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流版：

军功爵制萌芽于春秋时期，成型于战国早期，而后在各国变法改革中被确立下来，流传于后世的则是商鞅变法确立的军功爵制。

在一开始，军功爵制对于低级爵位奖赏力度很大，且并未在爵位间设卡，由平民积累战功至大良造是完全有可能的。

军功的统计是在战争结束控制战场，用很短的时间完成的，其间拥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

战国时期军功爵制中低级爵位军功升任传统保持比较良好，而高级爵位则更看重于政治利益，并不要求军功。

军功爵位可以继承，但是大部分需要降级继承，而不需要降级继承的彻侯，关内侯则有巨大政治风险（赵高语“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

到了汉代，军功爵制进一步变动，对低级爵的待遇越来越低，乃至于取消某些待遇，以保护高爵的权势。

从夏商以来，贵族身份多以血缘传承而递。周制周礼，确定五等爵位为代表的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法制度，所谓“人有十等”：王 、公、大夫、士、皂、舆、隶 、僚、仆、台。这套制度巩固着贵族内部的联系，确立阶级间的区分，维持着社会的平稳运行。

然而到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周天子权威解体，技术的进步，特别是铁器时代的到来，生产关系比起以往发生巨大变化，以井田制为形式的宗族公社开始瓦解，出现了由国家整体剥削小自耕农、地主剥削佃农的封建生产关系，中国由亚细亚式的宗族制度的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大概是出自《春秋史》，我记得是这样表述的）

在社会的剧烈变动之中，一些在获得了经济利益，却无法获得对应社会地位的人便蠢蠢欲动，支持有利于自己的学说，鼓励有利于自己的法律。时有百家争鸣，而几乎所有的学派都提倡着“举贤”，亦或者是对应的思想（开摆的道家例外）。在这些思想的冲击和利益驱使下，原有的宗法体系被打开一个缺口，统治者开始提拔贤才进入统治体系中。

总结而言，在春秋战国时期，思想和物质上的变化，带给了军功爵制客观基础，社会状况和军队组织的变化又推进了军功爵制的产生和成型。“可以说，战国时期的军功赏赐制度是军队内部结构变化和 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发生了变革的历史产物。”（出自《从战国的社会情况看当时军功赏赐》）

前面已经说过了，军功爵制的基础在春秋战国时期已经成型。而这里要指出，其萌芽发源也是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了。

《左传·襄公二十一年》中有记载，“庄公为勇爵”，可见，在襄公时期，对于有军功者提供爵位就已经出现了，然而这时候仍然是特例现象，仍未形成制度。

晋文公在获得权力之后，也大肆奖赏自己的随从“大者封邑，小者尊爵”。

而后传承晋国的魏国则率先开启变法，李悝提出“食有劳而禄有功，使有能而赏必行，罚必当”，在魏国变法的传承者吴起的兵书《吴子·料敌》中有“其有工用五兵者，材力健疾、志在吞敌者，必加其爵列，可以决胜”，这已经将爵位与军功联系在了一起，不过提倡的是战前激励。

而秦国本身军功爵制萌芽也很早，庶长称号便在春秋早年就有，刘劭在其所著《爵制》中说: “《春秋传》有庶长鲍，商君为政，备其法品为十八级，合关内侯、列侯为二十等，其制因古义。”指出秦国本身就有军功赏赐的制度，而到商鞅时期是确立了后来秦汉传承的一套十八级爵制，而后与后来出现的关内侯，彻侯合成二十等爵制。

总结而言，军功赏赐的制度在春秋时期就有萌芽，在春秋战国之交被各国逐渐制度化。秦国的军功爵制是于商鞅时期被确立为传承于后世，众人所熟知的的军功爵制。

这方面内容，在朱绍侯教授的《商鞅变法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中有深入研究论述，这里直接提其结论。

在传统认识中，秦的二十等爵为第一级公士,第二级上造，第三级簪裹，第四级不更，是相当于士的;第五级大夫，第六级官大夫，第七级公大夫，第八级公乘，第九级五大夫，是相当于大夫的;

