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甲烷古菌是生命进化史上最古老的单细胞生命体[1]，在生命起源、物种进化等研究领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产甲烷古菌广泛存在于各种生境中，包括深海、湿地、地热温泉、动物瘤胃等，作为降解末端碳链的微生物参与地球化学元素循环[3-4]。产甲烷古菌利用简单化合物产甲烷，这一独特的生理现象使之成为生物能源、全球变暖等关键领域的研究对象[5]。因此，长期以来产甲烷古菌引起了科学界广泛的关注。国内外无数科研学者致力于产甲烷古菌在系统进化、代谢途径、遗传体系构建等方面的研究。如德国Thauer、Gottschalk、美国Wolfe等团队多年来对CO2还原代谢途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工作[6-8]；美国Kyzycki一直致力于甲基裂解途径关键酶蛋白的功能研究[9]；美国Whiteman、Leigh等实验室建立了产甲烷古菌的遗传操作体系[10-11]；在国内学术界中，产甲烷古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于宏基因组分析的系统发育、生态分布、分离培养等方面，而产甲烷代谢途径的研究相对较少。

迄今为止，已发现的产甲烷古菌共有7个目，包括Methanomicrobiales、Methanobacteriales、Methanococcales、Methanocellales、Methanopyrales、Methanosarcinales以及近年发现的Methanomassiliicoccales，均属于广古菌门Euryarchaeota[3, 12]。最近发现一些深古菌门Ca. Bathyarchaeota及Ca. Verstraetearcheaota的古菌类群也具有产甲烷的能力[13]。产甲烷古菌的系统分类、形态特征、底物利用范围等在前人的综述中已有详尽的阐述，本文不再系统分析[12, 14-15]。

根据代谢底物类型将产甲烷古菌可分为三类：乙酸营养型、甲基营养型以及以CO2/H2为底物的氢营养型[2]。除了部分专性乙酸营养型与甲基营养型产甲烷古菌外，在目前已培养的模式菌株中，有3/4以上的产甲烷古菌属于利用CO2产甲烷的氢营养型[12]。相较于其他两类产甲烷途径，氢营养型产甲烷途径有更高的能量获取效率。在标准热力学状态下，1 mol CO2还原产甲烷释放出131 kJ的能量，高于甲醇产甲烷(–106 kJ)与乙酸产甲烷(–36 kJ)释放的能量[2, 16]。CO2还原产甲烷代谢途径的复杂性、中间反应的多样性、能量储存模式的特殊性，使得氢营养型产甲烷古菌成为广泛研究的模式物种。

如上所述，大部分产甲烷古菌都能利用CO2/H2进行产甲烷生长。根据细胞膜结构的不同，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细胞膜上含有细胞色素(Cytochrome)和甲烷吩嗪(Methanophenazine)的Methanosarcinales[16-17]。它们利用CO2/H2产甲烷过程的氢分压一般高于10 Pa，代时一般大于10 h，基本是中温菌；另一类氢营养型产甲烷古菌细胞膜上不含细胞色素和MP，只能以CO2/H2或甲酸为底物产甲烷，其代时最短可低至1 h，可以忍耐环境中较低的氢分压[17]。

研究发现，有细胞色素的氢营养型产甲烷古菌在生长过程中表现出较高的ATP得率(得率约1.5，无细胞色素的类群得率约为0.5)[17-20]。当我们把CO2还原与ATP合成相偶联(4H2+CO2+ nADP+nPi=CH4+nATP+3H2O)时发现，若反应达到平衡，ATP得率n为0.5时，可推算出氢分压为2 Pa，而n为1时，氢分压增至30 Pa[17, 21]。这一计算结果恰好解释了含细胞色素的产甲烷古菌具有较高的ATP得率和氢分压，也解释了为什么Methanosarcina在低氢分压环境下没有利用CO2/H2产甲烷的能力。产甲烷古菌在极低的ATP得率下，如何维持细胞的正常生命活动，能量代谢正常运转时接近热力学平衡的极限是什么，这些问题使产甲烷代谢途径的研究引起科学界的长期关注。

产甲烷代谢是产甲烷古菌获取能量的唯一方式，其独特的能量保存方式清晰地体现在产甲烷代谢途径的各类酶反应中。其中大部分酶反应都是氧化还原、基团转移等，催化每一步反应的酶均是分子量庞大的复合体，并涉及到一系列含不同金属的辅因子[7, 22] (详见第5部分)。产甲烷古菌巧妙地利用并保存反应过程中形成的ATP、膜内外离子梯度、还原力，并偶联于耗能反应，弥补ATP得率低的缺陷。

