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在石头上的历史、风俗与宗教

——读懂了石头，就读懂了泉州

“站如东西塔，卧如洛阳桥”，这句话泉州人耳熟能详，说出了此地两大标志性建筑，巧的是，它们都是用石头所构造的。

更加不可思议的是，放眼这座数年前刚刚入围世界非遗的古城，去寻找能展现城市风华与历史底蕴的建筑时，就会发现：安详舒泰浑然天成的老君岩、“天下无桥长此桥”的五里桥、屹立于古港之畔的六胜塔与姑嫂塔、中古伊斯兰教遗迹清净寺与圣墓、世界仅存的摩尼佛造像、民间传说“天外飞石”的石笋、国内唯一完整的石头城崇武古城，还有九日山、南台岩、碧霄岩、南天禅寺与资西寺的石佛……它们无一不是古代石构遗存。

作为世界文化遗产城市，泉州的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中，竟有17项由石头所构造！

这是一种巧合？抑或隐藏着可以解读历史的密码？又或者与泉州的地理环境和资源禀赋密切相关？这些穿越时空、沉默不语的石头，到底向我们诉说着一个怎样的独特传统？本文将试着为我们逐一解开谜底。

一、异类遗产

石头建筑在泉州无处不在，这在东方文明古国，显得相当异类。

1.1独具异质

西方的古建筑被誉为“石头的史诗”，而代表中国古建筑的则是“木材的诗篇”。著名的建筑史家梁思成经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后，分析材料背后的观念，曾经给出一个推论，“中国结构既以木材为主，宫室之寿命固乃限于木质结构之未能耐久，但更深究其故，实缘于不着意于原物长存之观念”。此说不无道理，历朝历代几乎都在朝代更迭之际，建设代表新王朝的宏伟宫殿。背后有其深刻的文化原因，东方哲学中“生生之谓易”与“五行相生相克”的理念，孕育出“生生不息”、“顺天应变”的现世态度，与西方追求永恒的宗教理念迥然有别。

李泽厚在其名著《美的历程》中，则用实践理性来概括中国传统建筑的美学精神。他如此对比东西方建筑的艺术风格，“不是孤立的、摆脱世俗生活、象征超越人间的出世的宗教建筑，而是入世的、与世间生活环境联在一起的宫殿宗庙建筑，成了中国建筑的代表。从而，不是高耸入云、指向神秘的上苍观念，而是平面铺开、引向现实的人间联想；不是可以使人产生某种恐惧的异常空旷的内部空间，而是平易的，非常接近日常生活的内部空间组合；不是阴冷的石头，而是暖和的木质，等等。构成了中国建筑的艺术特征。”显然，理性与人本主义的审美，让中国人最终选择了木质材料。

但可惜的是，梁思成田野调查的足迹未曾进入福建，李泽厚的视野也局限在宫殿建筑与江南园林。如果他们来到泉州，或许会有不一样的启发，至少泉州的古代石构建筑的遗存会让他们相当的惊异。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的方拥教授，曾经在华侨大学工作多年，他惊叹于泉州石头古建筑，在一篇名为《石头成就的闽南建筑》的文章中，他说，“在福建特别是闽南沿海，大家看见了显然有别于北方体系的异类遗产，这里保存着大量唐宋元明清的石建筑和石雕刻，其壮观和精美程度皆非亲眼所见者所能想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宋元石材的高塔长桥，其技术水平与代表当时世界最高水平的欧洲石建筑相比，差距甚微。他们极其雄辩地证明，石材在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辉煌成就”。

1.2民间气息

方拥教授的评价可谓精当。但他仍未道及的是，不仅是古代建筑遗存，就在当下，泉州城乡依然广泛分布着石头房子。2006年8月发表的《我国石结构房屋抗震性能研究进展》一文介绍，“闽南共有2000万平方米石头房，大约有200万人居住”，石头房在闽南特别是泉州沿海的普及程度由此可见一斑。而且，与北方的石雕或石构建筑有着本质的区别，石头至今仍融入当地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泉山晋水之间展现勃勃生机。

