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水师“平远”舰

开场白：甲午战争爆发120年来，有关反思和分析文章浩如烟海，但更多地集中在对中日改革对比、现代化进程快慢，以及相关历史人物分析上，对战争的反思，则过于宏观和笼统。本刊特约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海军研究所所长苏小东、人文社科系国际政治与军事教研室副主任张勇，带我们重新审视这场战争，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和战争历程背后，分析中日胜败背后两国在军事体制上的差别。

清朝军事指挥体制

近代化形式大于内容

主持人：19世纪中叶，中日两国几乎同时开始学习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和军事制度，甲午战争可以说是两国“学习成果”的大检阅和大较量。对于中国的失败，多年来学术界分析的原因很多，但很少看到从军事指挥体制这一角度来阐释的文章，两位是海军史方面的专家，能不能帮我们分析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张勇：甲午战争是两支近代军队的较量。近代军队与冷兵器时代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就在于指挥体制的大变革。这一变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由统帅直接指挥发展为将帅和幕僚集体指挥。由于军队不断向步、骑、炮、工等诸兵种合成化方向发展，负责指挥的跨度和层次不断增加，幕僚机构不断扩充，职能分工越来越细。二是指挥职能发生转变，指挥关系更趋复杂。在作战中，将帅和幕僚的主要职能已不再是亲自上战场厮杀，而是要不断掌握战场情况，并分析判断，定下决心，发号施令，及时组织作战力量投入战斗。三是通信手段变革。除原有指挥手段外，有线电报技术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指挥效率。

由于封建体制，在甲午战争前，清朝的军事自强基本停留在武器装备近代化的阶段，不可能也决不允许军事制度变革，实现军事指挥体制近代化。清朝军队在甲午战争中陆上、海上接连失利，正是先进装备同落后军制之间矛盾的大爆发。

苏小东：从表面上看，清王朝设立了中央层次的军事指挥机构，比如军机处、海军衙门等。但往往形式大于内容，在战争中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军事指挥职能。

在君主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传统军事指挥体制中，军权一向集中在皇帝手中。1889年，18岁的光绪皇帝开始亲政。慈禧虽然撤帘归政，但其权威仍凌驾于皇帝之上。1894年又值慈禧太后60大寿，她期待的是隆重的庆典，而不是战争。光绪帝虽已亲政，却一直无所施展，所以面对日本的挑衅，这位年轻的皇帝坚决主战，想在反侵略战争中有所作为，但他的知识和能力都十分有限，既不了解世界大势，也不懂近代军事。

秉承皇帝旨意办理军机事务的中央决策机构叫军机处。军机大臣是皇帝选定的，少则3人，多至10余人。但是军机大臣们都是兼职，且都是文人，对军事，尤其是近代军事非常陌生，甚至是一窍不通，处理军务时也没有相应的军事主管部门来支撑。所以，军机处这一机构并不能使清朝最高军事指挥体制有什么根本性的变化。

张勇：我补充一点，熟悉清朝历史的都知道，言官对朝政有很强的影响力。尤其是晚清，曾国藩、李鸿章等晚清重臣都吃过言官的苦头，连皇帝都要忌惮言官三分，尤其是可以“风闻奏事”的言官。“言官”是中央监察机构都察院官员的统称，他们以整饬纲纪为职，掌纠察内外百司之邪正，即使所奏内容不实，也不会加罪己身。随着中日冲突的不断升级，这些远离第一线的言官们与其他主战派官员相互配合，上奏发表意见，而他们集中点评和纠劾的目标之一就是北洋海军，并直指提督丁汝昌，甚至是李鸿章，给皇帝决策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舆论影响。

苏小东：再说海军衙门。清朝的海军衙门1885年10月成立，内设管理海疆、款项、船政、器械的四个部门。吊诡的是，海军衙门就是不管海军军事，加上其职员没有熟悉海军业务的专业人士，因此，顶多是一个名义上的海军指挥管理机构。

因此，虽然中央层面有所谓的军事指挥机构，但清朝军队根本没有建立一个适应近代战争的、集中统一的全国性指挥体制。作为陆军主力的湘淮军及后来的练军，都由各自将帅统辖。四支海军也分归直隶、两江、闽浙和两广总督统辖，层次不明、职责不清、指挥多元化的情况到处可见。比如作为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战争中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仅限于他所节制的驻防环渤海地区的淮军和北洋海军。

