写，是古代刑法专著的滥觞之作。《地理志》的撰写在史学上具有重大意义，它大大发展了《禹贡》的记述方式，成为后世史书中地理、郡国诸志的典范，也对地志诸作有很大影响。

社会经济：《汉书》对社会经济的记述，主要通过《食货志》《货殖传》展开。《食货志》是书中的优秀篇章，主要记述从古代到王莽时期的经济情况和历史演变。它以耕织为中心线索，把食、货分为上下两篇，抓住了中国封建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特点。《汉书·食货志》较《史记·平准书》有了很大进步。

民族历史：《汉书》在民族史的撰述上有很大进展，比《史记》增加了很多历史事实。

学术文化：《汉书》对学术文化史的记述主要集中于《律历志》《天文志》《五行志》《艺文志》《儒林传》及各学者的合传或专传中。《艺文志》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目录学重要流派，推进了古代文献学的发展。《儒林传》是儒家思想发展变化的专史。它与《艺文志》有机结合，再配以各学者的专传，较完整地反映出古代特别是西汉的思想学术情况。

４、《汉纪》在编年体史书发展中有什么贡献？

《汉纪》是一部编年体朝代史。旬悦在撰写《汉纪》时，对体例有自觉的考虑。他主要采取了“通而叙之，总为帝纪”“撮要举凡，存其大体”和“通比其事，列系年月”等一套得体的方法对以往的编年体例进行改造，使《汉纪》“省约易习”，建立了断代的规模具备的编年史体。

“通而叙之，总为帝纪”的方法是适应中国社会状况变化而对编年体作的重要改造。《汉纪》沿用《汉书》十二本纪，以之为全书纲领，按历史顺序排列帝纪，在各帝纪下编年记事，使全书纲举目张，充分体现了编年体史书的特点。更重要的是这种作法适应了社会变化对史学的客观要求。《汉纪》之后，“总为帝纪”的方式被编年体史书广泛采用。

“撮要举凡，存其大体”，《汉纪》对《汉书》所载西汉一代史事进行裁剪加工，取其要而汰其繁，把一代兴衰大势清晰地展示在读者面前，又着力交代出盛衰转折的关键所在。

“通比其事，列系年月”，书中基本按年月编排史事，对于重要历史人物和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用连类列举的方法作出很好的安排。这一记事方法被称为“类叙法”，是《汉纪》在体例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创造，既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又保持了编年记事历史发展轨迹清楚的特长，对于后来的编年史有很大影响。

《汉纪》撰写的成功，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它的优长之处。于是编年史体重新崛起，“自是每代国史，皆有斯作”。编年体获得了与纪传体并驾齐驱的地位。

5、纪传体史书的优缺点？

纪传体，通过记叙人物活动反映历史事件的体裁。以为人物立传记（皇帝的传记称“纪”，一般人的称“传”，特殊情形的人物称“载记”，记载制度、风俗、经济等称“志”，以表格排列历史大事称“表”）的方式记叙史实。司马迁的《史记》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以前的史书多以编年体记述），中国的官方正史“二十四史”及其它史书，都依照《史记》体例，以纪传体编纂而成。我国传统史书的一种体裁，以人物传记为中心叙述史实。纪是帝王本纪，列在全书前面，传是其他人物的列传，该体裁形式始于汉代司马迁所著的作品《史记》。纪传体的优点:(1)便于记载多方面的史籍;(2)便于记载不能按年编 排的历史;(3)便于广泛记载历史人物。 纪传体的缺点:(1)不能集中记录历史事件的全部过程;(2)不易表明 历史事件之间的关系;(3)易于夸大某些历史人物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