在产甲烷途径中，唯一能直接偶联ATP合成的反应只有Mtr催化的甲基转移反应。该复合体酶在催化过程中向膜外转移2个Na+并形成膜内外离子梯度，通过离子泵偶联膜上的ATP酶将离子梯度转化合成ATP[23-26] (详见5.7)。此外，产甲烷古菌还利用膜蛋白催化过程偶联质子转运，形成膜内外质子梯度，这一电化学形式的能量既可用于ATP合成，也可用于推动耗能反应的发生。如催化甲烷生成的Hdr/Vht酶系向膜外转运2个H+，这一电化学梯度的能量用于Ech酶系合成还原力Fdred2– (+16 kJ/mol)[16, 27]，详见5.10部分。在不含细胞色素的产甲烷古菌中，催化甲烷生成的Hdr/Mvh复合体位于胞质中，不能建立膜内外离子梯度[28]。因此，Hdr/Mvh采用特殊的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FAD)通过电子歧化方式合成还原的Fdred2–，用于CO2还原及其他代谢活动[29-30]，详见5.9部分。

有无细胞色素的产甲烷古菌的CO2还原产甲烷代谢途径相似，只有部分酶促反应不同。CO2还原产甲烷途径以H2为电子供体，CO2通过一碳载体Methanofuran (MFR)、Tetrahydromethanopterin (H4MPT)、Coenzyme M (CoM)的传递并被逐级还原，最终形成甲烷，如图 1所示。每还原1分子CO2，需要消耗4分子H2，分别用于还原Fdox、F420以及CoM-S-S-CoB[2, 7, 22, 27]。产甲烷代谢途径涉及众多的酶促反应、一碳载体、金属辅酶。催化过程的酶主要包括脱氢酶、还原酶、转移酶。辅酶主要包括[Fe-S]簇、FAD、F420、F430、Tungstenpterin、Cobalamin、Cytochrome等。到目前为止，产甲烷途径的主要酶促反应已经基本明确，但部分酶蛋白的三维结构、催化机制等关键问题还需进一步的探索。CO2还原途径中各步酶促反应的详细过程在第5部分详细阐述。

CO2还原途径起始于CO2的固定，催化该反应的酶复合体是甲酰基呋喃脱氢酶(Fmd或Fwd)[32-33]，反应过程如公式(1)所示。

在产甲烷古菌中有两类脱氢酶，根据催化中心金属离子的不同，分为Mo-脱氢酶(Fmd)和W-脱氢酶(Fwd)[32, 34]。部分产甲烷古菌仅含有Mo-脱氢酶，如Methanopyrus kandleri[35]，也有一些产甲烷古菌能同时表达两种含不同金属的脱氢酶，如Methenobacterium thermoantotrophium、Methanothermobacter wolfei等[33, 36]。组学分析表明Mo-脱氢酶是金属离子诱导型表达蛋白，而W-脱氢酶则不受金属离子的影响，且Mo-脱氢酶的诱导表达不受W-脱氢酶的影响[35, 37]。

Wagner等解析了M. wolfei的Fwd蛋白结构，结果显示Fwd是由6个亚基组成的同源四聚体Fwd(ABCDFG)4。四聚体结构中不仅有金属离子W、Zn、Fe等，还首次发现了多达46个[4Fe-4S]簇形成的长链电子传递体系(图 2-A)。数量众多的链式[Fe-S]簇不仅保证了CO2还原所需的低电势，也极有可能是古菌动态储存还原力的一种方式[38]。

Fwd的复合体结构由甲酸脱氢酶和金属水解酶两个催化核心组成[38]。其中，FwdB和FwdD共同组成甲酸脱氢酶的催化单位。FwdBD活性中心的W共价结合到嘌呤核苷酸的4个巯基端、Cys118及元素硫原子上，形成W-喋呤(tungstopterin)催化中心。FwdA的功能类似于金属水解酶，这类酶的显著特点是在由(α/β)8构成的一个TIM结构域入口处包含1个双锌的金属活性中心。FwdC在结构上与谷氨酸合成酶的C-末端相似，在整个复合体中起稳定结构的支撑功能。FwdF包含4个相似的Fd结合域，每一部分均携带2个[4Fe-4S]簇，以T字形分布。整个[4Fe-4S]簇、金属结合点、活性中心残基、金属原子结合模式都非常保守地分布在FwdBD与FwdA上。

