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苹芳）

文字来源《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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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出土地点再探

秦 妍（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原载《萍乡学院学报》 2019年第2期

摘 要：《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究竟出土于何处，历来众说纷纭然，其分歧点在于该碑的出土地究竟是盩厔还是长安，因此，结合文献资料和考古报告对这一问题进行再次探讨，确定景教碑的出土地点当在长安。

关键词：景教碑；出土地点；长安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是古代基督教在中国留下的珍贵的遗物之一，最早发现于明朝天启年间，现藏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第二室。碑高279厘米，宽99厘米，圭形碑额中分3列楷书“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文字旁配有莲花、十字架和花草图案，底座是一尊雕刻精美的龟趺。碑正文阴刻楷书，文字清晰，共32列，每列58字至62字不等，其中第2列和第31列末各另有古叙利亚文字一段（见文末附图），正文底部和两侧碑阴有汉文与古叙利亚文夹杂书写的77位景教徒名和其所任职位名[1]160~163。该碑立于唐德宗建中二年（781），由景教徒景净撰文，朝议郎、前行台州司士参军吕秀岩书翰。其内容包括唐代景教（基督教聂斯托利派）教义、宗教活动、传教状况和其教内组织结构，甚至还有一些地理和物产信息，具有无可比拟的学术价值。因此，自其出土以来就吸引了一大批学者投身于对其的研究之中，研究过程中围绕某些问题产生了一些分歧，其中最显著者当是对其出土地点的争议，其主要观点概可分为两种：“长安说”认为该碑的出土地点为明代的西安府（今陕西西安）；“盩厔说”认为该碑的出土地点并非西安府，而应为盩厔县（今陕西周至）。本文将在前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就此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之见。

一、对盩厔出土说的质疑

法国神甫夏鸣雷在其《西安府圣教碑》中力主景教碑出土于盩厔，不久中国学者冯承钧在其《景教碑考》中倾向于认为：“景教碑出土不在西安，而在盩厔，出土后运往西安金胜寺”[2]11~13。他们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来自来华传教士的三条的记述：其一是耶稣会士巴托利神甫的记载，他早先听说盩厔有人在盖房挖地时得到了一块大碑，后又从方德望神甫的报告中得知，有一老人曾向其讲述过该碑出土之前的种种奇异现象，老人说：“此碑出土之地，冬日四围积雪，惟碑土之上无之，数年如此，居民以为其下必有伏藏，掘土而碑现。盩厔县令见其碑甚古，上有外国字，未解其义，乃运赴西安，置于城外一里之道观。”其二是波兰人卜弥格神甫的报告，大意为：耶稣会某神甫在三原为某王姓进士家施行洗礼，在此期间听说几个月前盩厔有人在筑墙开地时竟然挖出一块碑石，好奇之下便赶往盩厔察看，盩厔当地的长官对此事也感到很惊奇，还写文章记述此事，又另刻一碑，后将两碑一并送往西安城外的一座寺庙中安置。其三是金尼阁神甫遗稿中对景教碑的记述，述云：“去省城十英里许，有城曰盩厔。或掘地得碑，上刻有汉文及加尔都文。”[3]56~57

日本学者佐伯好郎根据陕西、盩厔等地的方志中关于大秦寺的记载和宋人苏轼、金人杨云翼留下的有关大秦寺的诗句，断定盩厔的大秦寺才是景教碑的最初出土地[4]97~140。

洪业先生专门撰文对盩厔说所依据的三条有关来华传教士的史料一一进行了驳斥，认为“此三条皆非史料之佳者”，并对佐伯先生所引用的盩厔地方志和苏、杨诗句进行分析，认为诗句中提到的大秦寺在宋代时只是一座普通佛寺，未表现出任何景教的元素，因此盩厔大秦寺并非景教寺院[3]56~63。日本学者桑原騭藏也对盩厔出土说持否定态度，其认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周至有大秦寺存在，那么景教碑出土于此显然毫无可能[5]77。后来林悟殊先生在其《盩厔大秦寺为唐代景寺质疑》一文中又对此说多加阐述，对有关方志的内容进行了详细分析，指出有关此寺的记载在明清方志中始见，且记载相当简略，“倘若该寺源于唐代，又是世上鲜见的西域夷教寺院，历代修方志者，谅不至于如此等闲视之”，又提出寺内古塔乃是典型的佛教建筑，且寺名之“大秦”并非景教的专利，从而认为“称其为唐代景寺，则未见实质性证据”，且单凭寺院名就断定此寺为景教寺未免过于武断，寺称“大秦”可能自有其某种深意，亦可能纯属巧合，但此大秦寺与景教的大秦寺无甚关涉是可以肯定的[6]65~68。