第十级左庶长，第十一级右庶长，第十二级左更，第十三级中更，第十四级右更，第十五级少上造,第十六级大上造，第十七级驷车庶长，第十八级大庶长,是属于庶长一等,相当于卿的;

第十九级关内侯,第二十级彻侯,是相当于诸侯的。

而传统认知是不够全面的，在朱绍侯先生的文章里他做出这些补充

而在公士之下还有三级，“军爵自一级已下至小夫，命曰校、徒、操，出公爵”，朱绍侯教授认为，此处意为，“小夫”为爵名，而在“小夫“与”公士“之间应当还有两个爵位。而”校、徒、操“则代表着军功三种杂役人员的职位。

在早期军功爵制中，少上造之上为大良造，大良造之上没有其他等级。为什么没有“驷车庶长”，原因已经难以考辩。而没有关内侯与彻侯的原因则非常简单，因为当时秦孝公还是公爵，公与侯是同级的，他不可能再设置侯级爵位。

由此，朱绍侯先生总结“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在一级爵公士之下还有小夫等三级，这三级是军杂人员校、徒、操的爵位。二级以上才是军队战斗人员的爵位，其排列顺序是：二级上造，三级簪袅，四级不更，五级大夫，六级官大夫，七级公大夫，八级公乘，九级五大夫，十级客卿（左庶长），十一正卿（右庶长），十二级大庶长，十三级左更，十四级中更，十五级右更，十六级少上造，十七级大良造。”

这也符合当时的历史，商鞅以左庶长身份主持变法，而政治生涯最高时位居大良造，此时商鞅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政府首脑，因此也位居军功爵制最高等。

军功爵制推行时，目标便是使得“劳大者其禄厚，功高者其爵尊；有功者荣显，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史记·商君列传》），立有军功而拥有爵位的人，在社会上享有礼遇，特权，以及尊贵的身份。

首先，便是直接实际的物质激励

“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除庶子一人，乃得入兵官之吏”《商君书》

立下军功者，就可以直接分房子分田地，还可以获得一个“庶子”，“庶子”是无爵位者，仆役之人，与获爵之人是一种主从关系。

在《商君书·境内》篇中记载，“其无役事也，其庶子役其大夫月六日。其役事也，随而养之”没有劳役差遣的时候，“庶子”要去给主人一个月服六天劳役，打仗的时候还要跟着一起去，这是典型封建依附关系，“称有爵位的人为军功地主是恰如其分的”（朱教授语）。

庶子是对于低爵位者的激励，而高爵位者则是封“税邑”，”故爵大夫就为公大夫，就为公乘，就为五大夫，则税邑三百家”，在往上还有“税邑六百家”，这毫无疑问，已经是军功大地主，成为地方豪族了。

除了物质上，军功爵位获得者还可以有在社会上行走的特权。

抵罪权：

《商君书·境内篇》写到：“其狱法，高爵訾下级爵。高爵能（罢），无给有爵人隶仆。爵自二级以上，有刑罪则贬。爵自一级以下，有刑罪则已。”

有爵位者犯罪是不能受到低爵位的人的审判的，高爵位的人犯罪受到惩处后，不能给低爵位的人做奴仆，反过来则是可以的。

有二级爵位以上者犯罪，犯罪的惩罚优先用于抵扣他的爵位，降低其等级，而一级爵位者级以下的人，犯了罪就要免去其爵位。

在《秦律·游士律》中也提到“有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为城旦”，这边便是一个例子，面的同样的罪名，高级爵位和普通人面对的刑罚是不同的。

赎身权：

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欲归爵二级以免亲父母为隶臣妾者一人，及隶臣斩首为公士，谒归公士而免故妻隶妾一人者，许之，免以为庶人”

有二级爵位及以上的人，如果他的亲生父母不知道触犯什么刑变成了奴隶，他可以退爵二级来给父母赎身。一个仆从在战场上斩首成为了公士，他可以退掉公士的爵位，来为同样为奴仆的妻子赎身。被赎身的人都可以不做庶人。

