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绍兴年间井度（字宪孟）在四川眉山刻印“七史”，又称 “宋蜀刻七史”，包括 《宋书》、《南齐书》、《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周书》 7部南北朝史书。不过，井度所刻“七史”现已不见传本。

明清以来藏书家几乎全都把传世的宋刊“七史”视为“眉山七史”或“蜀大字本”，然而，它们实际上是南宋前期浙江地区刻本，这一观点被王国维、赵万里、长泽规矩也、潘美月、阿部隆一、尾崎康等人逐步证明。

七史共同的版式特征是：半页九行十八字，左右双边。原版页版心稍宽，白口，无字数、鱼尾，而是用横线划为五格，第二格为小题，第四格刻页数，第五格有刻工姓名。“横线划为五格”的版式很不常见，但北宋天圣明道本《李善注文选》与两淮江东转运司刊三史之《汉书》与之相同。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衢州本卷五、袁州本卷二上）《宋书》条记叙了“七史”经过嘉祐、治平、政和半个世纪后得以刊刻、南宋初井度重新刊刻的全过程：

可见，北宋官刻“七史”于南渡后几乎不传，四川地区未遭兵燹，故四川转运使井度得以成功搜罗“七史”全卷并重加刊刻。晁公武作为井度的下属，其藏书很多为井氏所赠（《郡斋读书志》），故眉山刊刻七史在绍兴十四年（1144）之后的数年当无可怀疑。

北宋后期刊“七史”、井度刊“眉山七史”并未传下来，后来的书目书志也都不见记载。现存的宋元版南北朝七史只有一直被误称为“眉山七史”的南宋前期杭州地区刊本。

浙刊“七史”书版在元代流入杭州西湖书院，元代亦无重新雕刻“七史”。于是，浙刊“七史”书版在元、明历经修补，被称为“三朝版”。在明代成为南京国子监二十一史的一部分，直至万历十年（1580）仍在印刷，印行数量相当可观。

王国维《传书堂藏善本书志》“宋书”条引《玉海·艺文》云：“绍兴九年九月七日诏下诸郡，索国子监元颁善本校对镂板。”（《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文同）证明国子监本刊刻于南宋初江南，后来刊版藏于元西湖书院、明南监。

赵万里早年认为九行本七史为北宋监本之覆刻，理由有三：一，七史经元代西湖书院传至明南监，但南监版片中并无蜀刻本；二，字体异于眉山本而近于浙本；三，《梁书》南宋中期重修刻工有浙江人（这条只能证明补刻在浙江，原刻尚未知）。但是，赵氏中年之后改变观点，认为此七史版片原刻于眉山，后运送到临安补刻。

持反对意见的是张元济，他坚持认为此套书即为真正的“眉山七史”，原刻在眉山，之后书版运往浙江补版，并认为“版心分为五格”是蜀刊本的特征（两淮江东转运司刊三史之《汉书》亦有此特征，前人也误以为是蜀刻本）。赵万里中年之后的观点与张氏相近。

长泽规矩也、潘美月都持浙刊说，但他们没有分辨原刻与补刻刻工，所以最多只能论证到“补刻时书版已在浙江”，但无法论证书版原刻于何处。当然，由于七史原刻刻工在其他版本中比较罕见，证明浙刊说是非常困难的。

阿部隆一最初意识到原刻与补刻的刻工区别，他采录七史中原版刻工63名，其中有三分之二在近三十种南宋前期、中期杭州刊本中能够见到，亦有4名刻工在同时期蜀刻本中可见，但其中3名亦见于同期其他浙刊本，盖为重名或同一人。

尾崎康进一步论证浙刊说。他指出：第一，原版刻工中有5名与《思溪藏》（湖州）相合、4名与《毗卢大藏》（福州）相合，这两部《大藏经》都有确切刊年，确凿可信；第二，原刻页可根据版心大致判定（用横线划为五格），其字体虽漫漶，但仍属浙刊本风貌；第三，原刻页缺笔避讳至“慎”（宋孝宗讳昚），显然并非绍兴十四年稍后数年所刻“眉山七史”。至此，二说之争基本得以解决，现存七史当为南宋前期浙江地区刻本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