FwdABCDFG复合体从催化功能上可以分为1个电子供应中心FwdFG和1个催化中心FwdABCD。首先，CO2通过一个狭长的疏水性气体通道(40 Å )到达FwdBD的W中心。深埋在蛋白内部的金属W中心与[4Fe-4S]簇相连，有效地转移CO2还原所需的电子。在W中心，CO2被还原成甲酸(E0’=–430 mV)，还原反应所需的电子来自Fdred2– (E0’=–500 mV)。还原生成的甲酸通过FwdBD与FwdA之间的一个亲水通道(43 Å )转移到FwdA的双锌[ZnZn]中心，甲酸共价结合到甲烷呋喃MFR的氨基，最终生成CHO-MFR (图 2-B)。该甲酸通道将CO2还原的放能反应(ΔG0’=–15 kJ/mol)与HCHO转移的耗能反应(ΔG0’=+15 kJ/mol)偶联[39]，这也体现了产甲烷古菌巧妙利用局部能量推动复杂反应的特点。

产甲烷途径的第二步反应，是在甲酰基转移酶Ftr的作用下将CHO-MFR的甲酰基转移到一碳载体H4MPT，形成N5-CHO-H4MPT[40]。反应过程如公式(2)所示。

M. kandleri、M. barkeri等产甲烷古菌的Ftr蛋白结构已相继被解析[41-42]。研究发现，Ftr在低盐浓度条件下以非活性状态的单聚体存在，而在高盐时以二聚体或四聚体的活性状态存在[43-44]。高盐条件下Ftr的稳定性主要因为蛋白表面大量酸性氨基酸聚集分布，避免了蛋白因盐析而聚集沉淀[42, 45-46]。

Ftr的活性功能单位以二聚体或四聚体出现，这一推论在Ftr与底物CHO-MFR和H4MPT共结晶的结构中得以证实[47]。从M. kandleri Ftr的结构发现，底物CHO-MFR和H4MPT分别结合在不同的亚基上。CHO-MFR的结合中心位于两个亚基相互作用表面形成的狭长缝隙，主要靠疏水作用结合在蛋白上，而H4MPT松散地结合在单亚基中央β折叠片结构域的表面(图 3-A)。

Ftr四聚体结构显示该复合体由4个相同的亚基(32 kDa)构成。活性中心Ser209与底物CHO-MFR的甲酰胺N、Glu245与CHO-MFR的甲酰胺O以及H4MPT喋呤环N3以氢键相连。这两个关键氨基酸在活性中心非常保守，且对Ftr的催化过程起重要作用[47]。Ftr催化甲酰基转移的过程类似包含三元中间态的SN2反应：Ser209与CHO-MFR的甲酰胺N之间形成的氢键、Glu245质子化的羧基COO–与甲酰胺O之间形成的氢键，都增加了甲酰基C的电负性，使其对H4MPT的N5进行亲核攻击，形成MFR-CHO/Ftr/H4MPT的三元中间态。随后，质子转移到MFR的氨基N，最终生成CHO-H4MPT，如图 3-B所示。

在产甲烷途径中，Mch催化CHO-H4MPT到CH≡H4MPT+的可逆缩合反应[48-49]，反应过程如公式(3)所示。

Mch的蛋白晶体结构首次通过M. kandleri Mch的异源表达获得[50-51]。由于尚未得到M. kandleri Mch酶与底物的复合体结构，用于催化机制研究的Mch来源于高温硫还原菌Archaeoglobus fulgidus (aMch)[52]。Mch(35 kDa)以同源三聚体的方式出现，不携带任何辅基。单聚体在结构上由紧密结合的两个结构域A与B组成。底物N5-CHO-H4MPT结合在两个结构域之间的狭缝中，喋呤环深埋在狭缝的底部，而酚尾端面向蛋白表面的入口，底物的结合导致蛋白结构的局部构象改变(图 4-A)。CH≡H4MPT+通过氢键结合到多个氨基酸残基上：H4MPT的N5、N10与Arg183、Glu186、Thr187形成稳定结合状态，且周围存在活性水分子。突变体E186Q、R183Q等完全失去酶活性，严重影响Mch的催化功能[52]，证实这些关键氨基酸在催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从活性中心底物结合状态可以推测Mch的催化机制[52]：首先，Arg183和Glu186捕获水分子对CH≡H4MPT+的C14发起亲核攻击，形成中间过渡态，同时Glu186成为能够获得质子的通用碱。质子化的Glu186贡献出从水分子获得的质子，并转移给邻近的H4MPT的N10。相对于接近Arg183的N5、N10通过氢键与Glu186相连，因此，N5成为最理想的离去基团。第二步反应中，C14与N10形成的局部环断裂，并形成N5-CHO-H4MPT (图 4-B)。

