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新史记 邢哲夫）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经历了威海、黄海海战，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朝与日本于次年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岛及其附属各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2亿两白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并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投资办厂。

中国作为诗的国度有着“诗言志”的传统。在闻一多先生看来，“志”不仅包括情怀，也包括记忆和记录。而 “言志”的主体往往是最具有家国情怀的士大夫阶层。甲午战争的惨痛记忆，在士大夫们中间激起强烈反响。诗歌便成了士大夫书写兴亡之感的一大载体。

我们先看黄遵宪的《哀旅顺》一诗。1894年冬，旅顺沦陷。诗人万分悲愤，于次年创作此诗：

海水一泓烟九点，壮哉此地实天险 。炮台屹立如虎阚，红衣大将威望俨 。下有深池列巨舰，晴天雷轰夜电闪 。最高峰头纵远览，龙旗百丈迎风颭 。长城万里此为堑，鲸鹏相摩图一啖 。昂头侧睨视眈眈，伸手欲攫终不敢 。谓海可填山易撼，万鬼聚谋无此胆 。一朝瓦解成劫灰，闻道敌军蹈背来。

此诗运用了“顿跌”的手法，欲抑先扬。诗歌先写旅顺的险要和坚固：大海环绕，自然天堑，炮台林立，军舰云集。列强如鲸鱼鹏鸟一般觊觎环伺，长期不敢染指。然而一朝水师兵败，天堑失守，那是因为日本占领大连后，从大连包抄旅顺。旅顺沦陷。

我们再来看丘逢甲的《有书时事者，为赘其卷端四首》

化碧三年血有痕，当年哀感满乾坤。鹑维剪后天方醉，无路排云叩九阍。

此局全输莫认真，东南风急海扬尘。世间倘有虬髯客，未必扶余属别人。

残山剩水冷斜晖，独向西风泪满衣。皂帽藜床成底事？全家辽海管宁归。

人间成败论英雄，野史荒唐恐未公。古柳斜阳围坐听，一时谈笑付盲翁。

丘逢甲(1864-1912)，客家人，生于台湾苗栗。《马关条约》签订后，清廷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日本。丘逢甲闻讯大恸。为摆脱日本统治，丘逢甲与一批爱国志士愤而起义。他们宣布台湾脱离日本统治而独立，建立台湾共和国，丘逢甲推举唐景崧为总统，并被委任为副总统兼大将军。丘逢甲还为台湾共和国起草了宪法。然而因为独立政府内部不协，统战不力，以及唐景崧的用人不当，终被日军剿灭。丘逢甲只能避归大陆，以台湾遗民自居。这四首诗就是丘逢甲踏上大陆那年所作。

第一首开头用苌弘热血化碧的典故，表达对故土沦陷的悲愤。“鹑维”句用《史记》中秦穆公游天界，天帝在沉醉中将鹑首星的分野赐予秦国的典故，隐喻清廷割地赔款的昏庸。但“天帝”的错误已经铸成，作者的悲愤也无法上达天听。第二首以反语始。“莫认真”只是对内心执着的开解，“东南风急”显然指台湾已经在风暴中沉沦。末两句用唐杜光庭《虬髯客传》典故。虬髯客是一名豪侠，曾以海船千艘、甲兵十万襄助唐朝名将李靖灭掉扶余国。扶余是隋唐时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国家。丘逢甲在此引用东北一角的“扶余”，笔者以为不仅仅指代台湾，而且还指代甲午战争中脱离中国藩属的朝鲜。丘逢甲的痛苦不仅仅源于故土台湾的割让，而且源于整个甲午战争中大清帝国的“此局全输”。第三首开头以山水斜晖起兴，突出诗人主体的悲秋情绪。接着又用三国时管宁典故。管宁曾逃亡辽东躲避战乱，辽东太守公孙度欲请管宁做官，然管宁却洁身自好，结庐于山野隐居。“皂帽藜床”代指管宁隐居的清贫。后来管宁察觉辽东太守公孙恭的侄子公孙渊有可能夺权并脱离汉朝独立，于是再次带领全家离开辽东。丘逢甲甲午后的颠沛流离，与管宁的多次避地十分相像，故在诗中引为同道。最后一首则冷隽中有沉痛：历史都以成败论英雄。千百年后，或许没有人能记得当时的台湾有这样一群不愿做亡国奴的烈士们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最后两句化用陆游的“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争说蔡中郎。”表达了对自己的正义事业不被后人理解的焦虑。然而，历史记住了丘逢甲，人民记住了丘逢甲。丘逢甲领导的反殖民事业，将永远在正史和民间万古流芳。丘逢甲的焦虑，也被历史证明没有必要。

