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知耻”为何“近乎勇”？

在《礼记·中庸》中，孔子认为“知耻近乎勇”——知道耻辱，就接近于勇。这句话前面还有两句，“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好学就会与智慧接近，身体力行就会与仁德接近。前两句还比较好理解一些，通过学习圣贤，拥有道德和智慧，践行所学，就很有仁德。一方面表明知和行都很重要，另一方面表明所学的主要是修养与德行方面的知识。“知耻近乎勇”，与我们通常理解的勇不太一样——耻辱怎么跟勇敢、勇气关联起来呢？“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比较容易理解，“知耻近乎勇”是个卡点，也是关键点，正是儒家要强调的东西，也是儒家的根本。一般认为，耻辱心和羞耻心是内心活动，具有内向性。勇，这个品格是向外散发的，具有向外性，我们很容易把勇气、勇敢与大胆、不畏惧这些心理品格关联起来。孔子也认为，“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不惧怕，勇往直前，是勇敢品格的体现，而羞耻心与勇敢相关联，是怎么回事呢？

这至少有两个方面的原因，把耻辱心和勇两个中间概念关联起来，原因在于：第一，在春秋时代，孔子看到诸侯国之间到处使用武力、勇力和蛮力，相互征讨征战，并且自以为很勇敢、很有勇气，孔子试图对这种思想行为进行矫正。到处凭借武力征伐侵犯，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后果和消极的影响。孔子大声疾呼，“知耻近乎勇”，仅仅以武力侵犯别人别国是一种无耻的行为，到处征战征伐、杀人掠地，还自认为是很有勇气，孔子说这就是不知羞耻。知耻才近乎勇，不知羞耻地逞强斗勇、杀人越货、草菅人命，不应被称作勇。孔子对勇进行重新诠释，重新判定了什么是勇，可耻的行为不叫勇气，恬不知耻不叫勇气，杀人越货不叫勇气。勇气是什么？最起码要有一点羞辱之心，羞恶之心，知道什么是可耻的，知道什么该干、什么不该干，这才是勇。这从这个层面说明，儒家给一个概念重新释义，让人们了解什么才是真正的勇气，通过对社会上通常认为的勇进行矫正，进而矫正社会，这就叫正名。真正的勇气是与道德反省、自我约束结合起来的。是勇于矫正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缺失，这是真正的勇气，真正的勇敢，真正的胆识。一个词，一个概念，给它重新定义，发出在这个世界中的声音，扬善除恶，这是儒家的使命，儒家通过对一个概念重新解释的方式宣告自己的主张。

第二，孔子的继承人孟子说过这样一句话：“羞恶之心，义之端也。”羞耻心是义的来源。“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不同的心生成不同的道德品质，这是人心固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缺少任何一个就不是人。人本身怎么会具有道德心呢？这是儒家把人与其他动物相比较得出的结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具有恻隐之心、同情心、同理心、是非之心、礼让之心、羞耻之心，否则就不是人了。没有羞耻之心，烧杀抢掠，胡作非为，非常野蛮地对待其他人，展现出来的勇力、蛮力、武力，与动物无异。儒家确立人之为人的根据是拥有道德心，并用道德规范约束自身行为，才是属于人的勇气。不然，仅遵从动物世界的丛林法则，强者生，弱者死，弱肉强食，这不叫勇气，儒家用属于人的品格去诠释勇，人类展现出的勇不应该是野蛮的、粗鲁的、毫无节制的，而应具有道德性和人文性。即便是打仗，也要先礼后兵，礼节性的东西还要先行一步。勇气这个能量要受仁、义、礼等道德规范的约束，不能不加约束、我行我素、任意行事。勇气之剑必须被有道德的人掌握，否则就会伤人，也会自伤。这奠定了中华文明的特色和底色，那就是不片面地、简单粗暴地使用武力。在历史上，无论是运用和亲手段，还是利用外交、文化手段，都是避免武力的举措，这是一种文德政治。不到万不得已不使用武力、不采用蛮力去解决问题。中华文明的主基调，就是以文化人。

