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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食物是先民们生死攸关的大事。起初，先民们靠采摘和渔猎可以自给自足，但这终究不是长久之计，直到农业产生后，先民们可以通过耕种来获取粮食和衣物（蚕桑），生产力也得到飞速发展。

在中外，都曾有农业之神的传说，而在中国，与农业有关的最有名的神话人物，便是神农氏。

神农氏因此和前文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不同，自古以来便有十分纷繁的记载：

以上的三条记载说明了神农教民食五谷的典故，这是传说中神农氏对农业的第一个贡献。而这个典故恰好反映了上古人类从游猎文明到耕种文明转移的历史进程。

在此之前，人类先后告别了风餐露宿（有巢氏）、茹毛饮血（燧人氏），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但随着部落人丁的兴旺，传统的渔猎和采集已经无法满足人口发展的需求，因此先民们亟需一个更加稳定的食物来源。

于是，新石器时期的古人们将目光投向了驯化农业。

在距今7-8千年前的磁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十万多吨小米和黄米的窖藏，说明当时的先民们已经有可供部落数年粮食无忧的生产力水平。

根据考古研究表明，这些小米和黄米并非野生品种，而是经过长期驯化和改良后的品种，而驯化小米的“祖先”，就是北方旱地常见的狗尾巴草。

北方的耕种环境十分恶劣，干旱少雨，先民们在饥饿之时，就会食用狗尾巴草的草籽充饥。然而狗尾巴草的草籽终究产量有限，于是智慧的古人有意识地对狗尾巴草进行“人工选择”——

即将狗尾巴草中颗粒较大的植株进行培育，再在这些挑选过的植株中择取更优者培育，如是反复，最终，狗尾巴草中的优质品种结出了丰满的草籽，这就是小米和黄米。

就这样，古人用一种大巧似拙的办法，获得了足以果腹的植物品种，或许，这就是神农氏“教民食穀”典故的原型吧。

传说中神农氏对农业的第二个大贡献，是发明了耒耜等农具。

农业的发展离不开农具的演进，在尚未发明牛耕的上古时期，先民们进行农业劳作只能依靠人力。而为了提高劳作效率进而增加劳动生产力，古人发明出许多能让劳作事半功倍的农具。

在河姆渡遗址中，考古学家发现了距今年代最早的耒和耜。耒的形态和其字形一样，是一根末端分叉的木棍，用来在地上插出小土穴以播种；而最早的骨耜是由牛的肩胛骨制成，再用木棒和藤条固定，可以用来耕耘。

此外，考古学家还在遗址中发现镰刀、铲、鹤嘴锄、杵等成套农具，因此河姆渡文化也被称作“耒耜文化”。这证明了，神农氏所处的时代，耒耜等农具存在的证据是确凿可信的。

传说中神农氏对农业的第三大贡献，是一系列附会于神农的农业教条或律令，即所谓的“神农之法”。《吕氏春秋》中就记载了神农氏当政时的教法：

民以食为天，步入农耕社会后，以农为本、不误农时等原则愈发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于是，华夏民族长达数千年的男耕女织社会模式，就此源远流长。

农业的产生和演进虽非一个人或一个氏族的功劳，但神农氏对于农业的贡献，却得到了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的推崇，在后世著名的农学著作《齐民要术》、《农桑辑要》、《农政全书》中，神农都被推崇为中国农业的开山之祖。

此外，还有很多古书借神农之名，宣扬各种各样的农业条文，附以“神农之禁”、“神农之数”、“神农之教”等名。以及《神农本草经》、《神农书》、《神农之占》等等以神农氏命名的书籍。

后人认为是六国时农业废怠，诸子百家中的农家为了“道耕农事”，托名神农之名所作，这也足以证明神农氏作为上古三皇在封建社会的地位。

文：姬为毅

图：源自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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