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芥子园画传》是我国古代最著名的中国画教材，它运用浅显易懂的方法，介绍了中国画的基本技法、知识，使得社会上为数众多的职业画工，甚至是文人画家，都可以迅速地掌握中国画的基本技法、知识。比如齐白石就是在看到《芥子园画传》后，才发现自己所画的画，大多不合章法。又如潘天寿、傅抱石等，也都是在无人指点的情况下，就上手学习《芥子园画传》，并因此掌握了一定的规矩准绳。所以，作为艺术普及类的教材，《芥子园画传》在艺术开蒙方面，堪称卓越。

　　此书系清代学者李渔的女婿沈心友，将家中所藏明代画家李流芳的课徒山水稿四十三幅，托予山水画家王概整理、增补，历时三年成稿一百三十三页，后于1679年李渔以其居所“芥子园”为名，出资精刻套版印成山水卷，是为《芥子园画传》初集。1701年，沈心友再邀王概与其弟王蓍、王臬根据初集体例，编绘兰竹谱（二集）及梅菊、草虫花鸟谱（三集）。此三集面世后，一经传播，迅速风靡全国。1818年，针对市场的需求，书商又假托《芥子园画传》之名，以清代画家丁皋的《写真秘诀》为基础，并杂糅其他图谱编成人物谱，作为第四集刻版行世。这就是《芥子园画传》的成书过程。而就此书的刊刻来说，现今常见的《芥子园画传》，是出自巢勋的刻本，因为《芥子园画传》原用的饾版拱花技法、开化纸木刻五色套版，虽然精美，但每次只能印几百部，且极易损耗，至光绪年间，原版翻印的画面已不甚清晰，于是海上画家巢勋便临摹前三集，又对第四集加以整理，然后石印，此举虽然使得印量大增，但精神上难以与原版相比拟。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芥子园画传》可以自学、速成，但中国绘画讲求“师古人”“师造化”，必须经过长期的揣摩消化之后，才能独出机杼。而所有受《芥子园画传》启蒙的绘画大师，如齐白石、潘天寿、傅抱石等，也正是依此才成为一代宗师。然而，自清代以来，常有不负责任的言论，混淆贤哲的学力学识之所在，放大、夸张画传画谱的功用，导致一些不良的风气，如照抄书中图式，凑成一幅画；学书里几笔，就自诩为画家……凡此种种都成为中国绘画的病症。于是，在西风东渐之下，反省画传画谱，如何学、学到什么程度，也就成为中国绘画大变革、大调整的一个议题。在诸位名家中，斥骂《芥子园画传》最多的，无过于徐悲鸿。这位油画出身的艺术家，在中国画问题上所发表的大量言论，虽符合时代潮流，并博得时人的喝彩，但也难免有偏颇之处，比如将文人画视为中国绘画衰败，乃至弊端丛生的原因；又比如将《芥子园画传》等同于文人画，连同董其昌、“四王”一起进行鞭笞。诸如此类，于今天看来，一些观点是不成立的，仅能为当时的思潮做一个注脚。但是，徐悲鸿有一点没说错，那就是“‘芥子园’之类画谱的出世，不知埋没了多少天才。因为一般人心理，大都喜欢取巧，只要有现成画谱，不必自己挖空心机来构思，花时间去找画材。所以想到画山水花鸟，人物屋舍，画谱上有的是，一举手之劳，都可解决，人人如此，中国画真要走上末路”。

　　持这一观点的艺术家非常多，但与徐悲鸿冲在思潮前沿的立场所不同，一些传统的中国画大家是站在保存国粹的角度上，强烈地反对着画传画谱。黄宾虹就是理论批判最深入的一位。他是这样表述的：“古人学画，必有师授，非经五七年之久，不能卒业。后人购一部芥子园画谱，见时人一二纸画，随意涂抹，已觉貌似，作者既自鸣得意，观者亦欣然许可，相习成风，一往不返。”虽然徐黄二人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在这位进士出身的中国画大家看来，画传画谱不仅仅是帮助懒汉偷懒的工具，更严重的弊端在于它破坏了传统绘画的教学体系——“自李渔刻芥子园画谱，笔墨之法，学无师承”。何为“师承”？宾虹老人曾引用石涛的话解释过：“古人未立法以前，不知古人用何法；古人既立法以后，后人即不能出古人之法。”所以，在他看来，“法莫先于临摹，然临摹得其意而位置不工，摹画存其貌而神气或失。人既不能舍临摹而别求急进之方，则古今名贤之真迹，遍览与研求，尤不容缓”。简言之，古人既然已经创立了法度，那后人就必须在掌握前人经验的基础之上，再行创造变化，而古人的法度，即“笔墨之法”，只有通过临摹，这种“师承”途径才能全面掌握。因此，在黄氏的视野下，明之天启、崇祯，清之咸丰、道光年间，因国势趋弱士大夫在发奋钻研前人经验的同时，也激发起认真研习笔墨的学风，于是中国画在明清之际出现了两次贞下起元之势，而黄宾虹所谓的懂得学习前人，懂得临摹，就“可与言国画变迁之大要素”，则正是指的这段历史。然而，诸如《芥子园画传》之类的画传画谱却提供了一条看似美好的“捷径”，那么，由临摹名家大师真迹，进而得先贤笔墨精神的“师承”途径就必然受到极大的冲击。如此，则入乎规矩之中、超乎规矩之外的“神品”“逸品”就更加无从谈起。

　　正所谓“师承授受，学有所本，虽或变迁，未可言创，必也拯时救弊，力挽狂澜，不肯随波逐流，以阿世俗，乃为可贵”。以《芥子园画传》为代表的古代画传画谱，虽然在艺术开蒙方面有着积极的正面作用，但中国画的精髓则全未窥见，而不学之人尤爱视画传画谱为“法器”，于是废临摹而为抄袭，靡然成风，传统的中国画教学遂在这般虫吃鼠咬中逐渐沦落。由此所带来的结果，就是近代以来的中国画坛中，一些革命派要革《芥子园画传》的命；有些传统派也要拆《芥子园画传》的庙，而这种共识对还原画传画谱等传统艺术启蒙类书籍的原始定位，无疑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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