拥有羞恶之心，是人之为人的根本，通过人禽之辨，把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彰显人这个物种的特性。从野蛮中超脱出来，超越动物本能，才能够成为一个人，这就确立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儒家的用意，是用道德约束本能的力量。勇气是一种力量和能量，这股力量和能量要被约束和引导，否则就会伤人，同时也会伤害自己。人类为了自保，必须对自身拥有的力量进行规范，圈定在一定范围内，“从心所欲，不逾矩”，就像体育比赛一样，在一定规则下进行，不能不讲规则，不讲武德，背后插刀。先礼后兵，就是仁义道德先行一步，克制住使用勇力和武力的冲动，驾驭住勇力。有胆有识，智勇双全，有勇有谋，而非蛮干，才是一种大勇和真勇。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一方面，人是道德的主体和道德的主人，另一方面，人与人、国与国不应在武力、勇力上比拼，而应在智慧和道德上竞争，仅仅用武力、勇力来博弈，将带来诸多破坏性的后果。要在礼义道德及规则约束下博弈，用道德感染力征服别人，以文化人，“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以美好的形象、文化上的软实力影响别人、征服别人，这也是一种勇，这是超越武力和血气的勇气，用超越于动物性的手段博弈，既是文明的象征，也是更高层次的博弈，这体现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仅仅是赤手空拳、利用蛮力武力，并不是真正的勇。儒家强调以文化人，为政以德，讲究文德政治和文明教化，正是一种德勇。西方国家往往用武力来博弈，儒家用仁德来博弈。博弈的境界都不一样：一个是硬实力，一个是软实力。

西方哲学家认为勇敢是一种很好的品格，但要采用中庸适度的方式来展现勇敢和勇气，既不鲁莽，也不懦弱。为了不鲁莽行事，就要了解事物背后的规律，学习知识，学习规律，不盲目自信，用知识和理性来引导限定勇气。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主张用仁德、人文统领勇气。一个以智统勇，一个以德统勇，一个是智勇，一个是德勇，一个是用知识、技能甚至科学技术统领勇气，一个是用道德规范统领勇气。对勇气的不同限定，展现出不同的文明形态。道家强调柔弱胜刚强，以柔克刚，顺其自然，像水一样，水利万物而不争。这造就了中华民族内向性的文化品格，西方文化是外向性和征服性的，这是两种文化性格，一个强调武力，一个强调品德，一个强调刚强，一个强调柔弱。佛教强调勇猛精进，舍身求法，断臂求法，这也是一种勇气，即勇于自我革新。断臂求法，舍身喂虎，是包含着慈悲和大爱的。正是由于慈悲和大爱的力量，才展现出无惧无畏的大勇。儒家同样认为，“仁者必有勇”，做一个仁爱的人必有勇气，“勇者不必有仁”，仅有勇气，不一定是一个仁德的人。中国、西方、印度文明走向了不同的维度，拥有各自不同的文化性格，用各自的文化品格、精神特质去定义勇。对勇的不同定义表明了不同国度、不同文明的特质，不同定义也决定了不同文明的走向。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通过一个字、一个概念就能够展示出不同的文明形态，这就是叫见微知著。中西印走的路径不一样，中国文化的路向中庸平和，不过度，不走极端，顺其自然，跟道家品格有点类似。西方是向外走向了一个极端，印度大乘佛法向内走向一个极端。