Mtd催化氢负离子从F420H2转移到CH≡H4MPT+形成CH2=H4MPT[53-56] (图 5-A)。反应过程如公式(4)所示。

M. kandleri的Mtd的蛋白晶体结构显示其不含任何辅基，由3个同源二聚体组成[57-58] (图 5-B)。高温古菌的蛋白通常在高盐环境下才能保持热稳定性，而Mtd在低盐浓度条件下已具有热稳定性。Mtd的复合体结构或许能解释这一反常行为：Mtd六聚体的亚基紧密互作，超过36%单亚基表面被包埋在六聚体内部。其次，Mtd每个残基之间的平均离子对是0.14，远高于中温蛋白和M. kandleri其他蛋白的平均值0.04，大量的残基离子对稳定了Mtd的表面[59]。

Mtd的底物结合中心位于单亚基α/β结合域与α-螺旋区组成的狭缝中[60]。两种底物CH≡H4MPT+与F420H2以面对面的方式结合在活性中心，F420H2的杂环部分与H4MPT的喋呤部分正面相对，二者的尾部直接延伸到狭缝的入口处。底物与蛋白氨基酸残基之间的结合主要依靠分子之间的范德华力，且底物的结合未引起蛋白结构构象的变化。如图 5-C所示，CH≡H4MPT+以re-face的方向面对F420H2的si-face方向，而且，F420H2的C5与CH≡H4MPT+的C14之间的距离仅2.6 Å ，因此氢负离子能够直接从F420H2的C5转移到CH≡H4MPT+的C14，形成CH2=H4MPT。

细胞色素缺失的产甲烷古菌如果生长环境中Ni浓度过低，Mtd催化的正向反应被Ni诱导型蛋白Hmd替代。在低浓度Ni条件下，Hmd与Mtd的活性分别增加了6倍和4倍，而F420还原酶的活性降低了20倍[61-62]。同位素示踪实验发现Hmd催化氢分子的异裂后，直接转移氢负离子到底物CH≡H4MPT+上生成CH2=H4MPT[31, 63-65]，Mtd则逆向氧化亚甲基获得电子并还原F420，为下一步反应提供还原力[60]。Afting等还发现在M. marburgensis中存在Hmd的同源蛋白HmdII与HmdIII (序列同源性为18.8%、17.6%)。但无酶活性的HmdII与HmdIII的表达并不受Ni的调控，其功能至今尚不明确[62]。Hmd催化的反应过程如公式(5)所示。

Hmd的最小催化单位是同源二聚体，C-末端结构域相互缠绕并形成中央结构域，N-末端结构域和中央结构域形成2个活性位点裂隙(图 6-A)[66]。每个N-末端结构域结合一个含金属FeⅡ的辅因子(FeGP)，该辅因子由FeⅡ中心、高度取代的吡啶环、GMP三部分组成。氨基酸残基Cys176与FeⅡ连接，将FeGP辅因子共价连接于蛋白质上(图 6-B)[67-68]。FeGP由操纵子hcgA-G编码的蛋白合成，目前该操纵子的7个编码蛋白的结构、功能以及FeGP完整的合成途径已基本明确[31, 69-71]。Hmd也因FeGP辅因子的特殊性被列为第三类[Fe]-氢酶[72-73]。与其他两类氢酶类似，Hmd受氢酶广谱抑制剂的影响，CO、CN、Cu等均能抑制其活性[74-76]。FeGP的特殊之处还在于该辅因子可以从天然的Hmd中提取出来，结构完整的辅因子FeGP与apo-Hmd迅速重组后活性依然保持完整[77-78]。

该酶具有开放和闭合的两种构象，其特征为N末端结构域的刚体运动[79]。在开放构象中，FeGP的Fe中心与H4MPT的C14a之间的距离为9.3 Å ，不能直接发生反应(图 6-A)[80]。但通过结合CH2=H4MPT可以诱导闭合构象的形成，在闭合构象中，Fe中心与C14a之间的距离为3.8 Å [79]，且活性位点裂隙中的大多数水分子被挤出。特别是结合在Fe中心的水配体由于封闭活性位点裂隙而被去除，使Fe中心产生了一个用于结合H2的空配位，同时吡啶环上的2-OH基团去质子化，由此激活Hmd。随后，H2进入活性中心并被捕捉到Fe的空配位上，异裂形成的Fe-H中间体将氢负离子转移至CH≡H4MPT+的C14a上生成CH2=H4MPT，质子被吡啶环上的去质子化2-OH接收，然后经质子传递链转移出催化活性中心(图 6-C)。闭合状态的酶-底物复合体晶体结构的QM/MM动力学模拟也支持了该预测模型[79]。