我们再看另一位诗人陈宝琛的《感春四首》。陈宝琛(1848-1935)，福建闽县人。清末同光体“闽派“诗人代表。陈宝琛原为光绪年间礼部侍郎，曾因中法战争中荐人不当而贬职赋闲，宣统年间复任末代皇帝溥仪的授读，被称作“末代帝师”。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拒不出仕。伪满洲国成立后，陈宝琛曾赴沈阳拜见溥仪，然而未担任伪满洲国伪职，体现了忠君与爱国的统一。《感春四首》则是写于陈宝琛赋闲在家期间。虽然远离庙堂，但位卑未敢忘忧国。诗中体现了对国势艰危的拳拳忧患和对清廷腐朽无能的深深愤慨。我们先来看这组作品：

其一

一春谁道是芳时，未及飞红已暗悲。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旛迟。

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

其二

阿母欢娱众女狂，十年养就满庭芳。那知绿怨红啼景，便在莺歌燕舞场。

处处凤栖劳剪彩，声声羯鼓促传觞。可怜买尽西园醉，赢得嘉辰一断肠。

其三

倚天照海倏然空，脆薄元知不奈风。忍见浮萍随柳絮，倘因集蓼毖桃虫。

到头蝶梦谁真觉，刺耳鹃声恐未终。苦学挈皋事浇灌，绿阴涕尺种花翁。

其四

北胜南强较去留，泪波直注海东头。槐柯梦短殊多事，花槛春移不自由。

从此路迷渔父棹，可无人坠石家楼。故林好在烦珍护，莫再飘摇断送休。

第一首首联劈空而来。诗句反用了杜甫“一片飞花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不必待到飞花，春已堪怜。一个“暗”字体现了清王朝光鲜外表之下的重重危机。甲午战争前，慈禧太后为庆祝自己六十大寿而不惜大兴土木粉饰太平，然而再鲜衣怒马也不是真正的“芳时”。一人之庆之下乃是整个王朝的衰朽。“雨甚犹思吹笛验，风来始悔树旛迟”用了两个典故，上联用了《搜神记》中的故事：周穆王时一次连续三天暴雨，周穆王于是吹起笛子，暴雨便止住了。诗人在这里仍然是反用：周穆王可以吹笛止住风雨，而大清王朝在列强包围下的风雨飘摇，却有谁能够止住？“风来始悔树旛迟”也是化用了唐代传奇中的一个故事：风神封十八姨经常刮起大风把花园里的牡丹花吹落，于是花神便化身美人请求一个叫崔玄微的得道高人保护。于是崔玄微便做了一幅红色的旗幡，上绘日月五星。旗幡有震慑风神的作用。于是牡丹花被保护得很好。诗人反用此典，感慨清王朝在暴风骤雨之际才想到“树幡”，然而已经没有机会了。笔者注意到晚清诗词都喜欢用风姨摧花的典故，如周济《蝶恋花》“满眼颓垣欹病树，纵有余英，不值风姨妒”。很显然，风指列强，花指大清。“蜂衙撩乱声无准，鸟使逡巡事可知。”蜂衙就是蜂巢，在这里代指朝廷。朝廷在战前为是战是和而争论不休，就像蜂巢里蜜蜂嗡嗡乱叫，没完没了。我们可以联系当时的背景：李鸿章主和，是因为他是北洋大臣，军权在握。但他手中的军队与其说是真正为了抵御外侮，不如说是为了扩张派系实力。李鸿章属于亲慈禧的“后党”，李鸿章的北洋军名义上是朝廷的新式海军，但实际上却毋宁说是慈禧的私家军队。李鸿章的主和，毋宁说是为慈禧一派保存实力。李鸿章的坐大引起了代表光绪帝利益的“帝党”的不满。“帝党”一直主战，我们当然可以相信他们口头上的家国情怀，但通过战争来削弱李鸿章的力量，恐怕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因此甲午战争也被成为“日本举国与李鸿章一人之间的战争。”陈宝琛作为旁观者，对两派这种只顾私利不顾大局的偏狭自然痛心疾首，“蜂衙”的比喻也体现了作为清流士人对派系斗争的道德鄙视。“鸟使逡巡事可知”也是化用青鸟为西王母使者的典故，暗指清廷本欲派遣户部侍郎张荫桓、湖南巡抚邵有濂为全权谈判代表赴日谈判，但日本害怕遇到强硬的中方代表，又深知慈禧、李鸿章一派的妥协性，于是要求清廷派李鸿章为谈判代表，并在张荫桓一行抵达日本之际对其进行驱逐。朝廷无奈，只得派遣李鸿章为谈判代表。我们知道李鸿章最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但造成这一结果的，难道清朝的妥协换将不用负责吗？“鸟使逡巡”指的就是在派遣使者上的妥协和犹疑，“事可知”则是他的逻辑结果：这种妥协媚外的态度，结果必然是日本狮子大开口，清廷进一步丧权辱国。“输却玉尘三万斛，天公不语对枯棋。”则是清廷割地赔款，老天爷也帮不上忙。“枯棋”用了“王质烂柯”的典故：王质砍柴至山中，看了一局对弈，一局之后，手中斧头已经朽烂，回乡后家乡亦换了几世。“枯棋”之叹叹的是甲午战争使中国学习西方技术，建立新式军队的历史转型失败，清朝在器物层面自救自强的局面已然终结。