盩厔出土说的史料不外乎以上所列三条传教士的记载和佐伯好郎所依据的盩厔方志和《大秦寺》诗，洪业先生和林悟殊先生已分别对传教士的记载和盩厔方志相关内容进行过有力的分析和反驳，因此，笔者试对前辈未加详述的《大秦寺》诗句进行较为深入分析。

苏轼《大秦寺》，诗曰：

晃荡平川尽，坡陁翠麓横。忽逢孤塔近，独向乱山明。

信足幽寻远，临风却立惊。原田浩如海，滚滚尽东倾[7]167。

杨云翼《大秦寺》，诗曰：

寺废基空在，人归地自闲。绿苔昏碧瓦，白塔映青山。

暗谷行云度，苍烟独鸟还。唤回尘土梦，聊此弄澄湾[8]216。

根据苏轼的纪行文字，此诗是在盩厔楼观一带游历时所作，而杨云翼的诗是在他在陕西任职时巡游到此处所作。佐伯先生认为两诗中的大秦寺是同一所寺院，即盩厔之大秦寺，这点笔者也深以为然。但根据宋金时寺名大秦便认为唐时寺名也叫大秦，笔者则难以认可。佐伯又结合天宝四年（745）唐玄宗改各地景教波斯胡寺为大秦寺的敕令和近代某些传教士关于盩厔出土景教碑的记载，坚信盩厔大秦寺在唐代是一所景教寺院，且景教碑最早就出土于此，后来才被运送到西安城西。佐伯此说得到了很多学者的支持，但笔者认为此说不甚周全，原因略陈如下：

1. 以上两首引诗中存在一个相同的意象——塔，苏诗云“孤塔”，杨诗云“白塔”，虽然苏诗和杨诗中的塔缺少细节描写，无法断定其究竟是否为佛塔，但幸运的是，该塔至今仍然矗立在原地。佐伯发文之后，向达亲自探访盩厔大秦寺，并将其探访过程撰成《盩厔大秦寺略记》，详细记录了该塔的详细情况，但未对其和景教的关系发表任何看法。文中提到大秦寺内有一座与西安大雁塔颇为相似的宝塔，根据其“七级八棱”的形制看，推测可能为唐物；又提到塔中二三层发现有“疑为古物”的菩萨塑像，七层发现两块“或即唐代之遗”的刻有番字的石砖。向达先生托人对石砖上的番字进行鉴别，认定其为藏文六字真言[9]119。藏文六字真言的石砖似可表明此寺在后世的发展中可能与藏传佛教一度产生过某种联系，这也加深了此塔为佛教宝塔的确定性。以上特点无一不显示出此塔的佛教属性，其为景寺的说法也就难以站住脚了。

2. 向达在《盩厔大秦寺略记》中还对寺内的明代正统钟铭（以下简称《铭》）做了录文，现将其转录如下：

五峰丘木山大秦禅寺铸钑序

大明国陕西省西安府盩厔县，僧会司遇仙乡大峪里地坊。大唐太宗敕赐丞相魏徵、大将尉迟恭起建监修；至玄宗，国师一行弘师，被土星致灾受己毕，显大神通，作无为相，南无金轮炽盛自在觉王如来。

……

正统，岁在甲子，孟夏伍月拾柒日丙寅

……

盩厔县知县郑达、县丞王齐、主簿马驯、典史许贵[9]117

近年来，有学者就依据向达所录明正统钟铭中有关唐太宗令房玄龄和尉迟恭监修此寺的记载，认为周至大秦寺在唐代是皇家景教寺院，且景教碑也是周至大秦寺之物[10]78~80；又有学者根据周至大秦寺残存的一些遗物，试图证明盩厔大秦寺在唐代就是一座景寺，同时也是景教碑出土的地点[11]。但笔者注意到，铭文中除了提到唐太宗敕令魏徵和尉迟恭起建监修外，还提到了“一行弘师”“被土星致灾”与“金轮炽盛自在觉王如来”等词句。一行乃佛教高僧，《旧唐书•一行传》载其“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开元五年唐玄宗征召其入京，至开元十五年去世[12]5111~5113。又据敦煌卷子P.3920《佛说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经》（以下简称《经》）云：“我昔于过去娑罗树王佛所，受此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消除一切灾难陀罗尼法，在未来世中……若有国王大臣及诸眷属一切庶民，或被五星、罗睺、计都、彗孛、怪恶诸宿陵逼帝座于国于家，并分野处所属宫宿，灾难竞起；或土星侵陵，或进或退；……但请僧众如法建立道场，安置佛像，洁戒护持，香花灯烛，随分供养，令诸众生获福无量，其灾即除……。”[13]181~183