在中国大地上，宏伟的石构遗存并不鲜见，麦积山、龙门、敦煌等石窟，更是古代石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但时至今日，这些伟大的石雕作品，早已脱离百姓的生活，成了文化研究的标本和供人观赏的艺术品。毕竟，这些伟大作品多由皇室或者官方所造，展现了一个王朝的精神，而当王朝落幕，它在现实中的生命力也就走到了尽头。

相比之下，遍及街头的石狮子、出砖入石的传统民居、沿海仍大量存在的石头房子、依山而凿的佛道石像、荒山野地里某块受人膜拜的灵石、寺庙里石头铺就的广场，乃至石狮、石井、石鼓、石湖、石圳、石垄、石头街、石牛山、石头山、法石、东石等地名，以及清水岩、碧霄岩、南台岩、百丈岩等名胜……它们源自民间，与普通百姓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出砖入石”，这是闽南所独有的砌墙方式，利用形状各异的石材、红砖和瓦砾交错堆叠，构筑墙体。以大块的灰白花岗岩石与片状的朱红色砖条穿插组合，用它筑墙、起厝、铺埕，呈现出方正、古朴、拙实之美。多样不规则的结构，反而烘托出浑厚、刚毅的砖石气势。“出砖入石”不仅古朴美观，还兼顾防盗、冬暖夏凉，因而在泉州被人们广泛采用，沿袭成风，成为我国民居建筑的一大奇观。

可见，“石头之城”这一名号，泉州当之无愧。这不仅仅是因为大量的石头古建筑遗存，还因为时至今日，石头至今仍在泉州人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位置。当下，惠安石雕工艺蜚声海内外，水头跻身全球石材加工贸易中心，无不说明，“石头”之于泉州，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遗产，还是一种深入民间、呈现勃勃生机、正在发展当中的现实生活。

二、蕃坊遗韵

泉州缘何与石头结下不解之缘？

第一，这当然与此地丰富的石材资源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泉州是国内石材资源十分丰富的地区之一，花岗岩储量达数亿立方米，以花岗岩为主的石料主要分布于沿海地带，尤以南安石砻的“砻白”，惠安五峰山和晋江巴厝的“峰白”等地所产的石料最著名，而惠安黄塘，南安诗山、康美、石井等地产有辉绿岩石料。一些石矿如丰州石垄、石狮宝盖山等都有数百年的开采历史。

第二，这还与当地的地理环境有关。我们注意到，在东南沿海地区，如浙江宁波、福建平潭、漳州等地，至今仍大量存在石头民居。闽浙沿海台风频发，加上海边气候潮湿，石头房子具有坚固防潮的特点，自然成为当地民众的不二选择。

国内石材资源丰富的地方不少，石头建筑也非鲜见，可放眼国内，泉州石头古建筑遗存之丰富、建筑水平之高超、石雕工艺之精湛、石头建筑在民间之普及、石材产业之发达，却鲜有其比。这必然还有着资源与地理环境之外的其他原因，有人将此归结于宋元海外贸易带来的文化交流。

2.1异域风情

方拥教授认为，“两宋时期，正当欧洲高直式建筑登峰造极之时，在海上贸易极其繁荣的背景下，闽南佛塔和欧洲教堂皆为石结构的高层建筑，二者之间如果完全没有联系，是难以想象的，技术史专家大多抱着封闭观点，眼光仅局限于僵化的书面范畴，认为中土既没有足够硬度的加工工具，则泉州宋塔只能采用石头对磨的加工方式，可是只需亲眼看一次建筑实物，人们立刻就可明了这一说法纯属无稽之谈”。