主持人：比较而言，日本在中央军事指挥体制的变革上有哪些不同之处呢？它的先进之处又体现在哪里？

张勇：1869年，日本在重建的政府机构中就设立了兵部省，统辖陆海军事务。1872年，日本撤销兵部省，分设陆军省和海军省，陆、海军省分立是为适应陆海军扩充发展的要求和提高工作效率，陆海军的军政、军令是通过各自的一元化组织机构实施的。1878年12月，日本设立直属天皇的参谋本部，统一筹划指挥战争。而且根据军政分离的原则，内阁无权干预参谋本部的军事计划和作战方略，这一制度使得日本的参谋本部在功能发挥上明显优于清政府的军机处。日本参谋本部设立后，即着手改革陆军军制，实行师团体制，每个营区的部队编成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5个兵种，明确各兵种区分以适应近代战争诸兵种协同作战的需要。

因此，日本最高军事指挥体制的设计之所以优于清王朝，主要是因为它体现了近代军事发展的趋势和军队建设的规律，有统一指挥和全局筹划。

陈旧的体制

拉不动近代化战车

主持人：刚才，我们比较了中日中央层面军事指挥体制的异同，那么参战部队呢？晚清战争频仍，李鸿章、丁汝昌等将领都称得上是身经百战，参战军队的军事指挥应该相对比较顺畅吧？

苏小东：此时的清朝军队在指挥体制上仍然沿袭了几千年流传下来的“谋士幕府”制度，各支军队的指挥官们一般会雇佣一些幕僚为其出谋划策，这些人擅长词章之类，却甚少懂得指挥协调各部队、各军兵种之间的配合以及调动部队作战等。

以李鸿章为例，战时他坐镇天津指挥，实际上相当于一个战区指挥官，是中枢与作战部队之间的一个指挥环节。但是在他身边没有那种近代军队司令部指挥参谋的作业，参与战略谋划的人都是他所倚重的幕僚。李鸿章作为直隶总督，已年逾七旬，且公务庞杂，冗务缠身，更加无法专注于军事指挥。另一方面，李鸿章既要坚持自以为正确的应对方略，又要顾忌有权“风闻奏事”的言官以及其他置身事外者的抨击，也只能勉为其难地肩负起外交与军事、筹划与指挥等多种使命。

张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打仗就是打后勤、打保障。可惜的是，参加甲午战争的清军并没有完整的后勤部门和统一的后勤体制。后勤供应大权被牢牢控制在各地督抚手中，且互相掣肘，使全国有限的物力财力难以发挥最大效能。后勤体制的不统一，造成了粮饷供给迟缓匮乏，各种武器的种类、型号、规格的参差不齐，医疗救护工作落后，许多伤员得不到及时救治，维修工作滞后，舰船损坏后得不到及时修理等等问题。

苏小东：清朝军队在编制体制上一直沿袭旧的军制。以淮军的发展为例，甲午战争时，武器装备已经发生了根本变革，但在编制上仍沿用勇营旧制，既不便于指挥，又限制了军队的机动能力。在这种体制下，即使是当时清军中最先进的北洋舰队，也逃脱不了宿命，从建立到最终覆没，始终没有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指挥系统。

北洋舰队虽然各种舰船配备还算齐整，但并没有按舰船本身性能合理编组，而是将整个舰队编为左翼、右翼、中军、后军四队，战术思想的落后可见一斑。此外，沿海各要塞建立了很多新式炮台并派兵驻守，但却并未建立海军岸防部队，到了后期即便成立了岸防部队，却将其编入了陆军编制，这就直接造成了威海卫保卫战中陆海协同不力、战时指挥缺位的乱象。

在作战的时候，就是丁汝昌加一个外国顾问，再加几个幕僚和旗舰舰长商量着就开打。战争爆发后，在琅威理辞职的情况下，北洋舰队竟请来了曾是德国陆军尉官的汉纳根作高级顾问。而在汉纳根离任后，甚至找来英籍拖船船长马格禄来帮办海军提督，可见当时北洋舰队指挥体制建设思想的随意和落后。