较高的待遇：

《睡虎地秦墓竹简》中有《传食律》一篇，其中有“御史卒人使者，食粺米半斗，酱驷（四）分升一，采（菜）羹，给之韭葱。其有爵者，自官士大夫以上，爵食之。使者之从者，食粝米半斗；仆，少半斗”。

可以看见，根据爵位的不同，其饮食待遇也不会相同，这一点不仅在食上，在很多条文里都有按照爵位来划分待遇的规定。

生前的待遇还不算完，秦法还规定，在死后的纪念方面，有爵位者仍然享有特权。

《商君书·境内》曰: “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

在墓地的礼节上的荣誉区分中，有爵位者仍然是可以享有更高的尊崇。

古代官制有官、有爵、有秩。官位代表其职能范围；爵位代表其社会地位；秩则代表其品级俸禄。

应该来说，在商鞅变法的前期，由于其提倡无功不爵，无爵不官，官位与爵位的结合是比较紧密的，乃至于提出“不官无爵”的原则。

但是这并不符合战国时期的官僚细化，军政分离的大势。因此在后期的执行情况应该来说是不太严的。

在春秋，乃至战国早期，往往是军政大权集中，士大夫上马打仗下马安民。但是在战国时期，军政已经出现分化，有张仪这样的着重于政事的政务官，军功不大但也可封相。而后魏冉确有军功，但是并不很大，白起军功卓著但并不从事政务，范睢也是无军功为相。乃至于到了战国后期的李斯，先是为吕不韦的舍人，后又为郎，面见秦王之后拜为长史，再封丞相，而后才有列侯爵位。

可见在秦国，至少是商鞅之后，其官爵是分离开来的，并没有不官无爵的死规定。无官未必无爵，无爵也未必不能做官。

授予规则：

军功爵的授予是颇为细致的规则。 战国时期战争已经不再是早先的步兵战车流，不在是单一兵种的作战，方阵步兵，骑兵，陷阵之士，队长，将军等等很明显获得斩首的难度不同，因此对其授予军功爵的标准也不同。

根据兵种而言

“陷队之士知疾斗，不得斩首队五人，则陷队之士，人赐爵一级”，这里的不得应是而得，陷队之士，也就是攻城时先登城头，遇敌时率先冲入敌阵的勇士，也就是敢死队。他们以十八人为一队，而要获得军功只需要斩首五人就可以。与普通士兵斩首一次为一个军功的计量方式显然不同。

根据级别而言

“其战，百将、屯长不得斩首，得三十首以上，盈论，百将、屯长赐爵一级”

在学术上对于“不得”斩首有争议，认为这里不得可能是“而得”的误做。我这里是认为这里应当就是不得，因为在《吴子兵法》中，吴起对秦国军队的评价是，勇猛有余，但是”散而自战”，只需要你诈败，他们就会争相冲上前争抢人头导致阵型散乱，这时候就可以轻松击溃。

商鞅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点，并且军功爵制比起之前的秦国更加强调斩首的重要性，因此“散而自战”现象会更加严重。为了解决这问题，其提出小队，中队指挥不能够亲自上前争夺斩首，专心于指挥是不奇怪的，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必要的。

说回级别，对于军官而言，他们获取军功需要的是自己指挥的团队要“盈论”，不能让自己的损失比敌方损失更高，而后还要有充足的斩首记录，由此才能赐爵

而对于普通军士而言，“其战也五人来簿为伍，一人羽而轻其四人，能人得一首则复。”“能得爵首一者，赏爵一级”在五人一队中，首先要确保自己小队的斩首数至少等于死亡数，其次还要额外斩首，否则就有罪。

由此可以看出，商鞅在制定赐爵规则的时候是考虑了不同兵种，级别的不同，并且将赐爵难度设置的并不低，甚至可以说是颇高，且容易赐，也容易剥，因此在爵位泛滥的问题上，至少前期是很难出现的。

授予流程：

“以战故，暴首三（日），乃校三日，将军以不疑致士大夫劳爵。其县过三日有不致士大夫劳爵，罢其县四尉，訾由丞尉”

在战后，将士将所斩获首级陈列三日，检查三日，将军对确定无误的给予爵位的赏赐。如果有三天还未具体实施，致使获得军功之人不能获得爵位，就罢免该县四个尉官，由县丞县尉来审判。