宋元正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最繁荣的时期，泉州也因此一度成为世界海洋商贸的中心与国际化都市。当时的泉州城内出现了提供给蕃商定居的“蕃坊”，由此也带来大量的异域石构建筑。据《蒲寿庚考》一书的考证，“宋元之际，泉州之南郊多分为外国人之居留地，此居留地恐为向港之场”。大量的蕃商定居，也带来了异域风情的建筑，尤以宗教建筑受到今人最多的关注。当地文史专家吴文良所著的《泉州宗教石刻》也提到，“元代泉州有婆罗门教寺庙一座，俗名蕃佛寺。位于今日的南门城附近一代地方。由于其遗留的建筑物，可以推知该寺的建筑很特别，它和一般佛寺的建筑不同，自殿堂屋宇以至于房间墙壁，纯用青色花岗石砌成。”

清净寺、草庵、圣墓，以及开元寺重建时所用的印度教、古代基督教的石柱，海交馆所收藏的数百方宗教碑刻，这些存留至今的石构遗迹说明：异域风格的石构建筑曾经在泉州大规模出现。

2.2石雕技艺

异域石构建筑的大量出现对泉州影响深远。中国美术学院杨可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中论证了，惠安石雕独特风格的形成与海外宗教传入息息相关。他在论文中提出，“北方氏族的南迁带来了中原地区的传统石雕工艺，并于参与两宋时期泉州建设的过程中发展成熟”。而之所以能在明清时期形成独具风格的南派石雕。杨博士认为，“宋元时期海外宗教题材的创作是泉州石雕与北方石雕产生风格差异的分水岭，是形成南派石雕独特艺术风格的关键事件。南派石雕是中国传统文化在东南地区同海洋文化融合的结果，其中显示出的丰富、灵巧、充满变化的海洋文化特征与中原地区传统石雕体现出来的权威、庄严、崇尚稳定的大陆文化特征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对比在‘石狮’与‘龙柱’这两个题材的创作中最为明显。”

杨可认为，“南派石雕风格的形成不是一种偶然，是宋元时期由于泉州的传统石雕工匠进行海外宗教石雕创作时形成的不受传统样式限制、拓展工艺解决实际需求、大胆启用新材料的创作传统在清代闽南地区的市场竞争中被社会群体选择的结果。”

2.3昙花一现

需要注意的是，宋元之交虽是泉州历史上最繁盛的时期，但彼时主导港市繁荣并从中获益的，主要还是宗室、官僚与蕃商。而在元代，泉州更是色目人的天下，本地人在政治经济上都处于极其悲惨的境地。这种带有“殖民”色彩的繁荣，在五千年绵延不绝、拥有顽强生命力的中华文化面前，注定只能昙花一现。

《泉州宗教石刻》一书说，“元代对中国江南人民的压迫，是史无前例的，当时蒙古人、色目人，以及蒲姓族人在泉州胡作非为，大肆淫暴，蒲姓的子孙，更是无恶不作。直到元末，方国珍等起兵后，四方响应，元朝已失其统治力，一种强烈的民族仇恨，迫使泉州人民起来作反蒲斗争和排外运动。当时在泉州的蒲姓子孙及色目人多遭驱逐或杀戮，因此他们的寺庙、教堂以至坟墓都遭受破坏。就我们今天在各外国人墓地的观察，以及由城基内挖起的石墓及寺庙建筑物等遗物来看，多是有意把它捣毁的。外国人建筑物以及石墓、碑碣多在这个时期被毁灭。”

宋元石构遗存、惠安石雕的海洋文化基因，无疑是繁荣时代刻下的印记，也是文化交融的产物。但这终究只能代表一种逝去的繁荣，石头文化至今仍在泉州人的精神世界和现实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并非宋元的一时繁荣所能解释。

三、地震余波

石构建筑能够在泉州长盛不衰，在漫长的历史中，到底还有哪些因素起到了关键作用？考诸泉州历史与石头建筑的关系，我们不得不提起一次影响深远的大灾难，那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万历大地震。