第二首整首应连成一气读。阿母即王母，显然指慈禧。慈禧为庆祝六十大寿，不惜挪用海军军费建造颐和园，在举国狂欢之际把江山丢掉。这也呼应了第一首“一春谁道是芳时”里的虚假繁荣和危机四伏的紧张，然而这一首把矛头集中在慈禧的享乐误国，将这一紧张延宕开来。“那知绿怨红啼景，便在莺歌燕舞场。”这是一个流水对。所谓“流水对”，就是上联和下联不仅只是词性相对，而且还有逻辑关系，这一逻辑关系往往通过关联词来表达，比如“哪知”和“便在”，就将上下联串成了逻辑的推演。“莺歌燕舞”是因，“绿怨红啼”是果，而这一因果关系却以“哪知”连接，说明了统治阶级对危机毫无意识，居安全不思危。诗中处处对比，“绿怨红啼”与“莺歌燕舞”的对比，“西园醉”和“一断肠”的对比，而且“断肠”偏在“嘉辰”，这一“嘉辰”恐怕就是慈禧大寿。大寿的“贺礼”就是甲午的惨败，不得不说是一个辛辣讽刺。

第三首仍然是劈空而至。“倚天照海”化用的是苏轼“倚天照海花无数”的句子，然而花红柳绿的虚假繁荣一旦成空，大清原本只是“脆薄不耐风”的纸老虎，徒然让诗人“忍见浮萍随柳絮”。“倘因集蓼毖桃虫”这一句可能要费些解释。这句暗用了《诗经•小毖》“肇允彼桃虫，拼飞维鸟。未堪家多难，予又集于蓼。”《诗经》的意思是有一种叫桃虫的虫子，长大变成凶猛的鸟(鹪鹩)，而我(一只小鸟)不堪森林里的残酷斗争，只能在苦蓼丛中躲避。《诗经•小毖》一诗乃是慨叹周朝王室管叔、蔡叔的叛乱。陈宝琛在这里化用此诗，极有可能是对清王朝(帝党)为了削弱李鸿章而仓促战斗之举的反思和批判，这也是对第一首“蜂衙缭乱声无准”的回扣。朝廷害怕李鸿章由桃虫变成鸷鸟，步管叔蔡叔后尘，便借日本人之手打掉李鸿章，但结果只能是亲者痛仇者快，让整个国家陷入“集蓼”的困境。陈宝琛在这里不仅是对甲午战争的结果吁嗟垂涕，而且对战争的原因做了反思：清日战争固然理所应当，但战争的目的应该是保家卫国，而不是借刀杀人，清王朝在大敌当前之际更应该戮力同心，而不是兄弟阋墙。而恰恰是党争造成了甲午战争的仓促应战和最终失败，恰恰是党争将大清抛给了虎狼日本，以至万劫不复。反思之后，诗人不禁陷入了深沉的虚无感。甲午战争的失败不仅意味着国家主权的丧失，而且意味着国家政治德性的破产。作为国家中流砥柱的士大夫阶层已经没有什么公德了，更何况那个高高在上的慈禧太后呢。“蝶梦”的迷茫，其实也暗指士大夫阶层在公德与私利之间，在党争与国仇之间的糊涂。“蜂衙缭乱声无准”的内耗，最终赢得的只是“刺耳鹃声恐未终”的毁灭。“苦学挈皋事浇灌”指北洋海军徒然热眼向洋学习外国。“挈皋”是一种用机械汲水的方法。清王朝徒然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但清王朝最致命的不在缺乏技术，而在丢掉了公德。作为神州袖手人的陈宝琛，也只能如“绿阴涕尺种花翁”一般，即便眼泪流干，也无法挽回落花流水，春归何处的颓败。