《铭》文中的“金轮炽盛自在觉王如来”对应《经》中“大威德金轮佛顶炽盛光如来”，《铭》中“被土星致灾”对应《经》中“或土星侵陵……但请僧众如法建立道场，安置佛像，洁戒护持，香花灯烛，随分供养，令诸众生获福无量，其灾即除”。中国古代统治者们都很重视星变，他们认为星宿所在位置和运行轨迹等与各种灾异相对应。结合《铭》文与《经》文，笔者将事件进行大致梳理：玄宗时土星的异常变动可能带来了某些灾异，因此玄宗命一行在此处建立道场，安置金轮炽盛如来像，并洁戒护持、随分供养，为众生修无量功德，以达到禳灾除凶的目的。

若此处果真为景教寺院，玄宗不可能派佛僧在此处设道场、立佛像，一行势必也会极力劝阻，否则在景寺立佛像过于令人费解。另据《景教碑》碑文载：“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表明景教在武周圣历年间曾遭到释教僧人的大肆诋毁，教徒们步履维艰，若非在“僧首罗含、大德及烈，并金方贵绪，物外高僧”的努力下“共振玄纲，俱维绝纽”，景教可能在当时就会陷入绝境。所以，不管出于信仰还是旧怨，景教徒都不可能允许其在景寺设立道场、安置佛像。除此之外，若这座由皇帝下令，宰相和将军监修的寺院真的是景教寺院，且碑又置于此处，那么如此荣耀之事碑文中应该大书特书，不可能只字不提。

综上所述，若此钟铭所记属实，非但不能证明此大秦寺是唐太宗下令为景教所建，反倒可以证明此寺在唐时就是一座地道的佛寺，因此景教碑出土地点不可能在盩厔，而应如伯希和所说，碑的真正出土地点当是在西安府（长安）。

二、长安出土说的依据

众多前辈虽对盩厔说提出了精彩的驳斥，但对长安说却只是略作提及。比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曾提出：“此碑发现的地方不在盩厔，而应在西安城西金胜寺内，质言之，就在七世纪阿罗本所居的大秦寺内。”[14]51伯希和先生以及上文所引诸位前辈的有关研究，均缺乏对出土长安说的深入论述。因此，笔者拟通过对唐代义宁坊大秦寺的位置的考察和对景教碑内容等方面的分析，说明景教碑出土于长安的合理性。

（一）大秦寺位置

明末徐光启《景教堂碑记》中云：“关中人掘地而得唐碑。”[15]531顾炎武《金石文字记》卷四载：“景教流行中国碑，僧景净撰，吕秀岩正书，建中二年太簇月，今在西安府城外金胜寺。”林侗《来斋金石刻考略》载：“景教碑今在西安城西金胜寺内，明崇祯间，西安守晋陵邹静长先生有幼子……翛然长逝，卜葬于长安崇仁寺之南，掘数尺得一石，乃景教流行碑也。此碑沉埋千年，而今始出……字完好无一损者，下截及末多作佛经番字。”[16]621此处虽误将古叙利亚文字当作佛经番字，但同时也表明碑末使用了时人不识的外国文字写成，与景教碑一致，至于此处时间误作‘崇祯’，则可能是因为崇祯和天启年号相继，一时混淆所致。除上引国人记载外，西方人葡萄牙教士阳玛诺所著《唐景教碑颂正诠》序中亦说：“是碑也，关中官命启土，于败墙基下获之，奇文古篆，度越近代，置郭外金城寺中。”[1]77金城寺与前面引文中金胜寺读音相似，西方人可能未加仔细辨别，误将“金胜寺”作“金城寺”。

明代西安府辖两县，东为咸宁县，西为长安县，因此，徐文中说碑出于长安，可能指城西的长安县。顾文、林文以及阳玛诺都提到碑在西安城外金胜寺，按《大清一统志》载：“金胜寺，在长安县西郭外，即崇仁寺、唐建寺，有唐《檀法师塔铭》《景教流行中国碑》”[17]621，则此金胜寺当在长安县西垣外。明赵崡《石墨镌华》记载其与朋友外出游览时的情况云：“……与偕出安定门，过演武场，游崇仁寺，本名崇圣，建自隋唐，今为秦邸香火院，缔构丹碧，长安城诸寺不及也，俗呼金胜寺。”[18]92安定门是明代西安城的西门，出安定门游崇仁寺（金胜寺），可知寺确在西门外。明袁宏道《袁中郎游记》中提及他与友人“邀饮郭西金胜寺，寺去城五里”[19]45。由以上材料可推算出，金胜寺在西安城西垣外，且距城大致为五里。