主持人：刚才，我们探讨了清军落后的战时指挥体制，那么，日本方面又是怎样的呢？

张勇：与清王朝相比，日本在战时指挥体制的改革要彻底得多。1893年6月5日，经天皇批准，在参谋本部设立战时大本营，作为甲午战争日军的最高统帅机构。以参谋总长炽仁亲王为幕僚长，参谋次长为陆军参谋官，海军军令部长为海军参谋官，并设有侍从武官、军事内局员、兵站总监部、运输通信部、野战监督部、野战卫生部、管理部等职务和机构。按照战时大本营条例，军事动员计划、出兵数量以及运输计划等等，完全归军事统帅掌管，由大本营决定。日军的作战目标非常明确，就是投送陆军至中国渤海湾登陆，与清军在直隶（今河北）平原进行决战，然后直取北京。要实现这一作战目标，有赖海军保护海上交通线、护送陆军运输船及协同陆军登陆，而其核心则是制海权。为此，日军大本营根据其海军与中国海军争夺制海权可能出现的三种结果制订了三套作战方案：

一、若海战获胜，取得黄海制海权，陆军即长驱直入，直取北京；

二、若海战胜负未决，则陆军固守平壤，以舰队维护朝鲜海峡的制海权，并继续运送陆军赴朝；

三、若海军大败，则陆军全部从朝鲜撤退，海军也退守本土沿海。

日本海军为适应战时需要，将“警备舰队”和常备舰队进行整编，组成联合舰队，内分本队和第一、第二游击队等多个战术编队，以便上下一致，有利于统一作战指挥。大本营要求联合舰队采取攻势方针，通过海上决战夺取制海权，协同陆军实现最终的作战目标。

同时，《战时大本营条例》中明确规定大本营的参谋应由陆海军武官充任，文官不当参谋。即是说，战时大本营是纯统帅机关，参与作战计划和作战指导的是陆海军武官，非武官人员即使是国务大臣也不得参加。这就与清朝军队由不懂近代军事的幕僚们来出谋划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迟来但并未奏效的亡羊补牢

主持人：战争打响后，陆战、海战的接连失败，难道没有让清王朝看到在军事指挥体制上的不足，从而采取补救措施？

张勇：这个自然有。但可惜的是，补救措施姗姗来迟，且没有真正解决指挥体制落后的问题。

与日本开战3个月之后，清政府终于决定成立一个战时指挥机构，叫“督办军务处”。明确规定，所有各路统兵大员均归督办军务处节制，如有不遵号令者，即以军法处置。从其人员构成看，这一指挥机构的功能与军机处、总理衙门都有重叠，显然是为了确保军事决策与军事指挥的高度统一。但督办军务处上有军机处奉旨决断，下有地方大员具体指挥，名为节制各路统兵大员，实则没有号令全军的权力。所以，在战局恶化之际成立的督办军务处，并没有成为真正的作战指挥机构，正如其名称，不过是“督办军务”而已。

苏小东：而在具体的作战中，清军的各级将领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速度也过于慢。在平壤战役中，不论是叶志超、聂士成的部队，还是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丰升阿的部队，虽然配备了近代武器装备，但是指挥体制却停留在冷兵器时代。老驴拉新车，自然漏洞百出，甚至发生了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事。9月4日，卫宝贵的“盛军夜出哨，与毅军遇，互疑为敌，遂相攻击，历时一时许，死伤颇众”。反观日本军队，在战时大本营的指挥下，计划制定周密，海陆配合默契，进退有序，非清军可比。

在黄海海战中，作为北洋舰队战场最高指挥的丁汝昌，在战前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人，特别是没有指定自己的代理旗舰，因此，当战斗中丁汝昌受重伤后，北洋舰队几乎始终在无统一指挥的状态下分散作战。直到战斗基本结束时，才由“靖远”舰管带叶祖珪主动升旗代替指挥。此次海战持续四个多小时，舰队的队形被打乱，又失去了统一的战场指挥官，就这样同始终保持战斗队形和统一指挥的日军舰队对阵，胜负成败，立见分晓。在后期的威海卫保卫战中，这种无统一指挥、无战术配合、无军种协同的情景又一次在清军中上演。可见，军事指挥体制的落后，是中国甲午战败的重要原因之一。（稿件来源：《当代海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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