大多数产甲烷古菌中存在Frh[81]。Frh以H2为电子供体，催化形成还原型的F420H2，此还原当量用于Mtd和Mer的催化反应。如公式(6)所示。

Frh的功能形式由FrhAGB的三聚体组成，FrhA与FrhG亚基分别是氢酶的大亚基和小亚基[27, 82]。FrhA含有双金属Ni-Fe活性中心，不同于其他普通氢酶的[3Fe-4S]簇，FrhG包含3个用于传递电子的[4Fe-4S]簇[83]。此外，活性中心近端[FeS]簇的1个硫原子与Asp相连，而不是常见的Cys，推测可能与其氧化状态有关[84-85]。Frh中[4Fe-4S]簇的标准电动势低于–400 mV，明显低于其他氢酶的[FeS]簇，这可能与Frh的双向催化功能有关[86]，如图 7所示。

在Frh的晶体结构中，FrhAGB的同源二聚体组合形成一个六聚体，底物氢分子和F420结合到位于蛋白六聚体表面的结合位点上，这一特点表明六聚体结构的核心区域可能不是Frh的催化中心[84]。然而，底物结合状态下的复合体结构尚未获得，Frh的详细催化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Mer广泛存在于产甲烷古菌和硫还原菌中，Mer在硫还原菌中参与乙酸氧化生成CO2的过程[87]。在产甲烷途径中，Mer催化CH2=H4MPT到CH3-H4MPT的可逆反应[88-89] (图 8-A)。反应公式如公式(7)所示。

M. marburgensis、M. kandleri、M. barkeri等古菌的Mer蛋白结构相继被解析[90]。M. kandleri的Mer的晶体结构显示Mer是不包含任何辅基的单亚基蛋白，以同源二聚体或四聚体的形式存在[90] (图 8-B)。Mer属于细菌荧光素酶大家族(luciferase)，该类酶蛋白以FMN、F420等为反应底物，TIM结合域是该类酶蛋白保守的底物结合中心[91]。Aufhammer等解析的Mer与F420结合的共结晶结构显示F420结合在TIM区域[92]。F420的核心嘧啶环通过Gly61、Val62、His36等氨基酸以微折叠的平面结构固定在结合中心(cis-face)，F420侧链深入蛋白内部中，在结构上与F420依赖的乙醇脱氢酶相似[93] (图 8-C)。然而，目前Mer与底物H4MPT的结合还未报道。通过对M. barkeri的Mer的结构模型分析发现，TIM结合域与IR1、IR3结合域相互形成的狭缝空间可以结合H4MPT[90, 92]。Mer的催化机制也因底物结合状态的结构缺失而尚不明确。

膜蛋白甲基转移酶MtrA-H复合体催化甲基从H4MPT转移到CoM[94-95]。反应过程如公式(8)所示。

早期研究发现，除H2作为还原力的甲醇产甲烷途径不依赖Na+外[96]，乙酸途径、CO2还原途径以及甲基裂解途径都具有Na+依赖性。由此推测甲基从H4MPT转移到CoM的过程是Na+依赖的反应，催化该反应的Mtr也发挥离子泵的作用[24, 97-98]。Lienard等测得Methanosarcina mazei纯化的Mtr酶反应活性达7.0 μmol/(min·mg)，每转移1 mol的甲基，向膜外泵出约1.7 mol的Na+[99]。由8个亚基组成的Mtr (760 kDa)在M. marburgensis中首次纯化获得[100-102]，其序列分析表明Mtr在产甲烷古菌中高度保守[103-104]。

目前，MtrA-H复合体的完整蛋白结构还未见报道。基于蛋白序列的结构预测显示，MtrC、MtrD以及MtrE是通过6–7个跨膜螺旋结合到膜上，MtrA、MtrB、MtrF和MtrG只有一个跨膜螺旋。MtrH与其他亚基结合锚定在膜的内侧，它是唯一缺乏跨膜疏水区的亚基，也是唯一能从Mtr复合体中分离出来的亚基(图 9-A)。纯化的MtrH能催化甲基从H4MPT转移到MtrA的钴胺素(cobalamin，维生素B12)的Co原子上[24, 105]。

MtrA包含一个辅因子钴胺素，Co原子以六配位的形式存在[23]。与其他含cobalamin的蛋白类似，MtrA由α/β折叠组成的Rossmann核心结构域组成，类钴啉环覆盖在Rossmann结构域的表面，而核苷酸尾部则深入α/β折叠区内部的疏水区域，通过氢键与氨基酸残基相结合。Co离子通过氢键与活性中心关键氨基酸His84的咪唑基N相连，氧化状态的cobamide(Ⅱ)与蛋白的结合状态呈base-off/His-on构型(图 9-B)。

研究发现，Mtr只有在cobamide(I)的状态下才有活性，且氧化状态的CoⅡ-cobalamin与CH3-CoⅢ-cobalamin都有一个轴向的配基，而未甲基化的CoⅠ-cobalamin却没有轴向配基。同位素追踪发现，该轴向配基是活性中心His84上的咪唑N[100]。因此，推测MtrA辅因子CoⅠ-cobalamin甲基化形成CH3-CoⅢ-cobalamin的过程引起MtrA蛋白构像的变化，使Co与His结合。随后CH3-CoⅢ-cobalamin的脱甲基化又使得蛋白构象逆转[23]。