二、“安天下之民”为何是一种“大勇”？

儒家把“勇”划分为不同的层级，其中的问题是，为什么合乎共同体利益而不是谋取个人私利的行为是一种大勇？孟子把勇气分为小勇和大勇，“抚剑疾视曰：‘彼恶敢当我哉！’此匹夫之勇”（《孟子·梁惠王》），这是一种吓唬人的勇气，也就是一种横行天下的小勇。周文王和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是一种大勇。荀子进一步把勇气分为上、中、下三个层级，也就是上勇、中勇和下勇：“有上勇者，有中勇者，有下勇者。天下有中，敢直其身；先王有道，敢行其意；天下知之，则欲与天下同苦乐之；天下不知之，则傀然独立天地之间而不畏：是上勇也。礼恭而意俭，大齐信焉，而轻货财；贤者敢推而尚之，不肖者敢援而废之：是中勇也。轻身而重货，恬祸而广解，苟免，不恤是非、然不然之情，以期胜人为意：是下勇也。”（《荀子·性恶》）

荀子还把“勇”具体化为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和士君子之勇，“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狗彘之勇、贾盗之勇、小人之勇都以自己的利害为出发，损人利己。士君子之勇超越小我之私利，坚持道义和公利。这都是表明勇气有不同的层级和层次，最高的层次当然是道德层面的勇。

上面提到要用仁、义、礼等道德规范限定勇气。那么，怎样的行为才是道德的呢？有利于家、国、天下的行为是道德的，仅仅为个人私利、满足个人私欲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为了公共利益和天下公利展现出来的勇气可称为大勇，为了个人私利展现出来的勇气称为小勇。那么进一步追问，为什么为了公利的勇气被称为大勇呢？假如只从自身利害考虑问题，当自身力量胜过对方或困难较小时，才会显得有勇气和力量，而当自身力量小于对方，或者面临较大困难时，就会丧失了优越感，就会生出胆怯感，勇气就会懈怠下来，不考虑自身厉害，不被困难吓倒，内心的刚勇之气便不会消失。因此，超越小我，才能够展示不竭的勇气。源源不断的勇气和力量来自对家国天下的责任担当意识，“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才能不断为自身注入能量，产生持续的勇气。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为天下太平、社会和谐展现出来的勇气，被称为“大勇”。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能量源扩大了，能够汲取更大范围更大容量的能量。当为一个家庭考虑，为一个家庭负责任，为一个家庭担当的时候，会得到家庭成员的支持，能量源就是一个家庭。当为一个城市考虑，思维的触角就会延伸到整个城市，能量源就是一个城市。以此类推，当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考虑，为国为民担当负责时，就会从中汲取能量，展现出来的勇气和担当就会很大。当为整个天下考虑，也会从整个天下获得能量，展现出大智大勇，这是很奥妙的事情，至少在逻辑上是没问题的。先秦儒家以天下为视角考虑问题，源于周代创立的天下制度，天下在思想范围内是包括整个世界的，也就是天空之下的任何地区、任何民族、任何国家，天下观念首先在思想观念上打通了不同地域、国家、民族的界限，视天下为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不分彼此。由于受交通条件的限制，先秦时代不可能通达或到达整个天下，但在思想的界限和制度的设计上是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域限制的，这是思想上的超前性与超越性。

先秦时代开创的思想理念和制度理念，是借助政治想象力描绘的政治构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儒家把天下作为最大的政治单位，为天下的和平和谐而努力，为天下百姓谋福利。以此为出发点，必然展现出大智大勇，以此为理论基础建构的政治必然是仁德政治。与天下相对应的是天，天下政治的合法性来自于天。用今天的话来说，天就是整个宇宙，宇宙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还是一个时间和历史概念，“上下四方曰宇，古往今来曰宙”，宇宙这个概念是既包含时间也包含空间的时空概念。天（宇宙）这个概念不仅打通了地域限制，还打通了时间限制，打通了古今。先秦儒家的信仰对象是天，个人修身的终极目标是天人合一，政治也以天为信仰对象，于是天下政治要对天负责，政治实践要从天中汲取能量。为天下事业奋斗者，将得到源源不断的宇宙能量和不竭的动力，展现出惊人的勇气，这就是孟子所谓“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被称为大勇的原因。汲取足够的能量，汲取整个宇宙的能量，才能展现出大智大勇，也是一种德勇，就像孟子所说的，“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作者：赵志浩，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编辑:申久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