我们再看第四首。“北胜南强较去留”指历史上著名的“三国干涉还辽”事件。马关条约规定中国将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日本在辽东半岛的得利引起俄国嫉恨，于是俄国纠结法国、德国向清廷施压，逼迫清廷以割让台湾代替割让辽东半岛，于是清廷将台湾及澎湖列岛割让日本。“北胜南强较去留”与其说是感叹清王朝珍爱辽东半岛胜于珍爱台湾，不如说感叹清王朝腐朽无能，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割到头来无论南北都割无可割。“泪波直注海东头”，“海东头”就是宝岛台湾。“槐柯梦短殊多事”以南柯一梦隐喻台湾人民反对割让的斗争。台湾人民在爱国志士丘逢甲的领导下建立抗日政府“台湾民主国”，然而同样是因为内部党争，抗日政府成立不久便土崩瓦解，台湾人民抗日斗争宣告失败。“花槛春移不自由”让人想起唐代罗隐的“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然而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有“不自由”的必然性，又并非完全不可避免。如果清廷内部没有党争，一致对外，说不定还能赢得一点“自由”。但一切都已无可挽回。“从此路迷渔父棹，可无人坠石家楼。”上联明用了陶渊明《桃花源记》渔父迷失桃源路的典故，但也可能暗用了屈原《渔父》的典故：“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和下一联“可无人坠石家楼”呼应：国破家亡之际，诗人甚至愿像绿珠为石崇坠楼一样，为国死难。可这样有意义吗？既然“无人”如此，“我”又何必如此呢？这不是诗人的畏死，而是对众人的绝望：已经没有人愿意为清廷死难了，大清已如一盘散沙，毫无凝聚力和向心力。“故林好在烦珍护，莫再飘摇断送休。”这句颇为敷衍。诗人到此已毫无气力，只能送上一句由衷或者并不由衷的祝福，希望清王朝好自为之。

陈宝琛的诗既有山河破碎的悲愤，也有痛定思痛的反思。不仅有“写兴亡之感”的抒情性，也有审视全局，鉴往知来的思想性。《感春四首》及后来的《落花》诗，都堪称清诗中的“诗史”。

读了几首诗，我们再来读两首词。词虽然以书写个人情感为主，但晚清词人群体却自觉地将词提高到家国情怀的高度来书写，使词真正地走上了“向上之路”。晚清著名词人周济更是提出了“词史”的概念，认为词也可以如杜甫的“诗史”一样，记录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我们先看看晚清著名词人文廷式的《虞美人》：