由此可以分析出一些隐含信息。

首先，军功的获取一定要战役获胜，很简单的道理，如果战役不胜，你没有办法完成陈列，检查，核对工作。但是可以统计战死者进行惩处，一场战役的失败应该来说就意味着对于参战所有士卒的加罪。

而后，统计核对工作是完全在一线完成的，并且在每次战役结束进行，因此整个统计时间非常紧张。这就带来了巨大的可操作性空间，在参战将领高层有意向的情况下，向上虚报，多报军功是完全可行的，并且是难以复核的。

最后赏赐工作则需要把消息传递回将士家乡所在县完成，再军功爵制度是高度重视赏赐的落实，哪怕前线士族死亡，其军功也可以由其儿子继承，来促使参战的士卒舍生忘死。

战国时期秦国军功爵制的实施应当来说是坚持的非常不错的

总的来说，我们对此的推测是，在基层对于老秦人的军功升任的传统被保留的非常好，而在高层的军功升任则取决于政治需求，而非实际刚需的军功。对于普通百姓，也可能因为本地政治需要而被赐爵。

在基层的军功爵制执行情况难以考察，但是可以推测，如昭襄王时期对河东地区普赐爵位以鼓励参战热情，亦或者是由睡虎地秦简中两兄弟对于自己斩首获爵的梦想，又或者是后期的秦简。这些都可以表明，军功爵制在秦国执行的是非常到位，让百姓们可以依靠军功爵制来获得实际利益，也愿意相信可以依赖军功，爵位实现家庭阶级的跃迁。

而高层的军功爵水分就大多，这点从商鞅时期就开始了。商鞅变法改革确立流传于世的军功爵制后，自己先任左庶长，而后以攻打魏国河西的军功升任大良造。

要注意，以商鞅攻打魏国河西的实际战争状况，很难让人相信商鞅可以凭借军功升任大良造的。在桂陵之战为代表的对魏国包围网战争中，魏国的主力并不在河东，野战的功劳是很难获取的。有史料号称秦国打下了安邑城，如果确有此事，拿下安邑之功劳确实可以让商鞅升上几级。但是安邑是魏国旧都，也是河东地区城防核心。如果安邑被拿下来，河东地区必然会震荡，然而魏国的表现实在没有安邑治所被拿下来的，之后哪怕是河西也是在秦惠文王时期收复，河东地区更是一直到昭襄王时期才带下来，甚至在昭襄王后期还有反复易手。

我在这里猜测一下，可能秦国的军功夸大从商鞅时期就开始了，他根本不可能攒够如同白起由左庶长升任大良造级别的军功。

白起由左庶长升任大良造是经历了伊阙之战，秦军号称全歼魏韩联军，斩首达到二十四万，而后又连续占领韩国大量城池才获得足量的军功。以商鞅时期的战争烈度，他很难做到白起这一级别的军功，哪怕是数十年后楚怀王时期的全盛楚国，损失十万就已经是伤筋动骨，损失可能有二十万就让楚国国势大跌。而魏国在此次战役之后不显颓势，反而是更加骄逸，而后又冒着齐楚秦干涉的风险对韩国开战，可见其实力并没有太大损失。

而后的张仪，客卿身份直接转正卿，没啥军功依然授爵；秦惠文王儿子，无功而被授予侯；再往后魏冉有军功，但是他的兄弟们肯定是没有多大军功的，依旧被授予爵位；范睢更是纯粹文臣，依然授爵；在后面李斯，也是专职文臣，依然授予爵位。

可以看到，高层授予爵位并不依赖军功，依赖的是政治需要和政治价值，因此在庶长乃至更往上，这军功爵制也就是看看就得了。

军功爵制的执行必然会大量授予土地，然而这些土地并不是可以长期保有的，一旦家道中落便会被收回

在《秦代爵位继承试探》中，作者推测，秦国的爵位继承应当是以降级继承为方式。

其中，彻侯，关内侯是可以完全继承的，即可完整地继承彻候和关内侯的爵位。

但是对于卿级爵(左庶长至大庶长)以下继承,则是采取的降级继承,即不完全继承，但是所降级别不同。

其中卿级爵中的最高爵大庶长降级最多,达到九级。其下,依次递减,直到卿级爵中最低爵左庶长降两级继承,故卿级爵的子嗣得到的爵位均为公乘。从左庶长到簪裹依次是各降两级继承。