紧接MtrA的催化产物，MtrE催化甲基从CH3-Co-MtrA转移到CoM，形成CH3-CoM，该反应高度依赖Na+[105]。这一预测主要基于两个原因：首先，MtrE有最大的细胞质区结构域，第一和第二跨膜螺旋之间的loop有62个氨基酸，且这一连接区包含一个保守的Zn结合位点(Asp26-XGlu28-X22-His51-X9-Glu61)[106]。目前所知的所有催化巯基烷基化的蛋白都具有保守的Zn结合位点。其次，MtrE包含一个含有天冬氨酸的跨膜螺旋。研究发现Asp对跨膜螺旋转运Na+至关重要[107]。

Mtr不仅能催化甲基从H4MPT转移到cobalamin的可逆过程(CH3-H4MPT+ Cob(Ⅰ)alamine⇌CH3-Cob(Ⅰ)alamine+H4MPT，ΔG0’= –15 kJ/mol)，还能催化CH3-CoⅢ-MtrA到CoM的可逆反应(CH3-Cob(Ⅰ)alamine+HS-CoM⇌CH3-S- CoM+Cob(Ⅰ)alamine，ΔG0’=–15 kJ/mol)[95, 108]。甲基转移过程触发MtrA蛋白构型的改变，并将能量传递给MtrE促使Na+从膜内转移到膜外，形成膜内外电动势梯度，进而偶联ATP的合成，完成能量保存。

在已知的三条产甲烷代谢途径中，最后一步反应均为CH3-CoM还原生成甲烷，催化这一反应的还原酶是Mcr (图 10-A)。反应过程如公式(9)所示。

在甲烷氧化菌中，该酶也可以逆向催化甲烷的氧化[109]。Mcr在产甲烷古菌中是较为保守的蛋白，其序列同源性较高(61%–69%)[110]。因此，Mcr的编码基因也成为产甲烷古菌鉴定的标志基因[111]。

M. marburgensis、M. wolfeii、M. barkeri等古菌的Mcr的蛋白结构已获得解析[110, 112-113]。Mcr复合体是由α、β、γ三个亚基组成的同源二聚体(αβγ)2 (图 10-B)，每一个αβγ单位活性中心均存在含Ni的辅因子F430，EPR分析显示在完整催化过程中，Ni的氧还价态分为Ni(Ⅰ)、Ni(Ⅱ)、Ni(Ⅲ)三种[114-118]。Mcr单聚体不足以完成整个反应，由αβγα’或α’β’γ’α组成的催化单元形成直通蛋白表面的狭窄通道，F430结合在通道的底部，两个F430活性中心距离约为50 Å [112-113, 119]。F430通过与氨基酸残基形成氢键结合在活性中心，Ni的第五个配位与Gln147连接形成轴向基团，第六配位面向通道入口，也是催化反应过程中的关键配位。此外，底物CoM结合在F430的上方，CoM的巯基距离Ni约2.4 Å ，其磺酸基通过盐键、氢键与活性中心氨基酸残基结合。底物CoB主要通过盐键结合在狭窄通道的上半部分，这一狭窄通道也因为CoB的结合而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110, 119-120]。

Mcr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活性中心氨基酸残基的翻译后修饰[121]。在M. marburgensis的Mcr活性中心发现4个甲基化的氨基酸、1个巯基化的甘氨酸、以及1个醛基化的天冬氨酸(图 10-C)。翻译后修饰的氨基酸在所有的Mcr中并不保守，表明这些氨基酸残基的修饰对催化活性不是必需的，可能有助于提高催化效率以及活性中心的稳定性[119, 122-123]。

根据Mcr的结构分析预测其催化机制如下：辅因子F430的Ni(Ⅰ)攻击CH3-CoM产生CH3-Ni(Ⅲ)和CoM阴离子，电子从CoM转移到CH3-Ni(Ⅲ)形成CH3-Ni(Ⅱ)以及CoM-S自由基(radical)，1个氢原子从CoB-SH转移到CH3-Ni(Ⅱ)生成甲烷(图 10-D)[124-125]。这种催化机制类似于cobalamin依赖的其他酶，催化过程中形成CH3-Co的中间态。通过DFT的计算预测Mcr的反应过程也可能基于自由基催化。另一种催化理论是Ni(Ⅰ)攻击CH3-S-CoM，生成甲基自由基和CoM-S-Ni(Ⅱ)，随后，甲基自由基接受CoB-SH的氢原子生成甲烷。为避免甲基自由基的快速消旋，C-S的断裂与C-H的形成同时发生[122, 126-127]。