3.1万历地震

万历三十二年与三十五年，也即1604年与1607年，泉州以东海域先后发生了我国东南沿海历史上最大的地震，震级达到8级，古城泉州及临近区域遭受严重破坏。

清道光版《晋江县志·卷七十四·祥异志》记载：“万历三十二年十一月初八日地震，初九夜大震，自东北向西南。是夜连震十余次，山石海水皆动，地裂数处，郡城尤甚。开元东镇国塔第一层尖石坠，第二、第三层扶阑因之并碎。城内外庐舍倾圮。覆舟甚多。”从记载中可以看到，主震前一天即发生前震，29日夜发生大震，泉州城内外楼房店铺全都倾倒，开元寺东塔受损，泉州沿海覆舟甚多。

清乾隆版《泉州府志·卷七十三·祥异》记载：“三十五年正月，泉州地震，门户动摇有声。八月二十八日，飓风坏府仪门、府学棂星门及东岳神殿、石坊、北门城楼，自东北抵西南，雉堞窝铺倾圮殆尽。洛阳桥梁折。”单从以上记述来看，似乎万历三十五年只有正月间一次“门户动摇有声”的地震，其他各处建筑物被破坏，则是八月间的飓风所致，与地震无关。但在清乾隆版《泉州府志·卷之三十·名宦二·姜志礼》中又述：“万历三十五年秋地震，洛阳桥倾圮，大梁折入于海，故址渐湮。”明代名士李光缙在《重建第一山青帝宫记》一文中称：“三十五年秋，地大震，飓风淫雨交作……”考诸现存文物的碑刻及其他文献，亦可知万历三十五年八月间泉州又发生了一次强地震，飓风、大雨、海潮并至，泉州城内外建筑物损毁甚多，主要是地震造成的。

3.2重建基石

尽管地震猛烈，灾情严重，仍有许多寺、庙、塔等古建筑经受住了大地震的考验，著名的开元寺就是基本完好地保留下来的古建筑之一，特别是高达40多米的东西塔虽然受到影响，但依然屹立不倒，整体上未受到太大的破坏，因此也成为泉州抗震的一座丰碑。

上述《我国石结构房屋抗震性能研究进展》一文介绍，“国家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的试验结果分析表明，闽南地区现有一、二层砌石结构房屋在6度地震作用下，可保持完好或基本完好状态，房屋个别部位可能产生短小、细微裂缝但不影响使用功能。在7度地震作用下房屋底层局部墙体砌缝将开裂，发生轻微到中等程度的损坏，房屋仍可维持使用，但震后应予以修复。在8度地震作用下房屋一、二层墙体砌缝将大量开裂裂缝贯通料石移位墙体近松散状，抗侧力能力大大下降处于频临倒塌的危险状态，已经不能居住，震后需拆除重建。”

相比钢筋混凝土的现代建筑而言，传统石头房的抗震性不足是其一大缺陷，但是在古人看来，石头房相比土木结构的房屋更加牢固。从震后的一些变化来看，万历年间的两次大地震，显然也影响了此地人们对于建筑材料的选择。

一是，大地震后，旧城凡用砖的地方，尽改用石砌。至此，泉州城垣全为石砌，成为名副其实的“石头城”。“石墙包砖城墙是在宋代城砖外加砌条石，平均内外条石0.64m，开始采用一丁一顺相互垒压的方式砌墙，由于条石没有与砖墙同时砌筑，无法形成相互拉结，而且墙高达6.72m，自身稳定性不好，因此这种石砌包砖城墙在明万历地震中损毁严重，从现存德济门遗址分析，大地震后泉州城墙全部改为由长约1.2m、断面0.2m见方的大块条石重新按一丁一顺相互累压的方式砌筑”。（《泉州历代城墙范围演变与砌筑方式》郑剑艺 刘塨 《华侨大学学报》2013年第二期）