无情潮水声呜咽，夜夜鹃啼血。几番芳讯问天涯，不道明朝已是隔墙花。

夕阳送客咸阳道，休讶归期早。铜沟新涨出宫墙，海便成田容易莫栽桑。

前面提到，甲午战争前，清廷“帝党”与“后党”之间为战与和争执不已。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主战很大原因是为了削弱李鸿章实力，但这毋宁说只是主战派头子翁同龢的想法，而文廷式作为一个曾襄助康有为倡立强学会，并且屡次上书昌言国是的有志青年，他的主战立场无疑更多出于御侮自强的目的。然而文廷式的一腔热血没有得到回应。甲午战败后，文廷式被李鸿章一派弹劾革职。这不得不说是党争的悲剧。这首《虞美人》作于文廷式被革职离京之际。家国命运与个人遭际联系在一起。这首词情感喷薄如注，潮水既是劫灰未冷的黄海战场，也是内心惄焉如擣的孤愤酸情。子规啼血之际，孑然一身已经渐渐远离京师。“不道明朝已是隔墙花”，这句既可以理解为故宫的花树是遥远的奢望，自己已成为宫墙之外边缘人，也可以理解为天涯一角的台湾已经成为了悬隔的割地，与祖国丝连而藕断。“夕阳送客咸阳道”化用了李贺“衰兰送客咸阳道”，我们知道，李贺的下一句便是“天若有情天亦老”。“归期早”意味着自己政治生命的过早结束，而这在正常的政府是不可能的。一个“休讶”，道出了朝廷的昏庸已经成为了见怪不惊的常态。末句化用了陶渊明“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宫中虽然依然铜沟涨碧，显得晏然无事，然山河破碎，国势沧桑，统治阶级依然无所用心。朝廷与国家已然不在同一个频率上了。甲午之败，不是由于日本太强，而是由于清廷太弱，弱的不仅是力量，也是德性。这或许是诗人此时此刻的深刻感受吧。

再看冯煦的《齐天乐 三月九日作》

庾郎先自伤迟暮。东风又吹羁绪。别屿帆空，孤谯角暗，赢得断萍零絮。鹃啼正苦。奈雨暝烟昏，梦归无据。双屐才回，李花又送隔墙去。

弹棋昨经别墅。是谁持急劫，将断还误。客燕无依，群莺自扰，争忍东皇孤负。哀弦漫抚。恁弹澈霜辰，更无人寤。望极扶桑，海天浑未曙。

这首词写于1895年三月九日。时李鸿章正赴日本马关与日相伊藤博文谈判。首句用庾信典故。庾信本是南朝梁人。后因故羁留于北周，被迫任职，然一直思念江南故土。作者以庾信自况，除了喻自身漂泊京城，其实也有与庾信一样不甘臣于夷虏的苦闷。只不过这里的夷虏并非满清，而是日本。“东风”“别屿”“孤谯”都东部沿海刚刚结束的战事。“断萍”“鹃啼”显然都指战争的结果。“雨暝烟昏，梦归无据”指战后格局的未知和情势的凶险。“双屐才回，李花又送隔墙去”则指上面所说清廷派张荫桓、邵有濂赴日议和，日本则拒不接纳，逼迫清廷以弱势的李鸿章为谈判代表。“李花”显然指李鸿章。“弹棋别墅”引用谢安围棋赌别墅典故。谢安侄子谢玄正与入侵的前秦苻坚在前线打仗，而谢安却若无其事地与张玄以别墅下注下棋。这个故事只是说明谢安的淡定，但词人在此引用，显然是讥刺清政府文恬武嬉，对家国危机漠不关心。(当时北洋海军管带方伯谦曾在刘公岛建造豪宅做起了房地产生意，或许“赌墅”的典故也与此有关)，而“急劫”的典故则进一步深化了讽喻之义：《陈留志》记录了一个叫阮简的开封令一次下棋，忽然属下报告“有人正在打劫，情况紧急！”阮简不慌不忙地说“棋局上也有人打劫，情况也紧急呢。”“打劫”也是一个围棋术语。这个典故更是影射了清廷的冷血和麻木，以至于造成了“将断还误”的结局。“群莺自扰”显然指清廷上下自食其果，辜负了作为“东皇”的光绪帝。词人对此只好弹琴解闷，而作为一个独醒之人，难免有“弦断有谁听”的感慨。最后“扶桑”点明日本，“海天未曙”与前文“雨暝烟昏”照应，隐喻中日谈判的前途未卜，凶多吉少。历史也告诉我们，词人的直觉是准确的。《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