大夫以上至关内侯,除去“后子”能继承爵位外，余子(“后子”以外之子)也能继承一些低爵。 不过公大夫以.上至关内侯的余子继承爵位又有不同。

其中,左庶长至关内侯余子中可有两人继承不更爵位，余子中两人以外的它子除关内侯它子可以继承簪裹外,左庶长至大庶长的它子均继承上造爵位。五大夫余子中二人为簪裹,余子中两人以外的它子为上造;公乘、公大夫余子中二人为上造,余子中两人以外它子为公士。

上造至官大夫的余子继承不再区分出二子,官大夫及大夫的余子均继承公士爵位。值得注意的是不更至上造的余子的爵位继承,由于公士是二十等爵的最低爵,所以不更至上造的余子已经没有爵位可以继承了,他们的余子继承的是一个称为“公卒”的身份。

商鞅所建立的秦国早期军功爵制，从一级公士至十七级大良造可以逐级晋升，从理论上来说，砍人头砍到屯长然后依赖指挥军功由小到大干到大庶长完全可行（当然，单纯从理论上来说）。

但到汉代的二十级军功爵制中，就有了吏爵、民爵之分，

一级爵公士至八级爵公乘，称为“民爵”，是中层和底层人民的爵位。汉代规定赐民爵超过八级爵公乘者“得移与子若同产、同产子”。得爵如果超过八级，必须把超过的爵位转给兄弟子侄，从此民爵就成为一个底层人们改善一下生活质量的爵位，并不能带来实际上的阶级跃迁。

不仅赐民爵有勿过公乘的限制，就是在战争中因军功拜爵，也有“毋过左庶长”“毋过五大夫”的限制

此时，对于平民向上升迁的门已然是关死了。

当然，这里只是从理论上谈，如果真的能做到战功卓著到连皇帝都听说你的名字，被规则制定者无视某些规则提拔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

商鞅的军功爵制规定有军功爵位的人，有权力要求无爵位的庶民 给他当庶子，一级乞一人，二级乞二人，之下以此类推。在没有战事时，庶子每月要给其主人服6天劳役; 有战事时，庶子要随主人从军打仗，这是典型封建依附关系，所以称有爵位的人为军功地主是恰如其分的。

特别是达到五大夫爵位的人，因为拥有“税邑三百家”或“税役六百家”者，已成为军功大地主，大概就不需要庶子了，所以庶子制只是对低爵位者的一种待遇。

但至汉代，对低爵位者的庶子待遇也取消了，而高爵的食邑制却保留下了。

不仅如此，卿爵级和大夫爵的前三级，其占有田宅数量高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官大夫的占有田宅数量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相等，大夫及小爵四级的占田宅数量均低于秦国早期军功爵制。

总的来说，由商鞅制定开始，而后到秦朝，汉代，军功爵制的发展趋势就是，对低级爵的待遇越来越低，乃至于取消某些待遇，以保护高爵的权势。

首先，军功爵制萌芽于春秋时期，成型于战国早期，而后在各国变法改革中被确立下来，流传于后世的则是商鞅变法确立的军功爵制。

在一开始，军功爵制对于低级爵位奖赏力度很大，且并未在爵位间设卡，由平民积累战功至大良造是完全有可能的。

军功的统计是在战争结束控制战场，用很短的时间完成的，其间拥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

战国时期军功爵制中低级爵位军功升任传统保持比较良好，而高级爵位则更看重于政治利益，并不要求军功。

军功爵位可以继承，但是大部分需要降级继承，而不需要降级继承的彻侯，关内侯则有巨大政治风险（赵高语“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诛亡。”）

到了汉代，军功爵制进一步变动，对低级爵的待遇越来越低，乃至于取消某些待遇，以保护高爵的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