明代西安城西门（安定门）大致为唐代皇城西面南门顺义门所在位置，因此金胜寺应位于唐长安城顺义门原址之西约五里处。唐代顺义门以西的义宁坊恰好有一座皇帝敕赐修建的景教寺院——大秦寺。《唐两京城坊考》载：“（京城）朱雀门街西第五街（注曰：即皇城西之第三街），街西从北第一修真坊……次南……次南义宁坊。（义宁坊十字）街东之北，波斯胡寺。（注曰：贞观十二年，太宗为大秦国胡僧阿罗斯立）”[20]243,245又引吕大防《长安图》云：“（唐长安城）皇城左右共七十四坊，广各六百五十步（约合今955.5米）。”[20]40

唐代义宁坊位于皇城西侧第三坊，与皇城间隔两坊和三条南北向大街。根据《唐代长安城考古记略》：“朱雀街西第一列坊，东西宽558米；第二列坊，东西宽683米；第三列坊，东西宽1020米；第四列坊，东西宽1033米；第五列坊，东西宽1115米”，“朱雀街以西第二街（即皇城西第一街）路面残存宽度为108米；朱雀街西第三街路面残存宽度为63米；朱雀街西第四街路面残存宽度为42米，则三条街道总宽度为213米。紧邻义宁坊之南的怀德坊街道保存较完整，坊中央有纵横街道各一条，呈十字交叉形，街宽约15米，义宁坊中央也有一条纵横交叉的十字街，两坊紧邻，料想其形制、规模应该相同，因此义宁坊之十字街宽度也应为15米”[21]。综合以上数据，义宁坊和唐皇城西垣之间的距离则在2800米左右。明一尺约合今0.32米[22]176，一里约合今529.2米，2800米正好约为明五里（由于文献中对长安城内里坊和街道的相关记载与考古实测数据存在一些出入，故笔者在此以考古实测为准）。唐代义宁坊距皇城的里程与明代金胜寺距西安城的里程如此契合，这令人不得不猜测两者之间存在某种密切的关系，笔者甚至怀疑明代金胜寺就是唐代大秦寺旧址。

若上述猜测成立，长安的大秦寺位于义宁坊十字街东北，义宁坊西边紧邻通往西域的起点——开远门，开远门自贞观十二年建寺以来一直是东方教会在中国的大本营和地位最高的教会中心，距离蜚声域外、番夷聚集的西市仅有一坊之隔。由此观之，景教碑出土于此地合情亦合理。

（二）景教碑方面

首先，碑正文及两侧碑阴中涉及的景教僧达70多人，由于史料缺乏，大多数僧已不可考，但是仍有数人在传世文献、敦煌卷子和出土墓志中留下了行迹，如碑文撰者景净，文中涉及的罗含、佶和、及烈和伊斯，以及碑末和碑阴的业利、行通和文贞等人。景净是景教中的关键人物，敦煌P.3847号卷子《尊经》部分前段录有译过的35部景教文献，后附语云：“谨按诸经目录，大秦本教经都五百卅部，并是贝叶梵音。唐太宗皇帝贞观九年，西域太德僧阿罗本，届于中夏，并奏上本音。房玄龄、魏徵宣译奏言。后占本教大德僧景净，译得已上卅部卷，余大数具在贝皮夹，犹未翻译。”[23]126~127唐代僧人圆照《贞元新定释教目录》中提到，贞元二年，有神策正将罗好心请罽宾国佛僧般若翻译佛经，般若“乃与大秦寺波斯僧景净，依胡本《六波罗密经》译成七卷。时为般若不闲胡语，复未解唐言，景净不识梵文，复未明释教，虽称传译，未获半珠，图窃虚名，匪为福利，录表闻奏，意望流行。圣上睿哲文明，允恭释典，察其所译，理昧词疏。且夫释氏伽蓝，大秦寺僧，居止既别，行法全乘，景净应传弥尸诃教，沙门释子弘阐佛经……”[24]740~741。由于景净所译经典质量不佳，德宗后又另召京城诸寺僧人在西明寺重新翻译。由上引两则材料可知，景净参与过大量经书的翻译工作，其译经之地应多在长安，且其会译经也多为长安之人所知，否则在长安的神策正将罗好心不会找他来翻译经书。另外，景净与朝廷的关系相当不错，否则德宗看到他所译得经书“理昧词疏”时，不会对他如此宽容，只有他常居长安，才能和皇帝保持密切往来，才能使这种恩遇得以维持。不可忽视的是，景净既翻译了众多的景教经典，又长期和朝廷保持着亲密的联系，他在中土的景教徒中一定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否则如此重要的碑文轮不到他来撰写。碑底和碑侧提到的僧业利和僧文贞在建碑之时都在朝廷担任高官要职，僧业利为“助检校、试太常卿、赐紫袈裟寺主”，主要掌管邦国礼乐、郊庙和社稷之事，是正三品高官。又据荣新江教授考证，僧文贞，俗名李素，他生前曾担任唐朝掌管天文历算的最高机构司天台的首脑行司天监，并兼晋州长史、翰林待诏[25]248。碑文中述及的这些杰出景教徒要么长期活跃于长安，要么在长安担任高官，长安始终是他们活动的重要舞台，这无疑表明长安作为唐代景教中心的重要地位，因此，碑置于长安理所应当，否则无法解释碑文中对盩厔相关的人事只字未提的现象。此外，碑文中提到的大德及烈曾为玄宗进献奇器异巧，僧佶和、罗含与普论等17人曾“于兴庆宫修功德”，伊斯曾出入军中“效节于丹庭，策名于王帐”，在平定安史之乱中立下功劳等等，碑文中之所以对这些人的事迹大费笔墨，一方面是为了赞颂他们为景教所做的贡献，“以扬休烈”，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宣扬景教和朝廷的亲密关系。其次，从碑中所记教内组织结构来看，僧名对应的职务有主教、司铎、司铎修士、守墓司铎、牧师司铎省主教和司铎教正博士等，说明碑的建立由众多职位较高的教徒共同出力完成，建碑对景教必然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否则不会吸引这么多高职教僧参与其中。既然景教碑对景教来说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将碑置于御旨修建的长安大秦寺是理所应当的，又怎会将它置于地偏人稀的盩厔一隅呢？