在产甲烷途径的最后一步反应中，异二硫化合物被还原重新生成CoM与CoB后才能参与新的CoM转甲基反应[2]。在细胞色素缺失的产甲烷古菌中，CoM-S-S-CoB还原由异二硫化合物还原酶(Hdr)和[NiFe]-氢酶复合体(HdrABC-MvhAGD)完成，反应过程如公式(10c)所示。而在含细胞色素的产甲烷古菌中，由HdrDE-VhtACG复合体催化完成[128-129]，反应过程如公式(10a–b)所示。不同的是HdrABC-MvhAGD复合体是细胞质蛋白，以黄素腺嘌呤二核苷酸(FAD)为基础的电子歧化完成氧化还原反应并偶联能量储存。而HdrDE-VhtACG复合体位于细胞膜上，通过电子载体MPH2和细胞色素传递电子，以形成质子泵的方式产生能量[17, 29-30]。CoM-S-S-CoB还原反应的不同体现了两类产甲烷古菌在能量保存方式上的差异。

异二硫化合物还原酶Hdr与氢酶Mvh在胞质中形成紧密结合的复合体。其中，MvhA是[NiFe]-氢酶的大亚基，活性中心结合Ni-Fe辅因子，MvhG为氢酶的小亚基，含有3个传递电子的[Fe-S]簇，MvhD亚基含有1个[2Fe-2S]簇，推测该亚基是传递电子到Hdr的通道蛋白。HdrA包含有1个FAD辅因子结合位点、4个[4Fe-4S]簇、4个空间保守的半胱氨酸。HdrB的N端结构域含有1个Zn结合位点以及2个富含半胱氨酸的肽段CX31-39CCX35-36CXXC，该片段被认为是[4Fe-4S]簇的结合位点，HdrB也包含CoM-S- S-CoB还原的活性中心。HdrC包含有2个[4Fe-4S]簇，被认为是连接HdrA与HdrB的电子传递通道蛋白。各亚基以1:1的比例组成Hdr-Mvh复合体，通过纯化获得的活性复合体约为500 kDa，因此复合体的功能单位以二聚体的形式存在[28]。

在生理条件下，铁氧还蛋白Fd的电动势E0’为–500 mV，而质子/氢分子电对2H+/H2的电势E0’为–400 mV，因此Fdox很难从电势较低的氢分子中得到电子。而在HdrABC-MvhAGD催化的还原反应中，氢分子裂解后产生的电子转移至电子载体FAD，通过FAD的转移作用，一半电子用于还原CoM- S-S-CoB (E0’为–140 mV)，一半电子用于还原Fdox (E0’为–500 mV)，这种现象称之为电子歧化[28, 30]。HdrABC-MvhAGD复合体采用电子歧化的方式还原CoM-S-S-CoB并获得还原力Fdred2–，直接用于产甲烷途径起始过程中CO2的固定，以及其他生物合成反应，以此偶联能量保存，如图 11所示。

在含有细胞色素的产甲烷古菌中，HdrDE- VhtACG催化CoM-S-S-CoB的还原。虽然氢酶Vht与还原酶都位于细胞膜上，但并不形成紧密结合的复合体，在两者的催化过程中，甲烷吩嗪MP是氢酶与还原酶之间的电子传递物质[25, 130-131]。VhtACG催化氢气裂解产生的电子通过细胞色素传递给MP，生成还原型MPH2，MPH2通过自身二次氧化把获得的电子传递给还原酶HdrDE，用于还原CoM-S-S-CoB。该还原反应释放的能量与质子的膜内外转移(耗能反应)相偶联，由此形成膜内外质子梯度并用于ATP的合成，进而完成能量保存[16, 26-27]。

根据序列分析发现，在氢酶VhtACG复合体中，VhtA是[NiFe]-氢酶的大亚基，包含[NiFe]活性中心[132]，VhtG是氢酶的小亚基。复合体中的[NiFe]活性中心面向细胞周质，因此催化氢分子裂解产生的质子直接释放到膜外[133-134]。而VhtC是包含细胞色素b的跨膜蛋白，其功能是作为从氢酶传递电子到还原酶HdrDE的电子通道。HdrDE复合体的HdrE是包含细胞色素的膜整合蛋白，而另一个亚基HdrD是通过蛋白结合作用锚定在HdrE上的胞质蛋白。亚基HdrE通过细胞色素再次氧化MPH2，并将获得的电子转移给HdrD用于CoM-S-S-CoB的还原[131, 135]。氢酶VhtACG与还原酶HdrDE的蛋白结构目前还尚未解析，其详细的催化机制也有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在细胞色素缺失的产甲烷途径中，Fdred2–产生于CoM-S-S-CoB还原反应的电子歧化过程，部分用于产甲烷途径起始CO2的固定，部分用于其他代谢途径。为补偿消耗的还原力，膜蛋白氢酶复合体EhaA-T、EhbA-Q也参与Fdred2–的生成[136]。这两类氢酶以氢分子(-414mv)为电子供体，催化Fdox的还原(–500 mV)，这一耗能反应由膜内外Na+梯度推动完成[137]。氢酶EhaA-T、EhbA-Q是无细胞色素产甲烷古菌中的两类同源蛋白，而在有细胞色素的产甲烷古菌中，膜蛋白复合体EchA-F代替Eha或者Ehb的功能[27]。反应过程如公式(11)所示。