现今重修的临漳门、泉山门也均浑然石构，气势雄壮，再现了历史风貌。

二是，“出砖入石”民居的流行。关于“出砖入石”，有几则传说引人注意。一是，明代中后期，泉州遭遇倭寇袭扰，万历年间又发生大地震，人们在一片废墟里，就地取材，利用坍塌的砖、石、瓦、砾来构筑墙体，重建家园。二是，闽王王审知对出生于泉州的皇后说，“赐你一府皇宫起”。圣旨传到泉州，民间误以为泉州一府都可以建筑皇宫式建筑，遂兴起“出砖入石”的建筑。相比而言，出自明代的传说更有历史依据，倭寇与大地震实为影响泉州历史的大事件，也很可能影响到泉州人对建筑材料的选择。现今保存的最早的“出转入石”古民居大多出现在明清之际，说明它在灾后开始流行可能性最大，这也体现出泉州人在苦难中崛起的坚韧。

或许也正是万历大地震的余威尚在，明末大海商郑氏家族重修开元寺大雄宝殿，“殿柱悉易以石”，才成就了如今宏伟壮观的百柱殿。

四、文化溯源

宋元的海外交通带来了外部的影响，却只代表着一种逝去的繁荣，万历大地震强化了石头建筑的地位，也难以最终决定石头文化的面貌。在这些看得到的显性因素之外，石头建筑作为一个地域文化的组成部分，起决定作用的应当是闽南文化自身内在的特质。正是根植于闽南文化的沃土，符合泉州人的价值观念和审美取向，它才能在此地深入民间，独具特色而又生生不息。

因此，追溯泉州石头文化的源头，则应当上及闽越文化，若论最终决定今日“石头之城”之精神风貌，则要关注晚明社会。

4.1闽越遗俗

泉州曾经是闽越族栖息之地，早期居民属春秋时期“越族迁入闽地相互融合的结果”。虽然，如今生活在泉州的大多数是汉人，但有别于福建之外的其他汉族人，此地民间信仰之驳杂，正与其石头建筑一样，在中华大地都是一个异类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闽越遗俗的影响。

自古即有“闽人尚巫鬼”的说法。在中原，经历周公的改造之后，原始宗教逐渐发展成为礼乐文化，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进一步注入了理性精神。如：子不语“怪力乱神”，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儒道两家用“道”取代了“天”，奠定了理性精神与人本主义的基石。而在闽越之地，有意志的上天长期占据着统治地位，巫则成为沟通天人之间的中介，这种观念至今仍在泉州有着强大的生命力。

当下的泉州民间，不仅巫鬼文化有着广泛的信众，而且，社会发展过程中还在不断诞生新的崇拜对象。例如，某人某日在某块石头上做了一个梦，依梦中所记买了六合彩，中了巨奖，由是这块石头就成了众人膜拜的灵石；或者一所中学破天荒地考出了一位高考状元，校门口的百年古树渐渐地就受到了师生家长的膜拜，被赋予了灵性；惠安崇武有座号称“天下第一奇庙”的解放军庙，庙内供奉1949年为保护当地民众而牺牲的27名解放军战士，1993年创建以来香火不断。

此地有一根“奇石”，最能体现闽越遗俗与石文化的密切关系。据《泉州宗教石刻》一书介绍，“泉州临漳门外，距石笋桥约半里，有一根直立向上的圆石锥状，矗立在道左，高4.5米，用四段白岗石缀合而成。上部圆钝，尖端稍膨大，渐下则渐粗，状如男性的生殖器官，俗呼石笋，其附近的笋江及石笋桥即由此得名。宋王十朋有诗云：‘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可见这根石笋，老早就有了。当地乡民传说它是从北门外的清源山在某一天夜间，突然飞下来的。但照我们看，它实在是一根石祖，它在古时石被人们作为崇拜的对象。它本是一石琢成的，明代被雷电击倒，断为三截，邑绅史于光募修。有人说印度这样的崇拜是很流行的，也许是北宋时印度人的文化遗迹。我们曾经见过一些关于印度文化的图录，却未曾见过这么大的石祖，我们认为古印度人虽有这种崇拜，但形状于这石祖截然不同，因此我们猜测它或是石器时代的一种原始宗教的延续的遗迹。因为直到解放前，附近居民仍传说崇拜这石祖，可以使不育的妇女怀孕，可以使家畜繁衍，五谷丰登等神话”。