再次，碑文对历代皇帝不遗余力进行颂扬，显然是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一方面是为了显示景教受到唐皇帝的礼遇，另一方面（可能也是最主要的目的）也是希望碑文中的赞美之词可以上达天听，让皇帝知道景教对朝廷的忠贞，巩固并提高景教与朝廷的关系。景教拼命向朝廷靠拢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朝廷的支持，在中土站稳脚跟进行传教，显然，将碑立在长安更有利于此目的的实现。

最后，从景教传播的需要来看，宗教的生命力要靠传教来维持，而传教必须具备数量众多的受众。长安作为首都，是当时全国最繁华的城市，汇集着四方之人，吸引并容纳着大量的人口，包括本国人和外域人，将碑立在长安，显然更有利于景教事迹的传播，有利于景教的发扬光大。长安城的众多人口可以为其提供大量潜在的传播对象。将景教事迹勒于碑上，置在长安城中，便于向来来往往的行人讲述景教的玄妙教义和丰功伟绩，吸引人们了解景教。

四、余论

自景教进入中土以来，其寺院从最初的仅有僧廿二一人，且名不正言不顺的义宁坊“波斯寺”，逐渐发展到“法流十道，寺满百城”且名正言顺的“大秦寺”，这其中除了统治者对景教的大力扶持，景教传教士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付出了很多心血。景教在华的传播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圣历年，释子用壮，腾口于东周；先天末，下士大笑，讪谤于朝廷”，在武则天圣历年间和唐玄宗先天年间，景教遇到来自释教僧人和文人士大夫的排挤和攻击，在罗含、及烈等景僧的共同努力下，勉强度过了景教在中土遭遇的第一次危机，接着在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等的维护下“法栋暂挠而更崇，道石时倾而复正”，景教再次得到大力发展。到唐武宗会昌年间，禁断道教之外的一切宗教，景教再次面临前所未有的大危机。会昌五年（845）七月，唐武宗下敕：“……僧及尼并大秦、穆护、袄僧皆勒归俗。寺非应留者，立期令所在拆毁。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财货田产并没官，寺材以葺公廨、驿舍，铜像钟磬以铸钱。”[26]8138景教徒皆被迫放弃信仰，变成国家控制下的普通百姓，景教财产被收归政府，景寺也被限期拆毁。曾经辉煌一时的大秦景教在这场浩劫中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从此退出中原地区，无迹可寻。400年过去之后，凭借蒙古人的支持，基督教（此时称为也里可温）又得以重返中土，又经过300余年的时光，景教碑终于得以重见天日，之后又险遭盗窃，历经波折，最终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被移至碑林之中[27]191~192。虽然大秦景教如同一颗流星般，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倏忽即逝，但其留下的光芒却依然闪耀至今——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今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矗立于碑林之中，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向慕名而来的游人讲述基督教初次来华时曲折又辉煌的历史。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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