具有能量储存功能的氢酶EhaA-T、EhbA-Q与EchA-F在结构上具有一定的同源性。这类膜蛋白[NiFe]-氢酶复合体亚基众多，除了6个保守的核心亚基之外，还有高达14个成熟蛋白[27]。M. barkeri纯化得到的复合体EchA-F由6个亚基组成，其中EchA、EchB是2个跨膜整合蛋白，推测其功能与膜内外的离子转运有关[138-139]。该预测通过质子转运抑制剂DCCD实验和同位素标记实验得到证实。EchE是包含[NiFe]中心的氢酶大亚基，EchC是包含1个[4Fe-4S]簇的氢酶小亚基，EchF包含2个[4Fe-4S]簇，EchD不包含任何辅因子结构，其功能尚不清楚。

EhaA-T与EhbA-Q、EchA-F具有同源性和相似的催化功能，由此推测其催化机制也类似。不同的是，在有细胞色素的产甲烷古菌中，推动Ech合成Fdred2–的不是Na+而是H+[16]。由于膜蛋白复合体的分离纯化和晶体生长难度极大，目前还没有获得完整的蛋白结构，其催化机制也尚不清楚。

产甲烷古菌的研究始于1936年，Barker首次发现在微生物的作用下CO2还原产甲烷的现象，随后分离出第一株产甲烷古菌。随着Hungate厌氧培养方法的建立，越来越多的产甲烷古菌被发现，同时还发现了产甲烷古菌在不同底物条件下产甲烷的特殊生理现象[2]。经过长达半个世纪的探索，基本明确了不同的产甲烷途径，以及中间产物、酶复合体和能量代谢模式等。

在过去的20年中，产甲烷古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产甲烷途径中的酶蛋白。基于对蛋白结构的解析，揭示了各种酶复合体的结构特征与催化机制[22]。然而，由于产甲烷古菌极端厌氧、难培养以及复合体蛋白难纯化等特点，部分产甲烷途径的蛋白结构(尤其是膜蛋白复合体)还尚未解析，这些蛋白的催化机制也没有完全确定。例如，偶联能量合成的膜蛋白MtrA-H复合体结构也亟待解析；复合体Hdr/Mvh电子歧化过程的详细机制尚不清楚，这需要更高分辨率的复合体结构去解析。此外，CH3-CoM还原酶Mcr的反应机制仍有很多疑问待解决，CoM-S-Ni(Ⅱ)中间体表明其催化机制可能是基于甲基自由基的反应，然而还需进一步验证[122]。目前预测的催化机制都是基于Mcr非活性状态的蛋白结构，因此，活性状态下的蛋白结构对催化机理的分析显得尤为重要，此外Mcr活性中心较多的转录后修饰氨基酸的功能仍待解析。

生化和光谱分析表明，产甲烷途径的酶蛋白在催化循环中构象变化很大，特别是HdrABC-MvhAGD、Mcr以及MtrA-H等复合体。将来，利用冷冻电子显微镜捕获催化反应中间体和酶蛋白构象变化，对产甲烷酶复合体的结构研究会发挥重要的作用。同时，构建完善稳定的古菌遗传体系也将会大量用于代谢途径调控机制、蛋白体外重组等多方面的研究中[11]。

此外，在针对产甲烷的生物能源应用研究中，产甲烷古菌广谱代谢底物和关键酶蛋白的研究也是未来重要的研究方向。本课题组正在研究的一株产甲烷古菌Methermicoccus shengliensis能够代谢甲氧基芳香化合物产甲烷，我们通过对新型底物特异的酶蛋白结构进行人工改造，可使其代谢众多结构类似的非特异底物，进而提高底物利用效率。另外，辅酶和辅基的生物合成途径对于全面了解酶蛋白催化机制起关键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合成途径的研究基础上，通过合成生物学体外构建人工酶、代谢途径是未来代谢研究的重要方向，也是促进甲烷生产的新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