可见，虽然生活在闽越之地的早已不是原来的闽越族人，但闽越遗俗仍在发挥影响，此间的子民一直都在寻找与天上的神灵进行沟通的中介——其中，石头被视为通灵之物，在民间被广泛地赋予神性，如：石敢当、石狮子、风狮爷、石笋、石塔、石佛等，乃至被誉为“闽南玛尼堆”的风水塔，有人考证，正是源于远古的灵石崇拜。

4.2晚明社会

惠安石雕在明清之际自成流派，闽南文化形成地域特色也正是在这一时期。

彼时无疑是泉郡人文历史一个难以企及的巅峰。首先表现在科甲鼎盛，人才辈出。据知名学者何炳埭所著《明清社会史论》统计，泉州府在明代共产生627名进士，位居全国第七，其中大部分集中在晚明。在明代中晚期的一百多年间，人才之盛前所未有，思想家有蔡清、李贽，文艺领域张瑞图成为书法史上一流人物、王慎中是“嘉靖八才子”之首、黄野吾为著名布衣诗人、何朝宗让民间艺术登峰造极，军政界李廷机、俞大猷、洪承畴、郑芝龙父子等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统计还显示：明代共有福建籍内阁大学士17人，泉州人占10人，且全都在晚明。

值得是注意的是，晚明社会在王阳明心学的鼓荡之下，掀起了一场被李泽厚定义为“浪漫洪潮”的思想解放运动，泉州同样是一个富有活力的地区，王阳明“满街都是圣人”的思想被写在开元寺山门的对联之中，特立独行的李贽被李泽厚称作这场浪漫洪潮的中心人物。当时的泉州社会，充满草根精神，阶层流动频繁。《明清社会史论》提出，“泉州不仅是个科甲鼎盛的地区，而且还是贫贱寒微者社会流动率极高的地区，天启元年至五年刊行的《泉州府志》介绍，‘山海之区，家诗书而户业学，即卑微寒贱之极，亦以子弟知读书为荣，故冠冕之士，往往发自寒微’……对于其他地区而言，这样的描述也是符合的，只是程度上不同，打个折扣而已。”

更加不容忽视的是，不仅传统民居“出砖入石”最大可能在晚明开始流行，其他能够彰显地域文化特征的方言、民间工艺，也都是在明代中晚期才最终形成地域特色。

其一，闽南方言真正脱离北方汉语系统，是在明清之际。闽南话的语音系统源自唐宋时期《广韵》音系，宋代的闽南方言与官话的关系，类似于今天北方官话与普通话的关系，正因如此，现如今我们用闽南话读唐诗宋词才能更加押韵。而真正脱离北方官话系统，形成完全不同的口音，则在明清时期。第一本闽南话的韵书《汇音宝鉴》即成书于明末，雍正年间于闽粤设立正音书院，都说明彼时闽南话已经完全不同于北方的口音。

其二，手工业真正形成地域特色，大都在明清之际。泉州最具代表性、拥有全国影响力的民间手工业莫过于惠安石雕与德化白瓷，它们都成熟于晚明。何朝宗等民间艺术大师在晚明的出现，中国白的盛行，一举奠定了德化窑的名窑地位。明末到清中期，惠安石雕逐渐摆脱“一马平川”、“高举高打”的中原北方传统特征，形成鲜明独特的南派石雕艺术风格，被誉为“南派石雕一代宗师”的李周便是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4.3石刻历史

显然，决定今天泉州面貌的并非宋元，宋元泉州的兴起与繁荣只是代表着北方移民与海外蕃商在此地的胜利与辉煌。真正存在于斯土斯民当中，最具异质特征的精神，则当追踪闽越先民刻在这片土地上无法磨灭的传统，还当重视最终形成闽南地域文化的晚明社会风气。

回到石头建筑的问题上，万历年间的大地震和倭患等历史事件的发生，传统民居“出砖入石”的大规模出现，惠安石雕于明清之际自成流派，种种证据表明，晚明不仅决定了今天泉州人的精神风貌，也是促成石头建筑在泉州民间普及的关键时期。

因此我们可以说，闽越遗俗赋予石头灵性与神性、宋元的多元文化增添了商业气息与异域风情、晚明的社会空气给石构建筑带来了地域性的文化自觉与民间性的草根精神，让其影响力进一步深入人心与民间。也可以说，在宋元的一时繁荣被历史无情淘汰之后，正是闽越遗俗与晚明社会风气最终决定了今日闽南文化的面貌，也提供了石头文化能在泉州长盛不衰、独具异质的土壤。

五、精神丰碑

“刺桐为城石为笋，万壑西来流不尽”。刺桐花与石头，在宋代曾并列成为城市的两大独特标志。相隔千年，出生于泉州的著名学者王铭铭写下了城市传记《刺桐城》，“刺桐”成了泉州的代名词，可沉默不语的石头，却不再被重视。

显然，今人或因时代相隔久远，对泉州历史的理解产生了偏差。刺桐花虽曾在遍植全城，但考诸历史，宋元之后便繁华褪尽、芳踪难觅。如今，之所以仍有为数不多的刺桐花复植于公园之内，实则因为《马可波罗游记》所记之“刺桐港”，引起泉州人的历史自豪感。然而，这一近代以来“由出口转内销”的名称，背后隐藏着未可明说的思维，国际友人认可的，才足以引起我们的自豪。其实，这不是自豪，这是文化上的自卑。须注意的是，马可波罗所言“刺桐港”，带有强烈的“殖民地”特征，那是泉州人在自己的土地上最为卑微的时代。有人将之比为二三十年代的上海，这样的比喻可谓恰如其分，不仅繁荣相似，当地人的卑微地位与悲惨遭遇也相似，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陈裕青在注解《蒲寿庚传》时所引文献记载：“（南人）平居亦种种受北人之虐，方元之初定鼎也，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不知凡几。”读来令人愤懑难平，更可想见，在当时号称“色目人渊薮”的泉州，此地百姓所遭受的欺压与苦难。

正如宋元只是泉州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刺桐花也只在泉州城昙花一现，代表不了泉州的城市风韵，真正代表泉州的则是无处不在的石头。那数不清的古代石构建筑历经数百年风雨，依然默默地守护着古城，它们冷峻沉默、庄重威严、厚实耐久、神韵悠远，如今仍是吸引八方来客的醒目招牌，更是了解历史文化、解读斯土斯民独特精神气质的文化图腾。

追溯石头文化的兴起、发展、成熟与兴盛，我们很自然地能联想到这样的画面：用石头沟通上苍的闽越族人、异域宗教建筑林立的盛况、大地震后满目苍夷的废墟中顽强站起来的先民、晚明浪漫洪潮中独领风骚的先贤、惠安匠人在石头上年复一年精益求精地雕刻、数以十万计的泉州人仍在石头上不畏艰辛地讨生活……

石头文化体现了此间人们勤劳坚毅的性格，代表了源自民间的草根精神，彰显了泉州人的文化自觉。进而言之，就地取材，融汇中外，建造独具特色的民居和高塔长桥，无疑还反映了一种务实理性的生活哲学，宗教石刻的背后还蕴藏着虔诚的信仰。可以说，随处可见的石头建筑与雕刻，它们可以只是一块石头，也可以是遮风避雨的庇护所，可以是消灾除厄的护身符，抑或是人心与天道、佛法、自然之间沟通的桥梁。独具慧眼的泉州人，于石头之上雕刻出不朽的宗教信仰，于石头之上寄托了美好愿望与期许，于石头之上延续了天人沟通的梦想。

读懂了石头，也就读懂了泉州。因此，与其将泉州称为刺桐城，不如说它是一座“石头之城”——遍及全城的石头，无疑是泉州人永恒的精神丰碑。

（福建古田人郑运钟 初稿于2023年8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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